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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美国记者眼中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他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为了能多拥有几本何伟的签名书，中学生方梦（化名）已经是第二次开口向坐在她一旁的《方圆》记者借钱了，而在这两次借钱之前，两人互不相识，“但是为了何伟，我也只能厚着脸皮了。”方梦红着脸对记者说。
在这场主题为“异国的观察者和写作者”的活动现场，我们会很容易理解方梦的“狂热”。听说为了降低现场的室温，承接活动的地下剧场原本准备了不少电扇，但是后来为了能多腾出空间来站人，主办方索性关掉了电扇。距离活动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剧场的各个角落就早已被人填满。
所有人都在等待何伟先生的出场，他是来自美国的非虚构作家，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他的原名、英文名叫Peter Hessler。
变化着的中国
上世纪90年代末，何伟作为志愿者来到中国，在重庆东部的涪陵从事支教活动，并在那里开始了他认识中国、书写中国的历程。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美国记者眼中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他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为了保持观察世界的视角，捕捉变化发展的新事物，何伟与妻子张彤禾（著有《打工女孩》一书）定居埃及已三年。他这次从埃及报道现场来到中国，是为了宣传他的新作品集《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里面收录了他10年间在3个国家里记录下的24个故事。
听到主持人宣布“有请何伟”，方梦和所有人一样从座位上直起了腰伸长了脖子，她一边观望着，还不忘一边跟我感叹：“太激动了，你能相信吗？他甚至吃过老鼠！”
这也是记者第一次见到何伟，他穿着格子衬衣、军绿色休闲裤、登山鞋，肩上还背着个双肩包，风尘仆仆的样子。人们热烈欢呼他，他却没有报以回应式的微笑，脸上的表情让人说不清楚，不是严肃，多的是几分游离。
何伟似乎话很少，不太习惯被看做主角，现场气氛需要主持人和嘉宾刘瑜的带动。看得出来，人们十分喜欢看他一脸惶惑地用“含着枣核”一样的中文回答问题。尤其是碰到某些敏感的词汇，他词不达意的“接招”会产生意外的幽默效果。比如有人问他新书名字为何叫“奇石”，是否意在影射中国的一些怪现状，他回应说，“只是觉得‘奇石’的英文发音（Strange Stone）比较好听”。
读过何伟书的人都知道，他本人并非像现在这般驽钝。14年的中国生活，使得他也学会了一套“混”的本领。他在《奇石》中提到，“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有一点创造性口吃”。——这是他观察人的方式，他发现这种说话的样子似乎更有利于拉近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距离。他也早已学会如何给人递烟，陪人喝酒，在上次由GQ杂志主办的演讲活动现场，他讲究地穿上了西装、打上领带，换了一双锃亮的皮鞋。
在这种场合，何伟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个受访者的角色，就算是在活动现场，他也不忘拿起笔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记录着什么。遇到感兴趣的问题，他会反客为主，问记者喜欢他书的理由是什么；在了解到主持人曾在美国学习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问对方看待美国的视角是否随着这段经历发生了改变。
比起接受采访，何伟似乎对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更感兴趣。这次的中国之行，他也时刻感受着中国的变化。
例如，2007年，何伟离开中国之前，那时还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同他讨论过“非虚构写作”的问题，然而这次回来，几乎所有人都向他请教非虚构写作的问题。他认为如今的中国有很大的非虚构市场，同时也感叹道：“原来有这么多爱看书的年轻人。”
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何伟看到了越来越具有反思精神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反思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社会是怎样的、道路是怎样的、未来是怎样的。”何伟说，对比之前他在《江城》中曾提到过的中国人普遍的集体主义的思想，中国已发生了不能小觑的变化，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年轻人个人主义意识的觉醒，将对中国的前途会有很多影响。
“垃圾清洁工是我最好的老师”
“他穿得有趣吗？走路的姿势如何？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何伟的这种形似社会学调查的写作手法，要得益于父亲从小对他的影响。
1969年，何伟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偏僻的小镇，他的父母都受过很好的教育，父亲是当地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母亲则是一名历史老师。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父亲就会带着他参加访谈活动，而这些访谈的地点往往非同寻常：监狱、精神病院、乡村诊所。
