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续是观音寨小学的老师，教语文。观音寨小学在观音寨南坡。观音寨往东二百米是农场。
　　农场有两个光棍，一个叫亏荣，一个叫吉喜。奇货不算农场的人，他的屠宰场在农场，他只有杀猪时才去。奇货不是光棍，他是毛刺的爹。农场有一头郎猪，壮如牛犊，它给周边的母猪配种，替两个光棍赚烟酒钱。农场有一棵山楂树，开花的时候，一半白色，一半红色。亏荣说，那是一棵阴阳树，它自个儿跟自个儿恋爱、传粉、结果。
　　某年七月间，一个午后，正是农场人少的时候，我和毛刺溜到山楂树旁。一颗颗青色的山楂，强烈地诱惑着我。我往山楂树上爬，一个男人的歌声飘荡进我的耳朵：“七月楂，七月楂，男人吃了裤裆翘，女人吃了奶子大……”是亏荣，他的声音像土蛤蟆，让我战栗。我害怕裤裆翘。无端地翘裤裆，是一件丢人的事，不是正经人。在我们乡村，女人奶子大也丑。
　　我从树上下来不久，亏荣拽着树枝，摘了几个青绿的山楂，扔自己嘴里一颗，给吉喜一颗。我和毛刺惊诧地盯着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身体，并未异于常人。
　　学校那边，虽然有学生读书，却没这边热闹。不少高年级男生喜欢舍近求远，不在操场旁的厕所解手，而跑到农场这边来。他们是想路过厂里的猪圈，看这里的郎猪配种。往往那边钟声响了，这边的郎猪还没完事。他们不走，他们看，还笑嘻嘻的，等郎猪母猪折腾完毕，他们才欢腾着奔向教室。都是不爱学习的家伙。
　　陈继续来抓他们。他们看见老师来了，就跑进厕所，把裤子褪下来，蹲在坑上装作解手。陈继续说：“你们要屙，就在那边厕所屙。”调皮捣蛋的学生说：“那边刚才坑是满的，蹲不下，憋不住。”陈继续说：“那就快点屙。”学生说：“拉肚子，刚提上裤子，又要屙。”等陈继续转身，他们扬起头来，朝着猪圈那边，嘻嘻哈哈地看。
　　陈继续说：“你们快点，别跟我玩心眼儿。”他管他的学生不管我。我和毛刺是学龄前儿童，他管不着。陈继续喊那几个学生，学生不提裤子，他没办法，骂了句“朽木不可雕”，径直往回走。到底是老师，讲文明，不看郎猪母猪那龌龊的场面。
　　那只郎猪虽然身高马大，但已然老了，那事做得拖沓、漫长。奇货凝视着它们，离它们三步之遥。我也在凝视。我有一种想尿的感觉。
　　半晌，它们停止折腾。奇货叹一声：“我的个娘嘞，比自个儿上还累。”他倒在那青青草坪上，仰面朝天。他的裤裆里像立了个棒槌，圆圆地顶着他的裤裆。他喊了句：“难受死了。”
　　放学后，陈继续走在石桥河河坝上，我和毛刺也走在河坝上。陈继续下了课回家。我们玩饿了，回去吃饭。我们在河坝上相见，奇货跟在陈继续身后。奇货说：“老师，你刚在农场看了郎猪和母猪，现在回屋，肯定急着跟你那个大个子桂莲睡吧。”陈继续加快脚步，但并不能将奇货甩掉。他干脆停下来摇头，皱着眉毛说：“下流，庸俗，俗不可耐，不可救药！”奇货也不生气，只是朝着他笑。他便转过脸来，对我和毛刺说：“少跟这些粗俗的人在一起，少上猪场，莫去看那猪做丑事，不学好！”毛刺说：“你刚才不也上了猪场？”
　　陈继续满脸通红，道：“伤风败俗，伤风败俗！”也不知他是说我们，还是说奇货。
　　毛刺是奇货的独子，奇货惯着他，从不训斥他。
　　一天下午，毛刺对我说：“四郎，走，到农场去玩吧。”他叫我小名。我说行。毛刺比我小半岁，长得比我高，有主意，是我们的“王”。我跟在毛刺身后，来到农场，很远就听见吵闹声、打架声。我们快跑过去，是那两个光棍，正推搡陈继续。陈继续是学校最老的老师。他们说是推搡，其实是下拳头。毛刺的爹奇货也在。奇货明里是在拉扯，暗里是助纣为虐，我看得出来。陈继续终于愤怒了，他打不过他们，便像一个女人一样，伸手挠了亏荣。亏荣的脸上冒出血来。亏荣也不擦脸上的血，觍着一张血淋淋的脸，去找大队干部。
