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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大学生旅游文化实践营的多个成员社团，如北京大学山鹰社、中国人民大学自由人协会、中国农业大学峰云社、兰州大学绿队、北京师范大学绿色营地等，都选择了青藏高原这块最艰难也最纯朴的土地。科考也好，登山也罢，他们在实践活动中的收获足以让他们享用一生。
科考队此行的目的地是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综合考察阿尼玛卿山的信仰与转山文化。全队参与转山，以徒步的方式让队员们经受挑战，同时深刻体会与理解藏族同胞的信仰与文化。科考队的12人于6月29日从北京出发，随后展开为期17天的科考。登山队的目标是四川省雀儿山，主峰海拔6168米。
前期准备 厚积而薄发
涂江汇是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大一学生，她在去年协会举行攀冰活动时就有加入科考队的计划，但加入科考队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按规定落脚点独自爬上学校9米高的崖壁。为了达标，涂江汇参加了两个多星期的集训，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她都在崖岩练习。
科考队平时的训练量非常大，负重训练需要背20多公斤的重物爬14层的建筑物20～25趟。涂江汇说能坚持下来的很大原因是有小伙伴的陪伴，如果谁呼吸不均匀、速度太慢，其他队员就会在身边喊“加油”。团队力量是克服惰性的利器。
清华大学第一支科考队成立于2001年，在十几年的传承中，同学们通过积累经验不断对集训摸索改进。从登山队中独立出来的科考队沿袭了登山队很多好的纪律。首先是严格的时间观念，今年在社团集训选拔中，有一位新队员因两次迟到被开除出队。平时开会等活动，如果迟到1分钟也会被开除。“正点到达其实也算迟到，应至少提前5分钟。因为雪山上天气瞬息万变，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到达峰顶，即使只差不到100米，也必须下撤，下次再重新攀登。”今年的科考队队长陈怀说。
与严格的时间观念相符的另一条纪律就是服从队长。有问题可以商议，但商议后队长如果有了最终决定，队员必须服从。去年冬天，有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攀登灵山（北京市第一高峰），由于当时天气十分恶劣，队长命令大家往回撤，但当时一位“老驴”（资深驴友）认为自己有丰富的户外经验，可以应付这样的天气，就没有和大部队一起下撤，坚持登顶，最后不幸遇难。
徒步是科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路线筹备是前期准备的重头戏。负责路线的同学体力要好，因为在徒步过程中，他要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遇到复杂路况，还负责单独探路。
今年负责路线的王彦博拿出20多张地图，黑白线条的地图上已经用蓝笔勾出了路线。为了节省开支，所有地图都用普通A4纸打印，然后用宽胶带做了一个简单的密封保护膜。地图是王彦博综合参照SRTM地形数据、Google Earth数据和各地驴友们的实际经验完成的。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虽不是舞台表演，但每个同学都在用自己的热情和坚持演绎一出长达17天的“戏”，评判这出“戏”的标准不是观众的掌声，而是每个队员的安全归来以及内心的充实。
跋涉路上 办法总比困难多
今年科考队中有7位女生，超过半数，所以陈怀将徒步环节的距离和时长进行了控制，每天只走20公里，并且每45分钟左右休息一次。由于今年科考目的地阿尼玛卿山海拔基本在4000米以上，所以即使是夏天，陈怀也强制大家带上羽绒服。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前两分钟晴空万里，后两分钟就可能会下雨，所以在实地科考中的情况只会比预想中的更复杂。
“登山过程中，最常见而且最危险的状况莫过于掉进冰裂缝，通常现象就是走着走着就掉下去了，大约会卡在腰这里。”今年的登山队队长崔敬杰回忆起她攀登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透明梦柯冰川时遇到的冰裂缝，“上山时，队员们会背着路绳，绳子一般会将3个人拴成一组，如果有一个人掉下冰裂缝，其他人会感到绳子拉紧，马上趴在冰上以增大摩擦力，队友就不会继续往下掉。”当被问到会不会害怕时，崔敬杰笑着说：“爬起来继续往前走，根本没时间去想害怕不害怕。”
“体强多病”的张胜寒在队友心中是这样的：“逢车必晕，逢高必反，感冒、腹泻也是常有的事。但生病不服病，该干嘛干嘛，精神不输常人。”高原反应和疾病是登山队和科考队必须面临的问题。在有人烟的地方生病还算不错，如果在野外生病就最可怕了。所以，在徒步过程中所有饮用水，即使是特别清澈的溪水也要煮沸。