父亲总是对于他所约谈的那些人抱有极大的兴趣。在何伟的印象中，父亲跟谁都谈得来，尤其乐意与各种个性鲜明的怪人交谈。“如果有工人上门服务，等业务做完，父亲便早已对其生平经历了如指掌。”何伟说
童年时期，只要父亲和何伟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事可做，他就会随机选中某个人，问何伟在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观察到什么。这种对人物的长期关注以及等待故事自我展开的社会学研究方式，后来成为何伟描写中国的主要优势。
何伟尤其喜欢那些感觉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们，移民、迁徙者、探险者、逃离者之类的人物总是吸引着他，因此他坚持着异国的写作，最近三年，他一直住在埃及，因为他对埃及的政治变革十分感兴趣。
在埃及和在中国一样，他不喜欢采访那里的精英，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大都不太愿意跟很笨的外国人谈话，而农村来的人对他反而更有耐心。
媒体人陆晖也同意何伟的这种做法，“根本不找那些很难采访的人，而是随便在路边遇到几个人聊一下，然后来写。”陆晖说这是他最佩服何伟的地方。因为“他总是能够在非常平常的细节中找到象征意义的、符号性的东西来把握整个中国”。 “为什么美国读者会喜欢从何伟的书中去关注中国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是因为这些细节包含丰富的象征性，能够感受到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向何处去。”陆晖说。
但是作家刘瑜作为“知识精英”向何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底层的精神世界真的有那么奇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吗？她认为，对于没有接受过另类信息的普通人来说，他们观念的狭隘是一种很朴素的东西，不应该表示特别的鄙夷；而对于一些用无知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人，则不应抱以同情和理解。
对于刘瑜的疑问，何伟并未给出直接对应的回答。比起从理论上进行反复的论证，他更习惯讲一段故事。他说他最近一直会想到在埃及遇到的一名垃圾清理工，这名清洁工是一个不认字的文盲，但他却有极好的听力和极强的观察力，他能够根据捡来的垃圾分辨主人的职业和收入。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和何伟这个外国人交谈。听说何伟懂中文，那名清洁工还拿着一个写了几个汉字的药瓶来请教他，何伟告诉他，那是一瓶伟哥。“他是我最好的老师，他将成为我正在写的埃及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何伟说。
就是在这个垃圾清洁工身上，何伟看到埃及普通人与上层社会的分离。“他没有政府提供的保障，没有正式的工作，没有稳定的合同，靠从废品里回收的东西以及人们给的小费生活，当然小费也是不稳定的。他一辈子没有生活在系统里，和政府的联系微乎其微。”何伟说，与“即便是吃一顿可口的老鼠佳肴也会被政治搞得乱七八糟”的中国不同，在埃及，就算是在人口众多的区域，政府部门也很少，人们仍然信奉传统的部落社会，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反应也不是找政府，而是问部落领导人。
对何伟而言，与其纠结于探讨关注小人物是否有价值或者意义，不如多花时间和打工者、工厂老板们在一起，去继续写他们的故事。他始终认为，底层才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源动力。
更乐于记录他的客观感受
采访了中国那么多的工人、农民、生意人，写了那么多直面现实的书，何伟总也逃不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是否想过为所观察到的社会做一些事情？
何伟认为，界定他的视角到底是一个无关的观察者，还是一个同样身临其境的参与者，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在写到一些人物时，希望描写我们交流互动的方式，以及让我们具有痛感和分歧的那些事情。有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中国人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与我交流，让读者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何伟坦言，他其实更看重观察与记录的一部分，即使身在其中，他也更乐于去记录他的客观感受，而非主观想法。例如他写过的他在菊儿胡同里居住的日子，那些他每天听到的，胡同里各种叫卖声里蕴含的乐感。他会下楼去买油盐酱醋，到了冬天甚至还会买回来一串大蒜。他甚至还学会从自由经营的废品回收者身上挣点钱用，他卖过一本画满圈划痕迹的手稿，挣回来一些钱。
至于他书写的那些人，从四川前往深圳打工的艾米丽，在浙江教书的威廉，在雅宝路做黑市货币交易的波拉特……他把他们自有的活法写得淋漓尽致。
一些读者尤其关心波拉特移民美国的计划到底成功了没有，何伟告诉他们，他最后一次见到波拉特是在3年前了，他现在是美国公民，在华盛顿，过得还可以，在美国一家汽车公司工作着，有收入、保险，只是没有结婚，有点孤单。
何伟说，在中国，他经常有这样的感觉，他不需要提出什么意见，人们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以前写过一个工厂工作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她要找工作，就去跟工厂的老板谈。在遭到老板的拒绝后，姑娘坚持站在那里争取着，经过她20多分钟的软磨硬泡，老板竟真的答应了给她工作。待小姑娘走后，老板对何伟说，能看出来，这个小姑娘很有能力，能办事情。
