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宛（1918—2010），我国著名心脏病内科学专家、医疗保健专家，现代心电图学奠基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心内科原主任。黄宛一生对医学事业执着追求，无私奉献，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学成回国

　　1938年我收到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进入协和学习。协和独特的教学方法、严格求实的学风以及注重能力与实效的严师，都给我留下了良好而又极其深刻的印象。如今想来，我在尔后漫长的从医生涯中形成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无不与母校四年的教育有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被迫关门，我也中断了学业。1947年10月，在林可胜的帮助下，我申请到医药援华会的奖学金，来到了位于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医学院深造。我选择的方向是心脏内科学方面，主要是心电图、心脏X线检查，还初步了解了心导管技术及血氧含量的测定技术。半年之后，我转到位于芝加哥的迈克瑞斯研究所学习。这是个专为犹太人办的研究机构，研究所有自己的实习医院和实验室，教授全都是美国知名度很高的医学专家。
　　1950年春，我感到该回国报效祖国，就写信与协和医学院联系。协和医学院当时正从四方招聘人才，充实师资队伍，接到我的信后立即给我发出了聘书。张孝骞主任亲自给我来信：“你回来，中国同样有你发展的地方！”7月初，我购好从芝加哥直达天津大沽口的船票。由于船在太平洋沿岸许多港口不能停泊，这样原本近十天的航程，走了半个多月。船行至台湾后，允许上岸。船长说：“已经到台湾了，你可以趁机靠岸。”我说：“我不能去，我就是因为不愿意为国民党军队服务，才推迟两年出国。现在让我上岸，我宁愿随你们回美国也不去台湾。”后来几经辗转，我从香港经汉口回到北京。

重建协和心脏科

　　1950年8月，我到协和医院报到，张孝骞主任对我说：“协和的恢复和发展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新中国刚刚站起来，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她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就一头扎进了心电图室。
　　摆在我面前的是仅存的一台布满灰尘的心电图机，是1928年生产的仅供研究用的老式弦线性的。我首先清理这台机器，清理过程中发现这台心电图机的核心部分出现了故障，它的导丝断了，便与协和医院名誉院长方圻一起考虑把它装起来。这根仅有7μm（红血球的直径，肉眼仅在强光下能看其反射的光线）的导丝，要装在窄于1mm的缝隙中间，没有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是很难办到的。经过十多天的努力，终于装上了这根导丝，从而把心電图机恢复了起来。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我又尝试在3个导联旁边做了个盒子，试着把它改装成12个导联的新机器，没想到这一改造竟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协和不仅有了心电图机，而且能做12个导联的心电图。
　　从1951年开始，我连续在内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多导联心电图的诊断意义和使用方法，并积累一些临床资料。我意识到仅协和能做这样的心电图远远不行，我们要有一批掌握这门技术的专业人才，于是建议协和医学院举办全国性的学习班。就这样，从1951年春开始，协和开始在全国各大医院招收学员，每期五至六名，学时六周，对这些学员我都给予了耐心的指导。

　　协和作为综合性医院仅仅有心电图是不行的，必须开展心导管技术诊疗，否则心脏病的诊断和治疗仍很落后。但当时，协和实验室仅有供示范用的F6和F7两支心导管。我在方圻和刘士珍的协助下，从废品仓库中找出了个可以测平均压的蒸汽锅上的表，为了简略地分析血氧又从血液组取得一组简单但难以操作的Scholander管子，就这样自1952年开始做右心导管。1952年至1955年间，就是凭着这两条导管，我为几十个人做了导管检查。这就是我在国内做右心导管检查的极原始的开端，直至1954年进口了英国的电血压计，1955年进口了法国的导管，这种局面才告结束。
　　我在国外主要学习和研究心电生理等方面的知识，临床方面比较薄弱，而在协和担任大内科心脏学组长时，临床治疗的任务很重。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临床的担子挑起来。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严格的学习工作计划：每天上午在病房看病人、学临床，从实践中学习;下午在研究室做实验，进行心脏病研究;晚上看书，从8点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学习6个小时，按照这个计划，我从32岁一直坚持到40岁。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自1956年起，先是参与邓颖超大姐的保健，尔后又为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讲课。
　　1957年秋，总理得知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回到太原老家后突然患了心肌梗死，便立即指示我速赴太原为傅部长检查。飞机抵达太原后，我立即奔赴傅下榻的太原宾馆。到太原后，据保健医生讲，傅患的不是心肌梗死而是胃肠炎，理由是他服药后呕吐得很厉害。我向傅部长详细询问了病情，认为心肌梗死的可能性很大，于是给太原市所有医院打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台心电图机。心电图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广泛心肌梗死，呕吐的原因不是胃肠病，而是服药不适引起的。于是我安排傅部长立即转院到太原市人民医院进行心脏诊治，治好傅部长后，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我参与的“医疗外交”

