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80岁的老人,历尽人生波折。在他身上,既有法学大家的操守,也不乏应对复杂现实的策略。他会用智慧的表达,以期事半功倍。
　　江平说自己不至于为了某一理想走上最决绝的道路,除了“没有这个勇气”,他也考量了这种方式的效果。
　　无论政治还是民粹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江平对法治的信仰,因为它是民主与自由的载体。
　　江平说,经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看政治也好,看国家前途也好,都有两方面的经验,这是他人生很大的特点
　　
　　前不久,《南方周末》举办“中国梦践行者”致敬典礼,法学家江平是其中最年长的“践行者”。他从幕布后走到前台时,没看清脚下的台阶,踉跄了一下,险些摔倒。主持人白岩松不失时机地借题发挥:江老师一路走来,虽然也有坎坷,但是,你看他“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舞台中间”。
　　这个插曲,倒真像是这位老人的人生写照。
　　去年年底,年届80的江平患了中风,出院后腿脚不如以往灵便。送记者出门时,他走起来有点摇晃。其庞大的身躯对于饱经风霜的两腿,像是一个负担。腿脚给他带来的麻烦,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但这却往往让人因之对江平更添几分敬意。
　　1990年12月底,江平60岁生日。在学生们为其操办的生日晚会进入高潮时,大家要求江平表演一个节目。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看起来不太灵便,却非常坚定地走上前来,唱了一首英文歌曲,叫“我们决不动摇”。“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升华!”当时在现场的学者说。
　　
　　几番剧痛,看淡得失
　　
　　江平人生的前两个分水岭,都与右派有关: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被打入“敌对的阵营”;1978年右派摘牌,他又被拉入“人民的阵营”。1990年被免职后,他不希望自己属于任何一派,完全独立。
　　对江平来说,195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与他相熟的几位业内人士表示,江平此后的很多行为,或许都能在这年找到解释。
　　1956年,江平带着全优的成绩,提前一年从苏联学成归来。江平1951年被选中赴苏联留学,不知5年后国内风云已变。当时,中国正在以整风的名义“引蛇出洞”,“给党提意见”一时风行。
　　在领导的授意下,江平和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江平留苏归来后进入该校)的另外19名年轻教师,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共有5条,包括成立整风委员会、鼓励中层干部向党提意见以及建议工会由选举产生等。大字报一开始广受好评,校领导也给予充分肯定。
　　随后风向突变,原本被鼓励的“给党提意见”被定性为“对党恶毒攻击”,积极建言者纷纷被打成右派。江平由于是该校第一张教师大字报的始作俑者,当然未能幸免。在试图将其划入右派时,组织上颇为头疼——江平之前的经历“又红又专”,不仅18岁就参加革命,还被选为赴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学校专门为此召集了一次会议,最后终于在其教育经历中找到了“源头”。
　　江平在国内所受的最重要的两段教育,都是在教会学校上的。中学时就读于崇德中学,这是一所由中华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民主自由之风甚浓,正是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江平18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他说自己当时参加革命的意愿有两个,“一个是(实现中国)物质上的富强,一个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江平后来考入燕京大学,这又是一所教会学校,民主之风同样领国内之先,其创始人就是后来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
　　手握这两个罪证,学校给江平定性为“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对于这一定性,江平说既服又不服。服的是,这大体就是自己的思想根源,不服的是,为什么民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前自己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吗?“当时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在我的思想中始终是一个疙瘩。”
　　江平说,被划为右派,是自己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至今有时还在梦中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让他颇为感慨的是,他留苏本来应该有6年时间,为了早日回国工作,在5年之内修完了课程,没想到努力学习的结果是“抢到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如果在1957年7月份回国,国内反右形势已明朗,他不会傻到要自投罗网。
　　被划为右派还带来了另一场灾难,他新婚的妻子在组织的压力下提出离婚。两人在留苏期间相识,欲在留学期间结婚未获批准,于是回国结婚,却没想到婚姻如此短命。
　　遭遇双重打击的江平被派往西山劳动。一天,江平去铁轨边拿钢丝绳,不远处的火车突然间滑行下来,毁掉了江平的一条腿。
　　江平说:“从1957年到1978年,这期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这个“最低谷”,说的就是1957年。
　　接二连三的灾难,在江平看来“还是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我可以说是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这让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都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有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态度,我们就不会再去为某些东西的得失而烦恼,也就有精力去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执拗信仰与委婉表达
