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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叫新型城市化道路
一般说来，城市化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通常是以城市人口占这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率表示。这种城市化可以称之为“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
实际上，城市化是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标志，其复杂程度远非可以用人口转移程度来反映的。比如，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城市化程度很高，但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却不高；又比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超过80%以后，城市人口发生了逆向流动，即人口由市区向郊区回流，富人们纷纷到郊外居住，人们称之为“逆城市化”或“郊外化”。显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虽然在回落，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停滞，城市化仍是处于发展状态的。不过，这已经不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而是另外一种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可以称之为“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那么，在我国，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所表示的城市化率，是否越高越好呢？恐怕不能一概而论。近十几年来，我国许多省区大面积地推行“地改市”、“县改市”、“乡改镇”体制，还有一些城市调整了行政区划，用行政办法将郊区划入市区，或者将一些市辖县整体上改为市辖区，一份文件就在一夜之间把大批农村人口“变成”了城市人口。表面上看，城市人口增加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改制或行政区划调整只是改变了区域的概念，扩大了一片“概念性市区”，而并没有改变那里的经济社会结构，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依然很突出。当然，随着中心城市的发展，将郊区改为市区，或将辖县改为辖区也是很必要的，但这并不能表示城市化程度提高了，这些“概念性市区”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城市化，不过，这里的城市化已经不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而应该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化的发展形态有两种模式，或者两种发展道路：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显然，前者是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后者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必然会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即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必然会走向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但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否要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比如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城市化率达到80%以后，才能进入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呢？或者说，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程度还比较低的时候，是否可以同时推进结构转换的城市化？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并非是分隔的，而是有联系的，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但对我国而言，由于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多，更需要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加快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这种强调结构转换的城市化，可以称之为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我们主张中国要走新型城市化的道路，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多的基本国情，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已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开始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形式，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着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考察工业化、城市化的世界史可以发现，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对推进社会现代化虽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同时所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病”和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病”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应该借鉴先发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的道路，而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也正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创造了条件。因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信息化的带动作用，而在信息化的作用下，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可以跨越空间，人们为了追求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并不一定要聚集在大城市，有的场合，甚至在交通便捷、环境优雅的中小城市更为适应，产业的空间布局将会发生由“集中型”向“网络型”的新变化，产业分工体系也会出现由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又向“虚拟分工”的深化，由此而出现的人口与就业的空间布局，也并非一定都是向大城市集中。比如，位居全球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公司，总部并不在美国的大城市，而是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叫班顿威尔的小镇，但其直接经营的近5000家连锁店，却散布在全美和世界的许多城市。信息化带来工业化的革命性转变，也就必然会引起人类生活和国家及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反映在城市化的发展形态上，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也就演变为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显然，新型城市化道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必然会成为城市化的主流。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应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二、如何走新型城市化道路
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但人口转移只是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外延，它的内涵或实质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从我国的国情看，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二是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三是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四是文化与观念的城市化转型。可以说，上述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是新型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也是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基本途径。
1、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