　　1965年初，时任医学科学院政委张之强同志找到我说：“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尚无学科带头人，他们向卫生部领导多次反映过，卫生部领导考虑再三，有调你过去的意思。”我认真地对张政委说，“既然领导认为我可以调过去，而且总医院又迫切需要，那我就去吧。”20世纪60年代总医院的条件很简陋，心内科病房是刚刚从内科系统中分离出来的。我到后担任一部副主任兼心内科主任。 　　到总医院后不久，“文革”爆发了。军医系统揪斗成风，我也被人盯上。年底，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到北京看病，住在玉泉山，总理派人通知我去玉泉山为胡志明诊疗。当时不明真相的我还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我听说胡主席是神经系统的病，与心脏上的关系不大，我去不大合适吧？”总理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动脑筋？北京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你都較熟悉，你去了之后将来协调会诊好办。”我看着日渐消瘦的总理，不知说什么才好。到了玉泉山之后，我才明白，总理是在想办法保护我。
　　胡志明返回越南两个月后，医疗组自行解散。6月中旬，我回到了总医院心内科。不料这便开始了挨整的日子，我被邱的爪牙安排到京郊的大兴县去收割小麦，一直到第二年2月。这时，总理再次点名让我去给胡志明同志治病。见到总理，我心里特别高兴。总理话不多，只是对我说：“胡志明主席心脏情况很不好，我让你出趟差，到越南去，你思想上有什么负担没有？”我对总理说：“我犯了错误，批评还没结束，我怕我还会犯错误！”总理笑了笑，然后很严肃地说：“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事，你要正确对待，放心吧！”在总理的安排下，第二天我就抵达了越南。
　　我带领中国医护人员成功救治了胡志明，带功回国，到科里以后也就再没有人算我的老账了。此后，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心内科的全面建设上，想努力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我的病房里放了一张单人床，在加班加点不回家休息时使用，并把重要的病历都放在床边，随时进行查阅。
　　1970年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心脏情况不好，他的保健医生向他推荐了我。于是，总理又要求我去给霍查治疗。我迅速飞往阿尔巴尼亚。到了以后，我认真了解了霍查的病历，观察病情后发现，他的情况和胡志明的一模一样，是典型的“无Q波心肌梗死”。按照我的治疗方案实施后，霍查的病情有了十分明显的好转，可就在这时我却生病了，而且越来越严重，阿方于是让我回国。经检查，我患的是典型激素引起的出血性胃炎。

　　1979年，越南领导人黄文欢因患肺结核，准备送往东德治疗。途经巴基斯坦时，他们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反映，希望能到中国医治。使馆人员把此情况报告中央后，决定让他到我们医院来。黄文欢住进总医院三部后，我们很快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组对他的病情进行分析，诊断为肺癌。当时，有的同志认为，黄文欢的心脏不好，虽患肺癌，但做手术风险太大，趋向保守治疗。我则认为：黄患的是肺癌，手术风险的确很大，但这是当时最好的治疗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患有较明显的缺血性心脏病都被认为是做大手术的禁忌症。我反复分析，认为如果病人不马上实施手术，癌细胞很快就会扩散，这无异于宣布死刑。越南方面之所以改道来中国，是对中国医务工作者的信任，也是考验。于是，我决定请北京结核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一起会诊。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只有半数专家同意做手术，不同意手术的理由就是怕在手术中心脏出问题。为此，我当即表态说：“如果是因为怕心脏方面出问题而不进行手术，那么我可负全责，心脏方面的问题我包了！”这样一来，决定做手术的意见占了上风。
　　越南方面又让日本医学专家参与意见。日本派出的医疗队给出的意见和我一样，认为虽有心脏病，但必须而且能够手术。结果，手术进展顺利，肿瘤切除了，心脏也未出大问题。一连几天，我睡在病房进行观察，随时准备处理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就这样，我们的手术获得了圆满的成功。黄文欢后来又生活工作了十多年，从而打破了当时肺癌患者活不过两年的说法，突破了心脏病患者做大手术的禁区。
　　（责任编辑 杨琳）
　　整理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任解放军总医院副处长、政治协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