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记事起，水仙花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出生在英国汉普郡新福里斯特市，我的生命之根深深扎在英国南部的肥沃土壤里，但是因为爸爸的工作，我们搬了好几次家。
　　我的生活永远在变化着，水仙花却始终如一。每当寒冬渐渐消退，水仙花就开始盛开，这是一个令人欣悦的信号，告诉我们英格兰最难熬的季节就要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到了我十几岁时，我们全家人终于在泰晤士河谷旁的乡下定居下来。我们的新房子外面环绕着茂密的森林，一条条走了几个世纪的小路将它们分开，几片草地上长满了花期短暂的风信子。
　　我的父母在这里继承了一小块地，每到春天，我们种的一大片水仙花就会相继绽放，十几天后逐渐枯萎。妈妈照顾水仙花特别精心，一次，她心血来潮，将特别好看的几个水仙花种球切下一些拿到镇里参加展览。回家时，她的手里捧着一个“最佳花朵”获奖证书和一个银色奖杯。
　　后来妈妈再参展有了经验，她发现早上或黄昏时给花分球最好。她先准备好一桶水，分好了种球，马上将它们放在水里。为了让水仙花在参展时如期开放，她有时还会动用电吹风给水仙花吹吹暖风，哄骗着水仙花赶快开放。
　　2006年春天的一天，一位植物学家给妈妈种的水仙花分了品种，并告诉了我们每个品种的古老名字，比如维多利亚、女皇、朝阳、星，仿佛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古老的水仙花世界。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水仙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的水仙花如同万花筒一般瑰丽，颜色从雪白到最深的红橙，花瓣的形状和大小也各不相同，有的像小矮人，有的是巨人。我很喜欢美丽的红水仙，在万物萧瑟的冬季，红水仙给我们的园子注入了热情的红颜色。但是我没觉得水仙花有什么特别，毕竟它们不过就是水仙花。
　　长大后，我搬到了澳大利亚悉尼东海岸，那里的鹦鹉像狂暴的小孩一样乱叫，蝙蝠大如野猫，花草的样子在我看来也是那么陌生。
　　但是每年早春，鲜花店里就会有水仙花嫣然出现，在这片清冷的地区，水仙花会在我们的花园里到处开放。水仙花和我一样，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但是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我在悉尼住了20多年，完全适应了下来，至少我觉得是这样。2008年末，我有机会回欧洲住了半年，在巴黎“基辛工作室”工作。一天，我和同事穿上厚厚的衣服，去塞纳河右岸散步。当时正是二月初，巴黎最萧条的季节。我一时兴起，去一家园艺店，买了十几个小小的水仙花种球。回来后，我把它们深深地埋进花箱的土里，然后开始忙工作。
　　渐渐地，一株株花茎破土而出，到了冬天结束之时，花茎上终于开出了花朵，鲜艳的黄色水仙花在春风中翩翩起舞。离开巴黎前，一位法国同事朝我要了几块水仙花种球，她说，她要让水仙花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春天和花儿都依然会到来。
　　那一年晚些时候，在悉尼，医生告诉了我一个令我们震惊的诊断结果：我患上了乳腺癌。那时悉尼正是酷暑天气，而且是我去澳洲以来最炎热的几天，而我的心却凉得像冻了冰。我做了手术，然后是接连的放疗、化疗和激素治疗。随着抵抗癌症的进行，我的体质越来越弱，而此时在北半球，正是冬去春来的时节。我父母的花园里的水仙花正在盛开。
　　哥哥开始给水仙花拍照，然后在网上把漂亮的照片传给了我。他的用意是传递给我一个希望的信息，让我知道艰苦时期终将会过去，生活将再次充满阳光。一位家住墨尔本的朋友也患过癌症，她给我寄来了一条头巾，还有一张她手绘的红水仙图案，她在信中告訴我，红水仙会永远陪伴着我。还有一位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还有一个漂亮别致的水仙花图案的大头针。
　　正如亲朋好友们所祝福的，艰苦时期成了过去。治疗结束后，我的体质好了起来。我从悉尼去英国看望父母，那时候春天已经过半，我想，父母的园子里可能看不到水仙花了。果然，园子里堆着厚厚一层红水仙的叶子，只能看到几朵花，有的枯萎，有的即将死亡。
　　然而，仿佛变魔术一般，一朵晚开的水仙花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往前走了几步，看到了它，园子里唯一一朵正在盛开的红水仙。
　　我本能地和小时候一样，一条腿跪在地上看着这朵水仙花，最后干脆趴在了草地上。我的身旁是红水仙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荡。时间慢了下来，继而停下了脚步。这朵小小的水仙花朝我开放，仿佛在深情地看着我。
　　直到现在，每当我回忆起那样一个美丽的时刻，我仿佛仍然能够闻到红水仙的清香。
　　选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