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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已有1.67亿老年人，其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今年1月，“常回家看看”作为对老人的精神赡养被写进了《老年法》草案，强调除物质外，还要给予老人更多精神关怀。有人建议，应该在《老年法》中增设刚性条款，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官员考核的内容。因为连父母都不尊重和孝敬的官员，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责任。尽孝的方式多种多样，围绕现代官员该如何尽孝，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现代孝道的新要求
中国传统孝文化源远流长，其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同时存在。随着现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孝道也出现了一些新标准、新内涵。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用了一句话来概括：现代更加注重人的个体尊严、个体价值和自由的感受。
湖北孝文化研究中心专家孙传宝指出，现代孝道的新内涵首先表现为人格平等，过去的父尊子卑、父主子从已经消失；其次是宽松的家庭环境使亲子关系越发融洽，子女对父母表现出来的敬爱之情，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此外，在现代社会，子女以独立的身份生活在家庭中，个体的价值增大，让父母与子女在相互关心、帮助的关系中，相互受益，相得益彰。
虽然现代孝道有了一些转变，但不等于子女可以忽视、忘记父母。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子女要珍惜孝敬父母的机会，否则等到想孝顺的时候，父母却不在人世，成为人生的一大遗憾。原云南泸水县宣传部长张光泽，为了满足90岁老父亲周游全国宣传奥运的愿望，他辞掉公职，抵押房子，还向朋友借款30万元，带着老父亲全国游历。虽然外界对此有一些争议，张光泽仍很坚持：“怕的是今后没有机会达成父亲的愿望。”
“古代的‘尽孝’更多是经济上的考量，子女对于长辈的关系是一种‘父辈投资’。”四川大学新闻学研究室主任张小元告诉记者，“因为老人在古代是靠家庭和个体在养，而现代有养老保险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养老’模式，所以经济考量弱化，情感考量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在没有社会保障的古代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对家族负责，因此父母和子女间具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现代的孝道在强调重视家庭关系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家庭关系之外的社区关系，强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如今提倡孝道不能是简单强调家族的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竹立家教授表示，孝道里有些基本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人跌倒要不要扶？当然要扶了，如果不扶的话，结果可能很严重。问题不是这件事情用不用做，而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官员的公德与私德
孝敬父母是人之根本，无德不孝的人难说当得了什么好官，但一个对父母百般孝顺的官员也不一定就是个能造福一方的人，孝道不能完全涵盖官德。陶行知先生说过：“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和国家之本，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是妨害公德的人。”私德一般是指孝顺、生活作风等內容，而公德除了克己奉公、勤政为民等职业素养外，还包含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良心和正义感。
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执行主编沈阳指出，“孝顺善良”是做人的起码品格，而官员尽孝，就要尽职“做事”。官员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不应只孝敬父母，更要清廉为民，尊上不唯上，敢于为人民担当，才能让父母放心，免去牵挂。同时，也要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上做出一番成就，得到群众的拥护，在私德和公德的冲突中做出符合民众期待、符合公共利益的选择。
那么官员到底是私德重要还是公德重要呢？其实，对于官员的道德伦理标准，往往都写进了各个国家的公务员法或公务员的伦理守则之中，公务员的道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被法律所规范且具有法律强制力的问题。