何伟看着这个小姑娘，觉得需要帮忙的反而是自己。“如果这个小姑娘做我的代理人，我的收入可能高多了。所以，我来这里很简单，我是个观察者，这就够了。我在这儿的责任是观察和记录。帮助这些人，不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何伟很认真地说。
为了能多拥有几本何伟的签名书，中学生方梦（化名）已经是第二次开口向坐在她一旁的《方圆》记者借钱了，而在这两次借钱之前，两人互不相识，“但是为了何伟，我也只能厚着脸皮了。”方梦红着脸对记者说。
在这场主题为“异国的观察者和写作者”的活动现场，我们会很容易理解方梦的“狂热”。听说为了降低现场的室温，承接活动的地下剧场原本准备了不少电扇，但是后来为了能多腾出空间来站人，主办方索性关掉了电扇。距离活动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剧场的各个角落就早已被人填满。
所有人都在等待何伟先生的出场，他是来自美国的非虚构作家，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他的原名、英文名叫Peter Hessler。
变化着的中国
上世纪90年代末，何伟作为志愿者来到中国，在重庆东部的涪陵从事支教活动，并在那里开始了他认识中国、书写中国的历程。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美国记者眼中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他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为了保持观察世界的视角，捕捉变化发展的新事物，何伟与妻子张彤禾（著有《打工女孩》一书）定居埃及已三年。他这次从埃及报道现场来到中国，是为了宣传他的新作品集《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里面收录了他10年间在3个国家里记录下的24个故事。
听到主持人宣布“有请何伟”，方梦和所有人一样从座位上直起了腰伸长了脖子，她一边观望着，还不忘一边跟我感叹：“太激动了，你能相信吗？他甚至吃过老鼠！”
这也是记者第一次见到何伟，他穿着格子衬衣、军绿色休闲裤、登山鞋，肩上还背着个双肩包，风尘仆仆的样子。人们热烈欢呼他，他却没有报以回应式的微笑，脸上的表情让人说不清楚，不是严肃，多的是几分游离。
何伟似乎话很少，不太习惯被看做主角，现场气氛需要主持人和嘉宾刘瑜的带动。看得出来，人们十分喜欢看他一脸惶惑地用“含着枣核”一样的中文回答问题。尤其是碰到某些敏感的词汇，他词不达意的“接招”会产生意外的幽默效果。比如有人问他新书名字为何叫“奇石”，是否意在影射中国的一些怪现状，他回应说，“只是觉得‘奇石’的英文发音（Strange Stone）比较好听”。
读过何伟书的人都知道，他本人并非像现在这般驽钝。14年的中国生活，使得他也学会了一套“混”的本领。他在《奇石》中提到，“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有一点创造性口吃”。——这是他观察人的方式，他发现这种说话的样子似乎更有利于拉近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距离。他也早已学会如何给人递烟，陪人喝酒，在上次由GQ杂志主办的演讲活动现场，他讲究地穿上了西装、打上领带，换了一双锃亮的皮鞋。
在这种场合，何伟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个受访者的角色，就算是在活动现场，他也不忘拿起笔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记录着什么。遇到感兴趣的问题，他会反客为主，问记者喜欢他书的理由是什么；在了解到主持人曾在美国学习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问对方看待美国的视角是否随着这段经历发生了改变。
比起接受采访，何伟似乎对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更感兴趣。这次的中国之行，他也时刻感受着中国的变化。
例如，2007年，何伟离开中国之前，那时还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同他讨论过“非虚构写作”的问题，然而这次回来，几乎所有人都向他请教非虚构写作的问题。他认为如今的中国有很大的非虚构市场，同时也感叹道：“原来有这么多爱看书的年轻人。”
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何伟看到了越来越具有反思精神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反思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社会是怎样的、道路是怎样的、未来是怎样的。”何伟说，对比之前他在《江城》中曾提到过的中国人普遍的集体主义的思想，中国已发生了不能小觑的变化，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年轻人个人主义意识的觉醒，将对中国的前途会有很多影响。
“垃圾清洁工是我最好的老师”
“他穿得有趣吗？走路的姿势如何？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何伟的这种形似社会学调查的写作手法，要得益于父亲从小对他的影响。
1969年，何伟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偏僻的小镇，他的父母都受过很好的教育，父亲是当地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母亲则是一名历史老师。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父亲就会带着他参加访谈活动，而这些访谈的地点往往非同寻常：监狱、精神病院、乡村诊所。
父亲总是对于他所约谈的那些人抱有极大的兴趣。在何伟的印象中，父亲跟谁都谈得来，尤其乐意与各种个性鲜明的怪人交谈。“如果有工人上门服务，等业务做完，父亲便早已对其生平经历了如指掌。”何伟说
