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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的，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老兵；温暖的，却是一个民族。
孙春龙最早的梦想，是做一名记者。从印钞厂工人，到新闻临时工，再到新华社下属《瞭望东方周刊》的总编助理，他奋斗了整整十二年，并获得了“中国十大法制人物”、“中国阳光记者”等多项荣誉。正当事业达到高峰之时，因为一次不寻常的采访，他毅然辞去了记者工作，决意投身于公益事业，去帮助早年一群流落在异国他乡的原中国远征军的孤独穷困的老兵们。
日本人是来祭祀老兵的，中国人是来做生意的
2005年，孙春龙到缅甸进行了一次采访，这一次，他结识了流落在缅甸密支那的一名原中国远征军老兵。当时老兵指着他的鼻子问他：“你真的是中央媒体的记者吗？如果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一看，看看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一声声质问，令当时还不知道国殇园在何处的孙春龙无言以对。
在缅甸仰光，他看到一片比高尔夫球场还要美丽的英军墓地，这里埋葬着二战时牺牲在缅甸战场的英军战士。在缅甸，还有景色秀丽的日本军人墓地以及日本人修建的许多个纪念碑，在纪念碑的底座上，刻着每一个阵亡在缅甸的日本官兵的名字。在缅甸，却有逾10万中国抗日战士的遗骸无人安置。曾建起的十多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墓地，经历多次排华事件后，已无一完整，尸骨无存，亡者姓名更无处寻觅。一位缅甸当地居民告诉他，她家的院子以前就是中国将士的墓地，“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你们应该把他们迁走安葬。”
这次采访的经历让这个充满良知的中国记者辗转反侧。他思考了很久，仍找不出关于这段历史的太多记忆。在仰光的日本军人墓地，他常常看到背着双肩包的日本青年，一脸虔诚。而几乎每一个缅甸的宾馆老板都会告诉他，来入住的外国人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最多——“日本人是来祭祀老兵的，中国人是来做生意的。”
对于活下来的老兵而言，他们更加凄惨。战后60多年里，他们再也无法踏上祖国的土地，与国内的亲人们失去了联系。在缅甸，他们过着最底层的生活，靠卖点火柴之类的小玩意儿为生，得不到尊重。
看到这些曾经为民族赴汤蹈火的老兵们一个个带着失望和怨恨离世，孙春龙决定开始他的“救赎”之路，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些老兵们回家，以救赎自己的无知，也救赎一个民族的良心。
“祖国地震了，我还能回家吗？”
从2008年起，孙春龙开始帮助流落在缅甸、云南的原中国远征军老兵找家，并资助他们回家。几年的时间，有30多名老兵在志愿者的爱心接力下回乡探访，结束了长达60多年的远征。
第一个回家的老兵是李锡全。李锡全是孙春龙在缅甸一处贫瘠的山区里找到的，老人以卖火柴为生。在交谈中，老人对家人的思念深深打动了孙春龙。回国后，他开始通过微博等渠道四处寻找李锡全的家，并艰难地筹措资金。2008年5月汶川地震，正在灾区采访的孙春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个苍老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他：“祖国地震了，我还能回家吗？”此刻孙春龙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知道，以李锡全之贫困状况，从国外打一个国际长途给他，是一笔多么昂贵的费用，可见他回家的愿望有多么急切。2008年10月，在孙春龙以及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下，李锡全终于踏上了阔别60多年的故土。在湖南常德火车站，数百名志愿者自发举着横幅，带着鲜花迎接老战士的回归，这一切让李锡全感动得泪流满面，跨越60多年的坎坷，他终于得到了本该得到的尊重。李锡全身上带着一本被翻烂了的中国地图册，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中缅边境的一个小市场买到的。从此以后，他就时常翻到湖南那一页，看着地图上的常德，就像是看到他日夜思念的家乡。回乡这一天，他流着泪吃到了记忆中家乡的钵子菜。这天，这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佝偻着立在父母的坟前。孙春龙清楚地看到，老人微张的嘴在轻轻地喊着“妈妈，妈妈……”
李锡全老人的归来，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2008年底，李锡全和孙春龙被评为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此后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问孙春龙，“在缅甸还有多少像李锡全这样的远征军老兵？”孙春龙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觉得自己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无地自容。他心里默默地说：“难道帮助了李锡全，就能抹平我内心的愧疚？自己的救赎是发自内心，还是仅仅为了求得一时的慰藉，甚至是沽名钓誉？”
