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没有文化，历史上不会有永存的事物。
历史和文化是地域的灵魂，是一个族群集体的记忆，是无形的根，无价之宝。
古城、湟源、青海是我们可爱的故乡，质朴豪放的亲人，对您感情之深，犹如大江山河。
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在空气最少的地方，在阳光最多的地方，在河流最密集的地方，在古城最密的地方，寺院最早的地方，成为中华民族史前独具风景又为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大亮点，无疑作为华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高点，也就具有深刻意义的如似地球磁场圈。
还原历史，在这块美丽神奇、人文荟萃的沃土上，曾经有过历史上重要事变，重要活动，重要决策，重要人物，超今冠古。
湟水源头历史的沿革
湟源，在三代（夏、商、西周）、春秋时，称“西戎羌地”。是《山海经》上说的“西海之南，沙流之东，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昆仑之丘”的西王母及古羌的发祥地。
秦初（前221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当时陇西郡（治狄道）实际控制着包括今湟源在内的青海东部地区。
汉为西羌无戈爰剑所居，谓之“湟中”。（《通鉴》：胡三省注湟水两岸之地，通称为湟中。《汉书·地理志》称湟中为羌中）。
神爵二年（前60年）设立临羌县，湟源属临羌县地，归金城郡，郡治允吾，今民和县下川口。临羌县治所，后置今西宁市西镇海堡。曹魏期间，因军事需要，县治移驻湟水北岸，今湟中多巴故城，始称临羌新县。
王莽即位后，始建国元年（4年），大改全国郡县名称，分金城郡地，设西海郡（治所在今海晏县三角城）。改临羌为监羌。王莽并在青海附近筑五城，以为犄角。环青海湖滨，分设驿站及烽火台。新筑五城，除龙耆城（西海郡治、即三角城）外，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湟源有古城二，一在菜子沟峡内，一在峡口。（今巴燕峡阳坡城和山城）。
地皇四年（23年）新莽政权崩溃，西海郡随之废弃，羌人复来占领湟中。
东汉（25年—220年）湟源仍为金城郡临羌县地。筑湟中、护羌两城。湟中（今湟源巴燕峡西小月氏城），护羌（今湟中镇海堡；一说今湟源茶汉素附近）。
三国（220—265年）魏黄初三年（222年）立西平郡，凭依西平亭，增筑南、北、西三城，以为郡治，辖临羌县，湟源属临羌县地。
两晋和平列诸国（265—420年），湟源为西平郡临羌县地。东晋十六国（317—420年），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等地方割据政权，控制了今湟源及其以东的湟水流域地区。
南北朝（420—589年），湟源先后为北魏、北周辖境。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改西平郡为鄯善镇（镇等于县），湟源属鄯善镇地。
孝昌二年（526年）改镇立鄯州（治乐都）隶西平郡，改临羌为西都县（治西宁），废临羌县，湟源属西都县。
隋（581—618年）开皇元年（581年）在石城山（今日月乡的哈城及大小方台）设石堡城，设戍屯兵。吐蕃人称铁刃城。改西平郡西都县为鄯州湟水县（县治在今乐都老鸦城），所辖包括今湟水流域，湟源为湟水县地。
唐（618——907年）划全国为十道，废西平郡，置鄯州都督府，为陇右道治，统辖吐蕃、吐谷浑等少数民族的军政机构。
鄯州管三县，为湟水、龙支、鄯城县。湟源为鄯城县地。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六月，唐许吐蕃互市，遂立碑于赤岭（日月山），以分唐与吐蕃界，命金吾将军李全监树赤岭碑。唐蕃分界碑，已出土，分碑身、碑额、碑座。今存湟源县博物馆。重十多吨、碑座龟形，碑身剥落，碑额上刻有日月形。
天宝八年（749年）经过多次反复较量，哥舒翰攻占了历史名城——唐西防国门石堡城。
肃宗宝应后（762年），湟源沦于吐蕃。
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沙州（今甘肃敦煌）汉人张义潮起义，恢复河西走廊，甘肃和今青海东部的鄯州及其所属的今湟源及廓州等地，又回到唐朝的管辖下。
五代十国（907—960年），青海东部，由吐蕃族的末人聚众自保，吐蕃贵族失去控制力量。
北宋（960—1127年）初，全国分为十道、二十二路，青海东部为秦风路，后改为熙河路。
宋真宗（998—1022年）时，唃厮啰地方政权形成，湟源为这个政权所管辖。
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改鄯州为西宁州，湟源为西宁州地。
南宋（1127—1279年）绍兴元年（1131年），金人势力进入青海东部地区，湟源一度曾为金人势力所控制。
西夏（1220年—1222年）攻占西宁州及其东南地区，湟源又为西夏所控制。
元（1227—1253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三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克西宁州，隶属甘肃行省，原二州（廓州、乐州）俱废，省入西宁州，湟源属元西宁州地。
明（1368—1644年）洪武元年（1368年）西宁卫城筑于湟源，三月后停工，洪武五年（1372年）改西宁州为西宁卫，隶六个千户所，属陕西行都指挥司（治甘州），湟源为西宁卫地。
宣德七年（1432年）十一月，西宁升为军民指挥使司，属陕西行都指挥司，湟源为西宁军民指挥使司辖地。
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东蒙古阿尔秃斯、亦不剌等率部从河套越过宁夏入河西走廊，进入青海湖地区，西宁遂有“海寇”之患，湟源首当其冲。
万历六年（1578年）在今日月山下野寺沟建成仰华寺，蒙古俺答汗在此封西藏高僧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称号，万历十九年（1591年）郑洛平定“海寇”烧毁仰华寺。
明末，湟源属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管辖。
清（1544—1911年）初，仍设西宁卫，湟源为西宁卫辖地。
雍正元年（1723年），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起事，曾以湟源南北古城、扎藏寺、大小方台（俗称丹津王营盘）等地为据点，进行过反清活动。
雍正三年（1725年），青海平定，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属甘肃省，以所属西宁卫地，设置西宁县（为府治），湟源属西宁县地。清王朝派钦差大臣正式祭海，先后在扎藏寺、东科寺会盟。
雍正五年（1727年）筑丹噶尔城，驻参将一员、千把总共三员、马步守兵三百五十名。
乾隆三年（1738年）筑哈拉库图尔城（今日月乡哈城）。
乾隆九年（1744年）经西宁道佥事杨应琚以丹噶尔路通西藏，逼近青海，为汉、土、回、藏、蒙古、准噶尔往来交易之所，因关要隘，设县佐一员，经甘肃巡抚黄庭桂奏准，以高台县主簿驻丹噶尔城。
道光三年（1823年）陕甘总督长岑，改游击为副将，以大通协为镇海协，添中军都司一员、把总一员、马步守兵二百五十名。又于日月山外察汗托洛亥及阿什汉水筑城两座。
道光九年（1829年）陕甘总督杨遇春以丹噶尔海藏通商，中外咽喉，汉、蕃、土、回、蒙古云集，事物繁难，奏请改任西宁县主簿为丹噶尔同知，设立丹噶尔厅，属西宁府。
宣统元年（1909年）丹噶人李旺等组织黄会，提出“扫清灭洋”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发动起义，为辛亥革命在青海高原打响第一枪。
民国2年（1913年），西宁府改为西宁兵备道，丹噶尔厅改为湟源县。
民国18年（1929年）元月一日，青海从甘肃省分出，成立青海省政府，辖西宁、大通、乐都、贵德、湟源、循化、化隆七县及青海蒙藏地区。同年，马仲英、马步元合伙屠城，湟源遭受空前灾难。
民国26年（1937年）最后一家洋行即英国仁记关门撤走，湟源从此结束了洋行参与控制湟源经济的历史。
1949年9月9日湟源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1949年十月至1978年9月湟源为省直属县。1978年10月9日，海东行署成立，辖湟源县。2000年湟源属西宁市。
超今冠古的高原大都
“都”在《辞海》中说“都，谓聚会也”。是说凡人、物、事流汇聚一起有很大吸引的地方可称“都”。
湟源，由于撑天柱地的地理位置和灿烂辉煌的悠悠历史，形成的人文元素和历史符号，使湟源一举成为西陲走廊入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而又为青藏高原冠名的“十二名都”而光彩照世，声名远播。
羌都，据中国古典百科全书《山海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处白之。其下有弱水，水环渊之，其外有炎火之山。”这里西海（今青海湖）流沙（今湖东沙山）赤水（今黄河）黑水（今黑河），弱水（今倒淌河）炎山（赤岭，今日月山），是说湟源地域是古羌西王母故乡乐土。又据《汉书》、《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临羌（今湟源）有昆仑山”、“近西王母所居处”。《西宁府新志》更明确指出：“昆仑山在县治（今西宁市）西北临羌县境内。”《青海通史》也指出“临羌今指湟源”。
鲁迅先生曾说过“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是说昆仑山与西王母有共存共荣、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通史》记载：“春秋时期的西方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宁县”。《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记载：青海湖在藏文化中有一个异名流传，即“赤雪洁莫”，可译为“万丈王母”，“万丈王母”就是西王母。《祭祀西海神考略》中有“西海神就是西王母”。《昆仑神话》中有“青海湖地区就是西王母的故乡”。《古籍和图书中记载西王母》中也有“湟水谷地的湟源……是西王母经常活动、巡游的地方。”民谣有“古羌乐，向东拓，西海边上建羌国。建羌国，王母坐，临羌地中有城都”。毋庸置疑这个“都”就是羌人首领西王母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
要都。湟源古为西戎牧羊人居地。西汉（前60年）始置临羌县。后魏废弃，改属西都县，为吐谷浑牧地。隋居湟水县。唐武德二年（619年）修筑绥戎城，属鄯城县。至德二年（757年）为吐蕃领地，北宋时为唃厮啰辖地。崇宁三年（1104年）始为西宁州地。后历金、夏、元三代，至明初为西宁卫地。正德五年（1510年）为东西蒙古族驻牧。雍正三年（1725年）划归西宁县。道光九年（1829年）分置丹噶尔厅。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湟源县，现为西宁市属县。
湟源路通西藏，逼近青海，边隘声息重大，又为羌、汉、土、藏、回、蒙古交易之所，为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政府）向西开疆拓土，历代王朝煞费苦心，长驾远驭，定国安邦，湟源就成为西陲政治、经济、文化的要都。为此选派了一批安边定策励精图治的封疆大吏，据《历代开拓西部人物选传》记载：西汉初年创设护羌校尉，东汉继续设置，邓训以仁、德、恩、信安抚羌人，是安边治陲的一位功盖一世的护羌校尉。唐时黑齿常之任河源军经略大使，在战乱隙，变荒芜不毛之地为阡陌连田，使各族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达到“内有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成效。清代首任抚边同知胡秉虔，是道光年间的著名进士，他学识渊博，清正廉洁，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治政经商，应付如流，对湟源民族贸易推向鼎盛的“环海商都”做出了特殊贡献。
随着“要都”的形成，使湟源经济得到进一步繁荣，更大程度吸引外地人口迁入，先进的中原文化也随之传入，加强了中央对边陲的控制，加速了湟源地区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疆土的完整。
喉都，湟源地处青海东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农耕与牧业地区交汇地带，是通向世界第三级——青海地区的咽喉，故历来称“海藏咽喉”、“海藏通衢”。
早在西汉神爵元年（前61年），将军赵充国进兵湟中，为保障汉王朝西部长治久安，即缮乡亭，浚沟渠，治湟峡（今西宁市小峡），过丹地（今湟源）到鲜水（今青海湖），史称“湟中羌道”。
东晋自建武元年（317年）以后，迁都东南，中原动荡，中国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原来“丝绸之路”西段，前后被地方封建小国割地，道路梗塞。商旅、使臣和僧人改道由今西宁、湟源、海晏、柴达木、吐鲁番到葱岭，纷至沓来，史称“丝路辅道”。
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已迁都洛阳的胡太后，派遣法僧宋云等去西域求经，沿湟水流域经今西石峡、药水峡到日月山，发现山色皆赤，遂命名“赤岭”，史称“求经孔道”。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从长安出发，经陇古，入鄯城（今西宁市），过丹地（今湟源），越赤岭（今日月山）……到逻娑（今拉萨）正式开创了“唐蕃古道”。