所谓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空间联系的加深，城市产业向区域产业的辐射或传递的范围和力度逐渐加大，城乡资源配置和分工体系不断优化，从而导致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联动调整，城市与区域的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表现在城市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将会得到优先发展，这些产业的规模扩大和产业层次的提升，将会直接传递到城市周边的区域，从而会改变区域的资源配置体系和产业结构格局，拉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对区域或农村地区来说，那些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产业亦即城需型产业将会得到新的发展，如城需型农业、城需型建筑业、城需型制造业、城需型服务业等就会应运而生，而这些城需型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逐步提升区域产业的多元化、高度化和市场化程度。这样，就能从产业层次引导区域经济或农村经济逐步融入城市经济，从广度上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而且，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的这些城需型产业又会逐步深入城市企业的市场层次、组织层次和管理层次，通过城市企业在市场、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带动，实现城乡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重组，又从深度上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可见，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表现在城市方面，是城市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表现在城市周边的区域方面，是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这两方面的转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两者的联系程度越高，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程度也就越深。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基于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换，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才可能进入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2、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
从表面上看，城市化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但从实质上看，城市化是区域劳动者就业结构的城市化。因为城乡差距不仅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的差距，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仅是为了分享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还包括对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城市化的追求。这样，区域劳动者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也就具有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批“城市农民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入就业结构城市化转型的潮流。当然，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最重要的是发挥城市的主导作用，通过城市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不断扩大城市的就业容量，既能使城市劳动者在总体上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又能有一定的余力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但更不可忽视的是，农村地区如能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产业结构的另一面是就业结构，两者具有同向变动关系，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必然会导致区域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大量的事实表明，农村地区或是发展现代农业，或是发展城需型产业、非农产业，都能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收入，农民可以就地实现劳动条件、劳动收入的城市化或准城市化，也就在实质上实现了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而且，还可以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改善就业结构城市化的空间质量。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或大中城市的郊区，相当多的农民已就地实现了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可以说，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主要是发生在城市，但并不只限于城市，如果农村地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民随之实现了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的城市化、准城市化，劳动者在农村地区也可以实现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
3、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
所谓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是在不改变城乡空间存在的前提下，优化城乡布局的空间关系，拓展城乡经济的空间联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空间影响作用，提升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空间结构城市化转型并不只是追求城市规模，而是强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形成城市圈或城市经济圈的空间结构，城乡分割的二元空间结构逐步演变为城乡融合的一体化空间结构。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主要是通过空间开发实现的，经验表明，在“二元结构”比较明显的区域，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有两种空间开发模式：一是通过发展城市，依靠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来带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二是通过发展小城镇，依靠小城镇拉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前者是以城市为区域中心的合乎梯度规律的顺向带动，可称为城市带动式的顺向空间开发模式；后者是小城镇发展对农村发生突变的推动，可称为农村突变式的逆向空间开发模式。从我国各省区的情况看，这两种空间开发模式都有合理性，但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单纯依靠前一种空间开发模式，限于城市的辐射能力，空间结构城市化转型的带动面不会很大；如果单纯依靠后一种空间开发模式，限于小城镇的发展水平，空间结构城市化转型的发展水平不会很高。比较符合实际的是，应将这两种空间开发模式有机结合，走农村突变式的逆向开发模式与城市带动式的顺向开发模式相结合的双向开发模式，可能会更有效地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比如，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是双向开发模式下的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
4、文化和观念的城市化转型
一个地区的城市化转型，归根到底是文化和人的观念的城市化转型。无论是城市还是区域，都既是空间的概念，又更是文化的概念，但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文化的高地，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文化的凝集与驱动，城市的活力也是来源于文化的魅力。不用说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即使是新兴的城市，也会滋生出特有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的基础和源泉是人的观念的城市化，城市文化的熔炉既是居民的文化观念所造就的，同时又持续地造就新一代居民观念的城市化。然而我们不乏看到，在一些迅速膨胀起来的城市，尽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文化的城市化程度却很低，居民中的非城市化观念也很普遍。在这样的城市，仍然面临着文化和观念的城市化转型课题。城市以外的区域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文化虽有独特的乡土气息，也有封闭的落后习俗；农民的观念虽有极其优秀的品质，也有落后的小农意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区域也面临着文化和观念的城市化转型。传统的城市化道路强调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并不能改变农村与城市的“二元文化”结构；新型的城市化道路强调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可以缩小农村与城市“二元文化”结构的差距，提升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准，更新农民的传统观念。文化和观念的城市化转型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要求，而要走新型城市化的道路，不仅要持续地推进文化和观念的城市化转型，而且要努力地扩大这种转型的空间范围，特别是推进区域农村地区的这种城市化转型。
三、新型城市化道路下的农村城市化转型
中国城市化面临着一对难解的矛盾：一方面，中国城市化水平低，需要通过加快城市的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农村人口总量大，向城市转移的农民人口数量巨大，城市难以承受人口重载的压力。新型城市化道路给解决这个难题开辟了新的思路，那就是让一部分农民就地城市化，既能提高城市化水平，又会减轻城市的人口压力，通过走新型城市化的道路推进农村城市化转型。
