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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工程教育面临着地域和文化的双重挑战，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综合性国际工程人才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而标准作为与政策、规则同样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为我国工程教育的“走出去”提供了新路径。鉴于上述背景，文章以助推“一带一路”系统工程的建设为目标，依据国内外的工程教育产学新动向，描绘了多元共建、技术变革、国际合作、多国协同的工程教育发展新场景，并以教育标准的视角，从教育标准的国别差异、工程教育标准体系设计和工程教育认证联盟及其多主体的推进体系建设，提出了工程教育由点到面再到体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对于消除“一带一路”建设中工程人才的流通障碍，引领国内工程教育开放和跨境高等工程教育的协同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教育的统一性、公平性和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工程教育;教育标准;工程人才
劳动力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要素，其质量始终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工程人才作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进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竞争力。工程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主流意识形态，肩负着培养工程人才的责任。[1]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带来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交通、水利、能源、建筑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只增不降，跨国工程项目的启动也对工程人才的质量与国际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大陆，沿线国家众多，各经济体工程教育发展现状参差不齐，复杂各异。通过工程教育模式的改革，能够促进劳动力双向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深化市场融合，构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工程人才的培养承担着重要的新使命，如何培养符合“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国内工程人才以及如何开发沿线国家的本土化工程技术人才的问题对中国的工程教育“走出去”提出了新的要求。
国家标准委发布的《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强调了标准在促进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的互联互通中的重要地位。标准作为一种“世界语言”也为我国工程教育“走出去”提供了新思路。教育部2018年11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完善教育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也强调了标准对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支撑和引领作用。然而我国在工程教育领域的标准体制尚未建设完毕，标准体系乱、标准水平低等状况会限制工程教育的发展水平。以标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工程教育的“走出去”，需要统筹兼顾国内外产学发展的最新态势，教育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将推动我国教育标准互认机制的建立，消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彼此间的人才流动壁垒，产生共赢的效果。由此，基于教育标准视角的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探索正当时。
一、工程教育与标准化的研究与实践概述
“一带一路”作为开放式、全方位、持久性的国际重大倡议，其建设需要众多不同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工程技术人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对此，学者们主要从沿线国家的人才需求情况、工程人才的能力要求以及工程教育的改革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总体来看，大部分沿线国家工业水平落后，工程教育实力薄弱，但是其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多处于大力发展工业的阶段，对工程人才的需求较大。[2]因此，不少学者对沿线国家人才质量进行科学分析后[3]，认为应该结合不同国家的需求进行工程教育交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人才合作机制[4]。在新形势下的工程人才的能力和素质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当前工程教育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实践教学方面的问题[5]，搭建为学生赋能创造力的实践场所[6]，对接国际标准[7]，培养既具备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能适应新兴产业发展新趋势的复合型工程人才。对此，应当从国家、高校和企业三方寻求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策略。[8]国家方面应做好顶层设计，通过政策和法制推动工程人才质量的提升[9];高校应当加快跨学科建设，优化产学的多主体协同培养体系，搭建多层次、跨领域的校企联盟[10]。