　　我很快知道了他们动手的原因，还是因为郎猪。那天，几个大孩子又逃课，到猪场看郎猪母猪配种。陈继续去喊他们，发现那几个孩子看得着迷，而那两个寡汉竟然不驱赶他们。陈继续觉得是他们带坏了孩子，训斥他们，让他们不要养郎猪。他们不理陈继续，还对着耸动着屁股的郎猪吼叫：“快点！继续，继续！”
　　是可忍孰不可忍，陈继续上前，指着亏荣的鼻子理论，于是就动起了手。
　　大队干部批评了陈继续，说他作为人民的教师，竟然动手打伤了人民;还说他为人师表，管不好自己的学生，竟然怨别人。
　　只有我知道，陈继续受了内伤，亏荣是恶人先告状。但我是小孩，没有发言权。我后来在猪场游荡，发现亏荣和吉喜炖猪肉，与几个大队干部同桌而食。
　　我可怜陈继续。上小学后，我成为他的学生，我叫他陈老师。我努力读书。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依然跑到猪场看郎猪与母猪配种，陈老师依然去管教，去把他们往教室赶。
　　小学的第一个暑假，午后，我正在家门前的大槐树下写作业，陈老师来了。他背着一个黄军挎包，像个小学生似的。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送走了那批五年级的学生后，从一年级开始带我们，将一直带到小学毕业。他说我有出息。他说他要带出一批有出息的孩子。
　　陈老师看我的暑假作业写得怎么样，他告诉我要好好读书。他说：“农村伢，不读书，就沒有出路。”他从他的军挎包里抓了两把红色的小果子，放在我写作业的凳子上。他说：“这是山楂，红山楂。”我惊骇地望着，像望着就要爆炸的弹药，耳旁想起两个寡汉条子关于“八月楂”的顺口溜，脸红了。
　　陈继续说，莫听他们瞎说，这山楂是可以吃的，只是七月份的时候，它们还不熟，青涩，只待八月底，红透了，又酸又甜，好吃着呢。他自己吃了一个，让我也吃一个。我举着晶莹剔透的红山楂，疑惑地望着他。他就站在我面前，我望着他两腿往上的地方，并没出现亏荣和吉喜所说的那样的情形。陈继续笑了，说：“吃吧。山里伢，除了野果子，没什么正经水果，这是可以吃的。他们两个是吓唬你们，不让你们摘，他们自己留下来吃。他们吃不了，就到石桥镇去卖。”
　　“龌龊，不可理喻！”陈老师说，他用我那时还不懂其义的词，表示了对那两个光棍的不满。 　　“吃不到山楂事小，歪门邪说教坏了孩子事大。”他说。
　　“好好学习。”陈老师叮嘱我，“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成光棍，当寡汉条子，像亏荣和吉喜一样。”
　　我对光棍没有太明朗的概念，但陈继续以亏荣和吉喜为例，我就懂了。我害怕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们住农场，没有自己的家。他们住的屋黑漆漆的，锅凉灶冷。我问：“陈老师，为什么不多种一些山楂树？”陈继续说：“乡村人嘛，思想保守，喜欢摘现成的果子。”
　　陈老师看了我的作业，说写得不错。他背着书包，去了毛刺家。我与毛刺同班。但毛刺不像我，他看到陈老师的影子，跑了。那个暑假，他的作业一字未动。
　　收假后摸底考试，我得了双百，陈老师疼爱的目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此后每年暑假，离九月开学还有十天左右时，陈老师都会到他的学生家里走访。他的挎包里装着山楂。他把山楂分发给他的每个学生。
