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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与真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人们试图探明的一个有关人类社会本质的核心问题。东方的道家思想长期关注“言”“意”关系，并对之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表述;而作为西方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的德里达则通过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来构建其语言与真理的关系。比较这两家思想将有利于我们东西方跨文化的角度更好地理解语言与真理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真理;“言”“意”关系;道家思想;解构主义
1. 引言
语言与真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人们试图探明的一个有关人类社会本质的核心问题，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这一问题都吸引了无数先哲，并形成了一些相映成趣的探讨。语言能否反映真理，真理能否通过语言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传，这无疑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社会所必须回应的一个问题。
2. 道家思想中的“言”“意”关系
中国古代最早对“言”“意”关系进行探讨的是《易·系辞上》的“言不尽意”之说。正因为“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英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同时，王弼也注意到了意、象、言三者之间的差异，所以又说：“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其意者也;忘言者，乃得其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言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
很显然，王弼“得意忘象”和“得象忘言”的说法来源于《庄子·外物》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在自己的著作里大量谈论了“言”与“意”的关系，他认为“言”是一种工具，而“意”则是使用这一工具所要达到的目的。仔细比较王弼和庄子的思想，很容易发现庄子并没有关注到“象”这一概念，《易》和王弼的“言”“象”“意”三者关系到庄子这里变成了“言”与“意”的关系。为什么庄子会忽视“象”的作用呢？是因为庄子从根本上来说是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在他看来语言不能至少是不能完全表达真理的。他在《天道》中说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而传书。”在庄子看来，语言并不能反映客观真理，世人“贵言而传书”无异于刻舟求剑。庄子对于语言和真理之间关系的理解无疑是超越时代性的，但是其思想来源却仍是有迹可循的。人们习惯将庄子和老子并列称为“老庄”是有道理的，庄子的思想受惠于老子也是公认的。道德五千言开篇就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这一思想为道家“言”“意”关系定下来基调。“道可道”中前者之“道”是具有某种本体论意义的存在，从宇宙规律的角度来说可以等同于真理，而后者之“道”则是“言说”的意思。可以言说的真理并不是恒常的真理。在老子看来，作为真理的“道”是不可言说的，甚至都无法为之命名，只能“强名之为道”，将之命名为“道”，“规律”，“真理”都是权益之计，真正的“道”是排斥任何语言的。
3. 德里达对“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
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以逻各斯来统一这两个概念。“逻各斯这个希腊词既有理性的意思，又有言说的意思”。因此，在古希腊眼中，理性和言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理性代表的是内在的真理，言说代表的是外在的真理，它们都统一于“逻各斯”。言说是真理的自然流淌或溢出，因而不存在“言”与“意”的本质差异。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又总是碰到言不及物，词不逮意的情况，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言”与“意”的绝对贴合关系。柏拉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这一矛盾归咎于“书写”的缺陷。他认为言说是实时的、在场的，是真理的直接流淌，而书写是对言说的模仿，脱离了语境和对话者，变成一堆干枯的符号，是对真理的二次模仿，总是引起误会和曲解。“你知道，裴德若，文字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一旦事务变成了文字，那篇文章——不管它究竟是什么——便东飘西荡”。柏拉图崇尚言说而贬低书写，认为书写助长灵魂中的健忘。人们有了书写就不再愿意去记忆，而是借助外在的标记并形成依赖，荒废了记忆和言说，切断了通往真理的道路。柏拉图將诗人逐出自己的理想国也是这个原因，他认为文学作品是对“理念”的模仿，与真理隔了两层，是模仿的模仿，拙劣的模仿。而且他认为诗人依靠过度的情感来调动读者和观众，是与“理性”相悖的。
“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统治了西方世界两千多年之久，导致西方长期关注理性而忽视感性，推崇语音而贬低文字。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提出是西方世界第一次对这一思维传统的反思质疑和正面挑战。他在读《裴德若篇》的时候注意到了洞中观影的比喻，人们为了避免直视太阳（真理）而将目光转向影子，通过观察影子来考察那里存在的真理，而逻各斯就是那太阳投射的影子。为了捍卫逻各斯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放黜有形的书写而尊奉无形的语音，以免书写的痕迹玷污真理的超验性。在德里达看来，影子（逻各斯）终究只是太阳（真理）的痕迹，不是其本身，真理是无法通过语言来呈现的。他在《延异》中这样来玩弄文字游戏：“语言/通过/在任何地方总是/说/存在/，存在/说/语言/在任何地方总是/通过/”。两个句子在句式上具有可交换性，巧妙地显示出德里达解构“存在”的观念。在他看来，“存在”只是一个“说/语言”的能指，不停地重复自我言说和自我书写，其意义不停地处于“延异”的游历之中。语言作为能指的符号是无法揭示其所指的本体的，只是互相依存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游戏。
参考文献：
[1]方勇注. 庄子. 上海： 中华书局. 2010.