标准化作为实现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对于促进区域、国家间的经贸与技术合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领域，同样需要开展标准化工作。在高等教育及工程教育的标准化领域研究，目前国内还较欠缺，但国外学者们对此已经开展了相关探索。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一直是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的难题，欧洲拥有40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它们在形式上仍然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而标准作为欧盟政策制定的一种独特模式，为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塑造了一个共同的空间，促进了教育的跨境合作，因此标准被认为是推动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有力手段。欧洲的米什科尔茨大学就是一个开展标准化建设的成功案例，其在不断追求卓越的同时，积极完善学术以及科研标准，在促进欧洲高等工程教育一体化、工科毕业生的跨国流动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1]教育标准的实施势必需要通过教育认证落地，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工程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工程教育国际化的有效途径，欧洲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体系（EUR-ACE）提供了一种比较高等教育机构教育资格的方法，从而促进工程专业毕业生的流动性，使学生能够通过学生交换项目拓展自己的工程知识。[12]随着时间的推移，工程教育的治理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ABET工程教育标准在不断地修正完善中也遇到了很多挑战，Akera[13]认为通过借鉴美国医学教育联络委员会（LCME）的运作模式以及欧洲博洛尼亚进程能够改变当前美国工程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
综上，在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工程教育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学者对于工程教育领域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也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对工程教育展开多角度的研究。本文擬在“一带一路”背景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国内外产学新场景，并从教育标准的视角出发，试图探索“一带一路”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以引领国内工程教育开放和跨境高等工程教育的协同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教育发展的统一性、公平性和先进性。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工程教育发展的新场景
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性倡议是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助推器，为我国工程教育的发展打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只有明确现实场景，才能规划提升路径。在“一带一路”背景与国内外产教新态势下，工程教育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复合场景系统中，“一带一路”是基于全球视野的倡议与合作，因此不能单论某一场景的作用，应当综合考量其中的各界力量，寻求多方共治。
（一）多元的国际共建成为趋势
全球化是一种由商品、技术、人员和思想的流动所推动的现象[14]，随着全球化持续纵深推进，国际秩序多极化、不平等现象加剧、贸易冲突、全球增长动力下降等多种挑战也相继显现。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国际关系和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不可能仅凭一国之力，多元的国际共建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迎合和遵循这一历史发展的潮流，以多边、多元、多层次的合作机制，谋求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截止2021年1月底，中国已累计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欧亚非大陆以及大洋洲和拉丁美洲。七年来，各国根据本国国情，积极与“一带一路”进行战略对接，如欧盟“容克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泰国“东部经济走廊”、波兰“琥珀之路”等众多发展战略实现对接。多元共建的国际合作势必需要政策、设施、贸易等的互联互通，这就对国家间的教育合作和人才互认互通提出了要求。标准作为有效排除非经济性因素干扰，持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的重要战略性抓手，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教育领域实现精准施策和行动落地的关键着力点。
（二）技术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
工业4.0是指引未来工业生产的一种全新模式，已经遍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浪潮，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为面对全球制造业格局的重大变革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动，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相继提出了对应的国家战略，如马来西亚政府启动了“国家工业4.0政策”，以推动马来西亚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技术与知识的交流、学习、吸收与外溢也更为频繁，如何应对全球合作关系的变化和技术的重大变革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人才在工业革命的技术生产中起主导作用，技术变革带来的种种挑战最终都会汇交于教育之上，工程人才的培养应该强调综合性、系统性、应用性、独特性，着眼于现实产业需求，致力于变革和创新，逐步形成工业4.0时代工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三）国际间工程合作更为频繁
“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高潮，增加了跨国工程项目的输出和合作。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302份，新签合同额高达636.4亿元，同比增长33.2%。但国际施工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客户沟通的障碍，地方政治制度的不了解，认知文化信仰的差异等众多因素都会导致国际项目的工期延误和成本增加。工程人才是项目的实施者和领导者，更是确保“一带一路”建设工程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各重大工程项目设计和可行性研究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工程技术本身和工程项目经济收益，也更应关注工程人才在其中的支撑作用。跨境合作项目的开启将对工程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沟通能力、国际化水平等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工程教育要紧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进行适应性改革，打造一个以加强学生全球化素养、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培养模式。