　　陈老师总穿着整洁的中山装，理着三七分的头，即便在夏天，他也穿着短袖衬衣，而不像我父亲他们，穿着背心，更别说光个大膀子。他的中山装或短袖衬衣口袋里，永远别着两支钢笔，一支红墨水笔，一支蓝墨水笔。蓝墨水的写字，红墨水笔用来批改我们的作业。那两支钢笔，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志，但它们曾成为亏荣和奇货他们嘲笑他的道具。
　　我三年級时的某个下午，母亲请陈老师到我家，以我母亲的口吻，给远方的亲戚写信。写到一半，蓝色水笔没水了。他另一支笔是有钢笔水的，可是写信怎么能用红墨水？他的目光在我家春台上寻。我家没有钢笔水。这时，他盯着我胸前的口袋说：“杨春野，把你的钢笔借我用一下。”我这才想起，我的上衣口袋里也着一支钢笔，可那是一支假钢笔。那是我不知在哪儿捡的一个笔帽，我把它别在口袋上做样子。这时我已经三年级了，该练习钢笔字了，但家里卖鸡蛋攒钱，还没攒够给我买钢笔的钱。
　　我站着不动，脸如火烤。母亲说：“你什么时候有一支钢笔？你哪来的钱？”我不吱声。陈继续说：“我用一下有什么关系。”我怕陈老师说我小气，有笔不借他用，何况是给我家写信，只好窘迫地说：“是假的，只有笔帽。”我把那只笔帽摘下来，以证明我没撒谎。陈继续笑道：“没关系，没剩几个字。”他往他的钢笔里滴了两滴水，接着写信。
　　我躲到屋外，额头顶着墙，我羞愧地哭了。石桥河的风吹过来，泪飘荡到土墙上，土墙洇湿一片。我看着墙上我的泪痕，我想，我什么时候能有一支钢笔？我家什么时候能盖上青砖瓦房？这时，陈老师走了出来。他好像听见了我的心里话。他说：“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了，带着你爹你娘，到城里住楼房。”
　　第二天，也是黄昏的时候，陈继续再次来到我家。他将一支崭新的钢笔别在我上衣口袋上。他说：“三年级，该用钢笔了。好好练，自己学着替家里人写信。”
　　母亲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她说：“怎么是好？么时候才能给你钱？”陈老师说：“春野他娘，你说的么话，给钱？我这是送春野的。”
　　那是一支崭新的钢笔，英雄牌，我超喜欢。陈老师很可能是去二十里外的县城买的，石桥镇上恐怕都没有像样的钢笔。
　　陈老师走了。母亲望着他的背影说：“他女人桂莲，是城郊的菜农，城镇户口呢。漂亮，个子高，当然，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母亲说：“还不是陈老师有文化，他要像你爹那样，桂莲才不会从城里跑到农村来，追着撵着要嫁他。”
　　我快步走上石拱桥，目送陈老师的背影。我在桥上站了很久。夕阳沉下去。我听见母亲喊我吃夜饭，我没回。我站在桥上，默默地仰望星空，月亮在苍穹中升上来，几颗寂寥的星星，离我很近，好像向着我靠过来。
　　小学毕业前的某个午后，午休时间，教室里缺了好几个人，他们并没按要求在课桌上睡午觉，他们的座位空荡荡的。陈老师望着那几个空座位，没吱声。我很想告诉陈老师，毛刺去猪场看郎猪配种了。他不但自己去，还带去几个同学。陈老师没问，我就没说。何况我有时对毛刺发怵，其实是惧怕他爹奇货手中的杀猪刀。
　　上课铃声响了，毛刺还没有回来。陈老师说，杨春野，去把刘红兵喊回来。杨春野是我的学名，我倒是记得。我愣了一下，才想起毛刺学名叫刘红兵。
　　我飞奔到猪场。毛刺在那里看郎猪母猪，看得正带劲。几个同班男生围着他，众星捧月一般。他们嘻嘻哈哈笑着。我喊他，说陈老师让他回。他说不用我管，反正他不想读书。我往回跑，去向陈老师告状。未等我回到教室，陈老师往这边走。他可能知道我喊不回毛刺。
