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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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美国小说家和评论家,美国文学的重要代言人。共著有两部长篇小说、32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书评和影评。奥康纳是个南方作家,她的作品具有南方哥特式风格,并十分依仗区域背景和怪诞字符。奥康纳的作品也反映了她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并经常审视有关道德和伦理方面的问题。
  贝雷是她的独养儿子,老奶奶如今跟着他过日子。这当儿,贝雷正坐在紧贴桌子旁边的那把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上橙色版面的体育消息。“贝雷,你瞧,”她说,“看看这条消息吧!”她站在那里,一只手叉在瘦小的胯骨上,另一只手冲着贝雷的秃脑瓜子擦拉擦拉地摇晃手里的报纸。“那个自称不合时宜的人,从联邦监狱里逃出来了,正向佛罗里达州窜逃呐。瞧这里说他对人们都干了些什么鬼名堂。有这样一个逃犯在州里窜来窜去,我可绝不带孩子还朝那个方向去凑热闹。要是那样做,良心上说不过去哟!”
  第二天清晨,老奶奶头一个上了汽车,准备出发。她带上自己那个硕大的黑旅行袋,把它放在角落里,它看起来活像一头河马的脑袋;下面还藏着一只篮子,里面放着她的老猫咪,她可舍不得把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呆三天,它会十分想念她的,况且她担心小宝贝会碰开煤气炉的开关,发生意外,窒息而死。
  老奶奶在汽车后座正中间就坐,一边是约翰·韦斯利,一边是琼·斯塔。贝雷和孩子妈带着婴儿坐在前面。他们八点四十五分离开亚特兰大。车走了二十分钟,才来到郊区。
  于是,老奶奶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脱下雪白的线手套,连同自己的手提包一起放在后窗户架子上。孩子妈照旧穿着长裤子,头上依然扎着绿头巾。老奶奶却戴一顶海军蓝的硬边草帽,帽檐上有一束人造的白紫罗兰。她穿一身带小白点的深蓝色长衣服,镶花边的领子和袖口全是白玻璃纱做的,领口那儿还别一枝带香囊的布做的紫罗兰。万一发生意外,过往行人看见她暴死在公路上,谁都一眼就能辨认出她是一位高贵夫人。
  她说自己早就料到今天是开车出去逛逛的好日子,天气既不太热,也不太凉。她提醒贝雷,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五十五英里,巡警往往躲在广告牌和树丛后面,趁你还没来得及放慢速度就冷不防一下子把你逮住。一路上,老奶奶把奇物异景一一指点出来,石山啦、公路两旁时时出现的蓝色花岗石啦……孩子们还在看连环滑稽画报,妈妈打盹儿了。
  老奶奶要帮着抱抱婴儿,孩子妈就从前座靠背上把他递过来。她把孩子放在膝上轻轻颠着,给他讲沿途看见的东西。她转动眼珠,努起嘴唇,还把干瘪的老脸贴到婴儿光溜溜的脸蛋儿上。孩子偶尔恍恍惚惚地冲她微微一笑。这当儿,他们正路过一大块棉花地,当中用篱笆围着五、六个坟头,好似一个小岛。“快瞧那块坟地!”老奶奶指着坟圈子说:“那是个老宅的茔地,属于这个种植园的。”
  “種植园在哪儿呐?”约翰·韦斯利问。
  “飘走喽!”老奶奶说,“哈哈!”
