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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拓，是以湿纸紧覆于金石器物之上，用墨打拓，使器物铭文、纹饰、图形等特征真实复制到纸上的技法。
据《隋书·经籍志一》载：“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可见“传拓”一词早已有之。那么，传拓这种技术方法，至少应在隋代已经产生，甚至更早。唐代以后，传拓技术得到广泛发展。唐天宝四年的《石台孝经》后刻《李齐古表》，表内有“臣谨打本分为上下卷，于光顺门奉献以闻”。又唐元和八年，《那罗延经幢》后有“弟子那罗延尊胜碑，打本散施”。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其《石鼓歌》中写到，“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讲的是把湿的拓纸覆盖在石鼓的表面，通过击扫的过程而得到白黑分明的拓片。可以看出，唐代时对传拓技法不仅已经熟练掌握，还能拓出白黑分明的拓本。在宋代的三百年间，传拓从未间断，对古代名碑大量再翻刻、拓制，几乎每个时期都有一批新帖出现，而刻帖内容形式多样，使刻石拓墨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同时，金石学的兴起，促进了收藏古物、记录古物和研究古物之风的形成。除了拓印石刻文字之外，政府还采用传拓术拓取青铜器的铭文。自宋开始，传拓技术的提高与金石学的发展紧密结合了起来。明代的传拓方法摹仿宋法。到了清代，金石学有了很大发展，传拓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和不断发展，金石学逐渐融入到考古学中，成为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使传拓工作有了更广泛的应用空间，在文物考古工作中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
传拓的种类繁多，按拓法可分为擦拓和扑拓；按传拓用墨种类可分为松烟子拓、油烟子拓、蜡拓；按拓片墨色可分为墨拓、朱拓、彩色拓；按拓技可分为淡墨拓、浓墨拓、乌金拓、蝉翼拓、镶拓、隔麻拓、瓜皮拓、夹纱拓、打拓、扫拓、响拓、影拓。
而从拓片内容的表现形式看，最主要的可分为平面拓和全形拓。
平面拓，出现时间最早，存世量最多，内容最广泛。顾名思义，这类拓片所展现的被拓物是平面的，从拓片上看不出原物本身的凹凸浮雕和变化的造型，因此多用于石刻碑志的拓印。
全形拓，也称立体拓、器物拓、图形拓，是一种主要以墨拓技法完成，辅以线描、绘画、传拓、剪纸拓等技法，把器物原貌转移到平面拓纸上的一种技艺。全形拓本之长处，在于能依原器之大小，使形状花纹展现于纸上，加以题识，补以花卉，即成一轴最佳之美术品。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式各异。两宋之际，随着金石学的诞生，对青铜器的关注不仅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收藏爱好，青铜器本身更成了学者探寻、考证历史真相的实物佐证。为了更好地收藏、研究、展示、传播青铜文化，不知经过了多少代人的探寻、摸索，直到清末，才出现了一种全新技艺——青铜器全形拓，成为西洋照相术传入中国之前的金石“影像照片”。这让原本简单、粗略的青铜器线描图或局部拓片图有了质的变化，并且逐步衍化为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
青铜器全形拓是一门集金石学、考古学、美学三位一体的精湛艺术。精美考究的宣纸、浓淡变化的墨色、字俊文雅的题跋，铸就了全形拓完美的艺术生命。青铜器全形拓的立体展示效果把中国传统拓片技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阶段。观赏青铜器全形拓，品读题跋，其真实的影像效果不但在视觉上突破了传统书画笔墨的美感趣味，每件器物所特有的斑驳痕迹，在真实再现器物本身的特质外，还在不知不觉中引发了观赏者的思古之幽情。青铜器全形拓片自诞生后，一度成为金石学家追捧的对象，无数文人墨客、金石学家都沉浸在全形拓的乐趣中：端方、陈介祺、王国维、罗振玉、傅斯年、容庚、郭沫若、商承祚、于省吾、唐兰……人们都为这一全新的艺术形式所陶醉。
全形拓的起源