民国31年（1942年）由于滇缅国际公路被日军截断，国民政府决定修建青康、青藏公路，经有关专家实地勘测，决定青藏公路经湟源、共和、黄河沿、歇武达玉树。1944年完成了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公路，全长828公里。史称“青藏官道”。
无论“湟中羌道”、“丝路辅道”、“求经孔道”、“唐蕃古道”和“青藏官道”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修筑的109、315国道、青藏铁路，都通过湟源，湟源成为交通“喉都”是当仁不让了。
塞都。湟源自古以来就是“内控河兰，外御羌地”的战略要地，以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布局，据初步统计，按今湟源150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历代修筑古城22座，平均每七十多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古城，这在国内实属罕见，故称“中国古城之乡”。
有城之日起，汉代的临羌城、唐代石堡城、定戎城、绥戎城、明代西宁卫城、清代丹噶尔城、哈拉库图城，在防御中，固若金汤，唐代在陇右布防十个军中，当时湟源地区就设置了振武军、白水军、安仁军、神威军等4个军，足见此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从清代设立丹噶尔营、镇海协营，先后派副将14名、副总兵17名、参将7名、都司29名、千总4名、把总31名。据《西宁府续志》记载：兵部尚书岳钟琪之孙辈岳登龙曾担任过丹噶尔副总兵，足见其塞都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当世无双。
祭都。祭祀青海湖，是中华民族三大祭（即祭黄陵、祭孔子、祭西海）活动之一。
由于湟源地处青海湖东，享有“环青海湖国际贸易中心”之称的“环海商都”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富甲河湟。所以从清代以来所有祭海活动都在湟源举行，祭海大员包括嘉庆十三年（1808年）文渊阁大学士文孚，道光三年（1823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刑部侍郎、驻藏大臣斌良，民国13年（1934年）四大家族仅次于蒋介石的宋子文，民国28年（1939年）由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陪同兰州第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等到海祭祀，他们在青海湖祭海，后在扎藏寺、东科寺会盟，翻然落于湟源，成为祭海圣都。
庙都。据初步统什，湟源有庙宇70多座，是青海乃至西北庙宇最多的地区之一。故有“东寺西庙”之说，即湟中以东多为寺院，庙宇甚少；湟源之西，寺院不多，庙宇遍村。
湟源庙宇遍布城乡，但多集中在“两城一山”上。两城即丹噶尔城、哈拉库图尔城；一山即北极山。丹噶尔城内有庙宇20多处，故有“北庙南街”之说。哈拉库图尔城有庙宇13处，有“有庙无民”之说。北极山是湟北著名的“三教圣地”，有庙宇10处，气势壮观，故有“北极仙境”之说。
湟源庙宇中世界三大宗教及儒释道三教庙宇济济一起。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基督教的福音堂等，道教方面建有玉皇庙、无量殿、三官庙、三清殿、火祖阁、城隍庙、娘娘庙等。佛教方面有菩萨庙、三圣庙、圣母庙、释迦牟尼庙等；儒教方面有魁星阁、文昌宫、文昌阁、孔子庙等，在众多的庙宇中湟源还有青海乃至西北独一无二的鲜为人知的禹王庙、李道宗庙，为湟源庙都增色添彩，熠熠生辉。
商都。明末清初，卫藏、环海大量畜产品、矿产品、水产品、珍贵药材进入湟源。据《丹噶尔厅志》、《青海商业志》记载：年均羊毛500万斤、各类皮张30万件、青盐30万斤、湟鱼20万尾、大黄10万斤、鹿茸1700余架、麝香200余个。内地大宗日用百货绸缎、布匹、茶叶、陶器等输向湟源，交易银额达500万两，超过西宁六七倍，从而促进了青藏高原与中原腹地的经济发展，正是这种互补互利起中介作用形成的歇商、宁商、晋商、陕商、藏商、洋商把湟源原本不毛之地一举成为环湖地区大商都。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领事馆在中国西北旅行》一书中写道：“西宁丹噶尔（今湟源）是伟大的青海湖贸易中心，贸易如今达到非常大的规模。”《丹噶尔厅志》也写道“迄今商业发达，几成巨埠，岁输白金数十万，盛矣！”
文都。湟源包容了昆仑文化与蓬莱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原文化与河湟文化，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将昆仑文化、道儒文化、藏传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淋漓尽致地融和在湟源。据《青海教育史》中记载：汉族有私塾、义学、社学、书院；回族、藏族、蒙古族有经院；基督教有教会学校，各类教育担负教诲后生，皆成俊艾，启迪来学。据史记载：清代以来取得翰林1人、朝仪大夫1人、贡生l9人、廪生29人、庠生40人。民国期间，湟源学子就读内地清华、北大、金陵等高等院校达80多人，约占全省学子的十分之二，接受中等教育的约200余人，文运宏开，人才辈出，其中图丹吉美精通汉族、藏族、蒙古族三种文字语言，曾陪读过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代皇帝，清廷委任他为“西北宗教领袖”，成为藏传佛教的风云人物。名操全球的留法学子魏英邦，曾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和法学博士，著书立说多种，所译《草原帝国》等风靡全球。
艺都。清末民初，占天时地利的湟源，手工业兴旺发达，五行八作号称“二院八坊十四匠”。以木、银、皮、铁、石五项为大宗，日渐盛隆，其余染工、画工、坛工、窑工、毡工、缝工、口袋工，风速飙升，工力悉敌，多才多艺者四五百户，从业艺人约2千人以上，其中皮匠年均制作藏靴达l0万余双、股皮1万张、皮绳2000余根、羊皮10万余张，制作皮袄、皮架、皮肩、皮裤、皮袜、皮绣等约10万余件。铁匠制作的锅叉、马蹬、马绊、铁锨、镢头、斧头、马掌、藏刀约万余件。毛织品产出毛毡、毛口袋、毛褐等1千余匹（条），木匠制作木筲3千多个，木箱3千多只，并以木、铁、画匠倾注心血，综合制作的“湟源排灯”以丹青、彩笔、花卉、人物、山水涂饰，每逢元宵佳节，列街展出，灿烂辉煌，喜庆瑞祥，如今已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血都。自清代咸丰以来十多年间，湟源刀光剑影，攻城掠地。战乱不息，草菅人命。血肉飞溅，令人欲吐。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清咸丰以来，马文义屡集起事群众来攻丹城，同治三年（l864年）该马火烧城外民房百余处，杀死未及逃走老弱百余人，丹勇忍无可忍，奋起追杀该马被胁群众千余人。同治七年（1868年）马又裹胁群众2万余人，与丹勇激战六天，双方伤亡数千。战者荡然无余，惨绝人寰。
民国17年（1928年）反对国民军西进的马仲英，三次围攻河洲不下，遂率残渣余孽向青海转移，途经循化、贵德至湟中，一路劫掠烧杀，无恶不作。民国18年（1929年）正月初六，马仲英与驻军台站旅长马步元里合外应，将丹城攻破，两马大肆屠城，商团及团勇惨遭杀害，店辅居宅付之一炬，全城男女两千余人遇难，一千多人受伤，死尸横陈，血流成河，惨不忍睹，造成丹城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长歌当哭，欲哭无泪的大浩劫、大惨案。
食都。湟源由于商贸繁华，物丰民盈，绰有余裕，饮食质量，急速日盛，当时著名的“肉八盘”、“海八盘”、“四平碗”、“十大碗”、“十二齐”、“十三巧”，亦非罕见，外商大贾，交口称赞，一饱口福。更有韩羊头、马凉面、张馒头、颜酿皮、俞甜醅、王牛头、尹鱼儿、徐醪糟等八大名食，声誉日隆，远近闻名，号称“食都”令人馋涎欲滴。
吃食名都，实有丰富的物质资源支撑。据《丹噶尔历史渊薮》引自清光绪三十二年（l906年）记载：本地产粮万余石，境外进口麦面5千余石，青稞5千余石，大小米百余石，制作挂面50万斤，供应于市；上市的牛羊2.5万只，酥油1万斤，菜油50万斤；遐迩闻名的湟鱼供应量年达20万尾，陈醋6千多斤，酩
酉留 2千余缸，内地仅供达官显贵而丹地普遍食用的青盐30万斤左右。
湟源不仅有丰富的粮、油、肉、鱼，而且加上名优陈醋、青盐、酩酉留 （酒）。有一大批吃食巧匠，诸如名厨王尕有、张南安，精做细琢，独揽勺手，技艺精湛。湟源在青藏高原地区吃食方面，独特风味，大饱口福，远近闻名，名不虚传。
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
湟源人物，自清代以来人才济济，层出不穷，不论从事政治、商贸、军事、文教、宗教等等，有的成为左右青海地方事业乃至中国安危重大事变中的匡谋翼武，声腾极世的叱咤风云人物。有的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中更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忠义撑天，力挽狂澜，彰显了湟源人物爱国主义精神。其辉煌业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开疆拓土和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不世之功。可谓“生是英雄威震华夏，死为烈士名耀九州”。
参与政治方面：
黄会起义反清朝。清宣统元年（1909年）丹噶尔人李旺、西宁人董生贵与山东籍裴道人等秘密组织“黄表会”进行反清反帝活动。1911年五月，李旺从内地得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讨满檄文》提出“扫清灭洋”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张贴“皇告”，表达“我起义，杀洋人，灭满清，要恢复全中国”革命目的和任务，不到两年，会众发展到10万之众，遂定于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十五日正式起义。风声一出，西宁总兵惊恐不安，于是派副将抢先镇压。李旺，仓促应战，率三千多会众直赴丹噶尔，丹署同知拒城固守，会众冲锋陷阵死伤一半，转而向西撤退，重振旗鼓，然而李旺不幸被俘，其余逃散，起义告终。
事后，官署大为震惊，在丹噶尔、西宁大肆搜捕黄会成员，并由西宁办事大臣庆恕、总兵张定邦、道员胡孚骏、知府廉兴等组成五堂会审。李旺等起义成员宁死不屈，从容就义。黄会起义为辛亥革命打响了高原第一枪，也为辛亥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青海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壮而光彩的一页。可有“欲将热血捣黄龙，却为民国壮心酬”之说。
锦屏挺身乌斯藏。朱绣，字锦屏，青海湟源人。朱绣在二十七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西宁镇总兵马麒，为求其扩充势力，取得实权，礼贤下士，广招人才。民国三年，湖南人黎丹被马麒聘为幕宾，为其智囊团首要人物，旋即任为西宁道尹。一日，黎丹到道尹公署对门的乾泰茂购货，见朱绣手边多有进步书刊，即与之交谈，始知朱绣不但谈吐犀利，学识广博，通晓边事，志在抚边，且胸怀大志，见解不凡。乃劝其弃商从政，擢为道尹公署之随员。
民国7年(1918年)，道尹改为观察使，黎丹由马麒推荐，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海东道观察使，朱绣因缘时会，并得马麒赏识，朱绣亦倾心报效，为其奔走。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北边事，突然紧张，因英帝国主义乘机抛出所谓“西姆拉会议草案”，提出将西藏分为内藏、外藏之计划，企图将包括西藏、西康及当拉岭以北连同青海果洛地区划为“外藏”，中国政府在此不设官、不驻兵，允其独立。又企图将新疆南部，四川北部地区划为“内藏”，允其“自治”。并多次威逼北京政府签字，北京政府不得不征求各方反应，马麒首先通电反对，全国一致响应。民国8年，为了争取西藏当权者内向，北京政府即电咨甘督张广建，速派代表团进藏与达赖协商。黎丹以朱绣素怀经营边陲之愿望，且能言善辩，可为出使之材，遂保荐朱绣为入藏谈判特使，并经北京政府同意，委派朱绣为宁海镇守使署参军，张广建委为甘督军公署参军，甘督军公署咨议李业青，青海红教领袖古浪仓活佛等，组成甘肃政务代表团，于同年(1919年)闰七月二十九日由西宁经湟源启行，渡黄河，登昆仑，越怒江，冰天雪地，历尽艰苦，于同年十一月到达拉萨，与达赖、班禅及三大寺首脑，直接会面。朱绣以如簧之舌，真诚确凿之言，引证事实，陈明利害，挠曲枉直，经五个月之舌战，终于说服达赖等上层人士，正式表示“倾心内向”。民国9年(1920年)四月，朱绣等一行启程离藏，临行前，达赖设宴祖饯，并一再表示同谋五族共和，决心内向，希大总统从速派遣代表进藏，解决悬案。并给张广建、马麒等赠送了礼物，又回书马麒表示睦邻相处。当时，英帝国主义挑拨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的急先锋查里斯·柏尔，不得不在《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哀叹“1920年1月年间，中国使者（指朱锦屏）经西藏东部长途而至拉萨……淹留四五月后仍于1920年4月离开拉萨返回。自是中国在拉萨之影响渐大……中国使者设法腐化西藏与其人民之心使之反英。”同年七月朱绣到达西宁，汇报谈判结果，又往兰州谒见甘督张广建述职。朱绣以谈判胜利归来，不辱使命，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并颁发了“舌动山摇，日月相和”的匾牌。张广建亦拟委朱绣以重任，但辞而未就。马麒则“勇过聂政，功愈介子”，以藏事有功升朱绣为镇守使署顾问。因朱绣等出使成功，二三十年之间，青藏关系和好，交易便利，双方各族俱受边务安宁之福。而朱安边御侮之功，亦确立无疑。有“从此重联同种宜、汉藏共立中华旗”国士无双之说。