  孩子们看完了他们带的每一本连环画报,就打开饭盒吃起来。老奶奶吃了一份花生酱夹心的三明治和一枚橄榄;她不准孩子把纸盒和揩嘴的纸巾随便往窗户外头乱扔。他们没什么事可干,于是,就玩起游戏来。
  老奶奶说要是他俩肯消停下来,就给他们讲个故事。她一讲故事,眼珠就翻来翻去,晃头晃脑,活像在做戏。她说啊,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有一位绅士来自佐治亚州贾斯珀,名叫埃德加·阿特金斯·蒂加登,一个劲儿追求她。她说他长得别提有多俊啦,每星期六下午都来看她,还必定给她带来一个西瓜,上面刻着他的姓名缩写字母—“E.A.T.”。嗯,她说有一个星期六,蒂加登先生又夹着西瓜来了,可巧没人在家,他就把西瓜留在屋前门廊上,乘坐他那辆晃里晃荡的旧汽车回贾斯珀了。她可从来没收到那个西瓜,因为有个过路的黑崽子看到西瓜上刻的三个字母是“吃”,就把它给吃掉了!这个故事好像挠了约翰·韦斯利胳肢窝下的痒痒肉,使他格格地笑个没完,琼·斯塔却觉得没多大意思。
  他们在宝塔餐厅门前停下车来,进去吃烤肉三明治。这家餐厅坐落在蒂莫西郊外的一块旷地上,是用拉毛水泥和木料盖的,兼作加油站,里面还有一间跳舞厅。老板名叫红萨米·巴茨,是个大块头。
  宝塔餐厅里面是间长条的屋子,黑咕隆咚,一端有个柜台;另一端放着几张桌子,中间空档权当舞池。贝雷一家人拣了自动电唱机旁边的一张桌子,坐了下来。红萨米的老婆,一个肤色晒得通红的高个儿女人,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比肤色还要浅,走过来招呼,问他们想吃点什么。孩子妈往电唱机的小洞口投进一枚硬币,顿时奏出《田纳西圆舞曲》,老奶奶说不知怎的,这支曲子总叫她想站起来跳舞。她问贝雷愿不愿意跳个舞,他只冷冷地回瞪了一眼。他可不像她那样性情开朗,旅行使他感到厌烦。老奶奶棕色的眼睛炯炯发光,脑袋瓜子摆来摆去,做出一副坐在椅子上跳舞的姿态。琼·斯塔要听另外的曲子,好跟着拍子跳跳,孩子妈又往电唱机的小洞口投进一枚硬币,于是放出一支节拍快的曲子,琼·斯塔便走进舞池,跳起踢跶舞。
  “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红萨米的老婆站在柜台后面探身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小女儿?”
  “不,当然不愿意,”琼·斯塔说,“就是给我一百万块钱,我也不愿意呆在这样一个破烂的鬼地方!”她跑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你不觉得丢脸吗?”老奶奶轻声责备道。
  红萨米进来了,叫他的老婆少在柜台那儿磨蹭,赶紧招待顾客。他穿的那条卡其裤子,只齐到胯骨那儿,大肚子像袋粮食似的,耷拉在裤腰上,在衬衫里头颠来颠去。他走过来,在附近一张桌子旁坐下,一连声叹了好几口气,嘴里嘟嚷道:“简直没法办!没法办!”他用一块灰不拉几的手帕擦了擦红通通的脸膛上的汗珠子。“这年头,您真不知道该相信谁才好,”他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人确实没有从前那样好啦。”老奶奶说。
  “上星期有两个家伙闯进来,”红萨米说,“他们开一辆克莱斯勒牌汽车,一辆撞得稀里哗啦的破车,不过没有多大毛病。这两个小伙子,依我看,也还规规矩矩,说是在工厂里干活的。于是,我就让他们灌满了要买的汽油。唉,我干吗要那样做呢?”   “因为你是个好心肠的人!”老奶奶当即答道。
  “是啊,夫人,我想就是这么回事。”红萨米说,仿佛深受感动似的。
  “报上提到那个越狱的、不合时宜的人的消息,你们看到了吗?”老奶奶问。
  “他没有马上到这儿来抢劫,我一丁点儿也不感到奇怪,”红萨米的老婆说,“他要是听说有这个地方,准保会来的。他要是听说钱柜里只有两分钱,必定会……”
  “好人难寻哟,”红萨米说,“样样事情都变得糟糕透顶。我记得当年出外,大门都可以不锁。再没那种好日子喽。”
  酷熱的午后,他们继续驱车前进。老奶奶打瞌睡了,每隔几分种就让自己的呼噜声扰醒一次。到达图姆斯博罗郊外时,她醒过来了,想起当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参观过附近的一个古老的种植园。两边各有一个木格子的小凉亭,她记得清清楚楚从什么地方转弯就可以通到那里。她明明知道贝雷不愿意浪费一点时间去看一所老宅子,可是她越说越想去看看,瞧瞧那对小凉亭有没有坍掉。“那栋房子里还有一堵秘密的夹板墙咧!”她狡黠地说,说的并非实话,却希望人人相信。
  “嘿!”约翰·韦斯利说,“去瞧瞧!咱们把木板全都捅穿,准能找到!现在谁住在那儿?该从哪儿转弯?嘿,爹,咱们能到那儿去转一下吗?”