　　毛刺消失了。我们四处寻找，看见山楂树浓密的树枝里有人影在晃动，是毛刺，他无心上学。
　　陈老师喊毛刺的学名，没能成功，一声接一声的咳嗽，像寒风灌进破门在破屋里打转，淹没了他自己的声音。那与毛刺一起逃学的几个男生，像正在吃食的鸡遭到驱赶，四散而开，接着向教室的方向奔跑，只有毛刺，无所谓地站在树丛里。
　　陈老师上前，捏着毛刺的耳朵，让他跟着他。毛刺歪着脖子，顺从地跟着陈老师走。这时，他们的背后传来说唱声，是亏荣的声音，用的是湖北大鼓的曲调：“天怕乌云地怕荒，雪怕太阳草怕霜，蜈蚣怕的是天雷响，学生怕的是教书匠，继续——走！”
　　毛刺本来是顺从地跟着陈老师走的，他突然推开陈老师，说了句：“我不怕，我怕个屌！”
　　每次杀猪，毛刺的爹都把猪尿泡、猪蛋子留下，让他的女人炖给毛刺吃，毛刺身体长得高大，都成半大小伙子了。他这一推，力量奇大，把陈老师推了一个趔趄。陈老师到底没能站住，一屁股坐在地上。瘦弱的陈老师没能一下子爬起来，他先是翻转身去，双手撑地，双脚收缩跪起，这才慢慢站立。他去抓毛刺，毛刺早已像一条鱼游进水里一般，钻进一旁的松林里。
　　我冲过去，喊道：“陈老师！”他没应我，顾自说了句：“早晚要告诉上面，把猪场搬走，要不就在坡那边盖学校。伤风败俗，伤风败俗！”然后，他默默地往教室走。二百米的路程，他用了很长时间。他走得很慢，样子有些瘸，好像是摔伤了，也不知是胯骨，还是腿，还是尾椎。我去搀扶他，他轻轻推开我。他就那么默默地往前走。回到教室，他望一眼我们，望着那几个刚才去猪场的男生。他没有批评他们，只是长时间望着他们，尔后，他说了声：“上课！” 　　陈老师的声音是哽咽的，我感觉到他哭了。我没有看见他的眼泪，但我知道，他心里哭了。我回想刚才的一幕。我认为是亏荣的湖北大鼓和吉喜夸张的笑声刺激了毛刺。我自此对两个寡汉条子充满怨气。他俩还说“继续——走”，他们是故意的。在乡村，老师不同于一般种田人，受人尊敬，连七八十岁的老者，都叫他陈老师，很少直呼其名。他俩不但直呼其名，还是在那种场合，完全是戏弄陈老师。我鄙视他们。他们活该打光棍。
　　毛刺再也没回到学校。
　　他爹奇货拿着杀猪的刀追他，要像捅猪一样把他捅了，他也不回。那年乡村已经分田到户，比我们高半头的毛刺不喜欢与水田里的泥巴打交道，加入了打工的行列。他一下带走了好几个同学，都与我一般大小，也不知道他们出去了都能干些啥。
　　毛刺离开的那天上午，陈老师望着教室后面空荡荡的一角，许久地凝望着，一阵剧烈地咳嗽。我看见他嘴角挂着一缕鲜红，但他很快用袖子拭去了。那鲜红，应该是他咳出的血。
　　自那个上午起，我学习特别认真，好像不认真，就对不起陈老师。
　　我爱上陈老师的课，尤其作文。他鼓励我们用比喻句。他说：“山楂红了，像红玛瑙。”我们都没见过红玛瑙，他就反过来，说一颗颗红玛瑙像熟透了的山楂。陈老师常自己写作文，当我们的范文。有一次，他运用对比的手法写了篇作文，题为《鞋》。他写道：“一个冬日的早晨，我穿着厚厚的棉鞋，却嫌冷，不想去上学。在父亲的催逼下，终于走进教室，发现一个同学竟然还穿着单薄的解放鞋。他正专心听课，似乎全然没感觉到冷，一双渴求知识的眼睛盯着黑板……”那堂语文课，我哭了。我觉得陈老师笔下的那个“我”应该是毛刺，而那个穿着解放鞋的同学应该写的是我，因为整个冬天，我从未拥有一双棉鞋，也从未缺过课。
