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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我住在太湖大学堂跟随南怀瑾先生静修。大学堂所在地吴江市庙港镇开弦弓村，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成名之作《江村调查》的江村。开弦弓是太湖东岸的一个小村庄。村边有一条弯弯小河像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旧时村民以蚕桑为生，如今几乎家家户户从事针织业。
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孝通误入虎阱受伤，新婚妻子王同惠遇难。在姐姐的建议下，他来到开弦弓休养疗伤。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以其在开弦弓的所见所闻，完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他的导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亦因此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后于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全球学科最高奖──赫胥黎奖。
初抵開弦弓，我就想到费孝通教授，回忆起和他在1985年9月的一次会面和对话。当时费老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仍住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工宿舍里，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客厅并不宽敞，堆满杂物，显得有点凌乱。客厅里坐着一位胖胖的老妇人，眼神有点呆滞，也不和我们打招呼。后来才知道是费夫人孟吟女士，此时患病已久。孟吟与费孝通同甘共苦55年，载浮载沉，相伴终生。1994年12月1日，孟吟病逝。费孝通作诗悼亡：“老妻久病，终得永息。老夫忆旧，幽明难接。往事如烟，忧患重积。颠簸万里，悲喜交集。少怀初衷，今犹如昔。残枫经秋，星火不熄。”
家人向费老通报后，一位老人从里间走出来，满头银发，身躯肥硕，穿整齐的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睿智中透出和蔼，长得像尊弥勒佛。主客坐定，我说明来意后，费老侃侃而谈。翻开当年笔记，兹录于下：
“上海是全国商品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但是与之相应的文化却没有出现蓬勃的发展高潮。经济发展是振兴中华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步伐要大于城市。许多农村青年迫切需要新的知识、新的文化。一种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需求、价值观念正与农村中大量存在的封建意识发生抵触。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反封建斗争。因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步子目前还不如农村，所以城市文化对农村的影响和作用是有限的。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通过文化人是可以带到农村的。对文化人的作用不可低估。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文化人和群众患难与共，播撒了文化的种子，传递了真理的火炬。如今城市已拥有一定的文化优势和条件，在振奋民族精神，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和反封建斗争中，要形成一支文化的先锋队。不过，目前仍有不少文化人安于城市的舒适环境，很少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往往从书本到书本。这是不利于文化发展的。”
费老的话一针见血。近三十年过去了，这些话听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费孝通对农村的熟悉。从《江村调查》开始，费老就把目光集中在中国的农村。他看到中国人欲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西欧工业的发达，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
费老晚年复出后，跑遍全国，四处调查，探索中国农村脱贫致富的道路。20年间，他到开弦弓村追踪调查就达二十多次。总结出“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发展理论。
1998年初，业师金耀基教授担任“霍英东奖”评委。有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他突然问我：“你对费孝通和季羡林两位老先生的学术成就如何评价？”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费老的成就远高于季先生。季羡林的学问是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而费孝通的学术则实实在在改变着中国。”后来费孝通果然获得了同年颁发的第一届霍英东杰出奖。虽然不能说我的意见对此有什么影响，但至少可以说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看法。
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孝通误入虎阱受伤，新婚妻子王同惠遇难。在姐姐的建议下，他来到开弦弓休养疗伤。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以其在开弦弓的所见所闻，完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他的导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亦因此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后于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全球学科最高奖──赫胥黎奖。
初抵開弦弓，我就想到费孝通教授，回忆起和他在1985年9月的一次会面和对话。当时费老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仍住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工宿舍里，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客厅并不宽敞，堆满杂物，显得有点凌乱。客厅里坐着一位胖胖的老妇人，眼神有点呆滞，也不和我们打招呼。后来才知道是费夫人孟吟女士，此时患病已久。孟吟与费孝通同甘共苦55年，载浮载沉，相伴终生。1994年12月1日，孟吟病逝。费孝通作诗悼亡：“老妻久病，终得永息。老夫忆旧，幽明难接。往事如烟，忧患重积。颠簸万里，悲喜交集。少怀初衷，今犹如昔。残枫经秋，星火不熄。”
家人向费老通报后，一位老人从里间走出来，满头银发，身躯肥硕，穿整齐的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睿智中透出和蔼，长得像尊弥勒佛。主客坐定，我说明来意后，费老侃侃而谈。翻开当年笔记，兹录于下：
“上海是全国商品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但是与之相应的文化却没有出现蓬勃的发展高潮。经济发展是振兴中华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步伐要大于城市。许多农村青年迫切需要新的知识、新的文化。一种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需求、价值观念正与农村中大量存在的封建意识发生抵触。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反封建斗争。因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步子目前还不如农村，所以城市文化对农村的影响和作用是有限的。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通过文化人是可以带到农村的。对文化人的作用不可低估。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文化人和群众患难与共，播撒了文化的种子，传递了真理的火炬。如今城市已拥有一定的文化优势和条件，在振奋民族精神，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和反封建斗争中，要形成一支文化的先锋队。不过，目前仍有不少文化人安于城市的舒适环境，很少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往往从书本到书本。这是不利于文化发展的。”
费老的话一针见血。近三十年过去了，这些话听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费孝通对农村的熟悉。从《江村调查》开始，费老就把目光集中在中国的农村。他看到中国人欲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西欧工业的发达，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
费老晚年复出后，跑遍全国，四处调查，探索中国农村脱贫致富的道路。20年间，他到开弦弓村追踪调查就达二十多次。总结出“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发展理论。
1998年初，业师金耀基教授担任“霍英东奖”评委。有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他突然问我：“你对费孝通和季羡林两位老先生的学术成就如何评价？”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费老的成就远高于季先生。季羡林的学问是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而费孝通的学术则实实在在改变着中国。”后来费孝通果然获得了同年颁发的第一届霍英东杰出奖。虽然不能说我的意见对此有什么影响，但至少可以说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