朱绣在藏谈判时，不仅昼夜操劳边务大事，而且为了再次与藏英交涉，故不惜重资与精力，详细调查了解，收集了西藏六十年来的外事与内政方面的重要档案资料，以后写成《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彭养光在序言中说：此书之成，实是锦屏“痛夷祸而忧故国之作”。故寄往《京报》，又由邵飘萍作序出版，颇引起各界注意。甘肃史家慕寿琪题以“杜牧罪言书，贾生痛哭声，王朴安边策，君皆与之并”之言，实非过誉。此外尚写有《海藏纪行》、《拉萨见闻录》等书，即被日本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后又西康在成都印刷。皆一时之新书，囊括四海，为谈边事者所据。
邑人状告马步芳。1946年，湟源人王子贞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工作。牛浈(青海化隆人)也在南京三青团中央团部，两人乡情友谊，经常来往，谈些有关青海的情况。对马步芳的暴虐统治，同感气愤。
是年秋初，牛浈拿来一份揭发马步芳的材料，由湟源人韩宝善执笔写成，委托冯云仙(杨质夫的爱人)来南京之便携来，出享堂时，冯将这份材料装在内裤里，是冒着一定危险的。牛浈提出在这次制宪国代大会上散发，把马步芳的丑恶嘴脸暴一次光。
王子贞、牛浈将这份材料，作文字修订，以青省名为《控告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印刷为了隐蔽、不漏事端，用青海省一百数十万人民的名义，在南京市鼓楼后面一家小印刷店印的，装订成小册子，印版全部毁去。
在这年秋举行的制宪国代大会上，牛浈被派为在会工作人员，他超手过招，趁机带出千份代表名册，把印出的小册子分别装入信袋。信袋下款印“青字三十六号信箱”。
所有的小册子，除从邮局分寄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国民政府各院、部，各省政府、各大报社并青海省政府、各厅、各县政府、甚至于给马步芳也专寄去了一册，意在揶揄。散发国大代表的部分，数量最多。
在这次制宪国代会上，出现控告马步芳，无论会场内外，震动很大。消息传到青海，有如晴天霹雳，人们交头接耳，互传喜讯，以为马步芳要垮台了。
马步芳其人，不仅残凶狡猾，刚愎自负，曾公开说过“青海老百姓的切刀跟不到我”。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会受到这样一次打击，无不汗颜。据说一时震恐万状，情绪非常低落，约一周的日子里，成天睡觉，发脾气。后来他专电蒋介石、陈立夫，意在试探蒋的态度。蒋、陈等以时值反共进入高潮，正用得着马步芳卖力的时候，便复电“为政之难自古皆等”劝慰，马步芳情绪才逐渐好转。
后来马步芳命令部下密查，申令如获得证据，立即逮捕，包架飞机押回青海，但南京不是他马步芳的权力地区，这件事他是查不到证据的。马步芳本欲穷追到底，斩草除根，但马步芳最终不能称心如意。谁知这件大快国人和青海老百姓的是湟源人不避斧銊，冒着生命告的状。
商贸交易方面：
惊世创举话“歇家”。歇家是汉回与蒙藏民族商贸交易中的中介商，它是清末民初湟源得天独厚的民族贸易产物。以李耀庭为首的四十八歇家及七十多藏客在商贸交易中凭着自身的优势，发家致富，成为左右地方公益事业和地方安危重大事变中匡谋翼武、声腾一时的叱咤风云人物。
李耀庭，字献臣，青海湟源县李大村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困，瓮牖绳枢，家徒四壁。光绪十四年(1888年)父辈先后去世，即弃农经商，以刁郎子为业，后经人介绍，先到乾泰永商号当伙子，后又到米舍力哇川商家当差。李勤奋自学，精明能干，逐渐得到东家米的赏识，遂给以本钱，允许去牧区经营，不数年，在海晏、天峻、共和等地办起牧场，圈有大量牛羊及马匹。李脱离米家，自起炉灶，头角峥嵘，信誉昭著。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成为丹噶尔48歇家之首。
李跻身于歇家，起初充当蒙藏商业贸易的代理，又为蒙藏商贸提供债务担保，并为丹噶尔抚边同知署衙对蒙藏商贸使行稽查和监督职能，后来由代理发展到直接经商，成为独立商。京津洋行深入湟源，又成为洋行代理，具有买办特征，洋行撤走后，励精图治成为自由贸易的民族资本家、藏客。
当时湟源是“环青海湖伟大国际贸易中心”、“西北民族贸易中心市场”、“外国商行在西北重要采购市场”，几乎独揽西藏、环海牧区生意，不仅内地商贾云集，而且英、美、俄、德、土等外商亦来设立洋行。李以人熟、地熟、行情熟、精通蒙藏语言，与牧区蒙藏王公、千百户部落至深交情。凡蒙藏牧民驮运来的羊毛、皮张等，除零星出售少许外，全部交给与己有联系的歇家，再由歇家介绍出售于洋行或住庄客商，有时直接由歇家收购，歇家囤积居奇，按照市场的供求变化，适时抛出，赚取更大利润。同时，李以自己所掌握的物资，挟制外商，故洋行、山陕京津等客商，必须委托当地歇家，每年春夏先预付巨款或茶布粮食前往牧区预定，秋冬交回羊毛皮张。蒙藏牧民经歇家中介，将皮毛等销售后，又托歇家买回自己所需的青稞、面粉、挂面、茶叶、馍馍、布匹等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有的由歇家直接供应，有的由歇家从市面买进后转手卖给牧民。这样，歇家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不仅是蒙藏牧民经商的代理人，又成为洋商贸易的代理人，还从洋行外商、蒙藏牧民两方面赚取丰厚利润，这就是李耀庭广开门路，生财之道。
民国2年(1913年)前后，李以六万元银币的资本，在西宁开设德恒盛商号，又以十余万元银币的资本，在湟源设立德兴诚商号，由其长子李增芳负责，专营皮毛生意，次子李增兰在天津坐庄，专营皮毛等畜产品出口生意，其商务活动从西藏到京、津，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人称“李百万”。
李耀庭经商西藏，大约在民国10年(1921年)至民国25年(1936年)原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黎丹组成西藏巡礼团，前往拉萨考察时亦请他结伴同行。上个世纪30年代，藏商队伍逐渐扩大，李眼看藏商生意兴隆，获利可观，遂不避路途艰辛、长途跋涉之苦，跃跃欲试，以展雄图。
李进藏时，采办的主要商品是以骡马为大宗，其次是生活用品，有湟源陈醋、牛牦毯子、威远烧酒、陕西红枣、柿饼及景德镇龙碗，还有少量枪支，名为自卫枪，领有护照，但至藏后，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湟源至西藏行程约6000华里，行程近四个月，路途遥远而艰难，途中骡马及货物损耗亦属不小，但只要平安进入西藏，获利也巨。以大宗骡马为例，在湟源以白洋三百元购进的，到西藏只要顾主看中，可以卖到白洋一千五六百元；再如烧酒，每市斤约合白洋三角，而售价一盅(约二两多)酒可卖白洋五元。酒、醋是用木稍包装，待运至西藏，其消耗已在一半以上，但其利润不谓不可观。李返回时，运往内地的商品仍然以民族用品为主，如氆氇、藏香、经卷、金线、水獭皮，名贵药材藏红花、斜布(俗称藏斜)、皮鞋等。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遂以手表为大宗，手表体积小，便于携带，以罗马表为主，是5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鲜货，获利很厚。
李到西藏做生意，深受藏人的喜爱和尊敬，藏人称为“西令巴”，认为是佛祖宗喀巴的娘家人，颇受青睐，藏政府特别允许可在西藏购置房地产，办理出境(如印度、尼泊尔)手续也及时方便。
李耀庭次子李增兰在天津坐庄，专营皮毛出口生意，遂在当地商界首拔头筹。人称“李二爷”，是天津商会会长。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16年(1927年)西宁羊毛一直稳定在每百市斤银价十五六两，运至天津费运三四两，纳税三五钱，共计成本20两左右，而天津市场羊毛银价达四五十两，利润超过100％，甚至举高不下。
李以湟源为商贸中心，弹力经营，西从环海到拉萨与印度、尼泊尔贸易；东至北京、天津与欧美商行直接经商。在万里商贸线上，立马昆仑，驰骋中原，其经营地域之广、商品交易之大、经营投资之多、双方获利之巨，在国内商贸界独树一帜。
军事将领方面：
抗英名将魏启明。湟源县人，清道光六年（1826年）由行伍随固原提督杨芳讨平张格尔。七年（1827年）在沙布都尔庄，神兵天降阿尔巴特，敌顿时溃逃，启明乘胜夺路，冲锋陷阵，屡有战功，赏戴蓝翎。启明敬官有素，勤事不渝，十年四月（1830年）授赤金营额外委，时浩罕安集延夷匪纠众围攻噶什城，启明遂大臣札隆阿守城御敌，身先士卒，拔旗先登，纵横电扫、虎穴深探，顿荡群酋，望风归附，城赖以全，事平叙功，命以千总超补，换长翎。十二年（1832年）任甘肃提标前营千总，十三年（1833年）补西宁镇左营千总，历久无虞。二十一年（1841年）英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大肆进犯浙江，气焰十分嚣张。启明请缨，随大军协剿。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与英军在慈溪之大宝山战斗中，率军奋战，杀伤大量的英国侵略军后，被围困七日，弹尽粮绝，仍不屈不挠，英勇牺牲。启明英雄事迹，国人无不赞叹，湘南雨民先生的《卸侮烈士诗》中有《题咏西宁三首·魏千总启明一首》中颂道：“喀什城边挫敌锋，堕台不令敌城中。东业壮气浑难遏，剩有盈腔热血红。”可见“古之名将，无以加焉。”
静安护送刘志丹。1924年初，北伐战争酝酿已久，国内各派力量，急促分化，成为北方——即北洋军阀和南方——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尤其从1926年起，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战争，这次战争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基础，1926年从广东出师北上，很快发展到长江流域。在国共达成合作之时，1925年，湟源人张静安在冯玉祥二集团军四路军马鸿逵名下，当骑兵警卫营营长，驻防西安皇城(后改为红城)。总指挥马鸿逵给全军训话，正式宣布国共合作，共同北伐，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并介绍冯玉祥集团军总部派来的政治处长刘志丹。事后张从马鸿逵那里知道刘志丹处长是共产党，政治处还有好几个也是共产党员。在驻防宁夏时，就已知道刘志丹名声很大，领导穷人闹革命，占领了陕北十三个县，但和马鸿逵的关系并不太坏，互相照顾，还有来往，陕宁交界处的盐池县，马鸿逵和刘志丹都派有县长，甚为亲近，马鸿逵把所产之盐，大多送给刘志丹。现在国共合作，冯玉祥派刘志丹给四路军马鸿逵当政治处长，显然是有历史根源。
刘志丹为人勤俭好学，大半与马鸿逵相处，其余时间则访贫问苦，但从不入百姓之家，只在田间地头，宣传革命，经常讲的是实行三民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等革命道理，军民都说他是一个好官。
1927年北阀将要胜利结束，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及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再加上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国民党得以屠杀革命者，造成“清党事件”，国共合作，遭到彻底破坏，北伐事业，也被中途夭折。
当时对“清党事件”，国民党汪精卫、蒋介石、冯玉祥的态度各不一样，汪蒋对共产党血腥镇压，斩尽杀绝，而冯玉祥一面服从国民党中央命令，清除共产党员离开军队，一面采取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的办法，未曾屠戮。
刘志丹当时已随军驻守湖北省边境的白桑，马鸿逵奉到“清党”命令之后，即召见刘志丹，说明情况，然后设宴送行，将张静安叫去亲自交代任务，并派武装骑兵一连，精悍骨干约六十余人，连夜护送刘志丹前往安全的洛阳。
当夜，刘志丹轻装简从，一无家眷，二无行李，只带挎包一个，不带武器，遂即由张静安人马护送，刘志丹也跃身上马，连夜北上。临行时，马鸿逵再三吩咐张静安一路小心维护，不得发生任何事故，一旦送到洛阳，立即返回复命。护送刘志丹一路上风餐露宿，昼夜兼行。骑兵前后各派三十余人，刘志丹一定要和张静安并笼而行，不使分开行进。他态度乐观，谈笑风生，毫无颓废气象，亦不谈时局政治。急行三日两夜后，始达洛阳火车站。上火车前，刘志丹与张静安等一一握手，只说“后会有期，前途珍重”，并奖给全连护送人员银币伍拾元，还说“这点钱大家喝碗茶吧，本想给每人买双鞋，但钱不够。”于是一一告别，上了火车。
刘志丹身处险象环生白色恐怖之中，湟源人张静安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将刘志丹平安无恙护送到目的地，这为刘志丹以后开创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国勋抗日捐躯。李国勋，湟源县申中乡李大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民国24年(1935年)七月应征参加湟源民团。
“七七”事变发生后，湟源民团被编为骑兵暂编第一师第三团，李国勋继续担任营长之职。
民国26年(1937年)九月一日，骑兵暂编第一师从西宁出发，奔赴抗日前线。东进途中，于民国27年(1938年)四月，在完成保护西荆公路(西安至荆州)，确保华中地区军事物资运输供给任务中，与师所属部队，参加了进剿长毛老道妖匪的战斗，一举全歼匪徒，受到西北行辕通令嘉奖。
