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上无数的古城被岁月侵蚀成断壁残垣，无数的昔日小径在黄沙的掩埋中不见了踪迹，然而丝绸之路却并没有消失。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了热点。可见，千年的时光没有风化丝绸之路的辉煌，它的内涵积累得愈发广博而深刻。
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中华记忆的闸门，穿越时空去感受丝绸之路上曾经流淌的文明之光吧！
张骞出使西域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等地陆上贸易交往通道的总称。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所著的《中国》一书中，将这条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个称谓贴切而富有诗意，于是广泛流传，距今已有一百多年。而丝绸之路这些通道的最早开拓，则要追溯到两千多年之前。它的开拓者，正是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的西汉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张骞。
汉武帝即位后，希望联合西域的游牧民族大月氏，以便共同抗击匈奴。张骞自告奋勇担此重任。公元前139年，张骞率领了一百多个随从，请匈奴俘虏堂邑父作向导，从长安出发，踏上了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旅途。
一行人匆匆赶路，不料走到河西走廊时，遇上了匈奴骑兵，全部被抓获，在匈奴领地被困了十年之久。公元前129年，张骞趁匈奴人不备，带领随从逃出了匈奴人的控制区。而后，张骞等人翻越葱岭，历经艰难，终于来到了大月氏。
不料，这时的大月氏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因此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张骞等人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不得不动身返国。
归途中，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被扣留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126年初，张骞和堂邑父才逃回长安。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历时十三年，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张骞率三百多随从第二次出使西域，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张骞一行偕乌孙使者数十人于公元前115年回到了长安。
张骞的两次远征，虽然未能达到与其他部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但却是伟大的外交旅行，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与其他沿途国家的沟通了解，更第一次沟通了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拓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在此之后，东汉班超派遣使节甘英出使大秦（古代罗马帝国），唐代高僧玄奘西游印度取得佛教经典，明朝郑和七下“西洋”，遍访马六甲、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我们的祖先不断地延伸和丰富丝绸之路，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地的沟通构建了一座座桥梁。
中华文明的西传
中华文明在古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丰富多彩的物产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世界，成为了海外其他民族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的直接途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为“丝绸之路”冠名的丝绸，以及作为“中国代名词”的瓷器。
丝绸
众所周知，丝绸服装对人体有保健作用，具有特殊的吸湿性和透气性，还能抵抗有害细菌对皮肤的侵袭。
中国是世界上栽桑、养蚕、丝织最早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养蚕缫丝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后，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便走出国门一路向西，经河西走廊运到安息（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再从安息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罗马）。
据记载，古老罗马的凯撒大帝和 “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都喜欢穿中国的丝绸。一次，凯撒大帝穿着中国丝袍出现在剧院，光彩照人，惊艳全场。之后，丝绸在罗马更加受到人们的追捧。在中国丝绸大量外传很久以后，中国的养蚕和缫丝以及织造技术也逐步传到国外，对许多民族的服饰和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瓷器
如今，人们的生活早已离不开瓷器。你知道吗，多姿多彩的瓷器也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
