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艾恺认为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所接受，同时他认为，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梁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为历史所记住。从梁漱溟的选择和实验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处境，道路的问题仍是迷思，而他身体力行的精神在当下仍是一种激励。
　　艾恺对东方历史的初始印象，是它有一种文明的持续性。或许，这是他对梁漱溟，这样一个有着“中国文化守成主义者”之称的东方学者产生兴趣的一种解释。
　　当然，它也充满偶然—因为研习西方史的人太多了，他研究意大利史的愿望就被老师善意劝阻。于是，考入芝加哥大学研究东亚历史，并跟随因撰写《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而声名大噪的邹谠攻读硕士。准备论文过程中，在一堆批判杨献珍、周谷城的文章中，他发现了梁漱溟的名字。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只有梁漱溟一个人为中国固有文化做辩护，为什么没有人理他？我愿意研究他。”
　　1975年，艾恺完成了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并因此获得了“研究梁漱溟第一人”的称誉。1979年，同名书出版。
　　出版前，他曾试图见梁漱溟，但因为“文革”，就被耽搁下来。直到1980年，他意外地接到了梁漱溟托人传达来的口信：希望艾恺去访问他，还有新作给他看。于是，他赶赴中国。之后，他两个系列的采访被以对话的形式整理成单行本《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2006年出版后，长销至今。

　　和梁漱溟见面的交谈让艾恺对梁漱溟如何定位自己，是佛家还是儒家，产生困惑。在书中，艾恺依据1921年梁漱溟的弃佛转儒的公开宣布，认定他是儒家。但交谈中，梁漱溟表示“我抛弃了佛家，但同时也没有真的抛弃它。”即使他公开宣布转向儒家的时候，也认定只有通过佛教才能最终拯救人类。20世纪50年代前，梁漱溟一直朝气蓬勃地参与世俗生活，直到晚年，半隐居生活强化了他对终极现实的亲近，他多次提到自己的愿望是隐居山寺，过一个僧人的生活。但最后，他爽快地告诉艾恺，自己可以接受“最后的儒家”这个称号。
　　今年是梁漱溟诞辰120周年，在艾恺专程赶来的系列纪念会上，他多次解释“最后的儒家”的意思，试图纠正大家的误解。在他看来，英文中的最后，并非来指结束，而是指一种引发感情的叹息，而近代中国，只有梁漱溟一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
　　艾恺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很想稍微修改下自己之前对梁漱溟的评价。近几十年，他介绍梁漱溟时，多喜欢用“哲学家”，但严格意义来讲，梁漱溟更主要的历史角色是一个活动家。“有点像印度的甘地”，艾恺这样打比方。
　　在艾恺的回忆中，当他首次见到梁漱溟时，梁就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践行的人”。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是在1987年11月份，当时，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他拍着桌子大声讲：“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就是拼命干的。”
　　1931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出版，同年，他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此前，他曾在广东倡导“乡治”、在河南尝试“村治”。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而中国近百年史，近乎一部乡村破坏史。所以，他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改造中国的社会构造。
　　梁漱溟所践行的乡村建设把新的生活方式带到农民中，而且“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他着眼于乡村文化的内部，试图培养农民关心公共事务的能力，传达价值理念。
　　很多人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最终失败了，艾恺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他多次去邹平了解当年乡村建设理论实验的经过和成效，认为梁漱溟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而且，“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