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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近代人口理论创立者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是造成贫穷和罪恶的根本原因。人类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之间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数量的变化。放眼中国两千多年古代史，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因此研究其爆发原因很有意义。
西方近代著名经济学家、人口理论的创立者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论；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中将人口规律归结为三点：1.人口增长必然被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些非常有利而又显著地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以及那些遏制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归结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本文依运用马尔萨斯理论中的合理部分，通过分析两汉时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人口发展状况，为理解汉匈关系的变化提供一些想法。
一、两汉时期汉民族人口发展状况
《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汉王朝土地、田亩、户口数分别为“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九十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居民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后经西汉末年“王莽乱政”、“绿林赤眉大起义”，人口大量丧失，东汉中央政府登记在册的户口数目比之元始二年大为减少。《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的《帝王世记》记载了光武帝中元二年的户口数：“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民户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
东汉自光武帝后，明帝、章帝、和帝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明帝、章帝、和帝时期人口增长表》⑸体现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户口数：
和帝后，东汉王朝内部各种矛盾激流涌现，政治趋于动荡，人口出现波动。庞大的人口数与有限的生活资料的矛盾日趋尖锐，“积极抑制”开始发挥作用，促使东汉末年人口大量流失。这一循环过程与西汉时期人口数量的变规律完全一致。因此通过上文的论证可得两汉时期汉民族人口的发展过程都经历了一条初期恢复上升；前期快速增长；后期大量丧生的“马尔萨斯路线”。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即在于马尔萨斯在其人口理论中提出的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必须保持平衡，但由于人口的增长总是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因为他必然受到贫困和罪恶的抑制。
二、两汉时期匈奴人口的发展状况
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内部，农耕文明与游牧部落的矛盾从未停止过。匈奴作為两汉时期中原农耕文明面临的最大游牧威胁，其人口数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汉匈之间的势力消长。因此利用马尔萨斯理论分析匈奴人口的变化规律有助于理解汉匈关系变化的原因。
西汉时期对匈奴人口的具体数量，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因此只能根据一些佐证进行推算。文帝时汉宫降人中行説向匈奴单于分析汉匈实力对比时言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根据葛剑雄先生在《中国人口史》中给出的元始二年内地人口数超过120万的郡国表分析，汝南郡人口最多达259万，蜀郡人口数最低为124万。当可知匈奴鼎盛时期人口数应在120万至259万范围之内。其次纵观整个汉匈交战史，匈奴在初期占据明显优势，寇边入关时，其骑兵数量不过十几万。
三、人口压力作用下地汉匈关系
马尔萨斯在论及游牧社会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时指：游牧民族所能养活的人口不如农耕民族所能养活的人口多。他在《人口论》中说道：“欧洲各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最富有国家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游牧民族不能逃脱生活资料匮乏造成贫困这一普遍的命运。”，这些因素凑合在一起，很快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即人口膨胀。
在马尔萨斯看来，游牧民族人口的发展规律也符合其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正因为游牧民族具有不同于农耕文明的生活习惯，因此其应对人口压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迁徙。马尔萨斯认为导致北方原始民族大迁徙，推动他们不断南下侵扰中国、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却是生活资料的匮乏，即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
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都，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
虽然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证明匈奴在“三代”时期人口达到了最高峰，但其屡次大规模南下劫掠汉朝却是不争的事实。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入侵汉朝，掠夺财物，其最终目的在于增加生活资料。随着生活资料的增加，人口也就必然会进一步增长。匈奴与汉王朝遂保持了一种相对和平的关系。窥一斑而知群猫，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压力的作用，运用马尔萨斯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可对汉匈关系变化的动因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作者简介：丁 阳，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 。）
西方近代著名经济学家、人口理论的创立者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论；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中将人口规律归结为三点：1.人口增长必然被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些非常有利而又显著地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以及那些遏制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归结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本文依运用马尔萨斯理论中的合理部分，通过分析两汉时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人口发展状况，为理解汉匈关系的变化提供一些想法。
一、两汉时期汉民族人口发展状况
《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汉王朝土地、田亩、户口数分别为“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九十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居民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后经西汉末年“王莽乱政”、“绿林赤眉大起义”，人口大量丧失，东汉中央政府登记在册的户口数目比之元始二年大为减少。《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的《帝王世记》记载了光武帝中元二年的户口数：“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民户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
东汉自光武帝后，明帝、章帝、和帝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明帝、章帝、和帝时期人口增长表》⑸体现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户口数：
和帝后，东汉王朝内部各种矛盾激流涌现，政治趋于动荡，人口出现波动。庞大的人口数与有限的生活资料的矛盾日趋尖锐，“积极抑制”开始发挥作用，促使东汉末年人口大量流失。这一循环过程与西汉时期人口数量的变规律完全一致。因此通过上文的论证可得两汉时期汉民族人口的发展过程都经历了一条初期恢复上升；前期快速增长；后期大量丧生的“马尔萨斯路线”。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即在于马尔萨斯在其人口理论中提出的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必须保持平衡，但由于人口的增长总是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因为他必然受到贫困和罪恶的抑制。
二、两汉时期匈奴人口的发展状况
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内部，农耕文明与游牧部落的矛盾从未停止过。匈奴作為两汉时期中原农耕文明面临的最大游牧威胁，其人口数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汉匈之间的势力消长。因此利用马尔萨斯理论分析匈奴人口的变化规律有助于理解汉匈关系变化的原因。
西汉时期对匈奴人口的具体数量，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因此只能根据一些佐证进行推算。文帝时汉宫降人中行説向匈奴单于分析汉匈实力对比时言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根据葛剑雄先生在《中国人口史》中给出的元始二年内地人口数超过120万的郡国表分析，汝南郡人口最多达259万，蜀郡人口数最低为124万。当可知匈奴鼎盛时期人口数应在120万至259万范围之内。其次纵观整个汉匈交战史，匈奴在初期占据明显优势，寇边入关时，其骑兵数量不过十几万。
三、人口压力作用下地汉匈关系
马尔萨斯在论及游牧社会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时指：游牧民族所能养活的人口不如农耕民族所能养活的人口多。他在《人口论》中说道：“欧洲各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最富有国家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游牧民族不能逃脱生活资料匮乏造成贫困这一普遍的命运。”，这些因素凑合在一起，很快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即人口膨胀。
在马尔萨斯看来，游牧民族人口的发展规律也符合其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正因为游牧民族具有不同于农耕文明的生活习惯，因此其应对人口压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迁徙。马尔萨斯认为导致北方原始民族大迁徙，推动他们不断南下侵扰中国、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却是生活资料的匮乏，即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
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都，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
虽然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证明匈奴在“三代”时期人口达到了最高峰，但其屡次大规模南下劫掠汉朝却是不争的事实。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入侵汉朝，掠夺财物，其最终目的在于增加生活资料。随着生活资料的增加，人口也就必然会进一步增长。匈奴与汉王朝遂保持了一种相对和平的关系。窥一斑而知群猫，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压力的作用，运用马尔萨斯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可对汉匈关系变化的动因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作者简介：丁 阳，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