童年时期，只要父亲和何伟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事可做，他就会随机选中某个人，问何伟在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观察到什么。这种对人物的长期关注以及等待故事自我展开的社会学研究方式，后来成为何伟描写中国的主要优势。
何伟尤其喜欢那些感觉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们，移民、迁徙者、探险者、逃离者之类的人物总是吸引着他，因此他坚持着异国的写作，最近三年，他一直住在埃及，因为他对埃及的政治变革十分感兴趣。
在埃及和在中国一样，他不喜欢采访那里的精英，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大都不太愿意跟很笨的外国人谈话，而农村来的人对他反而更有耐心。
媒体人陆晖也同意何伟的这种做法，“根本不找那些很难采访的人，而是随便在路边遇到几个人聊一下，然后来写。”陆晖说这是他最佩服何伟的地方。因为“他总是能够在非常平常的细节中找到象征意义的、符号性的东西来把握整个中国”。 “为什么美国读者会喜欢从何伟的书中去关注中国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是因为这些细节包含丰富的象征性，能够感受到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向何处去。”陆晖说。
但是作家刘瑜作为“知识精英”向何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底层的精神世界真的有那么奇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吗？她认为，对于没有接受过另类信息的普通人来说，他们观念的狭隘是一种很朴素的东西，不应该表示特别的鄙夷；而对于一些用无知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人，则不应抱以同情和理解。
对于刘瑜的疑问，何伟并未给出直接对应的回答。比起从理论上进行反复的论证，他更习惯讲一段故事。他说他最近一直会想到在埃及遇到的一名垃圾清理工，这名清洁工是一个不认字的文盲，但他却有极好的听力和极强的观察力，他能够根据捡来的垃圾分辨主人的职业和收入。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和何伟这个外国人交谈。听说何伟懂中文，那名清洁工还拿着一个写了几个汉字的药瓶来请教他，何伟告诉他，那是一瓶伟哥。“他是我最好的老师，他将成为我正在写的埃及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何伟说。
就是在这个垃圾清洁工身上，何伟看到埃及普通人与上层社会的分离。“他没有政府提供的保障，没有正式的工作，没有稳定的合同，靠从废品里回收的东西以及人们给的小费生活，当然小费也是不稳定的。他一辈子没有生活在系统里，和政府的联系微乎其微。”何伟说，与“即便是吃一顿可口的老鼠佳肴也会被政治搞得乱七八糟”的中国不同，在埃及，就算是在人口众多的区域，政府部门也很少，人们仍然信奉传统的部落社会，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反应也不是找政府，而是问部落领导人。
对何伟而言，与其纠结于探讨关注小人物是否有价值或者意义，不如多花时间和打工者、工厂老板们在一起，去继续写他们的故事。他始终认为，底层才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源动力。
更乐于记录他的客观感受
采访了中国那么多的工人、农民、生意人，写了那么多直面现实的书，何伟总也逃不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是否想过为所观察到的社会做一些事情？
何伟认为，界定他的视角到底是一个无关的观察者，还是一个同样身临其境的参与者，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在写到一些人物时，希望描写我们交流互动的方式，以及让我们具有痛感和分歧的那些事情。有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中国人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与我交流，让读者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何伟坦言，他其实更看重观察与记录的一部分，即使身在其中，他也更乐于去记录他的客观感受，而非主观想法。例如他写过的他在菊儿胡同里居住的日子，那些他每天听到的，胡同里各种叫卖声里蕴含的乐感。他会下楼去买油盐酱醋，到了冬天甚至还会买回来一串大蒜。他甚至还学会从自由经营的废品回收者身上挣点钱用，他卖过一本画满圈划痕迹的手稿，挣回来一些钱。
至于他书写的那些人，从四川前往深圳打工的艾米丽，在浙江教书的威廉，在雅宝路做黑市货币交易的波拉特……他把他们自有的活法写得淋漓尽致。
一些读者尤其关心波拉特移民美国的计划到底成功了没有，何伟告诉他们，他最后一次见到波拉特是在3年前了，他现在是美国公民，在华盛顿，过得还可以，在美国一家汽车公司工作着，有收入、保险，只是没有结婚，有点孤单。
何伟说，在中国，他经常有这样的感觉，他不需要提出什么意见，人们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以前写过一个工厂工作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她要找工作，就去跟工厂的老板谈。在遭到老板的拒绝后，姑娘坚持站在那里争取着，经过她20多分钟的软磨硬泡，老板竟真的答应了给她工作。待小姑娘走后，老板对何伟说，能看出来，这个小姑娘很有能力，能办事情。
何伟看着这个小姑娘，觉得需要帮忙的反而是自己。“如果这个小姑娘做我的代理人，我的收入可能高多了。所以，我来这里很简单，我是个观察者，这就够了。我在这儿的责任是观察和记录。帮助这些人，不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何伟很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