（四）工程教育需多國协同发展
作为知识生产者，高等教育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外合作办学已成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截止2020年底，全国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332个，与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位学历实现互认。2019年底，在我国学习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占比达54.1%。“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沿线国家散布在亚欧非大陆，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地理条件等个方面都迥然不同，工业化基础差距大，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各国的工程教育的现有实力参差不齐。有学者测算“一带一路”沿线65国人才质量平均得分为19.56，标准差达到了19.03[15]，可见各国人才质量离散程度高、内部差异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亟需大量的、不同层次的工程人才，仅凭中国一方的参与显然是不现实的，东道国本土工程师的开发利用也同样重要。建设工程人才双向流通机制需要沿线国家间的协作配合，方能实现经验互鉴、标准互通、学历学位互认。为此，中国应加强与国际工程教育的交流，引领工程教育的开放与多国的协同发展，汇聚共享沿线国家甚至是全球的优质工程教育资源，共同破解“一带一路”工程人才培养的难题，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
三、教育标准视角下工程教育“走出去”的新路径
人才相通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中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中心支柱。在《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和《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指导下，标准的“走出去”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目前，我国已发布航空、机械、电器、物流等领域国家外文标准930项，与4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85份标准化合作协议，主导制定的ISO、IEC国际标准达到788项，成为国际标准化中最活跃的国家。中国标准的“走出去”极大地带动了我国相关横向产业链的发展和输出，提高了项目设计和建设的效率，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标准先行对于助推各产业的“走出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基于教育标准的视角，“一带一路”背景下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就是一条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教育标准“走出去”的道路。但是在此过程中不能盲目追求速度和进度，工程教育的“走出去”应该以点带面，由面到体分步递进，协调大多数沿线国家的利益，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逐渐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教育的大合作格局。 （一）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之“点”
在工程教育“走出去”的初级阶段，目的在于中国工程教育标准理念的输出，为后期的工作奠定基础。主要内容是了解各国的工程教育发展现状，制定适宜的规划，“点”即为推动单个工程教育标准的“走出去”。本文根据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36个国家参与ABET、EUR-ACE、华盛顿协议/悉尼协议/都柏林协议三大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的情况，对其工程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划分。已经成为三大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组织正式成员的国家，可以认为其工程教育标准化的发展情况稳定且良好，如韩国、俄罗斯等;目前仍为预备成员的或者国内有工程学科获得标准认证的国家，可以说明它们在工程教育标准化工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探索，但是尚未具备成熟的体系，如菲律宾、智利等;不曾参与三大国际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国家对工程教育的关注度不够，同时工程教育的标准化工作也非常欠缺，如蒙古国、老挝等。本着标准自愿执行的理念，依照沿线各国工程教育发展水平的情况可将标准“走出去”的方案划分为三类，对于高等工程教育发展落后，国内没有工程教育标准的国家，可在这一阶段实现其对我国工程教育标准的直接采用;对具备相关工程教育标准，但体系尚未健全的国家，应加大与它们的标准合作;而工程教育发展现状良好的国家，其工程教育水平和我国持平甚至是高于我国的，同时又具备健全的工程教育标准体系，应该力求标准之间的互认，具体如表1所示。
（二）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徑之“面”
经过初级阶段“点”的部署，针对工程教育发展情况不同的国家分别实施标准采用、标准互认和标准合作的方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中国工程教育的标准化理念有了初步认识和认可，为后续多个工程教育标准的“走出去”搭建了安装基础。标准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独一项标准的“走出去”带来的标准化效益不足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教育的一体化进程。因此在中级阶段，应整合相关的工程教育标准，参考沿线国家中完善的工程教育标准体系，建立健全适用于大多数沿线国家的工程教育标准体系，做到多标准的输出，形成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之“面”。如图1，工程教育标准体系应包括但不限于工科院校设立标准、工科院校建设标准、工程教育评价标准、工程教育装备标准、工程教育师资标准、教育运行治理标准、教育服务标准等，在标准体系建设和“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当做好顶层设计，避免形式上的标准化，以学生成果为导向，实现工程教育标准体系的采用、合作和互认，培养出跨文化、跨语言、跨地域的“一带一路”工程师。