　　小学毕业，我考进了县城。我们两个毕业班七十三人，考到县城的只有我一个。有人考进县城实验中学，是观音寨小学历史上头一回。我还记得我拿到通知书的情形。其时，快到午饭时间，母亲在门前的古槐下搓洗木盆里的衣服，父亲在堂屋的八仙桌旁喝着酽茶。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一本《今古传奇》。我听树下阴凉的空气里，有一个热烈的声音传来：“杨春野呢？杨春野在吗？他的通知书！”
　　我当时并不是特别惊喜，甚至还有些平静。我学习好，考初中不是问题，但我断然没想到我考进了县城。
　　父亲迎出来。
　　总分全乡第一，陈老师说：“了不起啊，杨大志，你养了个好儿啊我陈继续七十三弟子，七十二闲人，就他是个宝。”陈老师哈哈笑道：“你家杨春野的数学不是最高的，但他的语文整个乡第一名，作文是满分。作文都被《红安文艺》杂志社主编要走了，说是要发表。”
　　母亲问：“作文要么样？”母亲并不知道发表是怎么回事。陈老师解释说：“就是要刊登在书上，杂志上。”
　　母亲夸张地“哎哟”一声。
　　陈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一直教我们语文。他脸上乐开了花。
　　我回想那篇作文，虽然它最终没能在《红安文艺》上变成铅字，但它给我的鼓舞是巨大的。那篇叫作《八月山楂红》的记叙文，我写得并不华丽，我写道：“山楂青涩的时候，我们想吃，却吃不得。等到山楂红了，我们都回家了，在家帮父母干农活儿，忘记了山楂，陈老师摘下红山楂，送到我手中，并且检查我们的作业，叮嘱我们要好好学习……”
　　我还写了毛刺不上学，把陈老师气哭了的事。我还写了几件别的事，但我没写陈老师阻止学生们看郎猪配种，也没写他与两个寡汉条子打架的事。我觉得，那些事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小学生的作文里。
　　陈老师把鲜红的录取通知书递给我，我内心狂喜，鼻子却酸涩。我流了泪。我不好意思，低着头，不敢看陈老师，怕他看见我流泪。母亲训斥我：“这孩子，不懂事，快去给陈老师泡茶。”
　　母亲停下手中的搓洗，将陈老师让进屋。陈老师像先前的每一个暑假一样，从他黄色军用挎包里掏出两把红山楂塞给我。
　　母亲坚持留陈老师在我家吃午饭。望子成龙的父亲，平日里节俭，那天出奇大方，要杀鸡待客，那是一只还下着蛋的芦花鸡。陈老师不让，父亲坚决要杀，不像平时那样“问客杀鸡”。他趁陈老师与母亲说话的工夫，一刀剁下了那只鸡的脑袋。
　　一杯白酒下肚，陈老师话多起来。其实话也不多，老是那几句，重复说：“了不起啊，不容易啊，我带两个班，七十三弟子，七十二闲人。杨春野他是个宝，创了观音寨小学的历史，作文满分。他将来说不定能成为作家哩。”
　　陈老师的话夸张，他似乎仅仅想说那句“七十三弟子，七十二闲人”，就把别的学生贬得一钱不值，其实，除了我考上了重点，考上普通初中的，也有三十多个。
　　父亲满脸堆笑说：“是你教得好。”
　　陈老师说：“还是你的种好。”他似乎觉得自己的话哪儿有点不对，歉意一笑，说：“还是春野学习认真。七十多个学生，只一人考上了重点，全乡也没几个。”
　　父亲脸上的笑容堆得时间长了，就有些僵硬，像假笑。
　　母亲讲卫生，用一副公用筷不断地给陈老师夹菜。陈老师不理会母亲夹到他碗里的菜，只疼爱地看着我，重复着他说过的话：“满分作文，春野将来有出息，说不定能成为一名作家。你們家呀，再困难也要供他读书。”
　　我是爱读书的。虽然每年开学，家里总没能将学费提前准备好，但父亲母亲毕竟没让我失学。陈老师的话让我温暖，我躲进自己的房间，面对通知书，热泪如注。
　　有一天，我从县城回家拿米拿菜，听母亲说：“陈老师得了癌，是肺癌，大口大口地吐血，说医院都不收了。”
　　“他还打听过你呢，问在县城尖子班，学习跟得上不。”母亲说。
