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山里，山脚不撒开，一个村庄想生成都困难，何况是串联成片的村庄。想想也是，山夹峙着山，山坞狭长，哪有村庄落脚的余地？小坞、前坦、王家、郑家、前山，还有吕家，村落在山脚，东一凼，西一坦，却都是以茶连坑的名义连片的。茶连坑呢，好比是山坞里的一个内循环，那规模大小不一的村庄，就在一叠一嶂中显影和生长了。
　　也就是说，重叠而收窄的山峦成就了茶连坑一片小天地。
　　前山冈，大埕山，绵延伸展，层层叠叠，既是村庄的背景，亦是包裹茶连坑的轮廓。交合的坞口，苍郁的林木，是对山里村庄自然的隐蔽。往往，树长得欢，水也流得畅。那盈盈的一溪水，成了水口与村舍的纽带。想必依山临水，应是山里先人随遇而安的最初选择吧。山风一吹，仿佛满山的绿都在向着山王尖奔跑、涌动，而山脚下的茶连坑，就显得更加隐蔽幽深了。
　　蜿蜒其中，能够把茶连坑串联起来的不仅是一脉溪流，还有连接的古道。茶培岭、水碓岭处于茶连坑的两头，也就是村庄古道的外延。翻过水碓岭，即是秋口的词坑村了，再往前便是紫云岭，甚至可以通达赣皖边界的浙岭——这是一条我经常用脚步去丈量“万里茶道”的婺源境内茶叶主要产区的古道。我喜欢古道上能够与过往茶人对话的茶亭、捐资留芳的石碑，以及拾阶而上的节奏、踩着落叶的感受，还有渴了，采一叶茶芽放在嘴里咀嚼的感觉。这样的路，不由让人想起那些上浙岭走徽州、杭州、上海，抑或沿星江至鄱阳，再从长江“漂广东”的婺源茶商。
　　古道向着大埕山蜿蜒，林间烟雨飘忽。山腰的茶亭，已经坍塌得不成样子了。恍惚间，我在茶亭废墟上与一位位茶商擦肩而过。
　　废墟上的事，总是隔得很远。
　　二
　　槎潭，是水碓岭下吕家村的初名。如果现在沿水碓岭，要在子坞尖和屏风山下去找槎潭，只能是到光绪年间的《槎潭岩前派吕氏宗谱》去找了。事实上，在明初的时候，随着吕姓的迁入，槎潭就渐渐隐匿了。想来，吕姓从汾水迁至岩前，称得上是邑内有来头的望族，直接以姓氏为村冠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暑过后，茶连坑遭遇了一场又一场暴雨，而吕家村口建于乾隆甲申年（1764）的聚秀桥却完好无损，石堨下的养生潭依然深不见底。一缕阳光，斜斜地从红楠与女贞之间穿透下来，放射状投影在桥面上，青石板的凹凸更加醒目。若说桥拱砌得低调，相对的，桥面、栏杆却显得宽阔、排场。光是轻盈的，甚至在微风中是浮动的，仿佛在影影绰绰中消解了石拱桥的苍老。石苇倔强，有的嵌入石缝中，有的紧紧地网住石头，好似已成为桥石肌理的一部分。即便趴在石栏杆上去读桥额上风化的文字，也无法捡拾起时间的重量。好在，水口一片挺拔葱郁的枫香、红楠、香樟、红豆杉，还有女贞，多少给了我一些视觉与情感上的过渡。
　　说实在的，我很难将从桥上走过的筚路蓝缕的茶人与后来富甲一方的茶商联系起来，而他们在家乡热心公益的“芳名”却在风化的石碑上给了我答案。与聚秀桥相望的前山村，就是从不远处的银台村迁来的，而清代业茶于上海的著名茶商吴启书就是银台人，他少时孤贫，业茶发迹，“好义乐施”的名声仍在家乡流传。
　　噗，噗噗。棕扇尾莺个头比灰头鸦雀小一半的样子，却灵动得多，它忽而站在茅叶上荡秋千，忽而从香樟树丫上俯冲而下，贴着地面飞行的姿势很美。草鹀呢，羽与喙都没有灰头鸦雀艳丽，长得麻乎乎的，翅膀却扇得很开，它从桃树上飞下，落在了溪边的黄瓜篱笆上。
　　这些鸟的叫声无一例外地婉转，比水哨子发出的声音还要动听。
　　又似乎，那清脆的鸟声里带着露珠、光影，还有草木的气息。