在工程教育体系“走出去”的过程中，境外办学是重要形式。截止到2019年4月，我国已有60所高校在23个沿线国家开展境外办学，并与沿线国家高校建立了17个国际合作实验室。目前境外办学的形式主要有3种：一为中方高校在海外独立办学，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大连海事大学斯里兰卡分校等十余所;二是中外高校联合办学，如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北京语言大学曼谷学院等;其三则是由境外提供办学条件，中方进行教学管理，如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等。孔子学院在中外教育合作交流中发挥着引领与示范作用，工科类院校的境外办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坚持中外合作，谋求内生发展，采取中外政府、高校、企业及社团多主体合作的办学模式，有效整合硬件与软件资源，实现跨境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在工科院校境外办学的过程中，通过实体教学科研机构的设立，能够有效实现我国先进的人才标准和办学标准等多标准全面成套的输出，有助于形成工程教育走出去路径的“构面”。
（三）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之“体”
“一带一路”工程人才培养的高级阶段，应当进行“体”的建设，打破空间和地域分割，实现工程教育的相互渗透，真正意义上达成与沿线国家工程教育的一体化，从而建立工程人才双向流通的长效机制，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消除障碍。（见图2）这里的“体”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在工程人才培养路径建设的高级阶段，应当建立“一带一路”工程教育认证联盟，以国际标准和先进的中国标准为依托进行工程院校之间的合作，实现联盟内工程人才、工程装备、工程服务的互相流通，构建共同的工程人才能力框架，形成人才体系、技术标准、专业教材、教学设备输出的规模化、标准化、系列化，以提升工程人才的全球胜任力为目标，借助“一带一路”工程教育认证联盟形成工程教育共同体。在此过程中，联盟内部标准共同使用并且互相认证，教育标准以及我国的工程人才随之走出国门，被国际工程教育界所认可，完善“一带一路”的人力资源配置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国家发展软实力。“体”的第二层含义是在借助中国标准实现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多主体的推进体系，体系内包含国内高校、标准化管理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沿线国家高校和标准化管理机构和教育部门、标准化技术机构、第三方认证机构等。各国高校、教育管理部门、标准化管理机构作为联盟的主要参与方，同时需要产业和企业、标准化技术机构和第三方认证机构的支撑，以确保“一带一路”工程教育认证联盟在工程教育领域中的跨地区、跨机构合作。可以考虑将已成立的“一带一路”工程教育国际联盟和“一带一路”标准化教育与研究联盟联手，在充分交流沿线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宗教的基础上，设计和规划中国工程教育标准走出去的新路径，培养和输出基于中国标准培养出来的优秀的工程人才。
四、总结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之下以及多元共建的国际关系新趋势下，随着工业4.0浪潮的袭来，科学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国际间的工程技术合作更为频繁，工程教育的多国协同发展在此场景中显得更为必要。工程人才是“一带一路”中影响“五通”实现的重要因素。标准作为最有效且温和的规则和治理手段，能为“一带一路”工程人才的培养塑造一个共同的空间。中国工程教育“走出去”的点-面-体发展阶段初期，应实现单个工程教育标准的走出去;中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工程教育标准体系，并与沿线国家达成标准体系的采用、合作和互认;在高级阶段，需要依托“一带一路”工程教育认证联盟，实现联盟内人才、高校、设备等的双向流通。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工程教育标准的纵向分层，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体系，加强产学界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注重工程教育标准的持续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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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赖佳）
关键词：一带一路;工程教育;教育标准;工程人才
劳动力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要素，其质量始终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工程人才作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进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竞争力。工程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主流意识形态，肩负着培养工程人才的责任。[1]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带来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交通、水利、能源、建筑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只增不降，跨国工程项目的启动也对工程人才的质量与国际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大陆，沿线国家众多，各经济体工程教育发展现状参差不齐，复杂各异。通过工程教育模式的改革，能够促进劳动力双向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深化市场融合，构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工程人才的培养承担着重要的新使命，如何培养符合“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国内工程人才以及如何开发沿线国家的本土化工程技术人才的问题对中国的工程教育“走出去”提出了新的要求。
国家标准委发布的《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强调了标准在促进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的互联互通中的重要地位。标准作为一种“世界语言”也为我国工程教育“走出去”提供了新思路。教育部2018年11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完善教育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也强调了标准对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支撑和引领作用。然而我国在工程教育领域的标准体制尚未建设完毕，标准体系乱、标准水平低等状况会限制工程教育的发展水平。以标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工程教育的“走出去”，需要统筹兼顾国内外产学发展的最新态势，教育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将推动我国教育标准互认机制的建立，消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彼此间的人才流动壁垒，产生共赢的效果。由此，基于教育标准视角的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探索正当时。