“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在西方人的眼中，瓷器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趣味和创意，是中国的代名词。从唐代开始，瓷器就沿着丝绸之路销往国外。从南宋到明代中期，是外销瓷最繁盛的时期。不计其数的瓷器传播到世界各地，在给各国人民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生活用具的同时，更向他们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风采。
精美绝伦的瓷器在各国都受到热烈欢迎，许多王公贵族都以拥有和收藏中国瓷器为荣耀。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有一座托普卡帕宫，以收藏中国瓷器著名，堪称中国古瓷的一大宝库。奥地利的美泉宫，就有两间客厅的四壁都是用中国瓷器装饰的;在魏玛的歌德故居，有一个大陈列柜，专门展示歌德当年收藏的中国瓷器。随后，中国的制瓷技术也由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人陆续传播到波斯、埃及以及欧洲等地。
技术
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拓展，我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也沿着丝绸之路相继传往西方。
汉代时期，中国的铁制品已经是很受西域欢迎的商品。冶铁技术则最早是由在汉匈战争中逃亡到西域地区的士卒传给大宛和安息的工匠，之后再传入俄国。中国在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通过河西路传入西域。之后，造纸技术又相继传到了西亚和欧洲。纸是文字的载体，因此纸的发明与西传对促进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除了造纸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也相继由丝路或海路传入西方，对西方各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英国人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指出：这些发明在学术方面、战争方面和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也称：“中国的发明曾为欧洲人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 外来文明的融会
丝绸之路除了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也给我国融入了丰富多彩的外来文明。我们日常生活中吃到的蔗糖，和餐桌上许多可口的果蔬，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丝绸之路。
蔗糖
印度是世界甘蔗发源地之一，也是最早发明蔗糖红糖加工技术的国家。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商人用他们的糖制品：颗粒状的“沙糖”和饼块状的“石蜜”，在我国古代的凉州（今武威）换取丝绸。
由于品质较好且能够长时间保持干燥，这些沙塘和石蜜深受古人的欢迎，成为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品。曹丕曾夸耀自己的石蜜：“南方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还赠送了孙权五饼石蜜。到了唐代，唐太宗希望中国也能生产西域沙塘和石蜜，他得知印度大的寺庙都种蔗制糖，西域各国的制糖法都是学自印度，于是就派王玄策带领一批“留学生”，前往玄奘留居多年的摩揭陀国学习制糖。这批留学生学得了石蜜的制法后回国，在中国开始制造石蜜。
十年后，唐高宗颁布了全世界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把石蜜列为果部卷的一味中药，称石蜜“味甘，寒，无毒。主心腹热胀，口干渴，性冷利。”书中也为我们展现了制作石蜜的过程：将甘蔗汁或沙粒糖熬成糖浆，再加牛乳和米粉，熬到适当程度，注入模具后冷却即得石蜜。唐代以后，中国的制糖技术不断提高。到了明代，中国人又发明了“黄泥水淋脱色法”的红糖脱色技术，制造出了白糖，并将白糖和白糖制糖技术传回到了印度。
“胡”姓果蔬
在古代，“胡”代表着西方和北方的民族。那些姓“胡”的果蔬粮食，大都是从西方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我们的餐桌。
例如胡萝卜，原产西亚，阿富汗为最早演化中心。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把它载入《本草纲目》，说它：“元时始自胡地来”，具有“下气补中，利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有益无损”的功效。
同样在《本草纲目》中有一席之地的还有胡瓜，就是现在的黄瓜。李时珍称：“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胡瓜具有清热解渴的功效。
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从西域引进的作物还有“胡葱”、“胡蒜”和“胡荽”等。胡葱“茎叶粗短，根若金灯”，是一种大葱;“胡蒜”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大蒜;“胡荽”是有人爱也有人怕的香菜。
除了蔬菜，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引入的水果食物更是品种繁多，如哈密瓜、西瓜、石榴、核桃、葡萄等。这些源自西域的美食，不远万里地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我们的餐桌，丰富了我们的口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乐舞
除了物质产品和科学技术，从丝绸之路传来的西方文体艺术的也是外来文明的一抹亮色。如海外的乐舞，对汉代至隋唐都影响极大，主要有两大乐系：印度乐系和伊兰乐系。两大乐系的乐舞由印度或中亚传入，称为“胡乐”。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宗?庙?祭?祀?等?礼?乐?活?动?也杂用胡乐。隋唐时胡乐成分更多，就是国家大典、庙祭，也有胡戎的乐伎参与。