“你说，我究竟是哪国人？” 2009年，孙春龙再次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孙春龙最明白，老兵们要求的并不多，他们最需要的只是国人的认可。国难当头时，他们不惜以身报国，血洒疆场。他们没有战死在沙场，却死在了政治的纠葛与国人的健忘中，最终凄凉地埋骨异域。而他要做的，就是要让他们有尊严地回家。
广东籍老兵杨剑达一直寄居在缅甸北部的密支那，60多年间从未与家人有过联系。他告诉孙春龙，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他曾写信给他在昆明的一个朋友。后来才知道，这位朋友就因为他的那封信被亲弟弟告发，被以私通外国的罪名打死。“你们为什么这么残忍？！”——面对老人的质问，孙春龙无言以对，他无法解释这其中的原委，他只能带着愧疚去做更多的事情。
由于身边的亲人都是缅甸人，许多老兵的晚年都很孤寂，偶尔在街头看到一辆中国牌照的车辆，也会让他们激动半天。杨剑达坚持让女儿玲玲学会了一点中文，还教会女儿唱《松花江上》，他说，这是他能留给儿女的唯一东西。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国大使馆给留缅的抗战老兵颁发了由胡锦涛主席签名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杨剑达把它藏在箱底。见到孙春龙的第一天，他就喊女儿把纪念章拿出来，亲自一层一层地打开包装，把那枚金色的纪念章展现到他面前，脸上的喜悦像花儿一样绽放。这份迟到半个多世纪的国家荣誉给杨剑达带来了很大的满足。但显然，仅仅这一枚纪念章尚难以完全抹去他内心的伤痛和寂寞。在缅甸生活60多年，杨剑达一直没有加入缅籍。问起原因，他说：“我加入了缅籍，我的国家就保护不了我了。我是一名中国人，我是一名中国军人，有一天，我终究要回到我的家乡。”
听到这样的回答，更让孙春龙心痛。他看到这些老兵用热血和生命去保护的国家，却没给他们以保护。这些在缅甸的老兵因为政治、历史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活着。在缅甸，杨剑达拿的是一张破旧的外侨证，每年，他需要向当地政府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居留的权利。后来，当孙春龙接杨剑达回家，在云南省公安厅为他办理前往广东梅县老家探亲的外国人通行证时，杨剑达突然 地问他：“缅甸认为我是中国人，中国把我当成外国人。你说，我是哪个国家的人？”
接老人回乡的路上，孙春龙精心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在云南腾冲猴桥口岸入境时，他向武警提出派礼兵迎接老人，部队首长欣然答应；在上飞机前，他向机长讲述了老人的经历，乘务员专门通过广播隆重地向旅客介绍这位特殊的客人，乘客们纷纷为老人鼓掌致敬；在深圳机场，他号召当地的志愿者出动，在机场拉起红色横幅，大声呼喊：“欢迎杨爷爷回家”；在梅县老家，村民们燃起百米长的鞭炮，迎接游子归来。在腾冲入境时，看着年轻的中国军人向自己行军礼，杨剑达竟然扶着轮椅，颤巍巍地站起身来，还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孙春龙问他为什么要坚持站起来，他说：“我是一名中国军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气质。”
在杨剑达回到家乡一个多月后的10月8日晚上，孙春龙接到杨剑达女儿玲玲的电话，说爸爸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她说，爸爸清醒的时候让她转告孙春龙，在缅甸还有牺牲的几万名战友的遗骸也需要回家，他们需要有一个纪念碑。孙春龙让玲玲把电话放在老人的耳边，坚定地说：“请放心，这些遗愿我一定会做到。”听到这句话，杨剑达竟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声“好”。
老人去世后，孙春龙将他唱歌的视频放到了网上。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唱着那首国人都熟悉的《松花江上》，虽然吐字已不是很清晰，但依然能看到他眉宇间曾经的英气。当唱到“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和“可爱的故乡”时，老人自然流露的微笑里充满着温暖的希望；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老人声声哽咽，再也无法继续。这段视频感动了无数网友，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帮助老兵回家的志愿者队伍中来。
请宽恕我的无知
杨剑达离去了，抗日老兵的心愿却还没有完成，无数的英烈们还被遗忘在异国他乡。“这只是对个体的救赎，但我们对老兵这个群体的亏欠，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孙春龙的话语中充满愧疚与焦虑，“如果再不去做这些事情，等到这些所剩无几的老兵们，一个个带着遗憾告别世界之后，我们的忏悔和良知还能有何处可以安放？”
2011年6月30日，孙春龙正式辞去了《 望东方周刊》主编助理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志愿者。他在博客中写到：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去做公益是扶助弱者，不是逃避，是迂回；其实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不管是尝试推倒一堵墙或者帮扶一个鸡蛋，其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日益趋好。后者，更是一个力所能及的，能让更多的人感到温暖的事情。转身公益，并不是理想的泯灭，而是延续。让弱者前往，让人性回归，是用另一种方式，唤起人们的良知。