　　走过水口林掩蔽的聚秀桥，我想看到田园之上的菜园、苞芦地、茶园、篱笆、民居、祠堂。路边酢漿草、竹叶椒、蒲公英、大蓟、犁头草，还有禾镰草长得葱葱茏茏，香橼像皮球一样挂在树上。
　　三
　　老郑听到我与裘兄问询的声音，倚在祠堂围墙边只露出脑袋，笑着说，祠堂的门虚掩着，推开就是了。一道矮墙，隔不住老郑的热心，他赤膊就从围墙边转了过来。
　　老郑的名字很好记，他是过年时出生的，父母随口就叫他“年生”了。老郑家的房屋紧挨着吕氏宗祠，几乎与之平行。出乎意料的是，一年前，也就是老郑进入古稀之年的时候，他的心脏出了问题，去医院做了搭桥手术，留在他胸前的疤痕，有膏药大小。天热，汗水顺着老郑胸前流下，好似疤痕也在蠕动。用老郑的话说，在鬼门关走过一次，只是阎王爷没有收留他而已。若是在以前，遇上这样的大病，恐怕就没有机会站在这里与我们聊天了。
　　祠堂的门是栗木的，木纹凸显，青石的门槛上，有蚰蜒留下的白色黏液。推开祠堂门，一股怪味扑鼻而来。老郑指了指地上脏兮兮的动物粪便，无奈地说，没办法，祠堂里蝙蝠太多了，早年被村里作仓库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了。
　　说起来，蝴蝶、蜜蜂、蚂蚱、青蛙、燕子，在乡村都是有喜感的动物，而蝙蝠耳短翼长的长相、昼伏夜出的行为虽然令人生厌，但人在潜意识中还是喜欢它的，因“蝠”是通“福”的，是祥瑞的象征。往往，祠堂大梁上的木雕纹饰，还有民居的墙画中，都有蝙蝠出现。也许正因如此，祠堂里栖息再多的蝙蝠，留下再多的粪便，也不会有人去驱赶。不过，我是听不得蝙蝠的叫声的，吱吱吱，像磨牙，比老鼠的叫声尖锐，瘆得慌。
　　在老郑的记忆里，吕氏宗祠已修葺三次。而我看到的祠堂“吕惇叙堂”的匾额，应是最近一次修葺时挂上去的。有人说，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本依据，而集体记忆的消失，注定会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那称为“家庙”的宗祠呢？应是聚族而居的村庄认同的集体记忆吧。在村民心目中，宗祠还是“天、地、神、人”集合的所在。这一点，在祠堂门口石碑上刻着的“维修吕氏宗祠捐款功德榜”“吕家村修宗祠男丁集资名单”上可以得到证实。我想，对于吕姓村民来说，不管在什么时候，从五百元到一万五千元的捐款恐怕都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不仅在吕氏宗祠“芳名碑”上找到了老郑的名字，还有陈、李、王、张、汪、俞、单等外姓村民的名字。 　　祠堂院墙的内侧，书写着《村规民约》，它像村风村俗的一面镜子，让我从中得见了旧时推行乡村自治的儒者，以及久远的《乡约礼》：“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最早推出《村规民约》的是吕大忠、吕大钧等“蓝田四吕”，我无法考据吕家村的先祖与他们是否同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人生理念是一致的。
　　四
　　畅叙亭被房舍包围着，坐在亭中的老人眼睛眯着，好像睡着了。
　　我没有惊扰他，静静地抄录着在亭旁的公示栏——吕家村2019年账目公示榜。从账目公示上看，吕家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天然林、生态林保护，以及扶贫项目资金，而支出的大头在安装自来水，公墓山道路、机耕路征地，河道清理，购茶花树、桂花树苗木。我特别注意到，年度结余的尾款还有一万两千多元。