一、工程教育与标准化的研究与实践概述
“一带一路”作为开放式、全方位、持久性的国际重大倡议，其建设需要众多不同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工程技术人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对此，学者们主要从沿线国家的人才需求情况、工程人才的能力要求以及工程教育的改革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总体来看，大部分沿线国家工业水平落后，工程教育实力薄弱，但是其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多处于大力发展工业的阶段，对工程人才的需求较大。[2]因此，不少学者对沿线国家人才质量进行科学分析后[3]，认为应该结合不同国家的需求进行工程教育交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人才合作机制[4]。在新形势下的工程人才的能力和素质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当前工程教育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实践教学方面的问题[5]，搭建为学生赋能创造力的实践场所[6]，对接国际标准[7]，培养既具备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能适应新兴产业发展新趋势的复合型工程人才。对此，应当从国家、高校和企业三方寻求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策略。[8]国家方面应做好顶层设计，通过政策和法制推动工程人才质量的提升[9];高校应当加快跨学科建设，优化产学的多主体协同培养体系，搭建多层次、跨领域的校企联盟[10]。
标准化作为实现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对于促进区域、国家间的经贸与技术合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领域，同样需要开展标准化工作。在高等教育及工程教育的标准化领域研究，目前国内还较欠缺，但国外学者们对此已经开展了相关探索。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一直是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的难题，欧洲拥有40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它们在形式上仍然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而标准作为欧盟政策制定的一种独特模式，为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塑造了一个共同的空间，促进了教育的跨境合作，因此标准被认为是推动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有力手段。欧洲的米什科尔茨大学就是一个开展标准化建设的成功案例，其在不断追求卓越的同时，积极完善学术以及科研标准，在促进欧洲高等工程教育一体化、工科毕业生的跨国流动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1]教育标准的实施势必需要通过教育认证落地，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工程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工程教育国际化的有效途径，欧洲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体系（EUR-ACE）提供了一种比较高等教育机构教育资格的方法，从而促进工程专业毕业生的流动性，使学生能够通过学生交换项目拓展自己的工程知识。[12]随着时间的推移，工程教育的治理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ABET工程教育标准在不断地修正完善中也遇到了很多挑战，Akera[13]认为通过借鉴美国医学教育联络委员会（LCME）的运作模式以及欧洲博洛尼亚进程能够改变当前美国工程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
综上，在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工程教育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学者对于工程教育领域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也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对工程教育展开多角度的研究。本文擬在“一带一路”背景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国内外产学新场景，并从教育标准的视角出发，试图探索“一带一路”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以引领国内工程教育开放和跨境高等工程教育的协同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教育发展的统一性、公平性和先进性。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工程教育发展的新场景
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性倡议是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助推器，为我国工程教育的发展打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只有明确现实场景，才能规划提升路径。在“一带一路”背景与国内外产教新态势下，工程教育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复合场景系统中，“一带一路”是基于全球视野的倡议与合作，因此不能单论某一场景的作用，应当综合考量其中的各界力量，寻求多方共治。
（一）多元的国际共建成为趋势
全球化是一种由商品、技术、人员和思想的流动所推动的现象[14]，随着全球化持续纵深推进，国际秩序多极化、不平等现象加剧、贸易冲突、全球增长动力下降等多种挑战也相继显现。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国际关系和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不可能仅凭一国之力，多元的国际共建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迎合和遵循这一历史发展的潮流，以多边、多元、多层次的合作机制，谋求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截止2021年1月底，中国已累计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欧亚非大陆以及大洋洲和拉丁美洲。七年来，各国根据本国国情，积极与“一带一路”进行战略对接，如欧盟“容克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泰国“东部经济走廊”、波兰“琥珀之路”等众多发展战略实现对接。多元共建的国际合作势必需要政策、设施、贸易等的互联互通，这就对国家间的教育合作和人才互认互通提出了要求。标准作为有效排除非经济性因素干扰，持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的重要战略性抓手，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教育领域实现精准施策和行动落地的关键着力点。