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十章“拓墨”介绍：彝器拓全形始于嘉兴马起风，《金石屑》（一：卅三）录一汉洗，马氏题云：“汉洗，旧拓本，戊午六月十八日，傅岩马起凤并记。”戊午为清嘉庆三年。徐康《前尘梦影录》（下二一）谓：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道光初年嘉兴马傅岩能之。六舟得其传授，曾在玉佛庵为阮文达公作百岁图，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书一大寿字，再取金石百种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以不见全体，著纸须时干时湿，易至五六次，始得蒇事。装池既成，携至邗江，文达公极赏之，酬以百金，更令人镌一石印日“金石僧”赠之。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按，乃得之六舟者，曾为吴子苾、刘燕庭、吴荷屋、吴平斋诸老辈所赏识。
清未山东潍县陈介祺，喜藏古物，钟鼎彝器，十分丰富，也善于墨拓，对拓本要求甚精。他所拓的均为乌金拓本，所拓器形结构合理，浓淡相宜。清光绪年间，西安有位苏忆年，善拓形器，拓本多为绿色。民国初，西安李月溪虽也拓铜器器形，但不及苏忆年准确。那时在北京拓铜器器形的还有苏春塘、薛锡钧、薛平、刘永贵、周康元等人。
真正的鼎盛期是在民国以后。主要代表人物为周希丁。由于从西方传人的透视、素描等方法逐渐普及，使得所拓器物图像的立体感较前期大为增强，并出现了用墨色来表现光线明暗变化的新技法。
全形拓制作工艺的发展
就传拓技法来说，初创时期由不太讲究透视、阴阳的拓平面的方法，发展到后来加入西方透视、素描等方法，又经过表现光线明暗的变化、立体呈现所拓器物图像的阶段，至民国时到达顶峰。当时最有学问的人都在研究青铜器。由于照相技术在当时还未普及，人们想窥见到一件别人收藏的青铜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青铜器全形拓则满足了这种需求。
光绪年间，金石收藏家陈介祺采用“分纸拓”法，将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部位的纹饰、器铭分拓，然后撕掉多余白纸，按事先画好的图稿，把拓完的各部分拓片拼粘在一起。由于所绘图稿准确，用墨浓淡适宜，使得全形拓技法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与分纸拓法不同的是整纸拓，这种拓法原则上要求用一张纸完成整个器形的墨拓。民国时期周希丁等人将西方传入的透视、素描等技法应用到全形拓之中，墨色更考究，浓淡相间，所拓器物图像的立体感大为增强，将这门技术推到极至，贡献尤大。此时，全形拓技术可以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具体来说，整纸拓的拓纸不能做任何裁剪，上纸过程中需随器形变化分段分次完成，十分费工。而且每次上纸不可贪多，移动部位不宜过大，每移一次都要衔接好花纹线条，始终要在所绘出的线内进行，绝不可延伸到线外，否则会失真变形。
金形拓与颖拓的区别
全形拓的拓法是在拓器物前，选择最能代表该器物特征的最佳角度，用铅笔在准备好的棉连纸上画出一个“上”形图，以表示器物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再在“上”形图上标出器物的高度、宽度作为基础，画出被传拓器物的原大线描图，随后把标有器物各部位位置的棉连纸分先后覆在被拓器物上，用蘸有白芨水的毛笔刷湿，上纸，用棕刷刷实，用扑子蘸墨，小心捶拓后揭下。器物的各个部位分段来拓，整器拓完，作者在全形拓上钤盖名章，一幅全形拓制作完成。
颖拓，也可称为“画拓”，是画与拓的结合。“颖”字指毛笔的笔锋。这种拓法要求不露笔墨痕迹，逼真地把器物上的图案纹饰和铭文所具有的艺术特征完美清晰地呈现在纸上。颖拓也可表现出器物的立体效果，实为“用笔画出来的全形拓”。颖拓技法产生较晚，创始人是清末著名的篆刻家、书法家、晚清印坛开宗立派大师，与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合称“晚清四大家”的黄士陵（1849-1909年），后有著名金石书画家姚华（1876-1930年）、张海若（1877-1949年）、大康（1926-1999年）等。这种技法发挥了仿、临、摹的功效，作品介乎书与画之间。郭沫若曾评价“毡拓贵其真，颖拓贵其假，假则何足贵，君不见绘画，摄影术虽兴，笔画千金价”；又言“规摹草木虫鱼者，人谓之画，规摹金石刻划者能可不谓画乎？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之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拓器物立体全形是各类传拓技法中最难的一种，它不仅要求拓工具有丰富的平面传拓经验，而且还需具备诸如素描等一定的美术基础，故历来善拓者不多。然而随着以摄影为基础的石印、珂罗版等复制技术的广泛应用，全形拓这种费时费工的纯手工技艺急剧走向衰落，逐渐成为了稀罕而珍贵的艺术品种。