　　
　　与1957年不同的是,1990年的转折带给江平的,是释然。他在当天全体教师大会上说:“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
　　这一事件给江平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说,如果说自己的人生要找一个贯穿始终的东西,追求民主自由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只是有时候激烈一点,有时候隐性一点。1990年以后,这些从年轻时期开始累积的基因开始发酵,“它超过了对很多利益的考量。”
　　早在苏联留学期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引发了江平深入的思考。“为什么昨天还是一个伟人,今天就成了一个杀人犯?”思考的结果是,这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原因,而有制度的推手在里面。
　　22年的右派经历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去想:“中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江平说,自己给人生的一个大的准则是尽量不说违心话,尽量不做违心事。“在政治运动横行的时代,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在那些日子里,他秉持的一个原则是“政治条件不好,就不说话”。
　　到了90年代,江平认为说话的余地已经很大了。他说,自己对形势有一个大的判断,就是中国不可能再有1957年那种风险了。“不会被抓起来,不会被戴帽子,中国不会再出现反右的运动了。这跟自己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有关。”
　　与他相熟的律师张星水说,江平不仅是一个长于思考的人,同时还是一个善于选择表达的人。“他会权衡表达的风险和效果,以期事半功倍。”
　　张星水认为,江平的这种态度,让他在官方和民间都沦为“少数派”,“官方认为他有些激进,民间则认为他有些保守”。
　　曾经在2003年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的张星水承认,自己在2001年到2005年非常激进,虽然也是有序的表达,却是“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江平与他做了很多沟通,从2007年开始,张星水趋于缓和的表达。
　　
　　一位前辈的眼神
　　
　　江平所参与的公共事件,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法律逻辑,从而用这一逻辑去驳斥其他的逻辑。被驳斥的逻辑里,既有政治的逻辑,也有民粹的逻辑,后者让他显得更与众不同。在2008年10月一次讲座的提问环节,有听众问起他对杨佳案的态度,他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一位听众旋即站起:“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江平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上的“护法”言论,也同样惹来了如潮的非议。
　　“他对法治的信仰已经深入骨髓,”张星水说:“任何其他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这种信仰,无论是政治的力量,还是民粹。”
　　而这种信仰背后的动力,还是民主与自由。在江平看来,“法治的基本东西,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
　　“民主说透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要创造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去选择一个最好的政治家来领导中国。而这种制度应当是透明的、公开的。”
　　他说,自己过去不太尊重政治家,近些年才发现,法律人要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没有政治理念的法律人可以在有关执法的是非判断上很清醒,但却可能在所执行的法是善法或恶法上判断很不清醒,这并不奇怪。”
　　在中国法治的进程上,江平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进两步、退一步”。“这就是说,你进得要是太快的话,可能就被别人反对掉了。只有进一步,妥协一些;再进一步,再妥协一些。不可能设想任何东西都是笔直地、不断地往前进,这不太可能。所以,前进和妥协,改革和妥协都是正常的。”
　　在江平看来,“前进的两步”主要来自于民间的推动,“但推动的程度,还要取决于领导人的认可。”
　　他坚持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循序前进,只能在目前的体制内进行。“中国这么大,一旦出现了极度的混乱,那中国是非常难以想象走向何方的。中国如果走到这一步——可以到你的床上踏上一只脚,可以随时把你的财产没收,穷人再搞一次革命,财产再一次分配——我想这不能够带来民主,恰恰是走向了它的反面。”
　　江平说,60年前,自己为了民主、自由而呐喊,60年后,这一目标仍然未变。“好在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新闻媒体采访多一点。要充分利用每一次机会,来宣扬法治理念。”
　　江平所能利用的另外一块平台,是演讲。“相比起写文章来,我更喜欢在讲台上发挥我的思想。”他说。
　　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毕业生这样描绘江平演讲的现场气氛:“现场热烘烘的,让人虽然冒汗却移不开步,我们便如善男信女一般,听着先生布道,感觉是听了天籁之声,只知道它熨平了我的五脏六腑,让人有一种本能的冲动。”
　　去年冬天因中风住了两个月的院后,江平说现在已经是“保命第一”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起到了铺石筑路的作用,现在已接近完成我们的使命,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希望青年人接过接力棒。”
　　采访过程中,江平经常会陷入沉思。除了斟酌字句外,还有去年末的中风留下的后遗症。“没有像过去那么敏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