（二）技术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
工业4.0是指引未来工业生产的一种全新模式，已经遍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浪潮，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为面对全球制造业格局的重大变革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动，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相继提出了对应的国家战略，如马来西亚政府启动了“国家工业4.0政策”，以推动马来西亚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技术与知识的交流、学习、吸收与外溢也更为频繁，如何应对全球合作关系的变化和技术的重大变革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人才在工业革命的技术生产中起主导作用，技术变革带来的种种挑战最终都会汇交于教育之上，工程人才的培养应该强调综合性、系统性、应用性、独特性，着眼于现实产业需求，致力于变革和创新，逐步形成工业4.0时代工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三）国际间工程合作更为频繁
“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高潮，增加了跨国工程项目的输出和合作。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302份，新签合同额高达636.4亿元，同比增长33.2%。但国际施工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客户沟通的障碍，地方政治制度的不了解，认知文化信仰的差异等众多因素都会导致国际项目的工期延误和成本增加。工程人才是项目的实施者和领导者，更是确保“一带一路”建设工程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各重大工程项目设计和可行性研究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工程技术本身和工程项目经济收益，也更应关注工程人才在其中的支撑作用。跨境合作项目的开启将对工程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沟通能力、国际化水平等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工程教育要紧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进行适应性改革，打造一个以加强学生全球化素养、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培养模式。
（四）工程教育需多國协同发展
作为知识生产者，高等教育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外合作办学已成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截止2020年底，全国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332个，与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位学历实现互认。2019年底，在我国学习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占比达54.1%。“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沿线国家散布在亚欧非大陆，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地理条件等个方面都迥然不同，工业化基础差距大，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各国的工程教育的现有实力参差不齐。有学者测算“一带一路”沿线65国人才质量平均得分为19.56，标准差达到了19.03[15]，可见各国人才质量离散程度高、内部差异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亟需大量的、不同层次的工程人才，仅凭中国一方的参与显然是不现实的，东道国本土工程师的开发利用也同样重要。建设工程人才双向流通机制需要沿线国家间的协作配合，方能实现经验互鉴、标准互通、学历学位互认。为此，中国应加强与国际工程教育的交流，引领工程教育的开放与多国的协同发展，汇聚共享沿线国家甚至是全球的优质工程教育资源，共同破解“一带一路”工程人才培养的难题，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
三、教育标准视角下工程教育“走出去”的新路径
人才相通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中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中心支柱。在《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和《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指导下，标准的“走出去”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目前，我国已发布航空、机械、电器、物流等领域国家外文标准930项，与4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85份标准化合作协议，主导制定的ISO、IEC国际标准达到788项，成为国际标准化中最活跃的国家。中国标准的“走出去”极大地带动了我国相关横向产业链的发展和输出，提高了项目设计和建设的效率，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标准先行对于助推各产业的“走出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基于教育标准的视角，“一带一路”背景下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就是一条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教育标准“走出去”的道路。但是在此过程中不能盲目追求速度和进度，工程教育的“走出去”应该以点带面，由面到体分步递进，协调大多数沿线国家的利益，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逐渐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教育的大合作格局。 （一）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之“点”