全形拓的代表人物
全形拓在近二百年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原始初创期，代表人物有马起凤、释达受（六舟），其功绩是在清代朴学盛行之际，独创了一种全新的传拓方法。这个时期通常拓一些器物小件，且线条纹饰简单，习惯以平面的拓法来做立体拓，不讲求透视。第二个时期为完善发展期，代表人物是陈介祺，他的功绩是对器物的绘图更加趋于合理并运用了分纸拓法。第三个时期为成熟鼎盛期，代表人物为周希丁、马子云，他们的功绩在于运用了西方的透视和素描的方法传拓器物，使所拓器物图像的立体感大为增强。
这些代表性的人物都各有特点：
马起风，字傅岩，浙江嘉兴人，生平不详。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云：“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能之。”最早见诸文献记载但作品稀见。
释达受（1791-1858年），字六舟，又字秋楫，自号万峰退叟。别署寒泉、际仁、慧日峰主、南屏退叟、西子湖头摆渡僧等，浙江海昌（今海宁）人。生平嗜金石，据其自编年谱载：“壮岁行脚所至，穷山邃谷之中，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鉴赏之家得见钟鼎彝器，亦必拓其全形。”相传清嘉庆道光年间文人阮文建得三代彝器四种，海内金石名家争欲观瞻，他烦于应付，摹拓刻木，拓赠各友。镇江焦山寺僧六舟和尚感觉木刻有失原形，便与其研究手拓全形。以灯取形，把原器的尺寸量好画出轮廓，再以厚纸做漏子，用极薄六吉棉连纸扑墨拓之。拓前需先用白芨水刷在器物上，再用湿棉花上纸，待纸干后，以绸包棉花作扑子拓之，这便是六舟和尚自创的全形拓。达受以擅用淡墨著称，存世拓片尚可见。六舟所拓彝器阴阳虚实无不逼真，堪称一绝。曾为新安程木庵精拓汉“竟宁元年雁足灯”铭文，使原残蚀漫漶之文清晰可读，因作“剔灯图”，征海内名家咏之。
陈介祺（1813-1871年），字寿卿，号簋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匋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道光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嗜好收藏文物，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精于鉴赏，尤擅墨拓技艺，手拓铜器、陶、玺、石刻等拓片享有盛名。其收藏中包括大量重要文物，所藏汉代纪年铜镜、淮阳玉玺等大批古代玺印都是同类文物中的精品。他一生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所著《筻斋金石文考释》一书对较重要的青铜器均进行了精审的考据和释读。在晚清金石界，陈介祺的名字如雷贯耳，有云“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长者；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陈介祺《陈笪斋文笔记附手札》中云：“作图之法，以得其器之中之尺寸为主。以细竹筋丝或铜细丝穿于木片中，使其丝端抵器，则其尺寸可准……他人则以意绘，以纸背剪拟而已。”多采用分纸拓法，即“以纸裱挖出后，有花纹耳足者，拓出补缀，多者去之使合”。具体说来，就是将拓纸按照需要分成若干块，逐一放置到器物的相应部位进行捶拓，最后拼成全图。陈氏拓本用纸多为罗纹纸，颜色洁白，质地细薄柔软。陈氏用墨也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不拘浓淡，以浓不浸入画里，淡而笔锋逼真为妙，全在视纸干湿之候及调墨轻重也。纸干则墨燥而粘，纸湿则墨走而模糊；以干湿得中，通幅一色，字之精彩，全现为止。”陈介祺最著名的全形拓重器当推“毛公鼎”。
周希丁（1891-1961年），一名康元，原名家瑞，原籍江西临川。早年在琉璃厂开设“古光阁”古玩铺。周希丁先生擅传拓之法，成就之高，可谓20世纪全形拓的第一大家。著名金石学家陈邦怀评价他的立体拓时说：“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其墨气之浅深；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君所拓者，器之立体也，非平面也，此前所未有者。”周希丁堪称立体拓一代宗师，有（《古器物传拓术》行世。传世拓本凡钤印“希丁手拓”“金溪周康元所拓吉金文字印”“康元传古”“康元手拓楚器”“希丁手拓散盘”等印者，皆出自其手。周希丁早年曾为传拓专门学习过西洋透视技法，故其所拓器物全形立体感强，各部分比例结构也较为合理。以器腹内的铭文处理为例，“周拓本”的用墨也极为讲究，往往能给人以一种匀净苍润之感。周希丁亦精篆刻，20世纪40年代曾出版《石言馆印存》，收自刻印章千余方。 周希丁的弟子有韩醒华、郝葆初、萧寿田、宋九印、马振德等，其中小徒弟傅大卣。