民国28年(1939年)秋，在执行河南省周口至槐店的河防任务中，李国勋奉命驻守万寨。万寨虽一弹丸之地，但在当时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上级命令：万寨决不能丢失，守防将士要与阵地共存亡。为了保住战略要地，在驻守万寨的日日夜夜，他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决心歼灭来犯之敌。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依靠群众，征用民间古老防守寨堡的大小土炮，组织精于炮术的老手，组成抗日土炮队。为了解决弹药，发动群众，收集破铜烂铁，将破铁锅砸碎后的渣粒作为土炮弹药。抗日土炮队与李所部分别部署在主要渡口和据点，严阵以待，防御来犯之敌。一天拂晓，二十多只汽艇，满载全副武装的日军，由黄泛上游顺白马河(周口北)进入贾鲁河与黄泛会合处，上空有飞机掩护，汽艇强渡黄泛，当敌军靠近万寨时，李国勋一声令下，抗日土炮大显神威，鬼子兵的汽艇一遇土炮喷射出的铁渣，即泄气沉没，补救无法，二十多只汽艇，一百余名日军，全军覆没。告捷后，上级对李营全体官兵通令嘉奖，并予慰劳。同年9月上旬，李国勋营参加豫东淮阳第一次战役(孔庄附近)，任务是渡黄泛北袭击淮阳(陈州)县城日军，策应友军袭击开封附近之敌。李营进至孔庄。(距淮阳城十五华里)构筑工事，翌日拂晓，日军以优势兵力，密集火力，向李营阵地进攻，激烈战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因日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且以重炮猛轰李营阵地，李国勋营长被炮弹击中壮烈殉国，连长赵清心、排长郑成功、郑成仁兄弟(均系湟源人)等亦相继阵亡。李国勋营长牺牲后，旅部派员去万寨搬运遗体时，当地老百姓已以盛仪埋葬，并说：“李营长是个好营长，他的遗体不能搬走，要留着让万寨人世世代代纪念他”。情极感人，只好顺从民情，让忠骨永留万寨。在万寨，由当地民众发起举行了盛大的“抗日骑兵师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并立了纪念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及青海当局都有悼念唁电，家乡湟源县也召开追悼会，隆重悼念李国勋营长及抗日阵亡将士。
文化巨匠方面：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甘肃省颁布了部檄《乡土志例》。令省属各府州县编纂乡土志。经丹厅选用知县靳学书推荐，新任厅同知邓尔康委邑鸿儒硕学之士杨治平纂修。杨氏即从王矩南那里要来光绪初年辑成的《乡土志》残稿，用其材料，并搜集补充，按《乡土志例》要求，于同年冬辑成初稿四十余页，约万余言，名为《丹邑新志》。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甘肃省成立“通志局”，通令各地编修《乡土志》，催逼公文纷至沓来。新任厅同知张庭武正在为难之际，靳学书又以《丹邑新志》稿呈之。张见其稿虽依部檄《乡土志例》叙次而成，但觉得与新颁《通志》条目未能和谐，又邀杨治平重新编辑，并组织人员协助。杨治平乃远绍史传，旁稽存档，广为搜罗，补充修改，昼夜辛劳，寒暑如一，至次年六月脱稿，名为《丹噶尔厅志》。
《丹噶尔厅志》尚有许多特点：如将建制沿革与历史大事合为编年体大事记，略古代，详清代，记事简明，条目清楚，起到了提纲挈领作用。在《政绩录》中，对本地历任文武官职，凡能御边固篱，抚治有方，为官清廉，躬行善政，筑路修桥，创设书院，造福于人民者，均予褒扬，且能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在《兵事》中，对雍正时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同治、光绪间回民之反清，记载详尽。撰者虽站在清王朝立场上记叙，但所叙史实，对研究清代青海之军政、商贸、民族、宗教等仍可供参考。
《丹噶尔厅志》比《丹邑新志》篇目增多，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记载详尽，且能“因地制宜，各有所重”，如实地记载了清代丹噶尔的自然和社会风貌，成为湟源乃至青海第一部宝贵的方志著作。治平还撰写了《青海开设新省政策》、《戊申夏对礼部来谕逐条案》、《乡土志列目》、《史论草本》、《地学浅释》、《西学杂抄》、《天文略歌》等64部240余册，近二百万字。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治平也盛名见高，故称“陇上名士”。
著名文士石殿峰。湟源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自幼勤奋好学，文思敏捷，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报章杂志手不释卷。藏书三千余册，是个知识渊博、学富五明、一专多能的饱学之士，名气更盛，为解放前青海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之一。廖霭庭先生称赞其为四十年代青海不可多得的文学家。国画大师于佑仁先生曾赠言“古石生灵草，长松栖异兽”。石殿峰除专长文史外，酷爱音乐、民间曲艺。在湟源县立小学时，曾从盲艺人尤仙学习三弦。抗战以后与著名音乐家王洛宾作歌，由他写词，王谱曲，创作了不少新歌曲。四十年代初(1943年)，在麒麟公园(今称儿童公园）参加了艺术研究会(1938年原名为青海省文艺观摩会)。此会除正副会长各一人、指导员10人外，委员有赵永鉴、丑辉瑛、丑辉瑗、王洛宾、周宜遵、周宜逵、方之南、张之纲、王海天、李万霖以及有名气的书法家刘冬森、李德渊、马余三、丁元杰等。由石殿峰、宋守义分任《艺林》期刊正副编辑。
1943年，四十集团军正式成立之日，马步芳为了炫耀声势，专门组织了写作班子集中于乐家湾，其中有艺术研究会的成员，还有王云阶等新聘成员。除了编写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词曲外，还大量收集了改编的民歌、地方曲艺，出版了一个专辑。石殿峰填写了“五更词”、“牡丹到处香”等歌词。曲调是民歌原有的，当时在西宁古城曾风靡一时。去乐家湾之前，王云阶还改谱了民歌“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调，由石填词写成《四季歌》，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传唱大江南北，流行国内海外。这首《四季歌》，通过时序的延续，展示了大自然四季多姿多彩的美好盛景，并以此为依托，表抒了年轻女儿纯真热烈的爱情，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佳作，后来还搬上电影屏幕，颇受观众喜爱。
著名学者魏英邦。生于民国2年（1913年），湟源县人，自幼聪慧好学，孜孜不息，学习成绩，一贯优异。在兰州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学习。后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专心攻读中外哲学名著及史学，获学士学位。
1934年，由青海省玛沁县拉加寺香萨活佛介绍，曾于庐山晋见蒋介石，获其嘉许，并准予公费留学。于同年即至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毕业后留在巴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工作之余，集中精力，钻研多方面的学术著作，汲取了广博的知识并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翻译好多部法文、俄文的著作，得到了当时法国一些学者的好评。1940年，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1948年，又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并由巴黎大学的法学院及文学院颁发了法学及文学博士的学位证书。
1950年，他在异邦听到祖国的解放，成立了新中国，非常激奋，怀着一片赤诚的报国之心，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回国，即获得允许。1952年7月人民政府将回国路费汇往法国。九月间他辞去了巴黎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毅然回国，结束了旅居异邦十九年的生活。
回国后即被分配到北京翻译局担任翻译，为法文版的《人民中国》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专著。1958年调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蒙古史。1959年以下放的性质调到宁夏大学任教，并兼图书馆主任。当时因国外关系，受到了冲击。1976年从宁夏大学退休，返回西宁，由青海师范大学聘至外语系教授法语。继而转至青海民族学院任教。后又接收兰州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聘请，至兰州专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工作，翻译了许多法文有关敦煌学的论著。后因年老体弱仍回青海民族学院居住，他仍然孜孜不息进行学术研究及翻译工作。1991年病逝于青海民族学院，享年78岁。
英邦先生半生治学，始终无懈,除翻译外文著作及撰写论著外,还通晓法文、俄文、藏文等,在国内外堪称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翻译的主要著作有：《草原帝国》(法)勒尼·格鲁塞著、《尼泊尔史研究》(法)列维著、《西方伊斯兰教史》（俄）伯列也夫著、《拉萨僧诤记》（法）戴密微著、《论格萨尔诗中的史实问题》（俄）策丁·达木丁苏仑著、《藏语文言语法》（法）让·巴戈著。其他尚有《越南汉文古籍录》、《朝鲜汉文古籍录》、《俄罗斯文学史》等。
英邦先生自撰的著述有：《边事论文集》、《解放前青海五十年大事记》，他还撰写了十余篇有关民族、宗教、语言方面的论文。以上英邦先生的译著，如《草原帝国》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尼泊尔史研究》等已在报刊上发表，风靡全省，全国、全球，为当世杰作。
著名宗教人物方面：
湟源东科寺是一座古老的黄教寺院，约在明弘治元年（1488年）前后由东科尔一世达哇坚赞创建于西藏安多地区，又名桑钦多杰林。后至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世东科尔嘉木央嘉措经青藏汗王固始汗同意东迁，并给予土地，来青海德木尔卡（今湟源县）又修建了东科寺（丹噶曲科林）。历世东科尔即为东科寺寺主，亦即该寺的“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为“圣人”、“有福者”，汉族称“活佛”。清代以这些封号授予藏、蒙古地区佛教大喇嘛，以此荣宠，成为最高活佛，至1984年已相继转生十三世。其中湟源籍的东科尔活佛4人。
在湟源籍4人中，其中在国内佛学界著名的有九世东科尔和十一世东科尔。
九世东科尔称图丹吉美嘉措。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出生于拉格温地区(今湟源地区)。幼时到塔尔寺求学，于曲藏仁保且出家并依次受比丘戒。在圣藏康巴尊者座下学习多年，由于聪明好学，蒙古、藏、汉文颇为精通，佛学造诣亦深。道光年间曾赴京朝拜过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又奉召前往北京学医。其后，先后得到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皇帝的召见，受到了其他活佛未曾受到的礼遇。上述四个皇帝给图丹吉美嘉措授予“掌印喇嘛”之权，委以西北宗教首领之任，历时三十六年。在京期间曾先后十三次去蒙古讲经，并曾奉旨去几个省讲经“求雨”，祈祷国泰民安。光绪九年(1883年)圆寂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遗体迎回东科寺后，经贴金粉饰乃供奉于佛殿。
十一世东科尔罗藏久买次成嘉措，又称崔伯嘉措。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巨里格加桑，从师于塔尔寺活佛贺什清叶谢嘉木措，聆听了显宗、密宗教规，聪明好学，经两年多时间的学习，既已掌握经典要义，众僧称为活佛中的秀才。适逢十三世达赖来塔尔寺，召见时，罗藏久买次成嘉措因深通经义，答辩如流，颇受达赖称赞。他十五六岁时已有藏学、佛学研究著述，现在化隆县德扎寺存有其著作刻版，又在藏传佛教中美称“奇才”。
曾随十三世达赖进京朝拜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颇受太后、光绪皇帝赏识。又与达赖同赴佛教圣地五台山，受到达赖的灌顶与受戒。宣统元年(1909年)圆寂于东科寺。
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历史的发展，又造就了杰出的人物，可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诚然湟源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个人的阶级与政治归属迥异，贡献与业绩虽有不同，有的还有一些过失，但他们都是湟源、青海乃至中国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一代英才，他们的光辉业绩闪光足迹，犹如勒石铭金，功盖日月，永垂不朽。他们对民族和国家拳拳忠诚之情和热爱之心，对事业执著的追求精神，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与史书同在。我们应当以湟源历史人物和当代献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为开发建设新湟源、新青海，建设社会主义小康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任玉贵，青海昆仑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湟源文化顾问。研究方向：昆仑文化河湟文化。）
