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增量改革能否增加市场信贷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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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利用2006—2013年江苏省县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对市场信贷供给的影响,比较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金融机构及网点的增加总体上能够提高农村信贷供给,且对经济发达县域的影响尤为显著,但由于规模不经济问题较为突出,对经济落后县域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因此,政府应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在农村设立网点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及服务,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发展小额信贷,降低正规金融服务门槛,减少资金外流,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供给。
  关键词:农村金融;增量改革;信贷供给;江苏省;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 F323.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12-0560-04
  收稿日期:2016-07-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编号:71403124);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2015SJD091);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编号:SKPT2015027、KJQN201565、SKCX2016007)。
  作者简介:张宁(1986—),女,江苏宿迁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E-mail:zhangning@njau.edu.cn。
  农村金融市场信贷供给的增加有助于农村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型金融机构、避免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外流,是未来农村金融发展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1]。然而,有研究表明,农村地区大量资金通过金融系统流出,市场信贷供给不足,农户和农村企业的有效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2-4]。农村金融改革应着重增加农村信贷的有效供给[5]。部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增量改革以来,金融机构及网点数目迅速增加,新增机构及网点在选择客户时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存款转移”使得信贷供给量未必会增加[6]。本研究以2006—2013年江苏省县域的面板数据为依据,从县域层面实证检验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对市场信贷供给的影响,比较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的影响差异,以期为农村金融增量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文献综述
  2006年底,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宣布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内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以期通过发展更贴近农户和小微企业的小型金融机构来缓解融资难的问题。《意见》实施以来,农村金融机构及网点数量显著增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并迅速发展。同时,学者们对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政策实施效果及影响开展相关研究,例如,黄惠春对苏北县域经验数据实证分析表明,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限制,农村信用社支农意愿增加,对农户的贷款强度和广度均显著提高[7];张兵等利用江苏县域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增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目,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信贷可获性[8];鞠荣华等利用农村金融增量改革以来的宏观数据对农户贷款规模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农户的信贷供给总体上有所改善,农户贷款总量、农户贷款在全国各项贷款中所占的比重、农户贷款与农村GDP的比率呈逐年上升趋势[9]。显然,农村信贷供给增加,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逐步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然而,金融机构及网点数量的增加是否是农村信贷供给增加的原因之一,相关研究并没有明确回答。
  关于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对市场信贷供给影响的研究成果如下,董晓林等分析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对农村金融机构行为及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时认为,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并不能直接增加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只有通过加强竞争,迫使农村金融机构改变贷款行为,不断创新信贷技术,才能提高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10]。然而,有部分学者认为,新增金融机构及网点在贷款技术及服务对象上与已有金融机构并无明显差异,新增金融机构及网点在选择借款人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6]。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信贷供给主要来源于当地存款,金融机构及网点的增加仅仅使存款转移,可能改变了信贷供给方,对信贷供给量可能并不会产生影响。黄燕辉运用静态博弈与二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中国银行业管制放松对信贷供给的影响时认为,短期管制放松会使信贷供给不断增加,但长期不会随进一步的放松管制而发生变化[11]。沈杰等通过抽样调查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减少贷款手续、创新贷款产品等方式积极服务农村金融市场,对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构成一定压力,但总体上能够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供给[12]。然而,囿于数据可得性,其并未进行实证检验。此外,有学者通过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分析发现,农村金融增量改革以来,金融资本延续着向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马太效应”继续上演[5],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多为相对贫穷农户[13]。本研究利用2006—2013年江苏省5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机构及网点数量的增加是否是农村信贷供给增加的原因之一,同时比较增量改革对农村信贷供给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的影响差异。
  2实证设计
  2.1数据来源与统计