根据新型城市化的含义，农村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城市性，而不是单个农民对城市性的追求。单个农民对城市性的追求可以通过向城市的转移来实现，这是传统城市化的道路；新型城市化强调农村向城市性的转型，在农村具有城市性的大环境下，单个农民不需要向城市转移，就可以实现对城市性的追求。换句话说，农村的城市化转型也就是农民就地向非农化的转型。
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份额的下降反映农民非农化程度的上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反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两者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两者的变动幅度却有差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巴西、印度和中国的台湾省，农业劳动力份额变动（△pu）与城市人口比重变动（△pa）之比值（△pu/△pa）都大于1，亦即城市化的上升程度快于非农化的上升程度，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对非农化人口有充实的吸纳能力，农民主要是向城市的转移实现非农化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在城市实现的。而我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农业劳动力份额变动与城市人口比重变动之比（△pu/△pa）只有0.75，亦即城市化的上升程度低于非农化的上升程度，说明我国城市对非农化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约有1/4的非农化农民没有进入城市，而是在农村就地非农化的。从传统的城市化观点看，农民就地非农化，因为没有发生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并没有提高城市化的水平。但是，从新型城市化的观点看，农民就地非农化，意味着农村和农民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方面实现了城市化的转型，有的还在文化与观念上实现了城市化转型，这就增加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性，是农村城市化程度提高的表现。这种情况表明，农村城市化在我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农村城市化转型是新型城市化在农村的空间实现，其实质，是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转型的道路也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不过，这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是发生在农村，即农村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文化与农民观念的城市化转型。这四个方面城市化转型的共同作用在农村地区的空间实现，必然是村镇化、镇市化。
所谓“村镇化”，即“村的镇化”，其实质是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镇化。村的镇化的过程是，如果某个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村民的文化及观念有条件或有目的地逐渐向城镇化转型，那么，这个村便逐渐具有“城镇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村的农民并不要离开农村，就可以实现城镇化。
所谓“镇市化”，即“镇的市化”，其实质是镇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镇的市化的过程是，如果某个镇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居民的文化与观念有条件或有目的地逐渐向城市化转型，那么，这个镇便逐渐增强“城市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镇的居民也并不要转移，就可以实现较高层次的城市化。
村与镇是农村空间聚落的两种基本形态，村镇化、镇市化是与之相对应的农村城市化转型的两个不同的空间形态。这两种形态都没有发生人口的空间转移，但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村和镇经济社会特征的城市性会逐步增加，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这种新型城市化道路带动的农村城市化转型，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但是，村镇化、镇市化都是有条件的，其必要条件是村、镇工业化、非农化的发展，其充分条件区域城市化、市场化的拉动。当然，并不是每个村、每个镇都会具备这些条件，也不是每个村都要“镇化”、每个镇都要“市化”。不过，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村镇化、镇市化在我国具有必然趋势。据2004年的统计，我国有19519个镇（包括县城），如果这些镇的大多数逐步实现“镇市化”，加上一部分大村或由小并大的村逐渐实现“村镇化”，那么，就会使相当多的农民就地实现城市化。这样，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的道路，带动农村的城市化转型，从而会科学地解决城市中的农村难题，加快全国城市化的进程。
（作者系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安徽省经济学会会长）
一般说来，城市化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通常是以城市人口占这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率表示。这种城市化可以称之为“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
实际上，城市化是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标志，其复杂程度远非可以用人口转移程度来反映的。比如，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城市化程度很高，但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却不高；又比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超过80%以后，城市人口发生了逆向流动，即人口由市区向郊区回流，富人们纷纷到郊外居住，人们称之为“逆城市化”或“郊外化”。显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虽然在回落，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停滞，城市化仍是处于发展状态的。不过，这已经不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而是另外一种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可以称之为“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那么，在我国，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所表示的城市化率，是否越高越好呢？恐怕不能一概而论。近十几年来，我国许多省区大面积地推行“地改市”、“县改市”、“乡改镇”体制，还有一些城市调整了行政区划，用行政办法将郊区划入市区，或者将一些市辖县整体上改为市辖区，一份文件就在一夜之间把大批农村人口“变成”了城市人口。表面上看，城市人口增加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改制或行政区划调整只是改变了区域的概念，扩大了一片“概念性市区”，而并没有改变那里的经济社会结构，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依然很突出。当然，随着中心城市的发展，将郊区改为市区，或将辖县改为辖区也是很必要的，但这并不能表示城市化程度提高了，这些“概念性市区”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城市化，不过，这里的城市化已经不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而应该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化的发展形态有两种模式，或者两种发展道路：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显然，前者是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后者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必然会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即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必然会走向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但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否要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比如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城市化率达到80%以后，才能进入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呢？或者说，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程度还比较低的时候，是否可以同时推进结构转换的城市化？