  琼·斯塔尖声喊道:“咱们到那栋带秘密夹板墙的房子去吧!”
  “反正离这儿也不太远,”老奶奶说,“用不了二十分钟。”
  两个孩子嘁嘁喳喳乱叫起来,非要去看看那栋带夹板墙的房子不可。约翰·韦斯利使劲踹汽车前座的后背。琼·斯塔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哼哼唧唧地诉说他们连假期都过得不开心,从来不能称心如意地干他们想做的事。婴儿也哇哇地嚎起来。约翰·韦斯利猛踢椅背,劲头之足,他爹连腰眼那儿都感到了冲力。
  “好,好,好!”他喊道,在路旁刹住车,“你们都给我住嘴,行不行?你们要是不消停下来,哪儿也不去啦。”
  “去看一看,对孩子也很有教育意义嘛!”老奶奶喃喃着说。
  “好啦,”贝雷说,“可是记住,只为这种劳什子停留一次。就此一次,下不为例。”
  “车子倒回去差不多一英里,就到了那条该转弯的土道,”老奶奶指挥道,“刚才路过那儿,我记了一下。”
  “一条土道!”贝雷嘟囔了一句。
  他们转到那条土道,汽车颠簸地驶了进去,顿时扬起一阵阵粉红色尘土。老奶奶想起当年没有石子路,一天至多能走三十英里路。这条土道,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不少地方还有积水,有时还得在险峻的路堤上来个急转弯。霎时间,他们的车子行驶在山坡上,眺望得见几英里以外茫茫一片青里透灰的树梢;转瞬间,他们又陷入一个红土坑洼里,四处满布尘土的树木都在俯视他们。
  “那个鬼地方最好马上出现,”贝雷说,“要不然我就要折回去了。”
  “没多远了,”老奶奶说,话刚一脱口,脑子里蓦地闪现一个糟心的念头,窘得她满面通红,两眼发直,两条腿一抬,把那个放在角落里的旅行袋碰翻了。旅行袋一倒,老猫咪喵地一声从那个盖着报纸的篮子里窜出来,蹦到贝雷的肩膀上去了。
  孩子们摔倒在车厢里,孩子妈紧抱着婴儿被甩出车外,跌倒在路上;老奶奶也给甩到前座上去了。汽车翻了个斤斗,掉进路旁的沟壑。贝雷仍然坐在驾驶座上。那只猫—一只宽白脸,红鼻头,灰条的狸花猫—像条肉虫子似的紧盘在他的脖子上。
  孩子们一发现脚还能动弹,便从车厢里爬出来,嘴里嚷道:“出车祸喽!”老奶奶蜷缩在前车厢的踏板上,但愿自己受了点伤,免得贝雷的火气全冲她一人发来。车祸发生前,她脑子里猛地闪现的那个糟心的念头,原来是她方才记得一清二楚的那栋房子并不在佐治亚州,而是在田纳西州。
  贝雷用两只手把猫从脖子上揪下来,往窗外面一棵松树那边狠狠扔过去。接着,他下了汽车,先找孩子妈;她抱着哇哇哭的婴儿,呆坐在红粘土的沟沿上,幸好只是脸上划破一个口子,肩膀有点扭伤。“出车祸喽!”孩子们狂热地吱哇乱叫。
  老奶奶瘸着腿从车厢里钻出来,琼·斯塔失望地说:“真可惜谁也没死!”老奶奶的帽子依然扣在脑袋上,可是前檐断裂了,往上翘起,形成一个挺时髦的角度,边上还耷拉着那朵紫罗兰的花蕊。除了两个孩子,他们三个人都在沟里坐下来,从惊吓中慢慢苏醒过来,浑身直打颤。
  “也许会有辆汽车路过吧。”孩子妈沙哑地说。
  “我的内脏不定哪儿受了伤。”老奶奶说,手直揉肋骨,可是没人搭理她。贝雷气得上下牙直打磕碰。他穿一件黄运动衫,上面印着蓝鹦鹉,脸色跟运动衫一般蜡黄。老奶奶决定不提那栋房子是在田纳西州了。
  几分钟过后,他们看见远方山坡上有辆汽车朝他们这个方向慢慢驶来;车里的人好像在注视他们。老奶奶站起来,使劲挥动两只胳臂,好让人家注意。汽车继续慢吞吞地开过来,时而在转角处隐没,时而又冒出来,驶到他们刚才路过的那个山坡时,蠕动得越发慢了。它就像一辆又黑又大、破旧不堪的柩车,里面坐着三个男人。