张小元教授就不同意那种把官员私德和公德划等号的方式：“不能说一个人私德好，请他来做官就能做出一番成就、造福百姓。在理想情况下，追求公德与私德的统一，然而在现实中往往不理想。对于官员来讲，应该要选择公德好的，这是因为其职位、责任的特殊性。”
“西方国家强调理想化状态下的公务员没有隐私权，根本原因就在于公务员掌握国家资源，因而他们更有义务随时校正自己的道德行为。”乔新生教授分析，其实这在实际中是很难操作的，如果这些官员做出有损私德的事，但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选民们也不会多在意，这就是不同国情下对官员的不同要求了。
尽孝，也要在法纪范围内
江苏省苏州市一名已经“退居二线”的干部告诉记者，打小起他就对儿子的管教很严，儿子也是非常孝顺。如今儿子已经当了两年的镇党委书记，但却逐渐不“听话”了。有几回他的朋友委托他，让儿子办调动的事，都被拒绝了，让自己在老战友面前丢了面子。不过后来转念一想，以前自己不就是这样教育儿子做事要有原则的吗？“真是老了，糊涂了，要是他真听我的错误要求，那我就是罪人了。”
在官员们尽孝的过程中，也要在法纪范围内。南京大学政治哲学博士李磊认为，一种真正的孝道，不仅是对长辈所表现出的谦卑心态，更重要的是能听从长辈理性的教诲，规劝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从内心深处培养出对长辈的关爱和敬重。
“官员在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心理要有预警机制，明白自己由于掌握公共资源而可能会遇到别人的讨好，要小心尽孝、小心利用社会资源。”张小元教授指出，面对亲情孝道和法纪的抉择，当然要以法纪为主，但要做好解释工作和抵挡“不孝”责备的长期心理准备。
张小元教授还给记者举了个真实例子，有一家人的儿子做官，他的父母就四处炫耀，还让儿子利用权力为其他亲戚找工作，但被儿子拒绝。开明的父母可能会理解官员孩子不能徇私枉法，但不懂这点的父母反而会怪孩子不孝。这家人就属于后者，这名官员正是因不徇私情而不能被亲人们理解，搞得在家庭里处境尴尬。他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但要是在魏县这种“孝考”的地方，恐怕还真的讨不到一纸德孝的意见证明。
乔新生教授则表示，譬如一些领导干部以“传宗接代”的幌子去“包二奶”，一些掌握重要资源的负责人为了家族的利益而任人唯亲，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家庭的和谐为亲朋好友说情等行为其实都是不孝。
对那些因“尽孝”而超越法纪的官员，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开盛认为应该纳入法治管理的轨道，如败坏底线道德者，一定要有行政上的相应处分规定甚至撤职，而不能办成一个道德运动，否则实际上落实了多少，到头来谁也不知道。
官员尽孝的表率意义
中国有一句古话：“群雁高飞头雁领”，做领导干部的，若能在孝道上做出表率，则会形成良好的“上行下效”。表率作用关键看行动，身教甚于言传。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星夜上路，昼夜兼程，他抚摸着母亲的棺木放声恸哭，悲痛之中挥笔写下《祭母文》：“吾母高风，首推博爱”；朱德著文《回忆我的母亲》，以无限的深情赞颂了母亲的高尚品质；宋庆龄一片孝心，在母亲灵前“饮泣不已”；陈毅探母，要给瘫痪在床的母亲洗衣服。老一辈革命家在孝道上作出的表率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官员作为一个公共群体，应该是公共人、透明人，这是现代政治文明下最根本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对政府官员的要求降低为对普通百姓的要求，官员理应在道德上做出表率。
领导干部具有孝德意识，是做群众表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愿尽赡养义务，又怎能为他人服务、成为群众的表率？如果仅通过权力尽孝则没有领会到孝的真意，这除了一些领导干部歪曲了孝念，最根本的还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执行“孝考”的河北魏县县委书记齐景海就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他在工作之余，总是推掉不必要的应酬，赶回家陪父母吃饭、拉家常。魏县干部孝德考核机制正是由齐景海一手推动，孝敬父母明确作为了县委常委行为准则中的一条。现在的魏县，不光是政界里言必称孝，就是在民间，也养成了一股敬老的良好风气。
不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顾平安却提出了疑议：魏县这种纯粹将孝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是不严谨的，因为这个“孝考”很不好操作，不容易量化，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当然组织部门认识到其重要性是好的，可以把尽孝作为观察官员的一个观察点，但不要将官员的升迁与孝道如此紧密联系。