马子云（1903～1986年），陕西邰阳人。1919年进北京在琉璃厂碑帖铺“庆云堂”当店员。学得金石传拓技法。他曾只身入关中，至咸阳访查茂陵，半月间风餐露宿，拓得霍去病墓前西汉大石兽11幅（拓本今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远东学院）。马氏拓铜器全形，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兼取透视原理和摄影呈像特点，精益求精，卓尔不群。与此同时，又十分注意石刻和碑帖拓本的鉴别与研究。1947年受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之聘入故宫传拓铜器，并从事金石鉴定研究至终身。马氏全形拓的一大特色是先摄影，用放大尺依其尺寸放大，然后再施拓。与传统方法相比，拓片图像更为逼真，细部毫发毕现；器物受光部分用淡墨拓，而背光部分则用浓墨，但也不是单纯白和黑的对比，而是一个墨色的渐变过程，墨色之间的过渡处理得十分自然，似乎能让人感觉到光线的流动。
傅大卣（1917-1994年），河北三河县人，15岁到琉璃厂“古光阁”当学徒。“古光阁”后院曾为民国间古物金石文字研究团体“冰社”的社址。“冰社”成员大都是古物收藏家、鉴赏家，有易大庵、齐宗康、周希丁、罗振玉、陈宝琛、马衡、梅兰芳、尚小云等。傅大卣继承了周希丁的传拓绝技，一生手拓钟鼎彝器、砚、印章、甲骨、玉、陶、铜、石器等数万件。
全形拓的传承与发展
今天，就在这项技艺几近失传之时，人们再一次看到了它的身影。我国文物修复世家、青铜器修复“古铜张派”传人贾文忠，经过多年的学习、整理、钻研、发掘，承继了全形拓这门技艺。
贾文忠，字闻钟，号铜斋，1961年生于北京金石世家，自1978年起先后在北京文物局、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鉴定研究工作。三十余年来，经其手整修过千余件青铜重器。其全形拓技艺师承傅大卣先生，同时又结合青铜器修复技法加以创新，使得这门墨拓绝艺得以光大再现。
贾文忠吸收前辈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全形拓方法，所拓器物全形准确，与实物无二，纹饰清晰，丝丝入扣，铭文规范，笔画有秩，效果逼真，赏心悦目，可以说为重铸全形拓昔日的辉煌居功甚伟。目前已创作青铜器全形拓300余幅。2011年6月，中国国家文物局将贾文忠传拓首都博物馆国宝级文物“伯矩鬲”全形拓片，作为礼品赠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文化部的举办的“201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大展”特邀请贾文忠展出了“青铜器修复技艺”和“青铜器全形拓技艺”，深受观众好评。2012年2月文物出版社《贾文忠金石传拓集》出版，其中选录了他制作的全形拓精品50余件，基本反映出作为当代全形拓制作代表人物及其技艺的应有水准。
可以说，贾文忠作为金石世家传人，又师从全形拓鼎盛期代表人物周希丁门派传人傅大卣，不仅是这门技艺的正脉，而且在原有基础上发扬光大，可以说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扬作出了巨大贡献。著名历史学家、青铜器研究学者李学勤在看到其作品后兴奋地说：“全形拓在民国时期曾经风靡一时，这门已经绝迹四五十年的艺术又得以再现，非常难得。”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生前曾称赞贾文忠全形拓“弘扬传统文化，贾氏一门盖世无双”；罗哲文先生生前也亲笔题赞：“鼎彝之器拓全形，相传创自六舟僧。文忠巧匠传绝技，国宝纸上留芳馨。墨色浓淡手轻重，岂惟形准神亦真。诚哉瓦瓦后来上，百尺竿头祝愿君。”已故著名文物大师史树青先生，生前喜爱拓片研究，收集的拓片类别很全，却没有青铜器的全形拓。贾文忠曾多次把自己的青铜器全形拓作品拿到史老家中品评，史老看到后很高兴，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贾文忠全形拓下真迹一等，优于民国时期的各家作品，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传统绝技，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总之，全形拓这门传统技艺有着自身的脉络。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更新，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保护、传承好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李珍萍）
