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安吉拉·卡特（1940—1992），是英国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书写风格混杂魔幻现实、哥特式等。本文重点分析了卡特设置的“私生女形象”所体现的“女性主义”内涵。作为女性的安吉拉·卡特，用“私生”借喻女性，因为两者的共同点不谋而合：生而受到歧视，被男权/婚生方所压迫等。作为私生女，未被父亲接受的一生和作为女人，补定义为依附于男人的一生本来就是一个双重的隐喻。合法——私生与男权——女权的对立在这里形成了呼应。而卡特也正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两性的出路。结语对全文进行简要的概述，总结了安吉拉·卡特通过私生主题所展现的“折衷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 《明智的孩子》 私生
一、绪论
1.安吉拉·卡特。1966年安吉拉·卡特第一部小说《舞影》（Shadow Dance） 出版，随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魔法玩具店》（The Magic Toyshop）为她赢得了1967年的约翰·勒维林·里斯奖（John Llewellyn Rhy Prize）。卡特独特的写作风格，特别是其天马行空似的对经典童话的颠覆性改写，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追捧。
2.国内外研究现状。1994年，研究安吉拉·卡特作品的第一部专著《身体与镜：卡特作品论文集》“Flesh and the Mirror： Essays on the Work of Angela Carter”正式出版，同年，约克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安吉拉·卡特学术会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关于卡特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其所有的作品，并涉及到了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狂欢理论，哥特，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等多个方面。
与国外的卡特研究相比，安吉拉·卡特研究在国内还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厦门大学刘凯芳是在国内文学批评刊物上公开发表安吉拉·卡特评论的第一人。她于1997年在《外国文学市评论》上发表的《安吉拉·卡特作品论》第一次把卡特作品介绍到国内。国内卡特的研究，主要也是承袭国外相关研究主题。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卡特魔幻——现实主义（Magic-Realism）写作风格。（2）卡特作品的主题特色，特别是其对经典的颠覆性改写。相比卡特中期创作的小说，《明智的孩子》在国内外还并未成为卡特研究的重点作品。本论文致力于将《明智的孩子》中的“私生” （ illegitimacy）主题与卡特的女性主义立场相结合进行解读。通过此论文，一方面加强国内对安吉拉·卡特作品的认识和解读；另一方面，加深对作者女性主义立场的剖析。
二、《明智的孩子》“私生”主题所体现的女性主义立场
1.合法方权的“不在场”。卡特在《明智的孩子》里明显地创造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以朵拉和诺拉姐妹为代表的“私生子女的世界”，以及以梅齐尔·罕择为代表的“合法婚生世界”。而巧合是，故事中，男性角色都是在婚生这一方的，而女性大都是在私生的世界。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卡特擅于用情节人物的巧妙设置来表现其女性主义立场。在此作品中也不例外。表面上看到的婚生方与私生方的对立，折射了男权与女性的对立。
男权的不在场，首先就是对男权主导社会规则的抨击和讽刺。作为子女的欠思姐妹与梅齐尔所象征的男权群体存在着必然生理和伦理联系，而这种联系却一直被梅齐尔所压制，甚至被切断。父亲刻意的忽视和冷落完全表现了男权对女性的漠然和藐视，如过说这是男权所与生俱来的冷漠，那这个由于男权所主导社会也没有任何的感情可言。
父亲的缺失，正是对女性在压抑环境中自我奋斗、自我成长的歌颂。卡特笔下的女性角色都带有一种坚韧的品格。不论是其改写童话故事里的母性角色，还是创造出的女性形象，她们一直都在从依赖、被动中寻找自由和解放。父权的刻意回避也正给了女性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让被男权所定义的“她 Women”回归到自身所创造的“她women”。
2.女性的觉醒与成长。《明智的孩子》中的女性，都有一种近乎“凤凰涅磐”的成长过程。这种成长，一方面表现了卡特一如既往的主题：女性在男权压抑下的完好无损；另一方面，是进行一种建构性的探索，两性间的可能性和最终走向。
父亲的刻意躲避让姐妹俩体会到来自男权的忽视，意识到了“私生女”的意义—被雪藏，被歧视，被忽略。来自男权的打击让姐妹俩一度有过迷茫甚至放纵的日子。从十六岁开始的激情年少，至三十五岁的从容淡定，十五年的青春岁月中，俩姐妹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异性，对父亲也逐渐由狂热的迷恋到清醒地认识。经历了歌舞女郞的历练，成为父亲戏剧的龙套角色，跟着父亲一起闯荡好莱坞，最终在寻找自我定位的过程中，坚定地找到了自我救赎的回归之路：回到布理斯顿，在自己的地带枝繁叶茂。由此看来，卡特并不主张对抗和冲突，而是歌颂在被男权所限定的世界里女性的自足、乐观和积极向上，这是来自异性的压制的最好的嘲讽和报复。
不幸的欠思姐妹一直未被所谓的正统家族所承认，却有幸地在这个机构之外坚强、勇敢地保存了自己。这是卡特对女性在父权压制环境中保持独立的赞美，也是卡特所期望看到的女性的未来。