历史和文化是地域的灵魂，是一个族群集体的记忆，是无形的根，无价之宝。
古城、湟源、青海是我们可爱的故乡，质朴豪放的亲人，对您感情之深，犹如大江山河。
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在空气最少的地方，在阳光最多的地方，在河流最密集的地方，在古城最密的地方，寺院最早的地方，成为中华民族史前独具风景又为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大亮点，无疑作为华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高点，也就具有深刻意义的如似地球磁场圈。
还原历史，在这块美丽神奇、人文荟萃的沃土上，曾经有过历史上重要事变，重要活动，重要决策，重要人物，超今冠古。
湟水源头历史的沿革
湟源，在三代（夏、商、西周）、春秋时，称“西戎羌地”。是《山海经》上说的“西海之南，沙流之东，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昆仑之丘”的西王母及古羌的发祥地。
秦初（前221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当时陇西郡（治狄道）实际控制着包括今湟源在内的青海东部地区。
汉为西羌无戈爰剑所居，谓之“湟中”。（《通鉴》：胡三省注湟水两岸之地，通称为湟中。《汉书·地理志》称湟中为羌中）。
神爵二年（前60年）设立临羌县，湟源属临羌县地，归金城郡，郡治允吾，今民和县下川口。临羌县治所，后置今西宁市西镇海堡。曹魏期间，因军事需要，县治移驻湟水北岸，今湟中多巴故城，始称临羌新县。
王莽即位后，始建国元年（4年），大改全国郡县名称，分金城郡地，设西海郡（治所在今海晏县三角城）。改临羌为监羌。王莽并在青海附近筑五城，以为犄角。环青海湖滨，分设驿站及烽火台。新筑五城，除龙耆城（西海郡治、即三角城）外，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湟源有古城二，一在菜子沟峡内，一在峡口。（今巴燕峡阳坡城和山城）。
地皇四年（23年）新莽政权崩溃，西海郡随之废弃，羌人复来占领湟中。
东汉（25年—220年）湟源仍为金城郡临羌县地。筑湟中、护羌两城。湟中（今湟源巴燕峡西小月氏城），护羌（今湟中镇海堡；一说今湟源茶汉素附近）。
三国（220—265年）魏黄初三年（222年）立西平郡，凭依西平亭，增筑南、北、西三城，以为郡治，辖临羌县，湟源属临羌县地。
两晋和平列诸国（265—420年），湟源为西平郡临羌县地。东晋十六国（317—420年），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等地方割据政权，控制了今湟源及其以东的湟水流域地区。
南北朝（420—589年），湟源先后为北魏、北周辖境。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改西平郡为鄯善镇（镇等于县），湟源属鄯善镇地。
孝昌二年（526年）改镇立鄯州（治乐都）隶西平郡，改临羌为西都县（治西宁），废临羌县，湟源属西都县。
隋（581—618年）开皇元年（581年）在石城山（今日月乡的哈城及大小方台）设石堡城，设戍屯兵。吐蕃人称铁刃城。改西平郡西都县为鄯州湟水县（县治在今乐都老鸦城），所辖包括今湟水流域，湟源为湟水县地。
唐（618——907年）划全国为十道，废西平郡，置鄯州都督府，为陇右道治，统辖吐蕃、吐谷浑等少数民族的军政机构。
鄯州管三县，为湟水、龙支、鄯城县。湟源为鄯城县地。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六月，唐许吐蕃互市，遂立碑于赤岭（日月山），以分唐与吐蕃界，命金吾将军李全监树赤岭碑。唐蕃分界碑，已出土，分碑身、碑额、碑座。今存湟源县博物馆。重十多吨、碑座龟形，碑身剥落，碑额上刻有日月形。
天宝八年（749年）经过多次反复较量，哥舒翰攻占了历史名城——唐西防国门石堡城。
肃宗宝应后（762年），湟源沦于吐蕃。
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沙州（今甘肃敦煌）汉人张义潮起义，恢复河西走廊，甘肃和今青海东部的鄯州及其所属的今湟源及廓州等地，又回到唐朝的管辖下。
五代十国（907—960年），青海东部，由吐蕃族的末人聚众自保，吐蕃贵族失去控制力量。
北宋（960—1127年）初，全国分为十道、二十二路，青海东部为秦风路，后改为熙河路。
宋真宗（998—1022年）时，唃厮啰地方政权形成，湟源为这个政权所管辖。
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改鄯州为西宁州，湟源为西宁州地。
南宋（1127—1279年）绍兴元年（1131年），金人势力进入青海东部地区，湟源一度曾为金人势力所控制。
西夏（1220年—1222年）攻占西宁州及其东南地区，湟源又为西夏所控制。
元（1227—1253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三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克西宁州，隶属甘肃行省，原二州（廓州、乐州）俱废，省入西宁州，湟源属元西宁州地。
明（1368—1644年）洪武元年（1368年）西宁卫城筑于湟源，三月后停工，洪武五年（1372年）改西宁州为西宁卫，隶六个千户所，属陕西行都指挥司（治甘州），湟源为西宁卫地。
宣德七年（1432年）十一月，西宁升为军民指挥使司，属陕西行都指挥司，湟源为西宁军民指挥使司辖地。
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东蒙古阿尔秃斯、亦不剌等率部从河套越过宁夏入河西走廊，进入青海湖地区，西宁遂有“海寇”之患，湟源首当其冲。
万历六年（1578年）在今日月山下野寺沟建成仰华寺，蒙古俺答汗在此封西藏高僧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称号，万历十九年（1591年）郑洛平定“海寇”烧毁仰华寺。
明末，湟源属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管辖。
清（1544—1911年）初，仍设西宁卫，湟源为西宁卫辖地。
雍正元年（1723年），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起事，曾以湟源南北古城、扎藏寺、大小方台（俗称丹津王营盘）等地为据点，进行过反清活动。
雍正三年（1725年），青海平定，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属甘肃省，以所属西宁卫地，设置西宁县（为府治），湟源属西宁县地。清王朝派钦差大臣正式祭海，先后在扎藏寺、东科寺会盟。
雍正五年（1727年）筑丹噶尔城，驻参将一员、千把总共三员、马步守兵三百五十名。
乾隆三年（1738年）筑哈拉库图尔城（今日月乡哈城）。
乾隆九年（1744年）经西宁道佥事杨应琚以丹噶尔路通西藏，逼近青海，为汉、土、回、藏、蒙古、准噶尔往来交易之所，因关要隘，设县佐一员，经甘肃巡抚黄庭桂奏准，以高台县主簿驻丹噶尔城。
道光三年（1823年）陕甘总督长岑，改游击为副将，以大通协为镇海协，添中军都司一员、把总一员、马步守兵二百五十名。又于日月山外察汗托洛亥及阿什汉水筑城两座。
道光九年（1829年）陕甘总督杨遇春以丹噶尔海藏通商，中外咽喉，汉、蕃、土、回、蒙古云集，事物繁难，奏请改任西宁县主簿为丹噶尔同知，设立丹噶尔厅，属西宁府。
宣统元年（1909年）丹噶人李旺等组织黄会，提出“扫清灭洋”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发动起义，为辛亥革命在青海高原打响第一枪。
民国2年（1913年），西宁府改为西宁兵备道，丹噶尔厅改为湟源县。
民国18年（1929年）元月一日，青海从甘肃省分出，成立青海省政府，辖西宁、大通、乐都、贵德、湟源、循化、化隆七县及青海蒙藏地区。同年，马仲英、马步元合伙屠城，湟源遭受空前灾难。
民国26年（1937年）最后一家洋行即英国仁记关门撤走，湟源从此结束了洋行参与控制湟源经济的历史。
1949年9月9日湟源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1949年十月至1978年9月湟源为省直属县。1978年10月9日，海东行署成立，辖湟源县。2000年湟源属西宁市。
超今冠古的高原大都
“都”在《辞海》中说“都，谓聚会也”。是说凡人、物、事流汇聚一起有很大吸引的地方可称“都”。
湟源，由于撑天柱地的地理位置和灿烂辉煌的悠悠历史，形成的人文元素和历史符号，使湟源一举成为西陲走廊入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而又为青藏高原冠名的“十二名都”而光彩照世，声名远播。
羌都，据中国古典百科全书《山海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处白之。其下有弱水，水环渊之，其外有炎火之山。”这里西海（今青海湖）流沙（今湖东沙山）赤水（今黄河）黑水（今黑河），弱水（今倒淌河）炎山（赤岭，今日月山），是说湟源地域是古羌西王母故乡乐土。又据《汉书》、《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临羌（今湟源）有昆仑山”、“近西王母所居处”。《西宁府新志》更明确指出：“昆仑山在县治（今西宁市）西北临羌县境内。”《青海通史》也指出“临羌今指湟源”。
鲁迅先生曾说过“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是说昆仑山与西王母有共存共荣、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通史》记载：“春秋时期的西方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宁县”。《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记载：青海湖在藏文化中有一个异名流传，即“赤雪洁莫”，可译为“万丈王母”，“万丈王母”就是西王母。《祭祀西海神考略》中有“西海神就是西王母”。《昆仑神话》中有“青海湖地区就是西王母的故乡”。《古籍和图书中记载西王母》中也有“湟水谷地的湟源……是西王母经常活动、巡游的地方。”民谣有“古羌乐，向东拓，西海边上建羌国。建羌国，王母坐，临羌地中有城都”。毋庸置疑这个“都”就是羌人首领西王母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
要都。湟源古为西戎牧羊人居地。西汉（前60年）始置临羌县。后魏废弃，改属西都县，为吐谷浑牧地。隋居湟水县。唐武德二年（619年）修筑绥戎城，属鄯城县。至德二年（757年）为吐蕃领地，北宋时为唃厮啰辖地。崇宁三年（1104年）始为西宁州地。后历金、夏、元三代，至明初为西宁卫地。正德五年（1510年）为东西蒙古族驻牧。雍正三年（1725年）划归西宁县。道光九年（1829年）分置丹噶尔厅。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湟源县，现为西宁市属县。
湟源路通西藏，逼近青海，边隘声息重大，又为羌、汉、土、藏、回、蒙古交易之所，为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政府）向西开疆拓土，历代王朝煞费苦心，长驾远驭，定国安邦，湟源就成为西陲政治、经济、文化的要都。为此选派了一批安边定策励精图治的封疆大吏，据《历代开拓西部人物选传》记载：西汉初年创设护羌校尉，东汉继续设置，邓训以仁、德、恩、信安抚羌人，是安边治陲的一位功盖一世的护羌校尉。唐时黑齿常之任河源军经略大使，在战乱隙，变荒芜不毛之地为阡陌连田，使各族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达到“内有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成效。清代首任抚边同知胡秉虔，是道光年间的著名进士，他学识渊博，清正廉洁，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治政经商，应付如流，对湟源民族贸易推向鼎盛的“环海商都”做出了特殊贡献。
随着“要都”的形成，使湟源经济得到进一步繁荣，更大程度吸引外地人口迁入，先进的中原文化也随之传入，加强了中央对边陲的控制，加速了湟源地区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疆土的完整。
喉都，湟源地处青海东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农耕与牧业地区交汇地带，是通向世界第三级——青海地区的咽喉，故历来称“海藏咽喉”、“海藏通衢”。
早在西汉神爵元年（前61年），将军赵充国进兵湟中，为保障汉王朝西部长治久安，即缮乡亭，浚沟渠，治湟峡（今西宁市小峡），过丹地（今湟源）到鲜水（今青海湖），史称“湟中羌道”。
东晋自建武元年（317年）以后，迁都东南，中原动荡，中国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原来“丝绸之路”西段，前后被地方封建小国割地，道路梗塞。商旅、使臣和僧人改道由今西宁、湟源、海晏、柴达木、吐鲁番到葱岭，纷至沓来，史称“丝路辅道”。
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已迁都洛阳的胡太后，派遣法僧宋云等去西域求经，沿湟水流域经今西石峡、药水峡到日月山，发现山色皆赤，遂命名“赤岭”，史称“求经孔道”。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从长安出发，经陇古，入鄯城（今西宁市），过丹地（今湟源），越赤岭（今日月山）……到逻娑（今拉萨）正式开创了“唐蕃古道”。
民国31年（1942年）由于滇缅国际公路被日军截断，国民政府决定修建青康、青藏公路，经有关专家实地勘测，决定青藏公路经湟源、共和、黄河沿、歇武达玉树。1944年完成了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公路，全长828公里。史称“青藏官道”。