  车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土道上停下来。司机毫无表情地凝视着他们所坐的地方,不发一语。接着,他回头跟另外两个人嘀咕了几句,三人便一块儿从汽车里下来。一个是胖胖的小伙子,穿一条黑裤子,上身是件红运动衫,胸前印着一匹飞驰的银色骏马。他溜达到这家人的右边,站在那里,半咧着嘴,狞笑地盯视着他们。另一个小伙子,穿一条卡其裤子和一件蓝条的外衣,头戴一顶灰礼帽,帽檐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大半个脸。他慢吞吞地踱到这家人的左边。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司机下了车,站在车旁低头瞧着他们。他比另外两个人年纪大,头发有点灰白了,戴一副银丝边眼镜,显出一副堂堂学者的派头。他生就一张马脸,皱纹挺多,没穿衬衫,也没穿背心,下身是条绷得很紧的蓝色劳动布裤子,手里拿一顶黑帽子和一管手枪。两个小伙子手里也有枪。
  “我们出车祸啦!”孩子们扯起尖嗓门喊道。
  老奶奶有股奇特的感觉,好像认识那个戴眼镜的人,面熟得很,仿佛已经跟他认识一辈子了,可就是想不起他到底是谁。那人离开汽车,朝沟下走来,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免得滑倒。他穿一双棕白两色的皮鞋,没穿袜子,脚腕子又红又瘦。“你们好,”他说,“我瞧见你们翻了一个滚。”   “翻了两个滚。”老奶奶答道。
  “不,一个滚,”他纠正道,“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海勒姆,你去试试他们的车子还能开动不。”他悄声对戴灰帽子的小伙子说。
  “你干吗拿把手枪?”约翰·韦斯利问。
  “太太,”那人对孩子妈说,“你能不能叫两个孩子挨着你坐下来?我一见孩子就心烦。我要你们一块儿坐在原地不动。”
  “你凭什么支使我们?”琼·斯塔问。
  他们身后的树林像一张咧开的大黑嘴。“过来。”孩子妈说。
  “你瞧,”贝雷突然开口了,“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尴尬。我们……”
  老奶奶啊的尖叫一声,猛地爬起来,瞪着两只大眼。“你敢情是那个不合时宜的人!”她说,“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老太太,”那人说,微微一笑,仿佛被人认出来不由得自鸣得意似的,“不过,老太太,要是您没认出我是谁,也许对您全家倒会更有利些。”
  贝雷很快掉过头来,跟他妈嘟哝了几句,连孩子们听见都吓了一大跳。老奶奶呜咽起来。那个不合时宜的人脸涨得通红。
  “老太太,”他说,“别难过。有时一个人说话并非出自本意。我想他原本没打算跟您这样说话。”
  “你不会杀害一个妇道人家吧?”老奶奶一边说,一边从袖口里掏出一块干净手绢使劲掩了掩眼睛。
  不合时宜的人用脚尖在地上钻了个洞,又用脚把它填平。“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下毒手的。”他说。
  “听我说,”老奶奶几乎象是在尖叫,“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匪徒之辈。我知道你准是好人家出身!”
