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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选取四个维度9个贫困指标，运用自助法（bootstrap）考察了基础设施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和城乡差异，并对不同收入组的多维贫困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交通、卫生和生态基础设施均具有降低多维贫困的作用。（2）基础设施降低了农村住户的多维贫困，但是对城市住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明确。（3）交通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周期变动的规律，卫生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逐渐变小，生态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倒“u”型。（4）社会不安全加剧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多维贫困状况。（5）卫生基础设施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对高收入组的影响却不显著。
关键词：基础设施；社会安全；多维贫困；自助法；人情支出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5-0080-10；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伴随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迅猛发展。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适时推出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刺激方案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民生工程、农田水利、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从而确保了我国经济增速在以后的三四年中一直处于高位。但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经济也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与此同时，我国也明确了未来发展的各项目标，其中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消除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贫困县全部脱帽以及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等目标尤为艰巨也尤为重要。从目前形势看，经过上一轮大规模建设，我国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提升，但是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还远未满足广大贫困地区的发展需要，因此基础设施对于推动贫困地区脱贫和发展仍具有巨大潜力。笔者认为，基础设施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达到减轻贫困的目的，一是直接效应，即基础设施作为一项准公共物品投资可以直接达到减少贫困的目的（莫连光，刘晓凤，2008；Jerome，2011），众多国内外文献均证实这一途径；二是间接效应，即基础设施可以通过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间接达到减轻贫困的目的（高颖，李善同，2006；鞠晴江，庞敏，2006；康继军，郭蒙，傅蕴英，2014）。本文主要从直接效应的视角来探讨基础设施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梳理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的已有文献，我们发现大部分研究主要探讨了基础设施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进而对减轻贫困的作用，但正如sen（1999）所言，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的问题，真正造成贫困的原因在于贫困人口获取收入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他从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评价“福利”，认为收入贫困并不能完全反映居民的福利状况，而应该通过创造获取收入的能力来衡量居民的福利，为此他提出了基于可行能力剥夺理论的多维贫困理论。
本文重点关注以下问题：我国基础设施改善的边际效益是否真的已经消耗殆尽（谢静等，2010），还是会对我国未来发展持续发挥作用？尤其是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减贫问题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上述考虑，以新疆连片特困区作为民族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代表，探讨基础设施可获得性与居民多维贫困的关系，进而研究基础设施在消减多维贫困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多维贫困理论最早由sen（1999）在福利经济学基础上创立，该理论使得贫困测度摆脱了以往收入指标的单一维度，推动贫困问题研究进入全新的多维领域。尤其是随着Mkire和Foster（2011a，2011b）提出新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即A-F多维贫困指数，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广泛运用该方法研究多维贫困问题。王小林和Mkire（2009）。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并且采用AF方法测量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并对维度和地区进行分解，探讨多维贫困在维度和地区之间的差异。Virginia和Stephen（2013）运用2002-2005年孟加拉国的数据，开发一个多维目标和影响力评估框架，考察了公共项目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王春超和叶琴（2014）利用A-F多维贫困的贫困测量方法并采用2000-2009年的CHNS数据，从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多维贫困，对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状况进行对比，并且引入市场化指数的制度变量对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多维贫困进行解释。解垩（2015）采用A-F测量方法利用2010年和2012年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蹤调查（CFPS）面板数据，从消费、健康、未来信心三个维度考察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状况。刘林（2016）基于A-F法探讨了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和区域差异，并测算了三地州的多维贫困状况。
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大致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进行梳理。从宏观角度看，基础设施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研究发现基础设施通过溢出效应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叶昌文和王遐见（2013）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交通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铁路、公路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微观角度看，众多学者也证实了基础设施投资在减贫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Gibson和Waikato（2003）利用巴布亚新几内亚1995-1996年的家庭调查数据展开了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减贫效果的实证研究。刘生龙和周绍杰（2011）利用1989-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从静态非平衡面板和动态非平衡面板模型分别考察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均显示基础设施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R.Majumder（2012）采用1993-1994年和2004-2005年的两组年份的NSSO数据，考察了贫困、基础设施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减少了贫困的发生。刘晓光、张勋和方文全（2015）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运用1992-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基础设施在城乡间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从劳动力转移视角研究了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学术界对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各方面中的作用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随着多维贫困理论的发展，研究基础设施对多维贫困影响的文献还不多见，尤其是结合我国未来减贫目标来研究基础设施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贡献的文献更是少见。