老队员们还面对过一些“小灾难”，比如胡晰淏不慎踩入近一米深的溪水，徒步鞋从内湿到外，近视镜也被冲走；为了节省开支，和宾馆老板砍价，最终7个男生挤进一间屋子；赶到火车站时，还有十几分钟就要发车了，却发现取票机不能取票……
能考进清华的同学大约都有被称为“学霸”的历史，而“学霸”常被认为是“高分低能”。人们总习惯说，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让孩子的成长不那么健康。然而，这些挤过高考独木桥的清华“学霸”们，通过对自己的一次次挑战，向人们说明妨碍自身全面发展的也许不是那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而是你半途而废的退却。
登山科考 危险也正是魅力所在
崔敬杰说：“登山队是为了爬得更高，科考队是为了走得更远。”这样将现实目标和理想追求进行完美结合的定位不禁让人叫好。
清华大学山野协会正式成立于1994年，成立之初就是以登山队为核心，成立以后登山活动每年都会有。登山的风险远远高于科考，校方不得不高度重视，所以在人力、物力方面投入了很多支持，因而也获得了校外的赞助。但是今年科考队和登山队都没有赞助，崔敬杰这位身高不足1.6米的女队长豪爽地说：“穷日子穷过，富日子富过，没有赞助我们就省着点儿，但是不会影响到登山和科考的总体行动。”
登山这项运动，它的危险性同时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即使困难重重，每年也会有人不断挑战极限。但就整个户外运动而言，徒步科考比登山有着更广的群众参与基础。陈怀说，徒步科考的魅力也不亚于登山运动，而且徒步科考的参与门槛也相对比较低，可以满足更多人的户外运动需求。
同时，徒步科考可以兼顾到很多人文科学。“今年是藏历马年，也是‘宗教大年’，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属马，因此在马年转山一圈相当于其他年份转山13圈。科考队也会加入转山队伍，前往昆仑山支脉，攀登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的阿尼玛卿山，计划转山1圈。”陈怀说。
“参加登山队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一帮团结的队友。”崔敬杰说，“不管做什么事，大家都能非常迅速地团结起来，向着一个目标努力，在其他场合或者团体没有这种机会。”大家的目标都是攀登，一起流汗，一起拼搏，队友在一起感觉很亲切，就像是一家人。“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家的团队意识会变得特别强，性格、价值观和人生观会在潜移默化中有所转变，队友也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
科考队此行的目的地是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综合考察阿尼玛卿山的信仰与转山文化。全队参与转山，以徒步的方式让队员们经受挑战，同时深刻体会与理解藏族同胞的信仰与文化。科考队的12人于6月29日从北京出发，随后展开为期17天的科考。登山队的目标是四川省雀儿山，主峰海拔6168米。
前期准备 厚积而薄发
涂江汇是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大一学生，她在去年协会举行攀冰活动时就有加入科考队的计划，但加入科考队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按规定落脚点独自爬上学校9米高的崖壁。为了达标，涂江汇参加了两个多星期的集训，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她都在崖岩练习。
科考队平时的训练量非常大，负重训练需要背20多公斤的重物爬14层的建筑物20～25趟。涂江汇说能坚持下来的很大原因是有小伙伴的陪伴，如果谁呼吸不均匀、速度太慢，其他队员就会在身边喊“加油”。团队力量是克服惰性的利器。
清华大学第一支科考队成立于2001年，在十几年的传承中，同学们通过积累经验不断对集训摸索改进。从登山队中独立出来的科考队沿袭了登山队很多好的纪律。首先是严格的时间观念，今年在社团集训选拔中，有一位新队员因两次迟到被开除出队。平时开会等活动，如果迟到1分钟也会被开除。“正点到达其实也算迟到，应至少提前5分钟。因为雪山上天气瞬息万变，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到达峰顶，即使只差不到100米，也必须下撤，下次再重新攀登。”今年的科考队队长陈怀说。
与严格的时间观念相符的另一条纪律就是服从队长。有问题可以商议，但商议后队长如果有了最终决定，队员必须服从。去年冬天，有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攀登灵山（北京市第一高峰），由于当时天气十分恶劣，队长命令大家往回撤，但当时一位“老驴”（资深驴友）认为自己有丰富的户外经验，可以应付这样的天气，就没有和大部队一起下撤，坚持登顶，最后不幸遇难。