据《隋书·经籍志一》载：“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可见“传拓”一词早已有之。那么，传拓这种技术方法，至少应在隋代已经产生，甚至更早。唐代以后，传拓技术得到广泛发展。唐天宝四年的《石台孝经》后刻《李齐古表》，表内有“臣谨打本分为上下卷，于光顺门奉献以闻”。又唐元和八年，《那罗延经幢》后有“弟子那罗延尊胜碑，打本散施”。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其《石鼓歌》中写到，“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讲的是把湿的拓纸覆盖在石鼓的表面，通过击扫的过程而得到白黑分明的拓片。可以看出，唐代时对传拓技法不仅已经熟练掌握，还能拓出白黑分明的拓本。在宋代的三百年间，传拓从未间断，对古代名碑大量再翻刻、拓制，几乎每个时期都有一批新帖出现，而刻帖内容形式多样，使刻石拓墨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同时，金石学的兴起，促进了收藏古物、记录古物和研究古物之风的形成。除了拓印石刻文字之外，政府还采用传拓术拓取青铜器的铭文。自宋开始，传拓技术的提高与金石学的发展紧密结合了起来。明代的传拓方法摹仿宋法。到了清代，金石学有了很大发展，传拓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和不断发展，金石学逐渐融入到考古学中，成为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使传拓工作有了更广泛的应用空间，在文物考古工作中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
传拓的种类繁多，按拓法可分为擦拓和扑拓；按传拓用墨种类可分为松烟子拓、油烟子拓、蜡拓；按拓片墨色可分为墨拓、朱拓、彩色拓；按拓技可分为淡墨拓、浓墨拓、乌金拓、蝉翼拓、镶拓、隔麻拓、瓜皮拓、夹纱拓、打拓、扫拓、响拓、影拓。
而从拓片内容的表现形式看，最主要的可分为平面拓和全形拓。
平面拓，出现时间最早，存世量最多，内容最广泛。顾名思义，这类拓片所展现的被拓物是平面的，从拓片上看不出原物本身的凹凸浮雕和变化的造型，因此多用于石刻碑志的拓印。
全形拓，也称立体拓、器物拓、图形拓，是一种主要以墨拓技法完成，辅以线描、绘画、传拓、剪纸拓等技法，把器物原貌转移到平面拓纸上的一种技艺。全形拓本之长处，在于能依原器之大小，使形状花纹展现于纸上，加以题识，补以花卉，即成一轴最佳之美术品。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式各异。两宋之际，随着金石学的诞生，对青铜器的关注不仅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收藏爱好，青铜器本身更成了学者探寻、考证历史真相的实物佐证。为了更好地收藏、研究、展示、传播青铜文化，不知经过了多少代人的探寻、摸索，直到清末，才出现了一种全新技艺——青铜器全形拓，成为西洋照相术传入中国之前的金石“影像照片”。这让原本简单、粗略的青铜器线描图或局部拓片图有了质的变化，并且逐步衍化为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
青铜器全形拓是一门集金石学、考古学、美学三位一体的精湛艺术。精美考究的宣纸、浓淡变化的墨色、字俊文雅的题跋，铸就了全形拓完美的艺术生命。青铜器全形拓的立体展示效果把中国传统拓片技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阶段。观赏青铜器全形拓，品读题跋，其真实的影像效果不但在视觉上突破了传统书画笔墨的美感趣味，每件器物所特有的斑驳痕迹，在真实再现器物本身的特质外，还在不知不觉中引发了观赏者的思古之幽情。青铜器全形拓片自诞生后，一度成为金石学家追捧的对象，无数文人墨客、金石学家都沉浸在全形拓的乐趣中：端方、陈介祺、王国维、罗振玉、傅斯年、容庚、郭沫若、商承祚、于省吾、唐兰……人们都为这一全新的艺术形式所陶醉。
全形拓的起源