强调领导干部必须遵纪守法，是现代孝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考核领导干部的核心内容。乔新生教授指出，强调领导干部的孝道，实际上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学会正确处理国家关系、公共关系与家庭关系，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办事，当然也不是为了国家利益片面地牺牲家庭利益。（实习生罗丽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现代孝道的新要求
中国传统孝文化源远流长，其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同时存在。随着现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孝道也出现了一些新标准、新内涵。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用了一句话来概括：现代更加注重人的个体尊严、个体价值和自由的感受。
湖北孝文化研究中心专家孙传宝指出，现代孝道的新内涵首先表现为人格平等，过去的父尊子卑、父主子从已经消失；其次是宽松的家庭环境使亲子关系越发融洽，子女对父母表现出来的敬爱之情，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此外，在现代社会，子女以独立的身份生活在家庭中，个体的价值增大，让父母与子女在相互关心、帮助的关系中，相互受益，相得益彰。
虽然现代孝道有了一些转变，但不等于子女可以忽视、忘记父母。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子女要珍惜孝敬父母的机会，否则等到想孝顺的时候，父母却不在人世，成为人生的一大遗憾。原云南泸水县宣传部长张光泽，为了满足90岁老父亲周游全国宣传奥运的愿望，他辞掉公职，抵押房子，还向朋友借款30万元，带着老父亲全国游历。虽然外界对此有一些争议，张光泽仍很坚持：“怕的是今后没有机会达成父亲的愿望。”
“古代的‘尽孝’更多是经济上的考量，子女对于长辈的关系是一种‘父辈投资’。”四川大学新闻学研究室主任张小元告诉记者，“因为老人在古代是靠家庭和个体在养，而现代有养老保险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养老’模式，所以经济考量弱化，情感考量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在没有社会保障的古代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对家族负责，因此父母和子女间具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现代的孝道在强调重视家庭关系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家庭关系之外的社区关系，强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如今提倡孝道不能是简单强调家族的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竹立家教授表示，孝道里有些基本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人跌倒要不要扶？当然要扶了，如果不扶的话，结果可能很严重。问题不是这件事情用不用做，而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官员的公德与私德
孝敬父母是人之根本，无德不孝的人难说当得了什么好官，但一个对父母百般孝顺的官员也不一定就是个能造福一方的人，孝道不能完全涵盖官德。陶行知先生说过：“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和国家之本，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是妨害公德的人。”私德一般是指孝顺、生活作风等內容，而公德除了克己奉公、勤政为民等职业素养外，还包含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良心和正义感。
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执行主编沈阳指出，“孝顺善良”是做人的起码品格，而官员尽孝，就要尽职“做事”。官员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不应只孝敬父母，更要清廉为民，尊上不唯上，敢于为人民担当，才能让父母放心，免去牵挂。同时，也要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上做出一番成就，得到群众的拥护，在私德和公德的冲突中做出符合民众期待、符合公共利益的选择。
那么官员到底是私德重要还是公德重要呢？其实，对于官员的道德伦理标准，往往都写进了各个国家的公务员法或公务员的伦理守则之中，公务员的道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被法律所规范且具有法律强制力的问题。
张小元教授就不同意那种把官员私德和公德划等号的方式：“不能说一个人私德好，请他来做官就能做出一番成就、造福百姓。在理想情况下，追求公德与私德的统一，然而在现实中往往不理想。对于官员来讲，应该要选择公德好的，这是因为其职位、责任的特殊性。”