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基础设施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影响，丰富多维贫困理论，并为决策者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数据来源以及多维贫困测量方法，第三部分是多维贫困的测量，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基础设施；社会安全；多维贫困；自助法；人情支出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5-0080-10；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伴随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迅猛发展。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适时推出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刺激方案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民生工程、农田水利、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从而确保了我国经济增速在以后的三四年中一直处于高位。但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经济也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与此同时，我国也明确了未来发展的各项目标，其中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消除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贫困县全部脱帽以及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等目标尤为艰巨也尤为重要。从目前形势看，经过上一轮大规模建设，我国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提升，但是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还远未满足广大贫困地区的发展需要，因此基础设施对于推动贫困地区脱贫和发展仍具有巨大潜力。笔者认为，基础设施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达到减轻贫困的目的，一是直接效应，即基础设施作为一项准公共物品投资可以直接达到减少贫困的目的（莫连光，刘晓凤，2008；Jerome，2011），众多国内外文献均证实这一途径；二是间接效应，即基础设施可以通过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间接达到减轻贫困的目的（高颖，李善同，2006；鞠晴江，庞敏，2006；康继军，郭蒙，傅蕴英，2014）。本文主要从直接效应的视角来探讨基础设施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梳理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的已有文献，我们发现大部分研究主要探讨了基础设施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进而对减轻贫困的作用，但正如sen（1999）所言，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的问题，真正造成贫困的原因在于贫困人口获取收入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他从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评价“福利”，认为收入贫困并不能完全反映居民的福利状况，而应该通过创造获取收入的能力来衡量居民的福利，为此他提出了基于可行能力剥夺理论的多维贫困理论。
本文重点关注以下问题：我国基础设施改善的边际效益是否真的已经消耗殆尽（谢静等，2010），还是会对我国未来发展持续发挥作用？尤其是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减贫问题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上述考虑，以新疆连片特困区作为民族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代表，探讨基础设施可获得性与居民多维贫困的关系，进而研究基础设施在消减多维贫困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多维贫困理论最早由sen（1999）在福利经济学基础上创立，该理论使得贫困测度摆脱了以往收入指标的单一维度，推动贫困问题研究进入全新的多维领域。尤其是随着Mkire和Foster（2011a，2011b）提出新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即A-F多维贫困指数，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广泛运用该方法研究多维贫困问题。王小林和Mkire（2009）。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并且采用AF方法测量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并对维度和地区进行分解，探讨多维贫困在维度和地区之间的差异。Virginia和Stephen（2013）运用2002-2005年孟加拉国的数据，开发一个多维目标和影响力评估框架，考察了公共项目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王春超和叶琴（2014）利用A-F多维贫困的贫困测量方法并采用2000-2009年的CHNS数据，从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多维贫困，对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状况进行对比，并且引入市场化指数的制度变量对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多维贫困进行解释。解垩（2015）采用A-F测量方法利用2010年和2012年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蹤调查（CFPS）面板数据，从消费、健康、未来信心三个维度考察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状况。刘林（2016）基于A-F法探讨了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和区域差异，并测算了三地州的多维贫困状况。
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大致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进行梳理。从宏观角度看，基础设施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研究发现基础设施通过溢出效应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叶昌文和王遐见（2013）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交通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铁路、公路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微观角度看，众多学者也证实了基础设施投资在减贫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Gibson和Waikato（2003）利用巴布亚新几内亚1995-1996年的家庭调查数据展开了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减贫效果的实证研究。刘生龙和周绍杰（2011）利用1989-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从静态非平衡面板和动态非平衡面板模型分别考察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均显示基础设施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R.Majumder（2012）采用1993-1994年和2004-2005年的两组年份的NSSO数据，考察了贫困、基础设施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减少了贫困的发生。刘晓光、张勋和方文全（2015）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运用1992-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基础设施在城乡间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从劳动力转移视角研究了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学术界对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各方面中的作用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随着多维贫困理论的发展，研究基础设施对多维贫困影响的文献还不多见，尤其是结合我国未来减贫目标来研究基础设施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贡献的文献更是少见。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基础设施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影响，丰富多维贫困理论，并为决策者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数据来源以及多维贫困测量方法，第三部分是多维贫困的测量，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