　　我本想把吕家村的支出细目一一罗列出来，但实在是太细了，连维修路灯的灯泡、灯头都赫然在列。村庄只有三十户人家，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说到底，有心无难事，无心事事难。我想象着村民在畅叙亭中，对村庄账目发表议论的样子，直接、真诚。即便有难听的话，也是老鸦嘴喜鹊心。有谁不想自己的村庄越发展越好呢？畅叙亭与公示栏，应是吕家村与村民之間对话的最好方式了。
　　住在畅叙亭斜对面的吴大妈，戴着老花镜在做饰品加工。散在竹筛里的珍珠，在她手里像变戏法似的，穿针过线，拢起成串，盘成同一花样，娴熟得很。老人见我用相机对着她拍照，习惯性地把穿饰品的针在头发上撇了撇，说，满脸褶子，黄土都埋到颈了，还有什么好拍的。哦，你问一天能够穿多少钱，没多少，一天穿得眼睛花脖子酸的，顶多就二三十。见我在她对面坐了下来，又说儿子在浙江打工多年，现在考虑小孩读高中，回县城开店了，想买商品房，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田地里的事，目前她和老伴还可以勉强应付。万一哪天种不了了，再说。老话说，龙眼识珠，凤眼识宝，牛眼识草。我呢，木面看对联—— 一字不识，只能是做做手上功夫。这个好，材料送上门，成品上门收，能够在家门口挣一点是一点，至少不给儿子增加负担呀。
　　临走，吴大妈也歇下了，她站起身，捶了捶腰，要去把门口晒在竹盘里的辣椒翻晒一遍。
　　时常，我在茶连坑的村庄里转进转出，发现村庄是静的，静得有些落寞，不少人家都关门闭户。即使有的房屋新崭崭的，也是铁将军把门。前坦、王家是如此，郑家、前山亦是如此。一个村庄，连小卖部都没有，其冷清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不是村庄不喜欢热闹，是人实在太少，热闹不起来。留在村里的老人，除了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到很大，也很难制造出其他更大的声响了。
　　后来整理照片时，我想，那一番话，吴大妈是否对她儿子说过呢？
　　五
　　入秋，茶连坑的山溪就开始消瘦了，浅浅的一匹水在淌。长在溪中石头上的菖蒲绿莹莹的，而络石藤的藤蔓，一束束地在溪边的枫香与乌桕树上垂吊着，仿佛随时要与菖蒲进行亲密的接触。石碣底有潭的地方，汪着水，幽幽的，看着都凉爽。
　　回到前坦，目光始终被三位扛着竹竿钓鱼归来的少年牵引，他们追逐嬉闹着，脚步轻盈欢快，一如拂过的山风。领头的手上提着一串小河鱼，晃呀晃的，像一束光，闪亮了一个村庄的黄昏。
　　我不由想到了昼上在郑家村土墩上看到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墙上的裂缝像蜈蚣似的，屋顶漏着光。如果不是听菜地上荷锄的老人说，我以为只是一个废弃的仓库。而像眼前钓鱼归来的少年，正好是村庄上小学复式班的年龄。只不过，土墩上小学的记忆定格在了2010年左右。此后，茶连坑片的村庄儿童，都进入宽敞明亮的前坦小学，也就是保亿希望小学就读了。
　　晚霞消褪，夜幕模糊了村庄的炊烟。起于山野的风，夹着草木的呼吸。山风吹到的地方，就有草木在萌发。是一阵阵的山风，引我走向了古桥、古道、路亭，以及祠堂匾额，在山风里，找到了属于村庄的烟火味道。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