“西方国家强调理想化状态下的公务员没有隐私权，根本原因就在于公务员掌握国家资源，因而他们更有义务随时校正自己的道德行为。”乔新生教授分析，其实这在实际中是很难操作的，如果这些官员做出有损私德的事，但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选民们也不会多在意，这就是不同国情下对官员的不同要求了。
尽孝，也要在法纪范围内
江苏省苏州市一名已经“退居二线”的干部告诉记者，打小起他就对儿子的管教很严，儿子也是非常孝顺。如今儿子已经当了两年的镇党委书记，但却逐渐不“听话”了。有几回他的朋友委托他，让儿子办调动的事，都被拒绝了，让自己在老战友面前丢了面子。不过后来转念一想，以前自己不就是这样教育儿子做事要有原则的吗？“真是老了，糊涂了，要是他真听我的错误要求，那我就是罪人了。”
在官员们尽孝的过程中，也要在法纪范围内。南京大学政治哲学博士李磊认为，一种真正的孝道，不仅是对长辈所表现出的谦卑心态，更重要的是能听从长辈理性的教诲，规劝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从内心深处培养出对长辈的关爱和敬重。
“官员在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心理要有预警机制，明白自己由于掌握公共资源而可能会遇到别人的讨好，要小心尽孝、小心利用社会资源。”张小元教授指出，面对亲情孝道和法纪的抉择，当然要以法纪为主，但要做好解释工作和抵挡“不孝”责备的长期心理准备。
张小元教授还给记者举了个真实例子，有一家人的儿子做官，他的父母就四处炫耀，还让儿子利用权力为其他亲戚找工作，但被儿子拒绝。开明的父母可能会理解官员孩子不能徇私枉法，但不懂这点的父母反而会怪孩子不孝。这家人就属于后者，这名官员正是因不徇私情而不能被亲人们理解，搞得在家庭里处境尴尬。他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但要是在魏县这种“孝考”的地方，恐怕还真的讨不到一纸德孝的意见证明。
乔新生教授则表示，譬如一些领导干部以“传宗接代”的幌子去“包二奶”，一些掌握重要资源的负责人为了家族的利益而任人唯亲，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家庭的和谐为亲朋好友说情等行为其实都是不孝。
对那些因“尽孝”而超越法纪的官员，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开盛认为应该纳入法治管理的轨道，如败坏底线道德者，一定要有行政上的相应处分规定甚至撤职，而不能办成一个道德运动，否则实际上落实了多少，到头来谁也不知道。
官员尽孝的表率意义
中国有一句古话：“群雁高飞头雁领”，做领导干部的，若能在孝道上做出表率，则会形成良好的“上行下效”。表率作用关键看行动，身教甚于言传。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星夜上路，昼夜兼程，他抚摸着母亲的棺木放声恸哭，悲痛之中挥笔写下《祭母文》：“吾母高风，首推博爱”；朱德著文《回忆我的母亲》，以无限的深情赞颂了母亲的高尚品质；宋庆龄一片孝心，在母亲灵前“饮泣不已”；陈毅探母，要给瘫痪在床的母亲洗衣服。老一辈革命家在孝道上作出的表率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官员作为一个公共群体，应该是公共人、透明人，这是现代政治文明下最根本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对政府官员的要求降低为对普通百姓的要求，官员理应在道德上做出表率。
领导干部具有孝德意识，是做群众表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愿尽赡养义务，又怎能为他人服务、成为群众的表率？如果仅通过权力尽孝则没有领会到孝的真意，这除了一些领导干部歪曲了孝念，最根本的还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执行“孝考”的河北魏县县委书记齐景海就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他在工作之余，总是推掉不必要的应酬，赶回家陪父母吃饭、拉家常。魏县干部孝德考核机制正是由齐景海一手推动，孝敬父母明确作为了县委常委行为准则中的一条。现在的魏县，不光是政界里言必称孝，就是在民间，也养成了一股敬老的良好风气。
不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顾平安却提出了疑议：魏县这种纯粹将孝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是不严谨的，因为这个“孝考”很不好操作，不容易量化，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当然组织部门认识到其重要性是好的，可以把尽孝作为观察官员的一个观察点，但不要将官员的升迁与孝道如此紧密联系。
强调领导干部必须遵纪守法，是现代孝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考核领导干部的核心内容。乔新生教授指出，强调领导干部的孝道，实际上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学会正确处理国家关系、公共关系与家庭关系，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办事，当然也不是为了国家利益片面地牺牲家庭利益。（实习生罗丽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