  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主要为2006—2013年江苏省52个县域(包括已经改成区的部分县域,具体指金坛、溧阳、武进、洪泽、金湖、涟水、盱眙、东海、赣榆、灌南、灌云、高淳、溧水、海安、海门、启东、如东、如皋、通州、常熟、昆山、太仓、吴江、张家港、姜堰、靖江、泰兴、兴化、江阴、宜兴、沭阳、泗洪、泗阳、丰县、沛县、邳州、睢宁、新沂、阜宁、滨海、大丰、建湖、射阳、响水、东台、宝应、高邮、江都、仪征、丹阳、句容、扬中)的信贷市场数据及宏观经济数据。信贷市场数据包括县域各类型金融机构及网点数,各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存贷款规模、贷款利率、不良贷款余额,这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县域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人均GDP、第一產业占GDP比重和价格指数,均来源于2007—2014年的《江苏统计年鉴》。此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月度交易量及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分析所使用的年度数据由月度利率按照交易量加权算得。   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前,信贷市场供给方以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为主。2006年,江苏省农村地区有贷款功能营业网点共3 330个,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网点占比分别为46.22%、52.55%,年末农村地区贷款余额为6 405.41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占比分别为68.23%、25.39%;《意见》实施以来,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均明显增加,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网点数占比有所下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较快,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数不断增加,截至2013年底,江苏省农村地区有贷款功能营业网点6 213个,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占比分别下降至35.89%、36.87%,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分别为12.44%、475%。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多元化,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信贷供给份额有所下降,2013年底,江苏省农村地区贷款余额为26 589.99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占比分别下降至53.16%、22.46%,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分别上升为 5.42%、16.87%(表1、表2)。
  2.2模型与变量选择
  为检验金融机构及网点增加对农村信贷供给的影响,比较其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构建一个合意的基本模型为:
  Loani,t=α μi λt β1Loani,0 β2Brani,t β3Newi,t β4Ratei,t β5Ratei,t2 β6′Ratei,t β7Rejei,t-1 β8Devei,t β9Strui,t β10Souti β11Cent εi,t。
  式中:i=1,2,…,N,表示不同的个体(县域);t=1,2,…,T,表示不同的时点或年份;μ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目的在于控制县域的固定效应;λt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表示第t个时点的随机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服从独立同分布;Loani,t表示县域i第t年的信贷供给规模,本研究用县域信贷供给余额(不包括流出县域部分)与GDP的比值衡量;Loani,0表示县域期初信贷供给规模;Brani,t表示有贷款功能营业网点密度,用以反映县域金融机构及网点的增加;Newi,t表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贷款功能营业网点的占比,由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更贴近农村,贷款机制灵活,信息不对称程度及贷款交易成本较低,从申请到获得贷款时滞较短,其网点数量的不断增加对缓解农村信贷配给及促进市场竞争的作用较为显著,因此,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Newi,t的提高能够减少农村资金外流,进而增加信贷供给;Ratei,t表示县域金融机构贷款的实际利率,当利率处于较低水平时,Ratei,t的提高能够刺激银行增加信贷供给,然而,当贷款利率处于较高水平时,Ratei,t的提高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降低借款人履约的概率,进而降低银行的期望收益,使银行农村信贷供给减少,资金外流增加,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了贷款利率的平方项;Rate′i,t表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用以衡量外流资金的收益率。新古典主义认为,由于资金的边际收益递减,信贷资金投入到资金充足地区的边际收益率要低于稀缺地区,因此资金会从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该结论是基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这一假定之上的,而实际上资金往往是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14],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农村金融市场资金供给的预期收益较小,逐利性使得贷款人为剩余可贷资金寻找更高的预期收益,使得农村资金外流,途径包括向上级行转存、存放异地同业存款、购买债券等,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由于普遍采取“总—分行”体制,总行统一调配信贷资源,在县域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权限上收和县域信贷环境欠佳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往往采取吸收县域资金向上级行转存以取得存款利差收入的经营策略,致使信贷资金不断外流。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风险相对外流资金风险较大,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外流资金收益率上升会导致農村金融市场信贷供给减少,外流资金增加;Rejei,t-1表示以贷款额占比为权重,上一年度县域所有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的加权平均值,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较高时,其向县域的贷款规模受到监管部门管制,同时高额不良贷款制约银行的流动性,为银行资本带来压力,迫使银行减少放贷,最终使得农村资金外流增加,农村地区信贷供给减少;Devei,t表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来衡量,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农村地区,对银行而言,信息不对称和规模不经济问题更为突出,家庭和小微企业由于融资难而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偏好,倾向于多储蓄、少投资和少消费,进而使得地区资金外流现象较明显,农村信贷供给较少;Strui,t表示县域产业结构,有研究表明,县域信贷资金的外流主要是在产业之间的转移,从传统农业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15],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县域产业结构变量,即第一产业占GDP比重,该比重越大,资金外流现象可能越明显,地区信贷供给越少;β为待估参数,Souti、Centi为地区虚拟变量。模型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3。
  3实证结果
  3.1金融机构及网点增加对信贷供给的影响