2010年孙春龙出版报告文学《异域1945》。书中，他记述了自己采访众多流落滇缅的远征军老兵，并发起“老兵回家”行动的艰辛历程。对于这一举动，孙春龙称之为救赎。如今，参与“老兵回家”的人数已达到30多名。“请宽恕我的无知！”在《异域1945》以及各种为“老兵回家”发动的演讲中，孙春龙一律使用了这样的开头。他曾经对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一无所知，正是对“无知”的救赎牵引他这一路走来。几乎每一周，他都能得到又一名老兵去世的消息，这让他充满了紧迫感。每一天他都在与时间赛跑，每一天都希望能让更多的老兵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除了关注仍然在世的老兵，孙春龙还打算建一个数据库，想通过大陆、台湾和缅甸等地的资料，整理出一个相对全面的老兵名单。因为，“每一个老兵都有自己的名字，而每一个名字，我们都应该铭记。”“对个体的尊重，一定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他还在许多媒体上呼吁道：“所有国家的二战老兵，都有国家提供丰厚的养老保障与无比的荣光。唯有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致使这些老兵是依靠民间组织和民间志愿者陪伴他们走过最后的时光。”
2011年12月初，孙春龙申请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获批。他发起“老兵回家”活动的宗旨，是让每一个为国出征的军人凯旋而归。活动项目包括，一是幸存老兵的“回家”；二是寻找二战时缅印战场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他们的遗骨运送回国安葬，包括在当地修建纪念碑以及墓地的重建、保护等；三是帮助国内研究二战史的民间学者，以便于他们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此外，他还希望与美国、英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相关机构进行对接和交流，实现资源共享。
2012年4月3日，中国驻缅甸大使李军华在纪念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7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将尽快为中国远征军建造纪念碑。他说，从1942年到1945年，中国远征军两次赴缅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用鲜血和忠魂谱写了中国军人的壮丽篇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责编：隋元）
孙春龙最早的梦想，是做一名记者。从印钞厂工人，到新闻临时工，再到新华社下属《瞭望东方周刊》的总编助理，他奋斗了整整十二年，并获得了“中国十大法制人物”、“中国阳光记者”等多项荣誉。正当事业达到高峰之时，因为一次不寻常的采访，他毅然辞去了记者工作，决意投身于公益事业，去帮助早年一群流落在异国他乡的原中国远征军的孤独穷困的老兵们。
日本人是来祭祀老兵的，中国人是来做生意的
2005年，孙春龙到缅甸进行了一次采访，这一次，他结识了流落在缅甸密支那的一名原中国远征军老兵。当时老兵指着他的鼻子问他：“你真的是中央媒体的记者吗？如果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一看，看看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一声声质问，令当时还不知道国殇园在何处的孙春龙无言以对。
在缅甸仰光，他看到一片比高尔夫球场还要美丽的英军墓地，这里埋葬着二战时牺牲在缅甸战场的英军战士。在缅甸，还有景色秀丽的日本军人墓地以及日本人修建的许多个纪念碑，在纪念碑的底座上，刻着每一个阵亡在缅甸的日本官兵的名字。在缅甸，却有逾10万中国抗日战士的遗骸无人安置。曾建起的十多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墓地，经历多次排华事件后，已无一完整，尸骨无存，亡者姓名更无处寻觅。一位缅甸当地居民告诉他，她家的院子以前就是中国将士的墓地，“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你们应该把他们迁走安葬。”
这次采访的经历让这个充满良知的中国记者辗转反侧。他思考了很久，仍找不出关于这段历史的太多记忆。在仰光的日本军人墓地，他常常看到背着双肩包的日本青年，一脸虔诚。而几乎每一个缅甸的宾馆老板都会告诉他，来入住的外国人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最多——“日本人是来祭祀老兵的，中国人是来做生意的。”
对于活下来的老兵而言，他们更加凄惨。战后60多年里，他们再也无法踏上祖国的土地，与国内的亲人们失去了联系。在缅甸，他们过着最底层的生活，靠卖点火柴之类的小玩意儿为生，得不到尊重。
看到这些曾经为民族赴汤蹈火的老兵们一个个带着失望和怨恨离世，孙春龙决定开始他的“救赎”之路，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些老兵们回家，以救赎自己的无知，也救赎一个民族的良心。
“祖国地震了，我还能回家吗？”
从2008年起，孙春龙开始帮助流落在缅甸、云南的原中国远征军老兵找家，并资助他们回家。几年的时间，有30多名老兵在志愿者的爱心接力下回乡探访，结束了长达60多年的远征。