无论“湟中羌道”、“丝路辅道”、“求经孔道”、“唐蕃古道”和“青藏官道”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修筑的109、315国道、青藏铁路，都通过湟源，湟源成为交通“喉都”是当仁不让了。
塞都。湟源自古以来就是“内控河兰，外御羌地”的战略要地，以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布局，据初步统计，按今湟源150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历代修筑古城22座，平均每七十多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古城，这在国内实属罕见，故称“中国古城之乡”。
有城之日起，汉代的临羌城、唐代石堡城、定戎城、绥戎城、明代西宁卫城、清代丹噶尔城、哈拉库图城，在防御中，固若金汤，唐代在陇右布防十个军中，当时湟源地区就设置了振武军、白水军、安仁军、神威军等4个军，足见此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从清代设立丹噶尔营、镇海协营，先后派副将14名、副总兵17名、参将7名、都司29名、千总4名、把总31名。据《西宁府续志》记载：兵部尚书岳钟琪之孙辈岳登龙曾担任过丹噶尔副总兵，足见其塞都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当世无双。
祭都。祭祀青海湖，是中华民族三大祭（即祭黄陵、祭孔子、祭西海）活动之一。
由于湟源地处青海湖东，享有“环青海湖国际贸易中心”之称的“环海商都”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富甲河湟。所以从清代以来所有祭海活动都在湟源举行，祭海大员包括嘉庆十三年（1808年）文渊阁大学士文孚，道光三年（1823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刑部侍郎、驻藏大臣斌良，民国13年（1934年）四大家族仅次于蒋介石的宋子文，民国28年（1939年）由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陪同兰州第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等到海祭祀，他们在青海湖祭海，后在扎藏寺、东科寺会盟，翻然落于湟源，成为祭海圣都。
庙都。据初步统什，湟源有庙宇70多座，是青海乃至西北庙宇最多的地区之一。故有“东寺西庙”之说，即湟中以东多为寺院，庙宇甚少；湟源之西，寺院不多，庙宇遍村。
湟源庙宇遍布城乡，但多集中在“两城一山”上。两城即丹噶尔城、哈拉库图尔城；一山即北极山。丹噶尔城内有庙宇20多处，故有“北庙南街”之说。哈拉库图尔城有庙宇13处，有“有庙无民”之说。北极山是湟北著名的“三教圣地”，有庙宇10处，气势壮观，故有“北极仙境”之说。
湟源庙宇中世界三大宗教及儒释道三教庙宇济济一起。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基督教的福音堂等，道教方面建有玉皇庙、无量殿、三官庙、三清殿、火祖阁、城隍庙、娘娘庙等。佛教方面有菩萨庙、三圣庙、圣母庙、释迦牟尼庙等；儒教方面有魁星阁、文昌宫、文昌阁、孔子庙等，在众多的庙宇中湟源还有青海乃至西北独一无二的鲜为人知的禹王庙、李道宗庙，为湟源庙都增色添彩，熠熠生辉。
商都。明末清初，卫藏、环海大量畜产品、矿产品、水产品、珍贵药材进入湟源。据《丹噶尔厅志》、《青海商业志》记载：年均羊毛500万斤、各类皮张30万件、青盐30万斤、湟鱼20万尾、大黄10万斤、鹿茸1700余架、麝香200余个。内地大宗日用百货绸缎、布匹、茶叶、陶器等输向湟源，交易银额达500万两，超过西宁六七倍，从而促进了青藏高原与中原腹地的经济发展，正是这种互补互利起中介作用形成的歇商、宁商、晋商、陕商、藏商、洋商把湟源原本不毛之地一举成为环湖地区大商都。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领事馆在中国西北旅行》一书中写道：“西宁丹噶尔（今湟源）是伟大的青海湖贸易中心，贸易如今达到非常大的规模。”《丹噶尔厅志》也写道“迄今商业发达，几成巨埠，岁输白金数十万，盛矣！”
文都。湟源包容了昆仑文化与蓬莱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原文化与河湟文化，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将昆仑文化、道儒文化、藏传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淋漓尽致地融和在湟源。据《青海教育史》中记载：汉族有私塾、义学、社学、书院；回族、藏族、蒙古族有经院；基督教有教会学校，各类教育担负教诲后生，皆成俊艾，启迪来学。据史记载：清代以来取得翰林1人、朝仪大夫1人、贡生l9人、廪生29人、庠生40人。民国期间，湟源学子就读内地清华、北大、金陵等高等院校达80多人，约占全省学子的十分之二，接受中等教育的约200余人，文运宏开，人才辈出，其中图丹吉美精通汉族、藏族、蒙古族三种文字语言，曾陪读过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代皇帝，清廷委任他为“西北宗教领袖”，成为藏传佛教的风云人物。名操全球的留法学子魏英邦，曾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和法学博士，著书立说多种，所译《草原帝国》等风靡全球。
艺都。清末民初，占天时地利的湟源，手工业兴旺发达，五行八作号称“二院八坊十四匠”。以木、银、皮、铁、石五项为大宗，日渐盛隆，其余染工、画工、坛工、窑工、毡工、缝工、口袋工，风速飙升，工力悉敌，多才多艺者四五百户，从业艺人约2千人以上，其中皮匠年均制作藏靴达l0万余双、股皮1万张、皮绳2000余根、羊皮10万余张，制作皮袄、皮架、皮肩、皮裤、皮袜、皮绣等约10万余件。铁匠制作的锅叉、马蹬、马绊、铁锨、镢头、斧头、马掌、藏刀约万余件。毛织品产出毛毡、毛口袋、毛褐等1千余匹（条），木匠制作木筲3千多个，木箱3千多只，并以木、铁、画匠倾注心血，综合制作的“湟源排灯”以丹青、彩笔、花卉、人物、山水涂饰，每逢元宵佳节，列街展出，灿烂辉煌，喜庆瑞祥，如今已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血都。自清代咸丰以来十多年间，湟源刀光剑影，攻城掠地。战乱不息，草菅人命。血肉飞溅，令人欲吐。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清咸丰以来，马文义屡集起事群众来攻丹城，同治三年（l864年）该马火烧城外民房百余处，杀死未及逃走老弱百余人，丹勇忍无可忍，奋起追杀该马被胁群众千余人。同治七年（1868年）马又裹胁群众2万余人，与丹勇激战六天，双方伤亡数千。战者荡然无余，惨绝人寰。
民国17年（1928年）反对国民军西进的马仲英，三次围攻河洲不下，遂率残渣余孽向青海转移，途经循化、贵德至湟中，一路劫掠烧杀，无恶不作。民国18年（1929年）正月初六，马仲英与驻军台站旅长马步元里合外应，将丹城攻破，两马大肆屠城，商团及团勇惨遭杀害，店辅居宅付之一炬，全城男女两千余人遇难，一千多人受伤，死尸横陈，血流成河，惨不忍睹，造成丹城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长歌当哭，欲哭无泪的大浩劫、大惨案。
食都。湟源由于商贸繁华，物丰民盈，绰有余裕，饮食质量，急速日盛，当时著名的“肉八盘”、“海八盘”、“四平碗”、“十大碗”、“十二齐”、“十三巧”，亦非罕见，外商大贾，交口称赞，一饱口福。更有韩羊头、马凉面、张馒头、颜酿皮、俞甜醅、王牛头、尹鱼儿、徐醪糟等八大名食，声誉日隆，远近闻名，号称“食都”令人馋涎欲滴。
吃食名都，实有丰富的物质资源支撑。据《丹噶尔历史渊薮》引自清光绪三十二年（l906年）记载：本地产粮万余石，境外进口麦面5千余石，青稞5千余石，大小米百余石，制作挂面50万斤，供应于市；上市的牛羊2.5万只，酥油1万斤，菜油50万斤；遐迩闻名的湟鱼供应量年达20万尾，陈醋6千多斤，酩
酉留 2千余缸，内地仅供达官显贵而丹地普遍食用的青盐30万斤左右。
湟源不仅有丰富的粮、油、肉、鱼，而且加上名优陈醋、青盐、酩酉留 （酒）。有一大批吃食巧匠，诸如名厨王尕有、张南安，精做细琢，独揽勺手，技艺精湛。湟源在青藏高原地区吃食方面，独特风味，大饱口福，远近闻名，名不虚传。
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
湟源人物，自清代以来人才济济，层出不穷，不论从事政治、商贸、军事、文教、宗教等等，有的成为左右青海地方事业乃至中国安危重大事变中的匡谋翼武，声腾极世的叱咤风云人物。有的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中更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忠义撑天，力挽狂澜，彰显了湟源人物爱国主义精神。其辉煌业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开疆拓土和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不世之功。可谓“生是英雄威震华夏，死为烈士名耀九州”。
参与政治方面：
黄会起义反清朝。清宣统元年（1909年）丹噶尔人李旺、西宁人董生贵与山东籍裴道人等秘密组织“黄表会”进行反清反帝活动。1911年五月，李旺从内地得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讨满檄文》提出“扫清灭洋”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张贴“皇告”，表达“我起义，杀洋人，灭满清，要恢复全中国”革命目的和任务，不到两年，会众发展到10万之众，遂定于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十五日正式起义。风声一出，西宁总兵惊恐不安，于是派副将抢先镇压。李旺，仓促应战，率三千多会众直赴丹噶尔，丹署同知拒城固守，会众冲锋陷阵死伤一半，转而向西撤退，重振旗鼓，然而李旺不幸被俘，其余逃散，起义告终。
事后，官署大为震惊，在丹噶尔、西宁大肆搜捕黄会成员，并由西宁办事大臣庆恕、总兵张定邦、道员胡孚骏、知府廉兴等组成五堂会审。李旺等起义成员宁死不屈，从容就义。黄会起义为辛亥革命打响了高原第一枪，也为辛亥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青海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壮而光彩的一页。可有“欲将热血捣黄龙，却为民国壮心酬”之说。
锦屏挺身乌斯藏。朱绣，字锦屏，青海湟源人。朱绣在二十七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西宁镇总兵马麒，为求其扩充势力，取得实权，礼贤下士，广招人才。民国三年，湖南人黎丹被马麒聘为幕宾，为其智囊团首要人物，旋即任为西宁道尹。一日，黎丹到道尹公署对门的乾泰茂购货，见朱绣手边多有进步书刊，即与之交谈，始知朱绣不但谈吐犀利，学识广博，通晓边事，志在抚边，且胸怀大志，见解不凡。乃劝其弃商从政，擢为道尹公署之随员。
民国7年(1918年)，道尹改为观察使，黎丹由马麒推荐，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海东道观察使，朱绣因缘时会，并得马麒赏识，朱绣亦倾心报效，为其奔走。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北边事，突然紧张，因英帝国主义乘机抛出所谓“西姆拉会议草案”，提出将西藏分为内藏、外藏之计划，企图将包括西藏、西康及当拉岭以北连同青海果洛地区划为“外藏”，中国政府在此不设官、不驻兵，允其独立。又企图将新疆南部，四川北部地区划为“内藏”，允其“自治”。并多次威逼北京政府签字，北京政府不得不征求各方反应，马麒首先通电反对，全国一致响应。民国8年，为了争取西藏当权者内向，北京政府即电咨甘督张广建，速派代表团进藏与达赖协商。黎丹以朱绣素怀经营边陲之愿望，且能言善辩，可为出使之材，遂保荐朱绣为入藏谈判特使，并经北京政府同意，委派朱绣为宁海镇守使署参军，张广建委为甘督军公署参军，甘督军公署咨议李业青，青海红教领袖古浪仓活佛等，组成甘肃政务代表团，于同年(1919年)闰七月二十九日由西宁经湟源启行，渡黄河，登昆仑，越怒江，冰天雪地，历尽艰苦，于同年十一月到达拉萨，与达赖、班禅及三大寺首脑，直接会面。朱绣以如簧之舌，真诚确凿之言，引证事实，陈明利害，挠曲枉直，经五个月之舌战，终于说服达赖等上层人士，正式表示“倾心内向”。民国9年(1920年)四月，朱绣等一行启程离藏，临行前，达赖设宴祖饯，并一再表示同谋五族共和，决心内向，希大总统从速派遣代表进藏，解决悬案。并给张广建、马麒等赠送了礼物，又回书马麒表示睦邻相处。当时，英帝国主义挑拨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的急先锋查里斯·柏尔，不得不在《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哀叹“1920年1月年间，中国使者（指朱锦屏）经西藏东部长途而至拉萨……淹留四五月后仍于1920年4月离开拉萨返回。自是中国在拉萨之影响渐大……中国使者设法腐化西藏与其人民之心使之反英。”同年七月朱绣到达西宁，汇报谈判结果，又往兰州谒见甘督张广建述职。朱绣以谈判胜利归来，不辱使命，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并颁发了“舌动山摇，日月相和”的匾牌。张广建亦拟委朱绣以重任，但辞而未就。马麒则“勇过聂政，功愈介子”，以藏事有功升朱绣为镇守使署顾问。因朱绣等出使成功，二三十年之间，青藏关系和好，交易便利，双方各族俱受边务安宁之福。而朱安边御侮之功，亦确立无疑。有“从此重联同种宜、汉藏共立中华旗”国士无双之说。