　　我这才想起，我每次回家，匆匆忙忙的，竟然没有想起去看陈老师。陈老师与我同住一村，他家在村子的北头。我飞奔而去。他的婆娘桂莲在堂屋里搓衣服，见我去了，洗手给我泡茶。我问：“陈老师呢，”她说：“在床上躺着呢。”我就要往里进，她说：“屋里脏，他也起不来，你就不看他吧，有这个心就行了。”那时乡村还没有一次性杯子，她把玻璃杯放进一只大瓷盆里，用开水烫了又烫，给我沏了茶。很烫，我朝着杯子吹了口气，象征性地用嘴唇碰了一下杯沿。她说：“杨春野，你不装大，不嫌脏，将来能有出息。”她说：“陈老师得病以后，湾子里的人都不上我家来，嫌我家脏，还怕被传染。他们从不喝我家的茶。” 　　她这么说，我心里就有疙瘩。因她夸我懂事，不装大，我只得硬着头皮坐着。这时，就听一个声音传来：“是春……野……回来了？”
　　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房间看，没有看到，只听见风箱一样的喘息声，接着是陈老师婆娘大声惊呼：“我的个娘嘞，你咋爬出来了！”我低头一看，陈老师竟然是在地上爬行。他已爬到里屋与堂屋相连的门槛上，抬着头看我。他骨瘦如柴，两腮下陷，露着很白的牙。不是在他的家，我一定认不出他来。如果不是陈老师的婆娘在一旁，我头皮会奓开。他完全脱了形，不像他，不像一个人，瘦长的身子使他看上去更像一条蛇。
　　他强装笑脸，笑得有些尴尬，甚至骇人。
　　“春野。”他说。他努力地告诉我：“我转正了，拿国家工资了，一个月五十六块呢……”他的话有气无力，断断续续，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五十六块钱，那时对于我们山里人来说，的确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数字。但从他的表情看，他的喜悦并非这几十块钱，而是“转正”这件事本身。他盼转正盼了很多年。
　　他还想对我说什么，他的婆娘朝他挥手，然后一步跨过门槛，搀扶着他，把他往床上送。我想去搭把手，陈老师的婆娘伸手，将里屋的门当的一声关上了。
　　我木然地盯着那扇门。
　　陈老师的婆娘骨架大，像个男人，已看不出母亲描述她的那种美丽。陈老师教书时，犁田耙地，都是她干。瘦弱的陈老师，倒像个家庭主妇。
　　我突然想起，现在其实还在暑假里，正是山楂红透的时节，只因我们是高中，提前半个月开了学。
　　我流着泪，奔跑在石桥河畔，奔跑在观音寨脚下，奔向农场。我看见树上挂满红色的山楂。我长高了，不用爬树也能够着。我摘了一大捧山楂，奔向陈老师的家。我不顾他的婆娘阻拦，径直进了他的屋。我把山楂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陈老师用右手食指中指夹起一颗，举在眼前，对着窗。他说，像红玛瑙，真好看。
　　我看见他眼角有泪水。我受不了，极快地跑出来。
　　母亲在我家门口。她好像一直站在那里等我。她似乎猜测到了我去陈老师家的感受。她说：“这人啦，没法说。想当年，她桂莲嫁了个教书的，多么趾高气扬，把陈老师当个宝，成天跟前跟后，像陈老师的尾巴，陈老师像个大尾巴狼。现在人家病了，也不好好伺候，怕传染，不管他，戴着口罩给他送饭，屎尿都懒得替他打扫，比打发要饭的还不如。狼心狗肺，狼心狗肺！”一个女人骂另一个女人，往往是狠毒的，目不识丁的母亲，把从我这儿学的成语都用上了。
　　你永远别想从一个女人的嘴里，听到她关于另一个女人的好话，
　　我对母亲说：“你少说两句。你就喜欢对别人说三道四。”我声音奇大，几乎是吼，以此表达我的不满。