[2]德里达著. 汪堂家译. 论文字学.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作者简介：谢小丰（1982 - ），男，湖北天门人，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国文学文化，比较文学。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关键词：语言;真理;“言”“意”关系;道家思想;解构主义
1. 引言
语言与真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人们试图探明的一个有关人类社会本质的核心问题，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这一问题都吸引了无数先哲，并形成了一些相映成趣的探讨。语言能否反映真理，真理能否通过语言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传，这无疑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社会所必须回应的一个问题。
2. 道家思想中的“言”“意”关系
中国古代最早对“言”“意”关系进行探讨的是《易·系辞上》的“言不尽意”之说。正因为“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英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同时，王弼也注意到了意、象、言三者之间的差异，所以又说：“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其意者也;忘言者，乃得其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言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
很显然，王弼“得意忘象”和“得象忘言”的说法来源于《庄子·外物》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在自己的著作里大量谈论了“言”与“意”的关系，他认为“言”是一种工具，而“意”则是使用这一工具所要达到的目的。仔细比较王弼和庄子的思想，很容易发现庄子并没有关注到“象”这一概念，《易》和王弼的“言”“象”“意”三者关系到庄子这里变成了“言”与“意”的关系。为什么庄子会忽视“象”的作用呢？是因为庄子从根本上来说是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在他看来语言不能至少是不能完全表达真理的。他在《天道》中说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而传书。”在庄子看来，语言并不能反映客观真理，世人“贵言而传书”无异于刻舟求剑。庄子对于语言和真理之间关系的理解无疑是超越时代性的，但是其思想来源却仍是有迹可循的。人们习惯将庄子和老子并列称为“老庄”是有道理的，庄子的思想受惠于老子也是公认的。道德五千言开篇就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这一思想为道家“言”“意”关系定下来基调。“道可道”中前者之“道”是具有某种本体论意义的存在，从宇宙规律的角度来说可以等同于真理，而后者之“道”则是“言说”的意思。可以言说的真理并不是恒常的真理。在老子看来，作为真理的“道”是不可言说的，甚至都无法为之命名，只能“强名之为道”，将之命名为“道”，“规律”，“真理”都是权益之计，真正的“道”是排斥任何语言的。
3. 德里达对“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
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以逻各斯来统一这两个概念。“逻各斯这个希腊词既有理性的意思，又有言说的意思”。因此，在古希腊眼中，理性和言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理性代表的是内在的真理，言说代表的是外在的真理，它们都统一于“逻各斯”。言说是真理的自然流淌或溢出，因而不存在“言”与“意”的本质差异。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又总是碰到言不及物，词不逮意的情况，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言”与“意”的绝对贴合关系。柏拉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这一矛盾归咎于“书写”的缺陷。他认为言说是实时的、在场的，是真理的直接流淌，而书写是对言说的模仿，脱离了语境和对话者，变成一堆干枯的符号，是对真理的二次模仿，总是引起误会和曲解。“你知道，裴德若，文字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一旦事务变成了文字，那篇文章——不管它究竟是什么——便东飘西荡”。柏拉图崇尚言说而贬低书写，认为书写助长灵魂中的健忘。人们有了书写就不再愿意去记忆，而是借助外在的标记并形成依赖，荒废了记忆和言说，切断了通往真理的道路。柏拉图將诗人逐出自己的理想国也是这个原因，他认为文学作品是对“理念”的模仿，与真理隔了两层，是模仿的模仿，拙劣的模仿。而且他认为诗人依靠过度的情感来调动读者和观众，是与“理性”相悖的。
“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统治了西方世界两千多年之久，导致西方长期关注理性而忽视感性，推崇语音而贬低文字。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提出是西方世界第一次对这一思维传统的反思质疑和正面挑战。他在读《裴德若篇》的时候注意到了洞中观影的比喻，人们为了避免直视太阳（真理）而将目光转向影子，通过观察影子来考察那里存在的真理，而逻各斯就是那太阳投射的影子。为了捍卫逻各斯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放黜有形的书写而尊奉无形的语音，以免书写的痕迹玷污真理的超验性。在德里达看来，影子（逻各斯）终究只是太阳（真理）的痕迹，不是其本身，真理是无法通过语言来呈现的。他在《延异》中这样来玩弄文字游戏：“语言/通过/在任何地方总是/说/存在/，存在/说/语言/在任何地方总是/通过/”。两个句子在句式上具有可交换性，巧妙地显示出德里达解构“存在”的观念。在他看来，“存在”只是一个“说/语言”的能指，不停地重复自我言说和自我书写，其意义不停地处于“延异”的游历之中。语言作为能指的符号是无法揭示其所指的本体的，只是互相依存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游戏。
参考文献：
[1]方勇注. 庄子. 上海： 中华书局. 2010.
[2]德里达著. 汪堂家译. 论文字学.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作者简介：谢小丰（1982 - ），男，湖北天门人，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国文学文化，比较文学。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