自汉代以来，历代都有西域、天竺、罗马等西方的歌舞杂技传入中国。唐代软舞、健舞中，大多源于西域，最为流行的是胡旋舞、胡腾舞等。许多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壁画、佛座、陶俑等文物上，都生动地为我们再现了这些曼妙多姿乐舞形象。
与乐舞一样，我国古代的建筑、雕塑和绘画也深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丝绸之路沿途存留的众多石窟寺内，保存了魏晋以来的许多壁画雕塑，再现了东西方艺术交融的光彩。
医药文化的交流
如今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点燃了新的火花。其实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医药交流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在波斯（今伊朗）等国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启，输入中国的物品中就有了石硫黄、密陀僧等不少阿拉伯药物。到了唐宋时期，古代的中医药学理论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欧洲，影响了西医学的历史。
《医典》中的中医药
公元11世纪，具有“阿拉伯医学王子”美誉的阿森维纳著成了世界医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医学经典——《医典》。这部经典长期被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欧洲和北非诸国奉为医学百科全书。中世纪的欧洲将该书作为权威性的医学教科书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
研究人员发现，《医典》中的很多内容都与中医药有关。例如，在《医典》的第二部书中，阿维森纳明确指出有17 味草药从中国进口，，其中包括了细辛、姜黄、桂枝、肉桂、天然樟脑、西藏麝香、芦荟、檀香、莪术和郁金等。学者们推测，阿维森纳正是从兴盛于当时的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关于中药方面的知识。
《医典》中还记载了许多食物和药物，认为药用食物偏于营养， 而食用药物偏重药用，并把药物划分为性质平和、效用明显、性偏有毒划等几个等级。这与中医学“药食同源”的观点十分相似。《医典》中的脉学体系更与中医的脉学极其相似。我国晋代医学家王叔和所著的《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开篇卷就记载了浮脉、洪脉、滑脉、数脉等24种脉象，其中7种脉象与《医典》“脉论”中的记载基本相同。
阿拉伯药材输入中国
另一方面，我国也吸收了许多古代国外医药知识。据《诸蕃志》记载，在唐代，就有乳香、没药、血竭、木香等多种阿拉伯药物传入我国。到了宋元时期，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更为便利，通过水陆两路，大量的西方药材输入中国。如宋代苏颂等在《本草图经》中，记载了补骨脂、荜芨等来自阿拉伯的药物。元代忽思慧所撰《饮膳正要》中收载了马思答吉、必思答等一些阿拉伯药物。
除了药物外，还有大量西域药方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为我国医家所用。如在《千金翼方》中所记载的具有补虚破气功效的“悖散汤”，原本就是阿拉伯的药方。明代出现的《回回药方》，是西方伊斯兰医药传入中国后，由中国人编撰的一部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还收录了大量的药方，是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
丝绸之路与传染病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在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活动中，频繁的人员与货物往来，在给沿途的国家带来物质贸易、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让一些令人生畏的传染病的传播有了可趁之机。
研究表明，炭疽、麻风和鼠疫等传染病在我国古代的传播都与丝绸之路有关。
炭疽
炭疽是一种由炭疽芽胞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可引起皮肤炭疽、 肺炭疽和肠炭疽。炭疽病很古老，在公元80年就有记载，它的名称来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煤炭，因典型性皮肤炭疽的黑痂而得名。我国古代医书中将炭疽病称为“痈”，也有称作“鱼脐疔”、“疫疔”的。炭疽病的主要传染源是牛、羊、骡、骆驼等食草动物。这些食草动物接触土壤中的炭疽芽孢而被感染，通过与人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而传染给人。牛、马和骆驼等食草牲畜正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它们大量的流通和调运，无疑为炭疽病的传播提供了机会。现代科学家通过对病原菌的基因分析结果也认为，炭疽芽孢杆菌可能通过丝绸之路在中国、远东其他国家、中亚和欧洲间传播。
麻风病
麻风病是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病变在皮肤和周围神经。对考古和现存标本的研究表明，该病可能起源于欧洲或者中东地区，通过包括丝绸之路在内的古代商贸途径传至远东其他国家，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传到中国和印度。
鼠疫
鼠疫又叫“黑死病”，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引起的烈性流行病，在人类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导致数千万人丧生。世界医学史中最早记录这种可怕疾病的的书籍之一正是我国的《黄帝内经》，书中将其称为“恶核病”。爱尔兰的研究者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