　　母亲继续她的言说。从她的言语中，我知道学校还是那几间石头瓦房，暑假，学生都不在。亏荣仍住在农场黑漆漆的屋里，看上去很老了，当了五保户。母亲说：“他曾把一个精神病女子弄到农场，想传宗接代，没能成功。那个女子对他又喊又叫。每天早晨，他的脸上都会有新鲜的血痕。一个星期后，那个女子消失了。吉喜还算年轻，把农场的田地承包下来，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上农场提亲的好几家，他选择了一个粗壮能干活儿的女子为妻。”母亲说：“他娶的不是婆娘，是长工。”
　　各人有各人的痛苦，各人有各人的喜悦。母亲告诉我他们的痛苦和喜悦。
　　第二天清晨，我沐着霞光去了农场。山楂树还在，猪圈还在，奇货的屠宰场也在。就是那条从山上流经屠宰场和山楂树旁的小溪沟，也还在。我变了，我离这一切越来越远。
　　陈老师从查出癌症到病逝，只有一年时间。按他的遗嘱，他被埋在学校后山坡。他咽气前说，他刚转正，成为国家的一名正式教师，却没能更好地教孩子们，他要躺在学校的后山坡，听孩子们的读书声。
　　我喜欢写作，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地区文化局，写小说，也当编剧。文化局有个楚剧团，我编现代楚剧。
　　一次回乡探亲，我在县城碰见毛刺。我们惊立街头，各自给了对方一拳，之后拥抱，之后勾肩搭背地往饭店走。几杯啤酒下肚，我们心有灵犀，都想到了陈老师。说话间，毛刺竟然落了泪。他说：“陈老师是个好人，可是我当年没听他的话。”
　　“听说我走后他就吐血了，是我把他气成这样。”毛刺说。他任眼泪默默流淌。他大口地吸着烟，好像那烟是他的后悔药。我说：“你不用这么自责，他是肺癌，与长年教书有关。他吃了太多的粉笔灰。”毛刺说：“至少是我加重了他的病情。”
　　“我们去看看陈老师吧！”他说。
　　他说的是陈老师的坟。
　　我跟着他，走向附近的一辆面包车。车体很旧，很脏。看起来，毛刺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他带着几个人搞装潢，其实就是刮大白。他说：“陈老师没看错，还是你有出息，当作家，文化人，成天穿得干干净净的。”他问我：“结婚了吗？”我摇头。他问：“有女朋友了？”我摇头。他说：“听说你手下有个楚剧团，楚剧团里那些漂亮女孩，不随便让你选？”我说：“瞎说，庸俗！”
　　四五十分钟后，我们到了观音寨脚下，看到了那快要倒塌的石头瓦房。学生的读书声稀疏，但也还响亮，像白亮阳光，在我们头顶闪动。
　　学生走得差不多了。越来越多的人到城里打工，把孩子也带去了。听说观音寨小学要撤，合并到石桥镇小学。
　　我们见到了毛刺的爹，那个叫奇货的杀猪匠，他将观音寨寨顶坍塌的旧庙修葺一番，住进庙里当了和尚。他最后一次杀猪受挫，一刀下去，猪没死，跳下案板跑了，他去追，反被猪咬了一口，将他的腿肚子撕下一片肉来。猪把人咬成这样，这在十里八村还是头一回听说。那头三百斤的大猪，最终没有死于他手，而是跃下悬崖。他说，这是老天的旨意，告诫他一生杀猪太多，如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怕死后阎罗王不收他，让他成孤魂野鬼在阳间游荡，到时无法托生为人。他便住到庙里当起了和尚。
　　关于他为何出家当和尚，还有另一个版本，说是某天晚上，他梦见一位老和尚，头上无发，雪眉白髯。老和尚在他面前将白色拂尘一挥，说，你杀猪无数，殃及你兒子。跟我走吧，去吃斋念佛，行善积德。不然，因果都将在你孩儿身上得到报应，阿弥陀佛！ 　　奇货跟着老和尚走，被石头绊了个筋斗，一梦惊醒。老和尚不见了，老和尚的话却清晰绕耳。梦中的山也有印象，就是观音寨。
