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据时代，我们常常相信生命是可测的。比如，一块小小的智能手表，就能显示你的体温、血压、卡路里摄入和消耗量、运动时长和体脂含量。在你睡觉时，它也会统计你的睡眠时间、睡眠质量。商家告诉我们，这种自我测量、自我监控可以帮助提升身体的机能。
　　万物被测量、被量化，意味着它们终将暴露出它们之间隐蔽的相关性，人的行为举止也因此足以被准确预判。可以说，大数据预示着一个新的认知时代—相关关系取代了因果关系，“就是这样”代替了“为什么会這样”。
　　可惜的是，这种量化理论，其实是一种自我达达主义：使自我完全丧失了追问的意义，被彻底分解成七零八落的数字。
　　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17世纪。统计学方法的问世，让科学家、诗人和哲学家都兴奋不已，统统迷上了这种全新的概率统计和规律总结，心情堪与我们今日看待大数据媲美。有意思的是，统计学的诞生竟然让人们再次相信天意的存在。
　　18世纪约翰·阿布斯诺特撰写了一篇关于人口统计的论文，名为《神旨的论据—从不列颠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规则性谈起》。不少哲学家认为，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男性新生儿数量明显多于女性新生儿数量，代表了“神的旨意”。这一观点也被他们用来为战争辩护。

　　大数据打造出来的其实是一座透明的全景监狱。

　　第一次启蒙运动与统计学的流行联系紧密。卢梭的“公共意志”也是统计数学运算的结果。他认为，“公共意志”是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形成的，它得自统计计算后的中间值：“总体意志和集体意志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些人只看到集体利益，而另一些人只看到个人利益，这些统统属于特殊意志：但是如果不考虑这种衬托差异的多数和少数，剩下的就是表征差异集合的集体意志。”
　　卢梭还宣称：“统计学家们，现在是你们的时代了，计算吧，测量吧，比较吧。”
　　不过，统计学狂热很快就退潮了。反对统计学的理性观点不断涌现，其中以浪漫派为代表。对平均和常规极度厌恶的他们，用稀有性、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来反驳统计出来、计算出来的概然性、常规性。
　　尼采也很讨厌统计学。“统计学也证明了，群体大众是何等鄙俗、令人生厌的千篇一律……群体大众越是低级和平庸，统计规则就越是严密，而敏锐和高贵的人聚在一起，这种规则马上就会去见鬼。在至高无上的伟大灵魂那里，你们的统计学便无计可施了。”
　　这也是大数据打造出来的其实是一座透明的全景监狱的原因。跟过去的资本家不同，今日自我定位、自我监控的主体，用数字来剥削自己，并自行打造了一座全景监狱—既是囚犯，又是看守。
　　当一切迅速可见、可计算，也就很难再出现什么思想上的分歧了。透明导致了从众的强迫，一切“我与别人不同”的伪装就像是皇帝的新装。
　　不管数据有多全面，我们都无法真正依靠它们来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