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对于教育形势怎么判断,是教育改革启动的关键。当初经济改革启动是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是认为莺歌燕舞,形势大好。而邓小平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不是20年、30年,可能50年了。这是启动改革的基本判断。现在对于教育形势,教育主管部门也认为形势大好,以在校生规模为成就。但是,不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不能全怪罪于经济危机,而是我们的教育不能培养出适用人才,这是教育追求数量、规模,不求质量、品质而产生的危机,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是企业的失败。教育培养不出适用人才,是教育的失败。这既是严重浪费社会资源,又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不利。
　　“文革”结束以后,来了一场拨乱反正。经济领域不是停留在要不要搞经济,而是搞什么样的经济?确定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而教育领域在拨乱反正中停留在恢复教育,向五十年代教育回归。结果教育领域在考试第一、分数第一的应试道路上越走越远。
　　应试教育违背了教育的目的、功能与价值定位。教育的对象是人、是学生,教育应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这个本是什么?也就是学生一辈子受用的东西,这就是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
　　1932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开学典礼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
　　1948年6月10日,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他说:“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他还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归纳起来,就是教人向善的心、爱美的能力、求真的方法。
　　长期以来,一直以政治教育代替德育教育,德育教材中充满了政治术语,但不管学生爱听不爱听,接受不接受,教材还是这么编,教师还是这么讲。以至大学的公共课,学生普遍逃课。而否认道德底线的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生的思想主流。
　　应试教育传授的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标准答案、方程公式、解题技巧,都是一辈子无用的死知识。而对学生一辈子受用的思维能力和研究方法却不教。应试教育的目的与功能是淘汰大部分学生,培养少数考试尖子。以牺牲德育、体育、智育为代价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严重缺乏思维能力、创新能力。1999年、2001年统计,在《自然》与《科学》两个世界著名杂志发表的论文,六所中国一流大学,共发表20篇,哈佛大学是399篇,同属亚洲的东京大学131篇。
　　总之,我们的教育既不教学生做人的ABC,也不教学生做学问的ABC,就教你如何应付考试,考完就无用。这种教育制度再不改,实在是误人、误国。
　　教育领域积弊丛生,归结其原由,一是政治化,二是行政化,三是工具化。
　　长期以来,一直把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场所,从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文革”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形成了“阶级的、政治的”教育文化。
　　从政治需要出发,学校变成了行政的附属物,学校的一切重大事务,从校长任免、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教师资格,以至招生人数、学籍管理等,都由政府决定。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学校自身也行政化,校长成为行政官员。
　　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长期达不到规定的4%,这就形成一方面体制垄断,另一方面投入短缺。随着市场化大潮的掀起,学校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为了谋取私利,教育成为牟利工具。
　　教育资源的短缺成为维持应试教育的理由,考试第一、分数第一成为我国剩下的最公平的制度,几乎成为全民共识。教育行政部门不愿改,不愿放弃权力;校长、教师不愿改,应试教育驾轻就熟;家长、民众不愿改,担心最后公平的失去。教育成为考试工具,大家痛恨而无奈。
　　教育的行政化、工具化,违背了教育的目的,毒化了教育的氛围,损害了教育的品质。
　　 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恢复教育的人文性,教育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不应成为政治的工具;教育的公共性,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政府的责任;教育的公平性,教育是人享有的平等权利,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不能为少数人服务;教育的学术性,教育是人的思维、智慧、心灵的开启,需要自由与创造。
　　如今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经济改革之初面临的情况一样,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企业是行政的附属物。理由就是要保证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与关系全局的国家重点项目的需要。实践的结果是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微观经济效率低下。改革就从对内搞活,扩大企业自主权;对外开放,引进海外资金起步。
　　教育改革的重点就要向学校放权、向社会开放。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主要是政策、方针的制定,保障供给、提供转移支付、进行检查评价、贯彻教育方针、教育法等等,而不是对学校直接的、微观的管理。学校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应由学校去管,正如企业的生产经营由企业决定一样。教育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要逐步提高教育的财政投入,同时向社会开放,鼓励内资外资办学。同时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否则放权下放就会带来混乱。教材编写、教师资格、校长人选、职称评定都可成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承担责职,比如什么人有资格当校长,由专家委员会公开遴选后确定,再由办学主体聘任,公立、私立都一样。校长违规可以除名,直至终生禁止进入教育领域。教育部门犹如现在的证券会,承担监管、考核职能。
　　教育沦为权力的工具、牟利的工具,教师、学生、家长越来越不满。教出的学生不适用,一些学生失业,不仅不能为国家建设服务,而且还可能酿成社会危机。正直、清醒的有识之士都应该认识到教育不能这样办下去了,就像当年觉悟经济不能这么管、企业不能这么办!教育改革应从教育部门下放权力、扩大办学主体自主权入手。这是必须解的扣。这个扣不可能靠教育部门去解,而是要靠政府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