在工程教育“走出去”的初级阶段，目的在于中国工程教育标准理念的输出，为后期的工作奠定基础。主要内容是了解各国的工程教育发展现状，制定适宜的规划，“点”即为推动单个工程教育标准的“走出去”。本文根据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36个国家参与ABET、EUR-ACE、华盛顿协议/悉尼协议/都柏林协议三大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的情况，对其工程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划分。已经成为三大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组织正式成员的国家，可以认为其工程教育标准化的发展情况稳定且良好，如韩国、俄罗斯等;目前仍为预备成员的或者国内有工程学科获得标准认证的国家，可以说明它们在工程教育标准化工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探索，但是尚未具备成熟的体系，如菲律宾、智利等;不曾参与三大国际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国家对工程教育的关注度不够，同时工程教育的标准化工作也非常欠缺，如蒙古国、老挝等。本着标准自愿执行的理念，依照沿线各国工程教育发展水平的情况可将标准“走出去”的方案划分为三类，对于高等工程教育发展落后，国内没有工程教育标准的国家，可在这一阶段实现其对我国工程教育标准的直接采用;对具备相关工程教育标准，但体系尚未健全的国家，应加大与它们的标准合作;而工程教育发展现状良好的国家，其工程教育水平和我国持平甚至是高于我国的，同时又具备健全的工程教育标准体系，应该力求标准之间的互认，具体如表1所示。
（二）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徑之“面”
经过初级阶段“点”的部署，针对工程教育发展情况不同的国家分别实施标准采用、标准互认和标准合作的方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中国工程教育的标准化理念有了初步认识和认可，为后续多个工程教育标准的“走出去”搭建了安装基础。标准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独一项标准的“走出去”带来的标准化效益不足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教育的一体化进程。因此在中级阶段，应整合相关的工程教育标准，参考沿线国家中完善的工程教育标准体系，建立健全适用于大多数沿线国家的工程教育标准体系，做到多标准的输出，形成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之“面”。如图1，工程教育标准体系应包括但不限于工科院校设立标准、工科院校建设标准、工程教育评价标准、工程教育装备标准、工程教育师资标准、教育运行治理标准、教育服务标准等，在标准体系建设和“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当做好顶层设计，避免形式上的标准化，以学生成果为导向，实现工程教育标准体系的采用、合作和互认，培养出跨文化、跨语言、跨地域的“一带一路”工程师。
在工程教育体系“走出去”的过程中，境外办学是重要形式。截止到2019年4月，我国已有60所高校在23个沿线国家开展境外办学，并与沿线国家高校建立了17个国际合作实验室。目前境外办学的形式主要有3种：一为中方高校在海外独立办学，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大连海事大学斯里兰卡分校等十余所;二是中外高校联合办学，如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北京语言大学曼谷学院等;其三则是由境外提供办学条件，中方进行教学管理，如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等。孔子学院在中外教育合作交流中发挥着引领与示范作用，工科类院校的境外办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坚持中外合作，谋求内生发展，采取中外政府、高校、企业及社团多主体合作的办学模式，有效整合硬件与软件资源，实现跨境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在工科院校境外办学的过程中，通过实体教学科研机构的设立，能够有效实现我国先进的人才标准和办学标准等多标准全面成套的输出，有助于形成工程教育走出去路径的“构面”。
（三）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路径之“体”
“一带一路”工程人才培养的高级阶段，应当进行“体”的建设，打破空间和地域分割，实现工程教育的相互渗透，真正意义上达成与沿线国家工程教育的一体化，从而建立工程人才双向流通的长效机制，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消除障碍。（见图2）这里的“体”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在工程人才培养路径建设的高级阶段，应当建立“一带一路”工程教育认证联盟，以国际标准和先进的中国标准为依托进行工程院校之间的合作，实现联盟内工程人才、工程装备、工程服务的互相流通，构建共同的工程人才能力框架，形成人才体系、技术标准、专业教材、教学设备输出的规模化、标准化、系列化，以提升工程人才的全球胜任力为目标，借助“一带一路”工程教育认证联盟形成工程教育共同体。在此过程中，联盟内部标准共同使用并且互相认证，教育标准以及我国的工程人才随之走出国门，被国际工程教育界所认可，完善“一带一路”的人力资源配置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国家发展软实力。“体”的第二层含义是在借助中国标准实现工程教育“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多主体的推进体系，体系内包含国内高校、标准化管理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沿线国家高校和标准化管理机构和教育部门、标准化技术机构、第三方认证机构等。各国高校、教育管理部门、标准化管理机构作为联盟的主要参与方，同时需要产业和企业、标准化技术机构和第三方认证机构的支撑，以确保“一带一路”工程教育认证联盟在工程教育领域中的跨地区、跨机构合作。可以考虑将已成立的“一带一路”工程教育国际联盟和“一带一路”标准化教育与研究联盟联手，在充分交流沿线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宗教的基础上，设计和规划中国工程教育标准走出去的新路径，培养和输出基于中国标准培养出来的优秀的工程人才。
四、总结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之下以及多元共建的国际关系新趋势下，随着工业4.0浪潮的袭来，科学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国际间的工程技术合作更为频繁，工程教育的多国协同发展在此场景中显得更为必要。工程人才是“一带一路”中影响“五通”实现的重要因素。标准作为最有效且温和的规则和治理手段，能为“一带一路”工程人才的培养塑造一个共同的空间。中国工程教育“走出去”的点-面-体发展阶段初期，应实现单个工程教育标准的走出去;中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工程教育标准体系，并与沿线国家达成标准体系的采用、合作和互认;在高级阶段，需要依托“一带一路”工程教育认证联盟，实现联盟内人才、高校、设备等的双向流通。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工程教育标准的纵向分层，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体系，加强产学界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注重工程教育标准的持续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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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赖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