  “对了,老太太,”他说,“世界上最好的人家。”他笑了,露出一排整齐而结实的白牙齿。“上帝再也没造出比我妈更好的女人了,我爹心地也跟赤金一样纯洁。”他说。那个穿红运动衫的家伙绕到这家人的背后站住,手枪别在胯骨那儿。不合时宜的人蹲了下来。“博比·李,看住这两个孩子,”他说,“你晓得他俩搅得我心神不定。”他瞧着面前挤作一堆的六口人,似乎有点发窘,仿佛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咦,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他抬头看了一眼说,“不见太阳,可也没有云彩。”
  “是啊,今儿天多好,”老奶奶说。“听我说,你不该管自己叫不合时宜的人,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心眼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别说话!”贝雷嚷道,“全都闭上嘴,让我一个人来应付这局面!”他像运动员那样蹲伏在地上,仿佛要起跑,可是并没动窝。
  “谢谢您的恭维,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用枪托在地上画个小圆圈。
  “这辆车修好,起码得花半个小时,”海勒姆望着汽车凸起来的顶篷,提醒了一句。
  “那你和博比·李先把他跟那个男孩带到那边去吧!”不合时宜的人指着贝雷和约翰·韦斯利说。“这两个小伙子要问你点事,”他又对贝雷说,“请跟他们到那边树林里走一趟吧。”
  老奶奶抬手整理整理帽檐,好像也要跟儿子一块儿进入树林,可是帽檐不幸脱落在手中,她楞在那里,瞪着手里拎着的帽檐,过了半晌才松手让它落在地上。海勒姆揪住贝雷的胳膊,像搀老头儿那样把他搀扶起来。约翰·韦斯利紧拉着爸爸的手,博比·李跟在后头,他们朝树林走去。刚要进入阴森森的树林,贝雷一转身,靠在一棵光秃秃、灰暗的松树干上,喊道:“娘,我一会儿就回来,等着我!”
  “贝雷,我的儿啊!”老奶奶凄惨地嚷道,可是她发现自己正在瞧着蹲在她面前的不合时宜的人,便绝望地对他说:“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您可一点也不像坏人!”
  “不,我不是一个好人,”不合时宜的人好像仔细掂量了一下她的话,然后说道:“可我也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爹说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不一样,是另一个品种的狗崽子。‘你知道,’我爹说,‘有人一辈子也没问过一个为什么,可是另有一些人总爱刨根问底。这孩子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将来准会到处惹是生非!’”他戴上黑帽子,突然仰视天空,又朝树林深处张望一下,仿佛又有点发窘。“很抱歉,我在你们两位太太面前光着上身,”他说,耸耸肩膀,“我们一逃出来,就把囚犯衣服埋掉了。这几件衣服也是向几位遇到的人借来的呢。”他解释道。
  “没什么关系,”老奶奶说,“贝雷的箱子里也许还有件替换的衬衫。”
  “我这就去看看。”不合时宜的人说。
  老奶奶发现他帽子下面的肩胛骨挺瘦,因為她正站在那里瞧着他。“你祷告吗?”她问。
  他摇摇头。老奶奶只看见那顶黑帽子在他的两块肩胛骨之间晃来晃去。“不祷告。”他说。
  树林里传来一声枪响,紧跟着又是一响。随后一片静寂。老奶奶猛地扭过头去。她听得见风从树梢吹来,像是心满意足地抽了口长气似的。“贝雷儿啊!”她叫唤道。
  “我在唱诗班里唱过一阵子,”不合时宜的人说,“我什么都干过。服过兵役,陆军啦、海军啦,国内国外都驻扎过,结过两次婚,在殡仪馆里当过差,铁路上干过一阵子。此外,种过庄稼,遇到过龙卷风,还见过一个男人活活给烧死。”他抬头瞧着孩子妈和小姑娘,她俩紧紧偎在一起,脸色惨白,目光发呆。“我还见过一个女人让人鞭打呐!”他说。
  “祈祷吧,”老奶奶说,“祈祷吧……”
  “我记得自己从来也不是个坏孩子,”不合时宜的人用一种近乎轻柔的声调说,“可不知在哪里做了点错事,就被送进教养院,活活给埋没了。”他抬头注视着她,好让她注意听。
  “那正是你该祷告的时候,”她说,“头一次你被送进教养院,是为了什么呀?”