第一个回家的老兵是李锡全。李锡全是孙春龙在缅甸一处贫瘠的山区里找到的，老人以卖火柴为生。在交谈中，老人对家人的思念深深打动了孙春龙。回国后，他开始通过微博等渠道四处寻找李锡全的家，并艰难地筹措资金。2008年5月汶川地震，正在灾区采访的孙春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个苍老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他：“祖国地震了，我还能回家吗？”此刻孙春龙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知道，以李锡全之贫困状况，从国外打一个国际长途给他，是一笔多么昂贵的费用，可见他回家的愿望有多么急切。2008年10月，在孙春龙以及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下，李锡全终于踏上了阔别60多年的故土。在湖南常德火车站，数百名志愿者自发举着横幅，带着鲜花迎接老战士的回归，这一切让李锡全感动得泪流满面，跨越60多年的坎坷，他终于得到了本该得到的尊重。李锡全身上带着一本被翻烂了的中国地图册，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中缅边境的一个小市场买到的。从此以后，他就时常翻到湖南那一页，看着地图上的常德，就像是看到他日夜思念的家乡。回乡这一天，他流着泪吃到了记忆中家乡的钵子菜。这天，这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佝偻着立在父母的坟前。孙春龙清楚地看到，老人微张的嘴在轻轻地喊着“妈妈，妈妈……”
李锡全老人的归来，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2008年底，李锡全和孙春龙被评为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此后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问孙春龙，“在缅甸还有多少像李锡全这样的远征军老兵？”孙春龙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觉得自己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无地自容。他心里默默地说：“难道帮助了李锡全，就能抹平我内心的愧疚？自己的救赎是发自内心，还是仅仅为了求得一时的慰藉，甚至是沽名钓誉？”
“你说，我究竟是哪国人？” 2009年，孙春龙再次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孙春龙最明白，老兵们要求的并不多，他们最需要的只是国人的认可。国难当头时，他们不惜以身报国，血洒疆场。他们没有战死在沙场，却死在了政治的纠葛与国人的健忘中，最终凄凉地埋骨异域。而他要做的，就是要让他们有尊严地回家。
广东籍老兵杨剑达一直寄居在缅甸北部的密支那，60多年间从未与家人有过联系。他告诉孙春龙，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他曾写信给他在昆明的一个朋友。后来才知道，这位朋友就因为他的那封信被亲弟弟告发，被以私通外国的罪名打死。“你们为什么这么残忍？！”——面对老人的质问，孙春龙无言以对，他无法解释这其中的原委，他只能带着愧疚去做更多的事情。
由于身边的亲人都是缅甸人，许多老兵的晚年都很孤寂，偶尔在街头看到一辆中国牌照的车辆，也会让他们激动半天。杨剑达坚持让女儿玲玲学会了一点中文，还教会女儿唱《松花江上》，他说，这是他能留给儿女的唯一东西。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国大使馆给留缅的抗战老兵颁发了由胡锦涛主席签名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杨剑达把它藏在箱底。见到孙春龙的第一天，他就喊女儿把纪念章拿出来，亲自一层一层地打开包装，把那枚金色的纪念章展现到他面前，脸上的喜悦像花儿一样绽放。这份迟到半个多世纪的国家荣誉给杨剑达带来了很大的满足。但显然，仅仅这一枚纪念章尚难以完全抹去他内心的伤痛和寂寞。在缅甸生活60多年，杨剑达一直没有加入缅籍。问起原因，他说：“我加入了缅籍，我的国家就保护不了我了。我是一名中国人，我是一名中国军人，有一天，我终究要回到我的家乡。”
听到这样的回答，更让孙春龙心痛。他看到这些老兵用热血和生命去保护的国家，却没给他们以保护。这些在缅甸的老兵因为政治、历史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活着。在缅甸，杨剑达拿的是一张破旧的外侨证，每年，他需要向当地政府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居留的权利。后来，当孙春龙接杨剑达回家，在云南省公安厅为他办理前往广东梅县老家探亲的外国人通行证时，杨剑达突然 地问他：“缅甸认为我是中国人，中国把我当成外国人。你说，我是哪个国家的人？”
接老人回乡的路上，孙春龙精心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在云南腾冲猴桥口岸入境时，他向武警提出派礼兵迎接老人，部队首长欣然答应；在上飞机前，他向机长讲述了老人的经历，乘务员专门通过广播隆重地向旅客介绍这位特殊的客人，乘客们纷纷为老人鼓掌致敬；在深圳机场，他号召当地的志愿者出动，在机场拉起红色横幅，大声呼喊：“欢迎杨爷爷回家”；在梅县老家，村民们燃起百米长的鞭炮，迎接游子归来。在腾冲入境时，看着年轻的中国军人向自己行军礼，杨剑达竟然扶着轮椅，颤巍巍地站起身来，还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孙春龙问他为什么要坚持站起来，他说：“我是一名中国军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气质。”
