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0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教务长、我长期的合作者斯丹凝（Denis Fred Simon）教授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
　　“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科技专家被问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何远远落后于西方与日本时，大部分人都提到以下三个关键因素：第一，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各种重要研发项目；第二，合格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才短缺；第三，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设备与先进计算能力欠缺。”
　　“讽刺的是，当如今提起同样的问题时，大多数专家的第一反应却是：第一，在过去几年里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年均增长超过20%，经费充足；第二，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数自1999年来呈跳跃式增长，人才充足；第三，如今中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配套了最尖端的设备。那么，人们会问，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哪个环节出了故障？问题根本症结又在哪儿？”
　　2012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政策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国务委员、现任副总理刘延东女士，几乎重复了斯丹凝说过的话。
　　中国国内与国外的观察家们都一致肯定中国的变化特别突出：三十多年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协力支持科学研究，创造出了庞大的人才库，人才素质不断提升。同时，中国不断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在世界科技前沿获取、创造并分享知识。
　　中国在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技术以及高铁方面令人瞩目的成就反映出了政府引领下的创新模式。中国在粒子物理、基因组学、结构生物学等领域的成就体现出其最优秀的科学家有能力在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取得突破。但是，很多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科学政策分析家，甚至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尽管中国大规模投资科学技术，科研的基础设施日渐成熟，而科学创新的总体表现却差强人意。
　　举例来说，至今还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取得诺贝尔奖级别的突破，这是中国人心中一个长期的心结。科学研究并没有带来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技术与产品。中国还没有出现像“苹果”那样的创新企业。
　　除了个别例外，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上仍旧主要依赖国外。世界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就指出，2009年，中国在专利和技术许可等知识产权上的逆差高达100亿美元。
　　最近，我与同事李宁、李侠和刘立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探讨了中国科技创新体制表现不佳的原因。
　　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科技体制的各个层面都有问题：在宏观层面，主导科技创新的政府机构之间缺少协调运作；在中观层面，研究经费分配不公平；在微观层面，对科学家与机构的业绩评估方式不当。这些障碍加在一起，阻碍了中国真正迈上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下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则需要系统、专注地解决这些层面的问题。
　　2006年中国科学创新领域的蓝图即《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的发布，反映了中国科学界与政治领导人应对这些挑战的决心。然而，过去七年的机遇窗口期似乎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来实施这一《纲要》。
　　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其实可以充分利用相对强劲的经济条件来解决科技体制的问题：更为明智地投资研发；更好地利用人才资源；并促使经济发展从劳动力、资本与资源密集型商业模式转变为知识与创新集约型模式。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就任以来，似乎在以加倍的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今年，《纲要》的实施周期过半，正在实施中期评估。而将于2016年公布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会更加关注科技创新问题。
　　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了在科学创新体制治理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一旦领导层下定决心，问题也许便能迎刃而解。但许多人维持现状的惯性也相当顽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视察中国科学院、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区与中关村科技园时多次强调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中国要想成为首屈一指的创新型国家，领导人需要展示出足够的政治意愿、勇气与决心来推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