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在自己手里
　　手术前，洁若告诉我说，医院要她在一张开列着我可能遇到的五种死亡的单子上签字。她劝我多考虑一下。我说，你签吧，我命硬。
　　除了初中时得过一次伤寒，我一生几乎没住过医院。七十岁上住起院来，不免会想到死亡问题。
　　每次去东岳庙，我总对那个瞪着眼睛翻看生死簿的判官不服气。凭什么由他来决定人的寿数！
　　如果有人问我的人生哲学，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事在人为。我从不相信先天注定的寿数。小时我就想，寿数再高，要是把身子横卧在火车铁轨上，也照样轧成两段。我一面准备死亡随时光临，一面自己加强锻炼；有病及早治，尽量推迟它的到来。
　　说来也怪，我面对死亡的勇气，恰好来自1966年的“紅八月”里我服的那瓶安眠药。倘若隆福医院按照当时通常的做法不收我这个“阶级敌人”，或者收而敷敷衍衍，不给好好洗一下肠子，我也早就化为灰烬了。
　　那期间，在交代“黑思想”时，我说过这么一条：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得个善终可真不易！那是因为我听到看到那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有跳楼摔死的，也有活活被打死的。那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自己会是怎么个死法。
　　直到那帮人彻底倒了台，我对自己的生死才有了自信：我会善终的。
　　要知死先学生
　　1980年12月，动手术的前一晚，当医生来验明次晨开刀的部位时，我猛然感到自己离死亡近了一步。可那晚我睡得很平稳，很熟。当洁若带点愁苦告诉我那五种死亡的可能性时，我还她一句：1966年那次要死不也就死了吗？如今，看到了歹徒的灭亡，又领到了“改正证书”，还不该知足！
　　由于开导她，我倒开导了自己。
　　多少人———多少比我聪明、能干，比我好的人，都没能看到那帮人的灭亡，而我看到了，这是多么侥幸啊！现在，我觉得每活一天，就是白赚一天，白饶上的一天，得好好利用它。
　　住院后期，我坚持每晨散步一个小时。我总是从病房出发，一直走到太平间，然后再折回。一趟趟地总那么走。太平间———鬼门关，对我不再可怕了。重要的，应该为之动脑筋的，还是怎样利用被抬进去之前这段日子。
　　我希望我千万别脑软化，别成为植物人。最希望的是一旦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时，就突然死去———更好的是悠然而死，比如在睡眠中，或伏案工作时。
　　我掌握不了自己如何死法，但我能掌握自己如何活法。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真是位讲实际的人。生，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内容各自不同的一本书。这里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值得自豪的，也有足以悔恨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能鼓起勇气，把自己这本书整个地翻一翻。现在还不去翻它，因为还在写着它。可又怕停笔时来不及翻它了。
　　因此，我在找个诀窍：一边写着它，一边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