朱绣在藏谈判时，不仅昼夜操劳边务大事，而且为了再次与藏英交涉，故不惜重资与精力，详细调查了解，收集了西藏六十年来的外事与内政方面的重要档案资料，以后写成《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彭养光在序言中说：此书之成，实是锦屏“痛夷祸而忧故国之作”。故寄往《京报》，又由邵飘萍作序出版，颇引起各界注意。甘肃史家慕寿琪题以“杜牧罪言书，贾生痛哭声，王朴安边策，君皆与之并”之言，实非过誉。此外尚写有《海藏纪行》、《拉萨见闻录》等书，即被日本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后又西康在成都印刷。皆一时之新书，囊括四海，为谈边事者所据。
邑人状告马步芳。1946年，湟源人王子贞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工作。牛浈(青海化隆人)也在南京三青团中央团部，两人乡情友谊，经常来往，谈些有关青海的情况。对马步芳的暴虐统治，同感气愤。
是年秋初，牛浈拿来一份揭发马步芳的材料，由湟源人韩宝善执笔写成，委托冯云仙(杨质夫的爱人)来南京之便携来，出享堂时，冯将这份材料装在内裤里，是冒着一定危险的。牛浈提出在这次制宪国代大会上散发，把马步芳的丑恶嘴脸暴一次光。
王子贞、牛浈将这份材料，作文字修订，以青省名为《控告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印刷为了隐蔽、不漏事端，用青海省一百数十万人民的名义，在南京市鼓楼后面一家小印刷店印的，装订成小册子，印版全部毁去。
在这年秋举行的制宪国代大会上，牛浈被派为在会工作人员，他超手过招，趁机带出千份代表名册，把印出的小册子分别装入信袋。信袋下款印“青字三十六号信箱”。
所有的小册子，除从邮局分寄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国民政府各院、部，各省政府、各大报社并青海省政府、各厅、各县政府、甚至于给马步芳也专寄去了一册，意在揶揄。散发国大代表的部分，数量最多。
在这次制宪国代会上，出现控告马步芳，无论会场内外，震动很大。消息传到青海，有如晴天霹雳，人们交头接耳，互传喜讯，以为马步芳要垮台了。
马步芳其人，不仅残凶狡猾，刚愎自负，曾公开说过“青海老百姓的切刀跟不到我”。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会受到这样一次打击，无不汗颜。据说一时震恐万状，情绪非常低落，约一周的日子里，成天睡觉，发脾气。后来他专电蒋介石、陈立夫，意在试探蒋的态度。蒋、陈等以时值反共进入高潮，正用得着马步芳卖力的时候，便复电“为政之难自古皆等”劝慰，马步芳情绪才逐渐好转。
后来马步芳命令部下密查，申令如获得证据，立即逮捕，包架飞机押回青海，但南京不是他马步芳的权力地区，这件事他是查不到证据的。马步芳本欲穷追到底，斩草除根，但马步芳最终不能称心如意。谁知这件大快国人和青海老百姓的是湟源人不避斧銊，冒着生命告的状。
商贸交易方面：
惊世创举话“歇家”。歇家是汉回与蒙藏民族商贸交易中的中介商，它是清末民初湟源得天独厚的民族贸易产物。以李耀庭为首的四十八歇家及七十多藏客在商贸交易中凭着自身的优势，发家致富，成为左右地方公益事业和地方安危重大事变中匡谋翼武、声腾一时的叱咤风云人物。
李耀庭，字献臣，青海湟源县李大村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困，瓮牖绳枢，家徒四壁。光绪十四年(1888年)父辈先后去世，即弃农经商，以刁郎子为业，后经人介绍，先到乾泰永商号当伙子，后又到米舍力哇川商家当差。李勤奋自学，精明能干，逐渐得到东家米的赏识，遂给以本钱，允许去牧区经营，不数年，在海晏、天峻、共和等地办起牧场，圈有大量牛羊及马匹。李脱离米家，自起炉灶，头角峥嵘，信誉昭著。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成为丹噶尔48歇家之首。
李跻身于歇家，起初充当蒙藏商业贸易的代理，又为蒙藏商贸提供债务担保，并为丹噶尔抚边同知署衙对蒙藏商贸使行稽查和监督职能，后来由代理发展到直接经商，成为独立商。京津洋行深入湟源，又成为洋行代理，具有买办特征，洋行撤走后，励精图治成为自由贸易的民族资本家、藏客。
当时湟源是“环青海湖伟大国际贸易中心”、“西北民族贸易中心市场”、“外国商行在西北重要采购市场”，几乎独揽西藏、环海牧区生意，不仅内地商贾云集，而且英、美、俄、德、土等外商亦来设立洋行。李以人熟、地熟、行情熟、精通蒙藏语言，与牧区蒙藏王公、千百户部落至深交情。凡蒙藏牧民驮运来的羊毛、皮张等，除零星出售少许外，全部交给与己有联系的歇家，再由歇家介绍出售于洋行或住庄客商，有时直接由歇家收购，歇家囤积居奇，按照市场的供求变化，适时抛出，赚取更大利润。同时，李以自己所掌握的物资，挟制外商，故洋行、山陕京津等客商，必须委托当地歇家，每年春夏先预付巨款或茶布粮食前往牧区预定，秋冬交回羊毛皮张。蒙藏牧民经歇家中介，将皮毛等销售后，又托歇家买回自己所需的青稞、面粉、挂面、茶叶、馍馍、布匹等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有的由歇家直接供应，有的由歇家从市面买进后转手卖给牧民。这样，歇家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不仅是蒙藏牧民经商的代理人，又成为洋商贸易的代理人，还从洋行外商、蒙藏牧民两方面赚取丰厚利润，这就是李耀庭广开门路，生财之道。
民国2年(1913年)前后，李以六万元银币的资本，在西宁开设德恒盛商号，又以十余万元银币的资本，在湟源设立德兴诚商号，由其长子李增芳负责，专营皮毛生意，次子李增兰在天津坐庄，专营皮毛等畜产品出口生意，其商务活动从西藏到京、津，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人称“李百万”。
李耀庭经商西藏，大约在民国10年(1921年)至民国25年(1936年)原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黎丹组成西藏巡礼团，前往拉萨考察时亦请他结伴同行。上个世纪30年代，藏商队伍逐渐扩大，李眼看藏商生意兴隆，获利可观，遂不避路途艰辛、长途跋涉之苦，跃跃欲试，以展雄图。
李进藏时，采办的主要商品是以骡马为大宗，其次是生活用品，有湟源陈醋、牛牦毯子、威远烧酒、陕西红枣、柿饼及景德镇龙碗，还有少量枪支，名为自卫枪，领有护照，但至藏后，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湟源至西藏行程约6000华里，行程近四个月，路途遥远而艰难，途中骡马及货物损耗亦属不小，但只要平安进入西藏，获利也巨。以大宗骡马为例，在湟源以白洋三百元购进的，到西藏只要顾主看中，可以卖到白洋一千五六百元；再如烧酒，每市斤约合白洋三角，而售价一盅(约二两多)酒可卖白洋五元。酒、醋是用木稍包装，待运至西藏，其消耗已在一半以上，但其利润不谓不可观。李返回时，运往内地的商品仍然以民族用品为主，如氆氇、藏香、经卷、金线、水獭皮，名贵药材藏红花、斜布(俗称藏斜)、皮鞋等。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遂以手表为大宗，手表体积小，便于携带，以罗马表为主，是5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鲜货，获利很厚。
李到西藏做生意，深受藏人的喜爱和尊敬，藏人称为“西令巴”，认为是佛祖宗喀巴的娘家人，颇受青睐，藏政府特别允许可在西藏购置房地产，办理出境(如印度、尼泊尔)手续也及时方便。
李耀庭次子李增兰在天津坐庄，专营皮毛出口生意，遂在当地商界首拔头筹。人称“李二爷”，是天津商会会长。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16年(1927年)西宁羊毛一直稳定在每百市斤银价十五六两，运至天津费运三四两，纳税三五钱，共计成本20两左右，而天津市场羊毛银价达四五十两，利润超过100％，甚至举高不下。
李以湟源为商贸中心，弹力经营，西从环海到拉萨与印度、尼泊尔贸易；东至北京、天津与欧美商行直接经商。在万里商贸线上，立马昆仑，驰骋中原，其经营地域之广、商品交易之大、经营投资之多、双方获利之巨，在国内商贸界独树一帜。
军事将领方面：
抗英名将魏启明。湟源县人，清道光六年（1826年）由行伍随固原提督杨芳讨平张格尔。七年（1827年）在沙布都尔庄，神兵天降阿尔巴特，敌顿时溃逃，启明乘胜夺路，冲锋陷阵，屡有战功，赏戴蓝翎。启明敬官有素，勤事不渝，十年四月（1830年）授赤金营额外委，时浩罕安集延夷匪纠众围攻噶什城，启明遂大臣札隆阿守城御敌，身先士卒，拔旗先登，纵横电扫、虎穴深探，顿荡群酋，望风归附，城赖以全，事平叙功，命以千总超补，换长翎。十二年（1832年）任甘肃提标前营千总，十三年（1833年）补西宁镇左营千总，历久无虞。二十一年（1841年）英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大肆进犯浙江，气焰十分嚣张。启明请缨，随大军协剿。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与英军在慈溪之大宝山战斗中，率军奋战，杀伤大量的英国侵略军后，被围困七日，弹尽粮绝，仍不屈不挠，英勇牺牲。启明英雄事迹，国人无不赞叹，湘南雨民先生的《卸侮烈士诗》中有《题咏西宁三首·魏千总启明一首》中颂道：“喀什城边挫敌锋，堕台不令敌城中。东业壮气浑难遏，剩有盈腔热血红。”可见“古之名将，无以加焉。”
静安护送刘志丹。1924年初，北伐战争酝酿已久，国内各派力量，急促分化，成为北方——即北洋军阀和南方——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尤其从1926年起，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战争，这次战争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基础，1926年从广东出师北上，很快发展到长江流域。在国共达成合作之时，1925年，湟源人张静安在冯玉祥二集团军四路军马鸿逵名下，当骑兵警卫营营长，驻防西安皇城(后改为红城)。总指挥马鸿逵给全军训话，正式宣布国共合作，共同北伐，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并介绍冯玉祥集团军总部派来的政治处长刘志丹。事后张从马鸿逵那里知道刘志丹处长是共产党，政治处还有好几个也是共产党员。在驻防宁夏时，就已知道刘志丹名声很大，领导穷人闹革命，占领了陕北十三个县，但和马鸿逵的关系并不太坏，互相照顾，还有来往，陕宁交界处的盐池县，马鸿逵和刘志丹都派有县长，甚为亲近，马鸿逵把所产之盐，大多送给刘志丹。现在国共合作，冯玉祥派刘志丹给四路军马鸿逵当政治处长，显然是有历史根源。
刘志丹为人勤俭好学，大半与马鸿逵相处，其余时间则访贫问苦，但从不入百姓之家，只在田间地头，宣传革命，经常讲的是实行三民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等革命道理，军民都说他是一个好官。
1927年北阀将要胜利结束，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及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再加上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国民党得以屠杀革命者，造成“清党事件”，国共合作，遭到彻底破坏，北伐事业，也被中途夭折。
当时对“清党事件”，国民党汪精卫、蒋介石、冯玉祥的态度各不一样，汪蒋对共产党血腥镇压，斩尽杀绝，而冯玉祥一面服从国民党中央命令，清除共产党员离开军队，一面采取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的办法，未曾屠戮。
刘志丹当时已随军驻守湖北省边境的白桑，马鸿逵奉到“清党”命令之后，即召见刘志丹，说明情况，然后设宴送行，将张静安叫去亲自交代任务，并派武装骑兵一连，精悍骨干约六十余人，连夜护送刘志丹前往安全的洛阳。
当夜，刘志丹轻装简从，一无家眷，二无行李，只带挎包一个，不带武器，遂即由张静安人马护送，刘志丹也跃身上马，连夜北上。临行时，马鸿逵再三吩咐张静安一路小心维护，不得发生任何事故，一旦送到洛阳，立即返回复命。护送刘志丹一路上风餐露宿，昼夜兼行。骑兵前后各派三十余人，刘志丹一定要和张静安并笼而行，不使分开行进。他态度乐观，谈笑风生，毫无颓废气象，亦不谈时局政治。急行三日两夜后，始达洛阳火车站。上火车前，刘志丹与张静安等一一握手，只说“后会有期，前途珍重”，并奖给全连护送人员银币伍拾元，还说“这点钱大家喝碗茶吧，本想给每人买双鞋，但钱不够。”于是一一告别，上了火车。
刘志丹身处险象环生白色恐怖之中，湟源人张静安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将刘志丹平安无恙护送到目的地，这为刘志丹以后开创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国勋抗日捐躯。李国勋，湟源县申中乡李大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民国24年(1935年)七月应征参加湟源民团。
“七七”事变发生后，湟源民团被编为骑兵暂编第一师第三团，李国勋继续担任营长之职。
民国26年(1937年)九月一日，骑兵暂编第一师从西宁出发，奔赴抗日前线。东进途中，于民国27年(1938年)四月，在完成保护西荆公路(西安至荆州)，确保华中地区军事物资运输供给任务中，与师所属部队，参加了进剿长毛老道妖匪的战斗，一举全歼匪徒，受到西北行辕通令嘉奖。
