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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需求是否需要进行调控，关键是消费需求规模及其增长速度是否偏离了“正常的”或“希望的”规模与速度。所谓“正常的”消费需求规模及其增长速度，可以理解为消费需求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如果当前的消费需求规模及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或下降，必然会导致总需求急剧上升或下降，破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这时，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熨平”消费需求波动。而所谓“希望的”消费需求规模及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则是与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在以“熨平”经济波动为目标的消费需求调控中，主要着眼于使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作出反应，迅速回复到正常水平，以恢复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而在以拉动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消费需求调控中，则主要着眼于提高长期消费倾向，使消费需求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实现与政府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相应的规模与增长速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一直试图提高消费率，采取了诸如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对储蓄存款收取利息税等鼓励消费、抑制储蓄的政策，但消费率从1989年的64.1%下跌至2007年的49%，不升反降，特别是2000年以后，我国消费率出现加速下降的趋势。尽管从长期来看这些提高消费率的政策措施可能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内，这种由制度结构所决定的制度变量政策可调控的余地较小。
如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中提出收入差距的“倒U假说”，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不可避免。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逐步恶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而储蓄和积累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在经济增长中必然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城市的居民收入比农村更加不平等，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而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尽管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如从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看，仍存在较大程度的漏损，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建立起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需求管理的重点应该是对投资需求的调控。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到，“在就业量增加时，消费者对消费需求的增加，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因此，除非增加投资，补足这个缺口，否则增加就业量就无利可图。”经济学重视投资需求调控、忽视消费需求调控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消费需求虽然在总需求中所占份额最大，但消费需求是在无数个人分散行为的过程中实现的，针对个人消费需求实施的宏观调控难以预期后果；而相对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决策的集中程度要高得多，不仅规模大，而且比较易于估计，对投资需求为对象实施宏观调控，容易在短时期内奏效。二是在现代经济中，生产高度社会化，资本高度集中，投资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十分明显。三是在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中，消费需求处于对资本的从属地位，不仅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而且，只有在资本的运动中，通过就业取得收入形成个人消费需求才是必要的。
（2）以调控和降低投资率尤其是以调控和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率为核心的调控政策，实际上难以起到提高消费率的效果。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计划经济时期普遍存在的投资与消费相互挤占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投资需求不仅不会影响和挤占社会消费需求，而且投资规模本应适应储蓄率的提升而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不是抑制消费，而是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内在要求。如果我们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人为地控制投资的增长、行政性地抑制投资规模，不仅不能直接扩大消费，相反，会直接影响投资及投资品生产行业的市场需求，间接地降低这些行业就业人员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进而带来全社会消费总量的减少和最终消费率的进一步下降。如1993年至1998年，我国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压低投资规模、增长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率，使投资率从42.6%降至36.2%，下降了6.4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消费率却没有显著提高，只是从59.3%升至59.6%，提高0.3个百分点。
（3）在我国目前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格局下，扩大消费有赖于投资的扩大，这是因为我国目前的消费扩大只能依靠劳动就业人口的增加以及由劳动供求关系变化引致的工资水平及收入总量的增加。对于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来说，消费函数理论揭示了宏观调控影响消费需求的机理，即宏观信号变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是通过改变居民收入水平或对收入水平的判断来实现的。由于投资与就业关系密切，扩大投资可以扩大就业，通过扩大就业能增加居民收入并最终才能带动消费水平的上升。目前我国城镇约有2400万名失业者，农村约有1.5亿名剩余劳动力。我国近几年来消费水平上不去，与当前我国存在的失业人员过多、无就业增长现象的加重不无关系。因此，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我国消费支出的上升只能通过就业人口的增加去提高国民收入，透过国民收入的提高才能增加消费，从而进一步扩大内需，而要扩大内需和扩大就业，只有扩大投资和改善投资结构。
（4）从宏观经济恒等式C+S=C+I+（X-M）看，消费率的下降意味着储蓄率的上升，而为保持宏观经济均衡，储蓄率的增加必然要求投资或出口跟上；如果出口受限，则只能选择投资。从宏观经济运行恒等式C+S=C+I+（X-M）看，平衡高储蓄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采用扩大出口的办法来消化吸收储蓄；另一种是通过扩大国内投资的办法去消化转移储蓄，缓解外部失衡的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是依赖扩大出口的办法平衡国内高储蓄，借此获得经济增长，也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传统的内需驱动型变为外需驱动型。但从1993年以来，我国进出口顺差不断扩大，顺差额从1993年的-680亿元扩大到2007年的23187亿元，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1.8%上升到8.9%。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及资本流入，我国的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也给国内货币供应带来压力，国际上的贸易争端也逐年增多。内外失衡交错形势实际上预示了我国依赖外部需求平衡国内储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接近自己的极限。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只能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平衡国内储蓄。而在消费率短期内难以提高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平衡国内储蓄的方法实际上只有投资。
现阶段，提高投资有助于带动消费，但从长期来说，消费率的提高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有赖于我国体制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1）要增加就业门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在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把扩大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努力改善就业环境，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务业，同时应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鼓励失业者自主创业，拓宽就业和再就业门路；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扶助建立职业技能培训机制；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劳动力市场，通过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沟通劳动力市场供求，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中介和服务功能。
（2）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千方百计提高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具体来讲，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就要建立和完善农产品的销售网络，解决农民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为农民的生产经营以及就业提供信息和指导；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并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减少农民负担；制定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要缩小收入差距，可通过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如提高起征点，使低收入者的收入绝大部分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并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来缩小差距；同时，政府应该改革经济的管理体制，打破行业垄断，减少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住房、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当前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收入增长效应，包括国有企业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福利住房制度、公费医疗制度、科技教育制度改革等。由于改革所引起的居民对未来预期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启动消费需求意义重大，只有为居民解除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充分释放居民的消费。