在杨剑达回到家乡一个多月后的10月8日晚上，孙春龙接到杨剑达女儿玲玲的电话，说爸爸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她说，爸爸清醒的时候让她转告孙春龙，在缅甸还有牺牲的几万名战友的遗骸也需要回家，他们需要有一个纪念碑。孙春龙让玲玲把电话放在老人的耳边，坚定地说：“请放心，这些遗愿我一定会做到。”听到这句话，杨剑达竟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声“好”。
老人去世后，孙春龙将他唱歌的视频放到了网上。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唱着那首国人都熟悉的《松花江上》，虽然吐字已不是很清晰，但依然能看到他眉宇间曾经的英气。当唱到“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和“可爱的故乡”时，老人自然流露的微笑里充满着温暖的希望；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老人声声哽咽，再也无法继续。这段视频感动了无数网友，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帮助老兵回家的志愿者队伍中来。
请宽恕我的无知
杨剑达离去了，抗日老兵的心愿却还没有完成，无数的英烈们还被遗忘在异国他乡。“这只是对个体的救赎，但我们对老兵这个群体的亏欠，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孙春龙的话语中充满愧疚与焦虑，“如果再不去做这些事情，等到这些所剩无几的老兵们，一个个带着遗憾告别世界之后，我们的忏悔和良知还能有何处可以安放？”
2011年6月30日，孙春龙正式辞去了《 望东方周刊》主编助理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志愿者。他在博客中写到：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去做公益是扶助弱者，不是逃避，是迂回；其实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不管是尝试推倒一堵墙或者帮扶一个鸡蛋，其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日益趋好。后者，更是一个力所能及的，能让更多的人感到温暖的事情。转身公益，并不是理想的泯灭，而是延续。让弱者前往，让人性回归，是用另一种方式，唤起人们的良知。
2010年孙春龙出版报告文学《异域1945》。书中，他记述了自己采访众多流落滇缅的远征军老兵，并发起“老兵回家”行动的艰辛历程。对于这一举动，孙春龙称之为救赎。如今，参与“老兵回家”的人数已达到30多名。“请宽恕我的无知！”在《异域1945》以及各种为“老兵回家”发动的演讲中，孙春龙一律使用了这样的开头。他曾经对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一无所知，正是对“无知”的救赎牵引他这一路走来。几乎每一周，他都能得到又一名老兵去世的消息，这让他充满了紧迫感。每一天他都在与时间赛跑，每一天都希望能让更多的老兵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除了关注仍然在世的老兵，孙春龙还打算建一个数据库，想通过大陆、台湾和缅甸等地的资料，整理出一个相对全面的老兵名单。因为，“每一个老兵都有自己的名字，而每一个名字，我们都应该铭记。”“对个体的尊重，一定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他还在许多媒体上呼吁道：“所有国家的二战老兵，都有国家提供丰厚的养老保障与无比的荣光。唯有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致使这些老兵是依靠民间组织和民间志愿者陪伴他们走过最后的时光。”
2011年12月初，孙春龙申请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获批。他发起“老兵回家”活动的宗旨，是让每一个为国出征的军人凯旋而归。活动项目包括，一是幸存老兵的“回家”；二是寻找二战时缅印战场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他们的遗骨运送回国安葬，包括在当地修建纪念碑以及墓地的重建、保护等；三是帮助国内研究二战史的民间学者，以便于他们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此外，他还希望与美国、英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相关机构进行对接和交流，实现资源共享。
2012年4月3日，中国驻缅甸大使李军华在纪念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7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将尽快为中国远征军建造纪念碑。他说，从1942年到1945年，中国远征军两次赴缅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用鲜血和忠魂谱写了中国军人的壮丽篇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责编：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