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十章“拓墨”介绍：彝器拓全形始于嘉兴马起风，《金石屑》（一：卅三）录一汉洗，马氏题云：“汉洗，旧拓本，戊午六月十八日，傅岩马起凤并记。”戊午为清嘉庆三年。徐康《前尘梦影录》（下二一）谓：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道光初年嘉兴马傅岩能之。六舟得其传授，曾在玉佛庵为阮文达公作百岁图，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书一大寿字，再取金石百种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以不见全体，著纸须时干时湿，易至五六次，始得蒇事。装池既成，携至邗江，文达公极赏之，酬以百金，更令人镌一石印日“金石僧”赠之。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按，乃得之六舟者，曾为吴子苾、刘燕庭、吴荷屋、吴平斋诸老辈所赏识。
清未山东潍县陈介祺，喜藏古物，钟鼎彝器，十分丰富，也善于墨拓，对拓本要求甚精。他所拓的均为乌金拓本，所拓器形结构合理，浓淡相宜。清光绪年间，西安有位苏忆年，善拓形器，拓本多为绿色。民国初，西安李月溪虽也拓铜器器形，但不及苏忆年准确。那时在北京拓铜器器形的还有苏春塘、薛锡钧、薛平、刘永贵、周康元等人。
真正的鼎盛期是在民国以后。主要代表人物为周希丁。由于从西方传人的透视、素描等方法逐渐普及，使得所拓器物图像的立体感较前期大为增强，并出现了用墨色来表现光线明暗变化的新技法。
全形拓制作工艺的发展
就传拓技法来说，初创时期由不太讲究透视、阴阳的拓平面的方法，发展到后来加入西方透视、素描等方法，又经过表现光线明暗的变化、立体呈现所拓器物图像的阶段，至民国时到达顶峰。当时最有学问的人都在研究青铜器。由于照相技术在当时还未普及，人们想窥见到一件别人收藏的青铜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青铜器全形拓则满足了这种需求。
光绪年间，金石收藏家陈介祺采用“分纸拓”法，将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部位的纹饰、器铭分拓，然后撕掉多余白纸，按事先画好的图稿，把拓完的各部分拓片拼粘在一起。由于所绘图稿准确，用墨浓淡适宜，使得全形拓技法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与分纸拓法不同的是整纸拓，这种拓法原则上要求用一张纸完成整个器形的墨拓。民国时期周希丁等人将西方传入的透视、素描等技法应用到全形拓之中，墨色更考究，浓淡相间，所拓器物图像的立体感大为增强，将这门技术推到极至，贡献尤大。此时，全形拓技术可以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具体来说，整纸拓的拓纸不能做任何裁剪，上纸过程中需随器形变化分段分次完成，十分费工。而且每次上纸不可贪多，移动部位不宜过大，每移一次都要衔接好花纹线条，始终要在所绘出的线内进行，绝不可延伸到线外，否则会失真变形。
金形拓与颖拓的区别
全形拓的拓法是在拓器物前，选择最能代表该器物特征的最佳角度，用铅笔在准备好的棉连纸上画出一个“上”形图，以表示器物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再在“上”形图上标出器物的高度、宽度作为基础，画出被传拓器物的原大线描图，随后把标有器物各部位位置的棉连纸分先后覆在被拓器物上，用蘸有白芨水的毛笔刷湿，上纸，用棕刷刷实，用扑子蘸墨，小心捶拓后揭下。器物的各个部位分段来拓，整器拓完，作者在全形拓上钤盖名章，一幅全形拓制作完成。
颖拓，也可称为“画拓”，是画与拓的结合。“颖”字指毛笔的笔锋。这种拓法要求不露笔墨痕迹，逼真地把器物上的图案纹饰和铭文所具有的艺术特征完美清晰地呈现在纸上。颖拓也可表现出器物的立体效果，实为“用笔画出来的全形拓”。颖拓技法产生较晚，创始人是清末著名的篆刻家、书法家、晚清印坛开宗立派大师，与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合称“晚清四大家”的黄士陵（1849-1909年），后有著名金石书画家姚华（1876-1930年）、张海若（1877-1949年）、大康（1926-1999年）等。这种技法发挥了仿、临、摹的功效，作品介乎书与画之间。郭沫若曾评价“毡拓贵其真，颖拓贵其假，假则何足贵，君不见绘画，摄影术虽兴，笔画千金价”；又言“规摹草木虫鱼者，人谓之画，规摹金石刻划者能可不谓画乎？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之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拓器物立体全形是各类传拓技法中最难的一种，它不仅要求拓工具有丰富的平面传拓经验，而且还需具备诸如素描等一定的美术基础，故历来善拓者不多。然而随着以摄影为基础的石印、珂罗版等复制技术的广泛应用，全形拓这种费时费工的纯手工技艺急剧走向衰落，逐渐成为了稀罕而珍贵的艺术品种。
全形拓的代表人物