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并非是分隔的，而是有联系的，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但对我国而言，由于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多，更需要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加快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这种强调结构转换的城市化，可以称之为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我们主张中国要走新型城市化的道路，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多的基本国情，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已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开始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形式，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着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考察工业化、城市化的世界史可以发现，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对推进社会现代化虽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同时所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病”和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病”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应该借鉴先发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的道路，而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也正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创造了条件。因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信息化的带动作用，而在信息化的作用下，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可以跨越空间，人们为了追求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并不一定要聚集在大城市，有的场合，甚至在交通便捷、环境优雅的中小城市更为适应，产业的空间布局将会发生由“集中型”向“网络型”的新变化，产业分工体系也会出现由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又向“虚拟分工”的深化，由此而出现的人口与就业的空间布局，也并非一定都是向大城市集中。比如，位居全球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公司，总部并不在美国的大城市，而是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叫班顿威尔的小镇，但其直接经营的近5000家连锁店，却散布在全美和世界的许多城市。信息化带来工业化的革命性转变，也就必然会引起人类生活和国家及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反映在城市化的发展形态上，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也就演变为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显然，新型城市化道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必然会成为城市化的主流。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应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二、如何走新型城市化道路
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但人口转移只是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外延，它的内涵或实质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从我国的国情看，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二是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三是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四是文化与观念的城市化转型。可以说，上述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是新型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也是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基本途径。
1、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
所谓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空间联系的加深，城市产业向区域产业的辐射或传递的范围和力度逐渐加大，城乡资源配置和分工体系不断优化，从而导致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联动调整，城市与区域的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表现在城市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将会得到优先发展，这些产业的规模扩大和产业层次的提升，将会直接传递到城市周边的区域，从而会改变区域的资源配置体系和产业结构格局，拉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对区域或农村地区来说，那些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产业亦即城需型产业将会得到新的发展，如城需型农业、城需型建筑业、城需型制造业、城需型服务业等就会应运而生，而这些城需型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逐步提升区域产业的多元化、高度化和市场化程度。这样，就能从产业层次引导区域经济或农村经济逐步融入城市经济，从广度上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而且，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的这些城需型产业又会逐步深入城市企业的市场层次、组织层次和管理层次，通过城市企业在市场、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带动，实现城乡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重组，又从深度上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可见，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表现在城市方面，是城市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表现在城市周边的区域方面，是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这两方面的转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两者的联系程度越高，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程度也就越深。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基于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换，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才可能进入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2、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
从表面上看，城市化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但从实质上看，城市化是区域劳动者就业结构的城市化。因为城乡差距不仅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的差距，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仅是为了分享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还包括对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城市化的追求。这样，区域劳动者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也就具有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批“城市农民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入就业结构城市化转型的潮流。当然，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最重要的是发挥城市的主导作用，通过城市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不断扩大城市的就业容量，既能使城市劳动者在总体上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又能有一定的余力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但更不可忽视的是，农村地区如能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产业结构的另一面是就业结构，两者具有同向变动关系，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必然会导致区域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大量的事实表明，农村地区或是发展现代农业，或是发展城需型产业、非农产业，都能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收入，农民可以就地实现劳动条件、劳动收入的城市化或准城市化，也就在实质上实现了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而且，还可以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改善就业结构城市化的空间质量。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或大中城市的郊区，相当多的农民已就地实现了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可以说，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主要是发生在城市，但并不只限于城市，如果农村地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民随之实现了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的城市化、准城市化，劳动者在农村地区也可以实现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