　　我在庙里见到了奇货，他不叫我春野，叫我施主。我叫他奇伯，他不答应，我叫他依正法师（墙上有他穿着僧袍的像，写着法名），他面带笑容，应了一声“阿弥陀佛”。
　　母亲说：“呸，生成一张馋肉贪色的脸，不像吃斋念佛人。他每天让她那个小眼睛的婆娘给他送饭。隔几天，那个女人还在庙里陪他住一晚。什么和尚，假和尚。”
　　母亲对周围的人和事，越来越喜欢主观诊断。她很为培养了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而自傲，说话越来越爱用成语，好像她是一个文化人，好像是她这样的文化人家庭，才能培养出我这样的大学生来。她的话常常让我感到肉麻，我不便戳穿她，毕竟，她是我的母亲。
　　那夜，毛刺请我喝酒。他说：“他要挣很多钱，将来将整个农场的田地，包括农场房屋，农场的一草一木，都承包下来。”他说：“粮食不值钱了，没人愿意在田地里像泥巴狗一样折腾，我要把农场的所有土地都用来种山楂。到时候，开一个食品加工厂，制作山楂糕、山楂饮料、山楂罐头。”
　　他还要把猪场建成大型养猪场。
　　他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着农场的未来。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我望一眼金色的夕阳。我并不完全赞成他这么做，我更希望农场的一切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如果毛刺果真发达了，只需把学校修葺一新，留住孩子们，留住他们琅琅的读书声。养猪场不要弄，我不喜欢它散发出的气味。这里也不需要山楂林，有这一棵就够了，一半开红花，一半开白花，如同寡汉亏荣说的一样，是一株阴阳合欢树，自己跟自己相恋、传粉、结果。它的果子先是青涩的，八月底熟透，挂在青枝绿叶间，簇拥着，像一团团火焰。一个乡村教师，将它们摘下来，装进挎包。他沐着黄昏的光，走访他的学生。每见到一个学生，他给学生抓一把。学生凝望着手中的山楂，它红如玛瑙，晶莹剔透。
　　
　　  【责任编辑】 安 勇
　　 作者简介：
　　曾剑，湖北红安人，1990年3月入伍。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联办现当代文学创作方向研究生，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先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及第二十八高研班（深造班）。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鸭绿江》等发表小说三百余万字，出版发表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向阳生长》《黑石铺》;小说集《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玉龙湖》等。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入选多种小说年度选本及中国军事文学年度选本。曾获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奖、辽宁文学奖中篇小說奖、短篇小说奖等军内外多个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