全形拓在近二百年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原始初创期，代表人物有马起凤、释达受（六舟），其功绩是在清代朴学盛行之际，独创了一种全新的传拓方法。这个时期通常拓一些器物小件，且线条纹饰简单，习惯以平面的拓法来做立体拓，不讲求透视。第二个时期为完善发展期，代表人物是陈介祺，他的功绩是对器物的绘图更加趋于合理并运用了分纸拓法。第三个时期为成熟鼎盛期，代表人物为周希丁、马子云，他们的功绩在于运用了西方的透视和素描的方法传拓器物，使所拓器物图像的立体感大为增强。
这些代表性的人物都各有特点：
马起风，字傅岩，浙江嘉兴人，生平不详。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云：“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能之。”最早见诸文献记载但作品稀见。
释达受（1791-1858年），字六舟，又字秋楫，自号万峰退叟。别署寒泉、际仁、慧日峰主、南屏退叟、西子湖头摆渡僧等，浙江海昌（今海宁）人。生平嗜金石，据其自编年谱载：“壮岁行脚所至，穷山邃谷之中，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鉴赏之家得见钟鼎彝器，亦必拓其全形。”相传清嘉庆道光年间文人阮文建得三代彝器四种，海内金石名家争欲观瞻，他烦于应付，摹拓刻木，拓赠各友。镇江焦山寺僧六舟和尚感觉木刻有失原形，便与其研究手拓全形。以灯取形，把原器的尺寸量好画出轮廓，再以厚纸做漏子，用极薄六吉棉连纸扑墨拓之。拓前需先用白芨水刷在器物上，再用湿棉花上纸，待纸干后，以绸包棉花作扑子拓之，这便是六舟和尚自创的全形拓。达受以擅用淡墨著称，存世拓片尚可见。六舟所拓彝器阴阳虚实无不逼真，堪称一绝。曾为新安程木庵精拓汉“竟宁元年雁足灯”铭文，使原残蚀漫漶之文清晰可读，因作“剔灯图”，征海内名家咏之。
陈介祺（1813-1871年），字寿卿，号簋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匋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道光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嗜好收藏文物，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精于鉴赏，尤擅墨拓技艺，手拓铜器、陶、玺、石刻等拓片享有盛名。其收藏中包括大量重要文物，所藏汉代纪年铜镜、淮阳玉玺等大批古代玺印都是同类文物中的精品。他一生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所著《筻斋金石文考释》一书对较重要的青铜器均进行了精审的考据和释读。在晚清金石界，陈介祺的名字如雷贯耳，有云“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长者；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陈介祺《陈笪斋文笔记附手札》中云：“作图之法，以得其器之中之尺寸为主。以细竹筋丝或铜细丝穿于木片中，使其丝端抵器，则其尺寸可准……他人则以意绘，以纸背剪拟而已。”多采用分纸拓法，即“以纸裱挖出后，有花纹耳足者，拓出补缀，多者去之使合”。具体说来，就是将拓纸按照需要分成若干块，逐一放置到器物的相应部位进行捶拓，最后拼成全图。陈氏拓本用纸多为罗纹纸，颜色洁白，质地细薄柔软。陈氏用墨也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不拘浓淡，以浓不浸入画里，淡而笔锋逼真为妙，全在视纸干湿之候及调墨轻重也。纸干则墨燥而粘，纸湿则墨走而模糊；以干湿得中，通幅一色，字之精彩，全现为止。”陈介祺最著名的全形拓重器当推“毛公鼎”。
周希丁（1891-1961年），一名康元，原名家瑞，原籍江西临川。早年在琉璃厂开设“古光阁”古玩铺。周希丁先生擅传拓之法，成就之高，可谓20世纪全形拓的第一大家。著名金石学家陈邦怀评价他的立体拓时说：“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其墨气之浅深；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君所拓者，器之立体也，非平面也，此前所未有者。”周希丁堪称立体拓一代宗师，有（《古器物传拓术》行世。传世拓本凡钤印“希丁手拓”“金溪周康元所拓吉金文字印”“康元传古”“康元手拓楚器”“希丁手拓散盘”等印者，皆出自其手。周希丁早年曾为传拓专门学习过西洋透视技法，故其所拓器物全形立体感强，各部分比例结构也较为合理。以器腹内的铭文处理为例，“周拓本”的用墨也极为讲究，往往能给人以一种匀净苍润之感。周希丁亦精篆刻，20世纪40年代曾出版《石言馆印存》，收自刻印章千余方。 周希丁的弟子有韩醒华、郝葆初、萧寿田、宋九印、马振德等，其中小徒弟傅大卣。