  “你向右转是堵墙,”不合时宜的人又仰起头来,凝视万里无云的天空,说道,“你向左转,还是堵墙。抬头是天花板,低头是地板。我忘了自己干了什么,老太太。我坐在那儿,冥思苦想,想想自己到底干了什么错事,可是直到今天也没想起来。有时觉得快想起来了,可是总没有个结果。”
  “他们可能错判了吧?”老奶奶含含糊糊地问。   “没有,”他说,“没弄错。他们有白纸黑字的证据。”
  “你别是偷了什么东西吧?”她问道。
  不合时宜的人冷笑一声。“谁也没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他说,“教养院的主任医师说我犯的罪是杀死了亲生父亲,可我知道那是瞎说八道。我爹是一九一九年闹流行性感冒时死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葬在霍普韦尔山浸礼会教堂的墓地。”
  “你要是祈祷,”老奶奶说,“耶稣会帮助你的。”
  “说的是。”不合时宜的人说。
  “那你干吗不祈祷啊?”她问道,突然高兴得浑身颤抖。
  “我什么帮助也不要,”他说,“我自己干得蛮好。”
  博比·李和海勒姆从树林里从容地走出来。博比·李手里还拎着一件印着蓝鹦鹉的黄衬衫。
  “博比·李,把那件衬衫扔过来。”不合时宜的人说。衬衫嗖地飞过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就把它穿上了。老奶奶说不出这件衬衫给她带来了什么回忆。“不,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一边说,一边扣扣子。“我发现犯罪没什么了不起。可以干这件事,也可以干另一件事,杀人啦,从他的车上拆下一个轮胎啦,都一个样,因为迟早你总会忘掉自己干了些什么,而且要为这受到惩罚。”
  孩子妈呼哧呼哧地喘气,好像上气不接下气似的。
  “太太,”他问道,“你和小姑娘愿不愿意跟随博比·李和海勒姆到那边去同你丈夫会合?”
  “行,谢谢,”孩子妈有气无力地说。她的左胳膊不听使唤地来回晃悠,另一只胳膊抱着睡熟了的婴儿。她吃力地往沟坡上爬,不合时宜的人说:“海勒姆,搀一把那个女人。博比·李,你拉着小姑娘的手。”
  “我不要他拉着,”琼·斯塔说,“他那副模样让我想起一头猪。”
  胖小子脸涨红了,笑了笑,抓住小姑娘的胳臂,紧跟在她妈妈和海勒姆身后,把她拖进树林。
  老奶奶发现如今只剩下她和不合时宜的人单独在一起,反倒说不出话来了。她想告诉他应该祷告,张了几次嘴,又闭上了,没吭一声。最后,她发现自己在念叨“耶稣啊!耶稣啊!”
  “是啊,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仿佛同意似地说,“耶稣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他的处境跟我差不离儿,只不过没犯什么罪罢了,而他们却能证明我犯过罪,因为他们有我犯罪的白纸黑字的证据。”他说,“他们从来也没有给我看过我的罪证,这就是干吗现在我干脆自己签字。我老早就说过自己签字,好汉做事好汉当,然后自己保存一份原件。这样你就知道自己到底干过啥,可以衡量一下所受的惩罚跟所犯的罪是否合情合理,最后你可以拿出点凭据证明自己被惩罚得一点也不公平。我管自己叫不合时宜的人。”
  树林里传来一声尖叫,紧跟着是声枪响。“老太太,有人没完没了地受惩罚,而别人却从来也没挨过罚,您认为这合乎情理吗?”
  “耶稣啊!”老奶奶喊道,“你出身高贵,我知道你不会枪杀一个妇道人家的!我知道你是好人家抚养大的!耶稣啊!你不该枪杀一个妇道人家。我可以把我带的钱都给你!”