民国28年(1939年)秋，在执行河南省周口至槐店的河防任务中，李国勋奉命驻守万寨。万寨虽一弹丸之地，但在当时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上级命令：万寨决不能丢失，守防将士要与阵地共存亡。为了保住战略要地，在驻守万寨的日日夜夜，他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决心歼灭来犯之敌。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依靠群众，征用民间古老防守寨堡的大小土炮，组织精于炮术的老手，组成抗日土炮队。为了解决弹药，发动群众，收集破铜烂铁，将破铁锅砸碎后的渣粒作为土炮弹药。抗日土炮队与李所部分别部署在主要渡口和据点，严阵以待，防御来犯之敌。一天拂晓，二十多只汽艇，满载全副武装的日军，由黄泛上游顺白马河(周口北)进入贾鲁河与黄泛会合处，上空有飞机掩护，汽艇强渡黄泛，当敌军靠近万寨时，李国勋一声令下，抗日土炮大显神威，鬼子兵的汽艇一遇土炮喷射出的铁渣，即泄气沉没，补救无法，二十多只汽艇，一百余名日军，全军覆没。告捷后，上级对李营全体官兵通令嘉奖，并予慰劳。同年9月上旬，李国勋营参加豫东淮阳第一次战役(孔庄附近)，任务是渡黄泛北袭击淮阳(陈州)县城日军，策应友军袭击开封附近之敌。李营进至孔庄。(距淮阳城十五华里)构筑工事，翌日拂晓，日军以优势兵力，密集火力，向李营阵地进攻，激烈战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因日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且以重炮猛轰李营阵地，李国勋营长被炮弹击中壮烈殉国，连长赵清心、排长郑成功、郑成仁兄弟(均系湟源人)等亦相继阵亡。李国勋营长牺牲后，旅部派员去万寨搬运遗体时，当地老百姓已以盛仪埋葬，并说：“李营长是个好营长，他的遗体不能搬走，要留着让万寨人世世代代纪念他”。情极感人，只好顺从民情，让忠骨永留万寨。在万寨，由当地民众发起举行了盛大的“抗日骑兵师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并立了纪念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及青海当局都有悼念唁电，家乡湟源县也召开追悼会，隆重悼念李国勋营长及抗日阵亡将士。
文化巨匠方面：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甘肃省颁布了部檄《乡土志例》。令省属各府州县编纂乡土志。经丹厅选用知县靳学书推荐，新任厅同知邓尔康委邑鸿儒硕学之士杨治平纂修。杨氏即从王矩南那里要来光绪初年辑成的《乡土志》残稿，用其材料，并搜集补充，按《乡土志例》要求，于同年冬辑成初稿四十余页，约万余言，名为《丹邑新志》。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甘肃省成立“通志局”，通令各地编修《乡土志》，催逼公文纷至沓来。新任厅同知张庭武正在为难之际，靳学书又以《丹邑新志》稿呈之。张见其稿虽依部檄《乡土志例》叙次而成，但觉得与新颁《通志》条目未能和谐，又邀杨治平重新编辑，并组织人员协助。杨治平乃远绍史传，旁稽存档，广为搜罗，补充修改，昼夜辛劳，寒暑如一，至次年六月脱稿，名为《丹噶尔厅志》。
《丹噶尔厅志》尚有许多特点：如将建制沿革与历史大事合为编年体大事记，略古代，详清代，记事简明，条目清楚，起到了提纲挈领作用。在《政绩录》中，对本地历任文武官职，凡能御边固篱，抚治有方，为官清廉，躬行善政，筑路修桥，创设书院，造福于人民者，均予褒扬，且能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在《兵事》中，对雍正时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同治、光绪间回民之反清，记载详尽。撰者虽站在清王朝立场上记叙，但所叙史实，对研究清代青海之军政、商贸、民族、宗教等仍可供参考。
《丹噶尔厅志》比《丹邑新志》篇目增多，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记载详尽，且能“因地制宜，各有所重”，如实地记载了清代丹噶尔的自然和社会风貌，成为湟源乃至青海第一部宝贵的方志著作。治平还撰写了《青海开设新省政策》、《戊申夏对礼部来谕逐条案》、《乡土志列目》、《史论草本》、《地学浅释》、《西学杂抄》、《天文略歌》等64部240余册，近二百万字。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治平也盛名见高，故称“陇上名士”。
著名文士石殿峰。湟源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自幼勤奋好学，文思敏捷，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报章杂志手不释卷。藏书三千余册，是个知识渊博、学富五明、一专多能的饱学之士，名气更盛，为解放前青海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之一。廖霭庭先生称赞其为四十年代青海不可多得的文学家。国画大师于佑仁先生曾赠言“古石生灵草，长松栖异兽”。石殿峰除专长文史外，酷爱音乐、民间曲艺。在湟源县立小学时，曾从盲艺人尤仙学习三弦。抗战以后与著名音乐家王洛宾作歌，由他写词，王谱曲，创作了不少新歌曲。四十年代初(1943年)，在麒麟公园(今称儿童公园）参加了艺术研究会(1938年原名为青海省文艺观摩会)。此会除正副会长各一人、指导员10人外，委员有赵永鉴、丑辉瑛、丑辉瑗、王洛宾、周宜遵、周宜逵、方之南、张之纲、王海天、李万霖以及有名气的书法家刘冬森、李德渊、马余三、丁元杰等。由石殿峰、宋守义分任《艺林》期刊正副编辑。
1943年，四十集团军正式成立之日，马步芳为了炫耀声势，专门组织了写作班子集中于乐家湾，其中有艺术研究会的成员，还有王云阶等新聘成员。除了编写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词曲外，还大量收集了改编的民歌、地方曲艺，出版了一个专辑。石殿峰填写了“五更词”、“牡丹到处香”等歌词。曲调是民歌原有的，当时在西宁古城曾风靡一时。去乐家湾之前，王云阶还改谱了民歌“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调，由石填词写成《四季歌》，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传唱大江南北，流行国内海外。这首《四季歌》，通过时序的延续，展示了大自然四季多姿多彩的美好盛景，并以此为依托，表抒了年轻女儿纯真热烈的爱情，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佳作，后来还搬上电影屏幕，颇受观众喜爱。
著名学者魏英邦。生于民国2年（1913年），湟源县人，自幼聪慧好学，孜孜不息，学习成绩，一贯优异。在兰州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学习。后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专心攻读中外哲学名著及史学，获学士学位。
1934年，由青海省玛沁县拉加寺香萨活佛介绍，曾于庐山晋见蒋介石，获其嘉许，并准予公费留学。于同年即至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毕业后留在巴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工作之余，集中精力，钻研多方面的学术著作，汲取了广博的知识并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翻译好多部法文、俄文的著作，得到了当时法国一些学者的好评。1940年，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1948年，又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并由巴黎大学的法学院及文学院颁发了法学及文学博士的学位证书。
1950年，他在异邦听到祖国的解放，成立了新中国，非常激奋，怀着一片赤诚的报国之心，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回国，即获得允许。1952年7月人民政府将回国路费汇往法国。九月间他辞去了巴黎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毅然回国，结束了旅居异邦十九年的生活。
回国后即被分配到北京翻译局担任翻译，为法文版的《人民中国》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专著。1958年调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蒙古史。1959年以下放的性质调到宁夏大学任教，并兼图书馆主任。当时因国外关系，受到了冲击。1976年从宁夏大学退休，返回西宁，由青海师范大学聘至外语系教授法语。继而转至青海民族学院任教。后又接收兰州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聘请，至兰州专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工作，翻译了许多法文有关敦煌学的论著。后因年老体弱仍回青海民族学院居住，他仍然孜孜不息进行学术研究及翻译工作。1991年病逝于青海民族学院，享年78岁。
英邦先生半生治学，始终无懈,除翻译外文著作及撰写论著外,还通晓法文、俄文、藏文等,在国内外堪称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翻译的主要著作有：《草原帝国》(法)勒尼·格鲁塞著、《尼泊尔史研究》(法)列维著、《西方伊斯兰教史》（俄）伯列也夫著、《拉萨僧诤记》（法）戴密微著、《论格萨尔诗中的史实问题》（俄）策丁·达木丁苏仑著、《藏语文言语法》（法）让·巴戈著。其他尚有《越南汉文古籍录》、《朝鲜汉文古籍录》、《俄罗斯文学史》等。
英邦先生自撰的著述有：《边事论文集》、《解放前青海五十年大事记》，他还撰写了十余篇有关民族、宗教、语言方面的论文。以上英邦先生的译著，如《草原帝国》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尼泊尔史研究》等已在报刊上发表，风靡全省，全国、全球，为当世杰作。
著名宗教人物方面：
湟源东科寺是一座古老的黄教寺院，约在明弘治元年（1488年）前后由东科尔一世达哇坚赞创建于西藏安多地区，又名桑钦多杰林。后至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世东科尔嘉木央嘉措经青藏汗王固始汗同意东迁，并给予土地，来青海德木尔卡（今湟源县）又修建了东科寺（丹噶曲科林）。历世东科尔即为东科寺寺主，亦即该寺的“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为“圣人”、“有福者”，汉族称“活佛”。清代以这些封号授予藏、蒙古地区佛教大喇嘛，以此荣宠，成为最高活佛，至1984年已相继转生十三世。其中湟源籍的东科尔活佛4人。
在湟源籍4人中，其中在国内佛学界著名的有九世东科尔和十一世东科尔。
九世东科尔称图丹吉美嘉措。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出生于拉格温地区(今湟源地区)。幼时到塔尔寺求学，于曲藏仁保且出家并依次受比丘戒。在圣藏康巴尊者座下学习多年，由于聪明好学，蒙古、藏、汉文颇为精通，佛学造诣亦深。道光年间曾赴京朝拜过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又奉召前往北京学医。其后，先后得到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皇帝的召见，受到了其他活佛未曾受到的礼遇。上述四个皇帝给图丹吉美嘉措授予“掌印喇嘛”之权，委以西北宗教首领之任，历时三十六年。在京期间曾先后十三次去蒙古讲经，并曾奉旨去几个省讲经“求雨”，祈祷国泰民安。光绪九年(1883年)圆寂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遗体迎回东科寺后，经贴金粉饰乃供奉于佛殿。
十一世东科尔罗藏久买次成嘉措，又称崔伯嘉措。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巨里格加桑，从师于塔尔寺活佛贺什清叶谢嘉木措，聆听了显宗、密宗教规，聪明好学，经两年多时间的学习，既已掌握经典要义，众僧称为活佛中的秀才。适逢十三世达赖来塔尔寺，召见时，罗藏久买次成嘉措因深通经义，答辩如流，颇受达赖称赞。他十五六岁时已有藏学、佛学研究著述，现在化隆县德扎寺存有其著作刻版，又在藏传佛教中美称“奇才”。
曾随十三世达赖进京朝拜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颇受太后、光绪皇帝赏识。又与达赖同赴佛教圣地五台山，受到达赖的灌顶与受戒。宣统元年(1909年)圆寂于东科寺。
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历史的发展，又造就了杰出的人物，可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诚然湟源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个人的阶级与政治归属迥异，贡献与业绩虽有不同，有的还有一些过失，但他们都是湟源、青海乃至中国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一代英才，他们的光辉业绩闪光足迹，犹如勒石铭金，功盖日月，永垂不朽。他们对民族和国家拳拳忠诚之情和热爱之心，对事业执著的追求精神，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与史书同在。我们应当以湟源历史人物和当代献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为开发建设新湟源、新青海，建设社会主义小康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任玉贵，青海昆仑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湟源文化顾问。研究方向：昆仑文化河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