马子云（1903～1986年），陕西邰阳人。1919年进北京在琉璃厂碑帖铺“庆云堂”当店员。学得金石传拓技法。他曾只身入关中，至咸阳访查茂陵，半月间风餐露宿，拓得霍去病墓前西汉大石兽11幅（拓本今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远东学院）。马氏拓铜器全形，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兼取透视原理和摄影呈像特点，精益求精，卓尔不群。与此同时，又十分注意石刻和碑帖拓本的鉴别与研究。1947年受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之聘入故宫传拓铜器，并从事金石鉴定研究至终身。马氏全形拓的一大特色是先摄影，用放大尺依其尺寸放大，然后再施拓。与传统方法相比，拓片图像更为逼真，细部毫发毕现；器物受光部分用淡墨拓，而背光部分则用浓墨，但也不是单纯白和黑的对比，而是一个墨色的渐变过程，墨色之间的过渡处理得十分自然，似乎能让人感觉到光线的流动。
傅大卣（1917-1994年），河北三河县人，15岁到琉璃厂“古光阁”当学徒。“古光阁”后院曾为民国间古物金石文字研究团体“冰社”的社址。“冰社”成员大都是古物收藏家、鉴赏家，有易大庵、齐宗康、周希丁、罗振玉、陈宝琛、马衡、梅兰芳、尚小云等。傅大卣继承了周希丁的传拓绝技，一生手拓钟鼎彝器、砚、印章、甲骨、玉、陶、铜、石器等数万件。
全形拓的传承与发展
今天，就在这项技艺几近失传之时，人们再一次看到了它的身影。我国文物修复世家、青铜器修复“古铜张派”传人贾文忠，经过多年的学习、整理、钻研、发掘，承继了全形拓这门技艺。
贾文忠，字闻钟，号铜斋，1961年生于北京金石世家，自1978年起先后在北京文物局、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鉴定研究工作。三十余年来，经其手整修过千余件青铜重器。其全形拓技艺师承傅大卣先生，同时又结合青铜器修复技法加以创新，使得这门墨拓绝艺得以光大再现。
贾文忠吸收前辈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全形拓方法，所拓器物全形准确，与实物无二，纹饰清晰，丝丝入扣，铭文规范，笔画有秩，效果逼真，赏心悦目，可以说为重铸全形拓昔日的辉煌居功甚伟。目前已创作青铜器全形拓300余幅。2011年6月，中国国家文物局将贾文忠传拓首都博物馆国宝级文物“伯矩鬲”全形拓片，作为礼品赠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文化部的举办的“201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大展”特邀请贾文忠展出了“青铜器修复技艺”和“青铜器全形拓技艺”，深受观众好评。2012年2月文物出版社《贾文忠金石传拓集》出版，其中选录了他制作的全形拓精品50余件，基本反映出作为当代全形拓制作代表人物及其技艺的应有水准。
可以说，贾文忠作为金石世家传人，又师从全形拓鼎盛期代表人物周希丁门派传人傅大卣，不仅是这门技艺的正脉，而且在原有基础上发扬光大，可以说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扬作出了巨大贡献。著名历史学家、青铜器研究学者李学勤在看到其作品后兴奋地说：“全形拓在民国时期曾经风靡一时，这门已经绝迹四五十年的艺术又得以再现，非常难得。”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生前曾称赞贾文忠全形拓“弘扬传统文化，贾氏一门盖世无双”；罗哲文先生生前也亲笔题赞：“鼎彝之器拓全形，相传创自六舟僧。文忠巧匠传绝技，国宝纸上留芳馨。墨色浓淡手轻重，岂惟形准神亦真。诚哉瓦瓦后来上，百尺竿头祝愿君。”已故著名文物大师史树青先生，生前喜爱拓片研究，收集的拓片类别很全，却没有青铜器的全形拓。贾文忠曾多次把自己的青铜器全形拓作品拿到史老家中品评，史老看到后很高兴，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贾文忠全形拓下真迹一等，优于民国时期的各家作品，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传统绝技，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总之，全形拓这门传统技艺有着自身的脉络。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更新，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保护、传承好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