徒步是科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路线筹备是前期准备的重头戏。负责路线的同学体力要好，因为在徒步过程中，他要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遇到复杂路况，还负责单独探路。
今年负责路线的王彦博拿出20多张地图，黑白线条的地图上已经用蓝笔勾出了路线。为了节省开支，所有地图都用普通A4纸打印，然后用宽胶带做了一个简单的密封保护膜。地图是王彦博综合参照SRTM地形数据、Google Earth数据和各地驴友们的实际经验完成的。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虽不是舞台表演，但每个同学都在用自己的热情和坚持演绎一出长达17天的“戏”，评判这出“戏”的标准不是观众的掌声，而是每个队员的安全归来以及内心的充实。
跋涉路上 办法总比困难多
今年科考队中有7位女生，超过半数，所以陈怀将徒步环节的距离和时长进行了控制，每天只走20公里，并且每45分钟左右休息一次。由于今年科考目的地阿尼玛卿山海拔基本在4000米以上，所以即使是夏天，陈怀也强制大家带上羽绒服。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前两分钟晴空万里，后两分钟就可能会下雨，所以在实地科考中的情况只会比预想中的更复杂。
“登山过程中，最常见而且最危险的状况莫过于掉进冰裂缝，通常现象就是走着走着就掉下去了，大约会卡在腰这里。”今年的登山队队长崔敬杰回忆起她攀登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透明梦柯冰川时遇到的冰裂缝，“上山时，队员们会背着路绳，绳子一般会将3个人拴成一组，如果有一个人掉下冰裂缝，其他人会感到绳子拉紧，马上趴在冰上以增大摩擦力，队友就不会继续往下掉。”当被问到会不会害怕时，崔敬杰笑着说：“爬起来继续往前走，根本没时间去想害怕不害怕。”
“体强多病”的张胜寒在队友心中是这样的：“逢车必晕，逢高必反，感冒、腹泻也是常有的事。但生病不服病，该干嘛干嘛，精神不输常人。”高原反应和疾病是登山队和科考队必须面临的问题。在有人烟的地方生病还算不错，如果在野外生病就最可怕了。所以，在徒步过程中所有饮用水，即使是特别清澈的溪水也要煮沸。
老队员们还面对过一些“小灾难”，比如胡晰淏不慎踩入近一米深的溪水，徒步鞋从内湿到外，近视镜也被冲走；为了节省开支，和宾馆老板砍价，最终7个男生挤进一间屋子；赶到火车站时，还有十几分钟就要发车了，却发现取票机不能取票……
能考进清华的同学大约都有被称为“学霸”的历史，而“学霸”常被认为是“高分低能”。人们总习惯说，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让孩子的成长不那么健康。然而，这些挤过高考独木桥的清华“学霸”们，通过对自己的一次次挑战，向人们说明妨碍自身全面发展的也许不是那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而是你半途而废的退却。
登山科考 危险也正是魅力所在
崔敬杰说：“登山队是为了爬得更高，科考队是为了走得更远。”这样将现实目标和理想追求进行完美结合的定位不禁让人叫好。
清华大学山野协会正式成立于1994年，成立之初就是以登山队为核心，成立以后登山活动每年都会有。登山的风险远远高于科考，校方不得不高度重视，所以在人力、物力方面投入了很多支持，因而也获得了校外的赞助。但是今年科考队和登山队都没有赞助，崔敬杰这位身高不足1.6米的女队长豪爽地说：“穷日子穷过，富日子富过，没有赞助我们就省着点儿，但是不会影响到登山和科考的总体行动。”
登山这项运动，它的危险性同时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即使困难重重，每年也会有人不断挑战极限。但就整个户外运动而言，徒步科考比登山有着更广的群众参与基础。陈怀说，徒步科考的魅力也不亚于登山运动，而且徒步科考的参与门槛也相对比较低，可以满足更多人的户外运动需求。
同时，徒步科考可以兼顾到很多人文科学。“今年是藏历马年，也是‘宗教大年’，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属马，因此在马年转山一圈相当于其他年份转山13圈。科考队也会加入转山队伍，前往昆仑山支脉，攀登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的阿尼玛卿山，计划转山1圈。”陈怀说。
“参加登山队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一帮团结的队友。”崔敬杰说，“不管做什么事，大家都能非常迅速地团结起来，向着一个目标努力，在其他场合或者团体没有这种机会。”大家的目标都是攀登，一起流汗，一起拼搏，队友在一起感觉很亲切，就像是一家人。“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家的团队意识会变得特别强，性格、价值观和人生观会在潜移默化中有所转变，队友也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