  基于Hausman检验结果,选用GLS方法估计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见表4。网点密度Bran、网点结构New的回归系数及z值分别为0.048 4、0.016 9和1.77、1.69,说明金融机构及网点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地区信贷供给规模,这是由于当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增加时,农村家庭及企业有较多的存款途径可以选择,农村家庭及企业倾向于将钱存入其“贷款行”,而金融机构贷款的“不便利”往往导致其存款流失,同时,金融机构之间为竞争优质客户,加大产品及贷款技术创新,进而降低其贷款成本,提高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放贷的预期收益,另外,当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增加时,金融机构更“贴近”农村家庭和企业(即潜在的借款人),尤其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所缓解,借款人履约概率上升,金融机构预期收益增加,在外流资金预期收益不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将增加向农村地区的信贷供给;农村贷款利率Rate的回归系数、z值分别为0.303 0、2.10,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村贷款利率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地区信贷供给,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贷款利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高利率将加剧农村信贷市场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也是近年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率显著上升的原因之一;上一年度不良贷款比率Reje、外流资金收益率Rate’和县域第一产业占比Stru对农村信贷供给的影响显著,说明上一年度不良率、外流资金收益率和县域第一产业占比越高,农村地区信贷供给越少,资金外流越多,这与理论预期较为一致。   3.2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的影响差异
  为比较金融机构及网点增加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的影响差异,按照人均GDP(各县样本期均值)排序,将52个样本县分为2个子样本即经济落后县、经济发达县,人均GDP较低的26个县域为经济落后县,较高的26个县域为经济发达县,对2个子样本进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金融机构及网点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信贷供给影响并不显著,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信贷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金融机构及网点的增加多为地方政府作用的结果,金融机构为得到政府补贴而在经济落后县域设立网点,由于规模不经济问题较为显著,新进入的金融机构在选择借款人时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在创新贷款技术和挖掘新客户方面缺乏激励,在缓解农村资金外流进而增加信贷供给方面作用有限,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金融机构及网点的增加则更多的是市场在发挥作用,经济发达县域家庭收入水平普遍较高,较多家庭跨入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门槛,新进入的金融机构通过创新贷款技术,减少借款人的贷款时滞和交易费用,吸引潜在的客户和存款,进而促进供给方竞争,同时减少家庭及企业的自我信贷配给,最终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增加县域信贷供给。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Rate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信贷供给影响更为显著,原因在于经济落后县域较经济发达县域的贷款利率水平更高,利率的提升将加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借款人的履约概率降低,进而限制金融机构随贷款利率的上升而增加信贷供给;而对于经济发达县域,由于贷款利率处于较低水平,在外流资金预期收益不变的情况下,贷款利率的提高将增加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的信贷供给。此外,由于经济发达县域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较大,而经济落后县域却是农村商业银行市场份额较大[8],因此,外流资金预期收益Rate′的增加对发达地区农村信贷供给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
  3.3穩健性检验
  关于金融机构信贷供给问题的研究,童士清利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的绝对值来衡量信贷供给,同时将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的绝对值作为自变量之一[16]。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中,用“县域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替换“Loani,t”,即年末贷款余额/GDP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并在自变量中加入变量“县域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绝对值”,利用5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及2个子样本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金融机构及网点的增加对农村信贷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影响不显著。
  4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研究利用2006—2013年江苏省5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对市场信贷供给的影响,并比较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通过促进信贷市场供给方竞争、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金融机构及网点的增加总体上对提高农村信贷供给规模的作用显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规模不经济问题较为突出,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率相对较高,金融机构及网点数的增加对经济落后县域的信贷供给影响并不显著,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信贷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由于经济落后农村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竞争程度较低,服务对象趋同,以企业和高收入农户为主,在服务低收入农户及创新贷款技术方面缺乏动力,仅仅通过增加金融机构及网点数量来加大供给方竞争程度及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作用有限,进而对增加地区信贷供给的作用有限。因此,政府应在积极引导各类型金融机构设立农村网点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贷款技术,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发展小额信贷技术,同时应引导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本土化、机制灵活等优势,降低贷款交易成本和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正规金融的服务门槛,减少资金外流,增加农村金融市场信贷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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