具体来讲，国家应采取措施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建设，完善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拓展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稳步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
1.直接刺激消费需求的调控失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一直试图提高消费率，采取了诸如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对储蓄存款收取利息税等鼓励消费、抑制储蓄的政策，但消费率从1989年的64.1%下跌至2007年的49%，不升反降，特别是2000年以后，我国消费率出现加速下降的趋势。尽管从长期来看这些提高消费率的政策措施可能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内，这种由制度结构所决定的制度变量政策可调控的余地较小。
如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中提出收入差距的“倒U假说”，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不可避免。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逐步恶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而储蓄和积累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在经济增长中必然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城市的居民收入比农村更加不平等，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而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尽管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如从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看，仍存在较大程度的漏损，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建立起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提高消费率有赖于投资的扩大
（1）需求管理的重点应该是对投资需求的调控。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到，“在就业量增加时，消费者对消费需求的增加，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因此，除非增加投资，补足这个缺口，否则增加就业量就无利可图。”经济学重视投资需求调控、忽视消费需求调控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消费需求虽然在总需求中所占份额最大，但消费需求是在无数个人分散行为的过程中实现的，针对个人消费需求实施的宏观调控难以预期后果；而相对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决策的集中程度要高得多，不仅规模大，而且比较易于估计，对投资需求为对象实施宏观调控，容易在短时期内奏效。二是在现代经济中，生产高度社会化，资本高度集中，投资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十分明显。三是在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中，消费需求处于对资本的从属地位，不仅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而且，只有在资本的运动中，通过就业取得收入形成个人消费需求才是必要的。
（2）以调控和降低投资率尤其是以调控和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率为核心的调控政策，实际上难以起到提高消费率的效果。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计划经济时期普遍存在的投资与消费相互挤占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投资需求不仅不会影响和挤占社会消费需求，而且投资规模本应适应储蓄率的提升而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不是抑制消费，而是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内在要求。如果我们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人为地控制投资的增长、行政性地抑制投资规模，不仅不能直接扩大消费，相反，会直接影响投资及投资品生产行业的市场需求，间接地降低这些行业就业人员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进而带来全社会消费总量的减少和最终消费率的进一步下降。如1993年至1998年，我国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压低投资规模、增长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率，使投资率从42.6%降至36.2%，下降了6.4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消费率却没有显著提高，只是从59.3%升至59.6%，提高0.3个百分点。
（3）在我国目前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格局下，扩大消费有赖于投资的扩大，这是因为我国目前的消费扩大只能依靠劳动就业人口的增加以及由劳动供求关系变化引致的工资水平及收入总量的增加。对于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来说，消费函数理论揭示了宏观调控影响消费需求的机理，即宏观信号变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是通过改变居民收入水平或对收入水平的判断来实现的。由于投资与就业关系密切，扩大投资可以扩大就业，通过扩大就业能增加居民收入并最终才能带动消费水平的上升。目前我国城镇约有2400万名失业者，农村约有1.5亿名剩余劳动力。我国近几年来消费水平上不去，与当前我国存在的失业人员过多、无就业增长现象的加重不无关系。因此，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我国消费支出的上升只能通过就业人口的增加去提高国民收入，透过国民收入的提高才能增加消费，从而进一步扩大内需，而要扩大内需和扩大就业，只有扩大投资和改善投资结构。
（4）从宏观经济恒等式C+S=C+I+（X-M）看，消费率的下降意味着储蓄率的上升，而为保持宏观经济均衡，储蓄率的增加必然要求投资或出口跟上；如果出口受限，则只能选择投资。从宏观经济运行恒等式C+S=C+I+（X-M）看，平衡高储蓄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采用扩大出口的办法来消化吸收储蓄；另一种是通过扩大国内投资的办法去消化转移储蓄，缓解外部失衡的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是依赖扩大出口的办法平衡国内高储蓄，借此获得经济增长，也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传统的内需驱动型变为外需驱动型。但从1993年以来，我国进出口顺差不断扩大，顺差额从1993年的-680亿元扩大到2007年的23187亿元，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1.8%上升到8.9%。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及资本流入，我国的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也给国内货币供应带来压力，国际上的贸易争端也逐年增多。内外失衡交错形势实际上预示了我国依赖外部需求平衡国内储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接近自己的极限。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只能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平衡国内储蓄。而在消费率短期内难以提高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平衡国内储蓄的方法实际上只有投资。
3.长期内提高消费率的建议
现阶段，提高投资有助于带动消费，但从长期来说，消费率的提高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有赖于我国体制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1）要增加就业门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在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把扩大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努力改善就业环境，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务业，同时应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鼓励失业者自主创业，拓宽就业和再就业门路；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扶助建立职业技能培训机制；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劳动力市场，通过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沟通劳动力市场供求，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中介和服务功能。
（2）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千方百计提高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具体来讲，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就要建立和完善农产品的销售网络，解决农民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为农民的生产经营以及就业提供信息和指导；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并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减少农民负担；制定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要缩小收入差距，可通过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如提高起征点，使低收入者的收入绝大部分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并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来缩小差距；同时，政府应该改革经济的管理体制，打破行业垄断，减少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住房、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当前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收入增长效应，包括国有企业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福利住房制度、公费医疗制度、科技教育制度改革等。由于改革所引起的居民对未来预期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启动消费需求意义重大，只有为居民解除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充分释放居民的消费。
具体来讲，国家应采取措施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建设，完善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拓展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稳步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