3、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
所谓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是在不改变城乡空间存在的前提下，优化城乡布局的空间关系，拓展城乡经济的空间联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空间影响作用，提升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空间结构城市化转型并不只是追求城市规模，而是强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形成城市圈或城市经济圈的空间结构，城乡分割的二元空间结构逐步演变为城乡融合的一体化空间结构。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主要是通过空间开发实现的，经验表明，在“二元结构”比较明显的区域，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有两种空间开发模式：一是通过发展城市，依靠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来带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二是通过发展小城镇，依靠小城镇拉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前者是以城市为区域中心的合乎梯度规律的顺向带动，可称为城市带动式的顺向空间开发模式；后者是小城镇发展对农村发生突变的推动，可称为农村突变式的逆向空间开发模式。从我国各省区的情况看，这两种空间开发模式都有合理性，但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单纯依靠前一种空间开发模式，限于城市的辐射能力，空间结构城市化转型的带动面不会很大；如果单纯依靠后一种空间开发模式，限于小城镇的发展水平，空间结构城市化转型的发展水平不会很高。比较符合实际的是，应将这两种空间开发模式有机结合，走农村突变式的逆向开发模式与城市带动式的顺向开发模式相结合的双向开发模式，可能会更有效地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比如，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是双向开发模式下的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
4、文化和观念的城市化转型
一个地区的城市化转型，归根到底是文化和人的观念的城市化转型。无论是城市还是区域，都既是空间的概念，又更是文化的概念，但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文化的高地，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文化的凝集与驱动，城市的活力也是来源于文化的魅力。不用说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即使是新兴的城市，也会滋生出特有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的基础和源泉是人的观念的城市化，城市文化的熔炉既是居民的文化观念所造就的，同时又持续地造就新一代居民观念的城市化。然而我们不乏看到，在一些迅速膨胀起来的城市，尽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文化的城市化程度却很低，居民中的非城市化观念也很普遍。在这样的城市，仍然面临着文化和观念的城市化转型课题。城市以外的区域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文化虽有独特的乡土气息，也有封闭的落后习俗；农民的观念虽有极其优秀的品质，也有落后的小农意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区域也面临着文化和观念的城市化转型。传统的城市化道路强调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并不能改变农村与城市的“二元文化”结构；新型的城市化道路强调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可以缩小农村与城市“二元文化”结构的差距，提升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准，更新农民的传统观念。文化和观念的城市化转型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要求，而要走新型城市化的道路，不仅要持续地推进文化和观念的城市化转型，而且要努力地扩大这种转型的空间范围，特别是推进区域农村地区的这种城市化转型。
三、新型城市化道路下的农村城市化转型
中国城市化面临着一对难解的矛盾：一方面，中国城市化水平低，需要通过加快城市的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农村人口总量大，向城市转移的农民人口数量巨大，城市难以承受人口重载的压力。新型城市化道路给解决这个难题开辟了新的思路，那就是让一部分农民就地城市化，既能提高城市化水平，又会减轻城市的人口压力，通过走新型城市化的道路推进农村城市化转型。
根据新型城市化的含义，农村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城市性，而不是单个农民对城市性的追求。单个农民对城市性的追求可以通过向城市的转移来实现，这是传统城市化的道路；新型城市化强调农村向城市性的转型，在农村具有城市性的大环境下，单个农民不需要向城市转移，就可以实现对城市性的追求。换句话说，农村的城市化转型也就是农民就地向非农化的转型。
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份额的下降反映农民非农化程度的上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反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两者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两者的变动幅度却有差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巴西、印度和中国的台湾省，农业劳动力份额变动（△pu）与城市人口比重变动（△pa）之比值（△pu/△pa）都大于1，亦即城市化的上升程度快于非农化的上升程度，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对非农化人口有充实的吸纳能力，农民主要是向城市的转移实现非农化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在城市实现的。而我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农业劳动力份额变动与城市人口比重变动之比（△pu/△pa）只有0.75，亦即城市化的上升程度低于非农化的上升程度，说明我国城市对非农化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约有1/4的非农化农民没有进入城市，而是在农村就地非农化的。从传统的城市化观点看，农民就地非农化，因为没有发生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并没有提高城市化的水平。但是，从新型城市化的观点看，农民就地非农化，意味着农村和农民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方面实现了城市化的转型，有的还在文化与观念上实现了城市化转型，这就增加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性，是农村城市化程度提高的表现。这种情况表明，农村城市化在我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农村城市化转型是新型城市化在农村的空间实现，其实质，是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转型的道路也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不过，这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是发生在农村，即农村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文化与农民观念的城市化转型。这四个方面城市化转型的共同作用在农村地区的空间实现，必然是村镇化、镇市化。
所谓“村镇化”，即“村的镇化”，其实质是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镇化。村的镇化的过程是，如果某个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村民的文化及观念有条件或有目的地逐渐向城镇化转型，那么，这个村便逐渐具有“城镇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村的农民并不要离开农村，就可以实现城镇化。
所谓“镇市化”，即“镇的市化”，其实质是镇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镇的市化的过程是，如果某个镇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居民的文化与观念有条件或有目的地逐渐向城市化转型，那么，这个镇便逐渐增强“城市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镇的居民也并不要转移，就可以实现较高层次的城市化。
村与镇是农村空间聚落的两种基本形态，村镇化、镇市化是与之相对应的农村城市化转型的两个不同的空间形态。这两种形态都没有发生人口的空间转移，但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村和镇经济社会特征的城市性会逐步增加，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这种新型城市化道路带动的农村城市化转型，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但是，村镇化、镇市化都是有条件的，其必要条件是村、镇工业化、非农化的发展，其充分条件区域城市化、市场化的拉动。当然，并不是每个村、每个镇都会具备这些条件，也不是每个村都要“镇化”、每个镇都要“市化”。不过，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村镇化、镇市化在我国具有必然趋势。据2004年的统计，我国有19519个镇（包括县城），如果这些镇的大多数逐步实现“镇市化”，加上一部分大村或由小并大的村逐渐实现“村镇化”，那么，就会使相当多的农民就地实现城市化。这样，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的道路，带动农村的城市化转型，从而会科学地解决城市中的农村难题，加快全国城市化的进程。
（作者系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安徽省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