  “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说,望着树林深处,“从来也没听说过死尸赏小费给抬棺材的人的。”
  又传来两声枪响,老奶奶像一只讨水喝的喉咙干燥的老火鸡那样扬起头来啼叫,“贝雷儿啊,贝雷宝贝儿啊!”心似乎都快碎了。
  “只有耶稣能叫人起死回生,”不合时宜的人接着说。“他不该那么做。他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如果他照他所说的那样做,那你最好抛弃一切,追随他去吧。如果他没有那么做,那你最好尽情享受一下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吧—杀个把人啦,放把火烧掉那人的住房啦,要不然对他干些丧尽天良的事。除了伤天害理,别无其他乐趣。”他说着,嗓音几乎变得像是在嗥叫。
  “也许耶稣没有叫人起死回生过。”老奶奶喃喃说,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她头晕眼花,扑通一下坐倒在沟里,两腿歪扭着。
  “我没在场,所以不敢说他没干过,”不合时宜的人说,“我真希望当时在场就好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拳頭捶地。“我没在场,确实不对,因为要是在场,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啦。听着,老太太,”他提高嗓门说,“我要是在场,就会知道怎么回事啦,我也不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儿了。”他的嗓音好象要炸裂了,老奶奶头脑突然清醒了一下。她看见那家伙的脸歪扭着,离她自己的脑袋不太远,仿佛要哭似的,她便小声说道:“唉,你也是我的一个孩子,我的一个亲生儿哟!”她伸出两手,抚摸他的肩膀。不合时宜的人猛地闪开,好像让毒蛇咬了一口似的,朝她胸口砰砰砰连开三枪。然后,他把枪放在地上,摘下眼镜擦擦灰。
  海勒姆和博比·李从树林里走出来,站在沟渠上面俯视着老奶奶,她半躺半坐在一摊鲜血里,像孩子那样盘着腿,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仰视着万里无云的晴空。
  不合时宜的人不戴眼镜,两眼显得暗淡无神,现出一圈通红的眼窝。“把她弄走,跟其他几个人扔到一块儿去!”他一边说,一边把那只在他脚边磨蹭的猫拎起来。
  “这位老太太真够贫嘴的,是不是?”博比·李说,哼着小调从沟渠上滑下来。
  “她要是一辈子每分钟都有人没完没了地冲她开枪射击,”不合时宜的人说,“她也会成为一个好女人的。”
  “挺有趣!”博比·李说。
  “住嘴,博比·李,”不合时宜的人说,“人生根本没有真正的乐趣。”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好人难寻》一书,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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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家来说,书房也许是在家中度过最多时光的地方,他们的书房未必都非常大,也未必有华丽的装饰品,可也许这些简单、普通的地方,却正是他们心中的小小乌托邦。  杨绛先生的书房  杨绛先生每天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她说——  “如今剩下我一人,我的书桌位置不适,撤了。南窗下、北窗下原先不属于我的书桌,都由我占用;各室大大小小的书柜,也由我一人掌管。我翻书、找书,还约略记得什么书在哪个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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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成书于晚唐时期(9-10世纪)的由阿拉伯人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兹佐证,书中说:“印度人使用牙枝,他们如不用牙枝刷牙和不洗脸,是不吃饭的。中国人没有这一习惯……在中国刷牙是不礼貌的,中国人饭后漱口。”印度人使用的牙枝就是杨枝,玄奘《大唐西域记》载:“馔食既讫,嚼杨枝而净。”杨枝也叫齿木,在印度被广泛用于清洁牙齿,义净说这种齿木“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小如小指,一头缓,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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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1899-1977),20世纪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1919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18年的文学生涯。1940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他离群索居,住在一座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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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3日上午,宿迁市第六届读书节暨“书香宿城 悦读生活”启动仪式在宿城区会展中心举行。  宿迁市第六届读书节以“共享阅读新时代”为主题,通过市县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方式,将开展三大主题16项200余场次阅读推广活动,重点打造宿迁四季诗会、“我们爱阅读”系列活动、经典诵读比赛、阅读新空间摄影大赛、精品图书联展促销、创意书签大赛等品牌阅读活动,努力释放阅读的正能量,让阅读惠及更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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