3.两性的对抗与妥协。卡特在三十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一直在寻找女性获得自由的自我救赎之路。从早期作品中对经典童话中纯洁、神圣的女性形象的颠覆和改写，至中后期卡特创造出的诸如《马戏团之夜》中长着翅膀的弗维斯（Fevvers），仿佛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的卡特的确有彻底解构再重新建构的信心：先消解那些被男权所定义的女人形象，再自建一个挣脱男权牢笼的“新夏娃”。可是在最后一部小说里，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了一种回归的气息：在小说结尾，一直未被认可的欠思姐妹在自己七十岁生日当天，也是梅齐尔百年诞辰这天被父亲所正式接纳。
这种“大团圆”结局，展现了卡特创作的“折衷主义”立场。不论是她在创作手法上一直刻意模糊现实与虚幻，还是她小说中一直在寻找的两性间的平衡，这种折衷都使得卡特坚持让结局更倾向于“大团圆”。首先，这种折衷主义不是女性主义对男权的妥协，这种折衷是相互的理解和透彻的领悟。正如小说的结局，两姐妹历经七十五年，终于名正言顺地钻进了他们一直想归属的家庭中心，卡特的“折衷女性主义”首先是充分理解和尊重女人天生对男性、对家庭的渴望，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女性解放的出路。其次，卡特的折衷主义是一种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男女建构。女性的乌托邦不是海市蜃楼，是更具现实意义的两性关系。小说中尽管双方相认，但最终，欠思姐妹仍然是独立自主的。
三、结论
总结来讲，《明智的孩子》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现了男权与女性的对立。一方面，男权的“不在场”充分证明了男性的冷漠、无为和无责任感。借以嘲讽和暗示男权在社会关系中的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在父亲缺失的情况下，朵拉、诺拉姐妹的健康成长正是对男权不在场的有力报复，也赞扬了女性在父权集中制的社会关系中独立、进取、乐观的生活态度。卡特的女性主义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折衷主义。女性的成长和崛起，并不是要以消解另一性为目标的，更不是以两败俱伤为代价的。卡特所期待的两性关系，是经过磨合后的相互理解却又相互独立的平等与和谐。
参考文献：
[1]Angela Carter，.Wise Children，Vintage[M].1991.
[2]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 Writing From the Front Lin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M].1997.
[3]刘凯芳.安吉拉·卡特作品论[J].外国文学评论.1997（3）.
[4]安吉拉·卡特著.王育平译.“镜与身体”[J].当代外国文学. 2003（4）.
[5]田翔斌.安吉拉·卡特现代童话的魅力[J].外国文学研究. 2004（6）.
[6]安吉拉·卡特著，严韵译.明智的孩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 《明智的孩子》 私生
一、绪论
1.安吉拉·卡特。1966年安吉拉·卡特第一部小说《舞影》（Shadow Dance） 出版，随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魔法玩具店》（The Magic Toyshop）为她赢得了1967年的约翰·勒维林·里斯奖（John Llewellyn Rhy Prize）。卡特独特的写作风格，特别是其天马行空似的对经典童话的颠覆性改写，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追捧。
2.国内外研究现状。1994年，研究安吉拉·卡特作品的第一部专著《身体与镜：卡特作品论文集》“Flesh and the Mirror： Essays on the Work of Angela Carter”正式出版，同年，约克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安吉拉·卡特学术会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关于卡特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其所有的作品，并涉及到了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狂欢理论，哥特，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等多个方面。
与国外的卡特研究相比，安吉拉·卡特研究在国内还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厦门大学刘凯芳是在国内文学批评刊物上公开发表安吉拉·卡特评论的第一人。她于1997年在《外国文学市评论》上发表的《安吉拉·卡特作品论》第一次把卡特作品介绍到国内。国内卡特的研究，主要也是承袭国外相关研究主题。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卡特魔幻——现实主义（Magic-Realism）写作风格。（2）卡特作品的主题特色，特别是其对经典的颠覆性改写。相比卡特中期创作的小说，《明智的孩子》在国内外还并未成为卡特研究的重点作品。本论文致力于将《明智的孩子》中的“私生” （ illegitimacy）主题与卡特的女性主义立场相结合进行解读。通过此论文，一方面加强国内对安吉拉·卡特作品的认识和解读；另一方面，加深对作者女性主义立场的剖析。
二、《明智的孩子》“私生”主题所体现的女性主义立场
1.合法方权的“不在场”。卡特在《明智的孩子》里明显地创造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以朵拉和诺拉姐妹为代表的“私生子女的世界”，以及以梅齐尔·罕择为代表的“合法婚生世界”。而巧合是，故事中，男性角色都是在婚生这一方的，而女性大都是在私生的世界。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卡特擅于用情节人物的巧妙设置来表现其女性主义立场。在此作品中也不例外。表面上看到的婚生方与私生方的对立，折射了男权与女性的对立。
男权的不在场，首先就是对男权主导社会规则的抨击和讽刺。作为子女的欠思姐妹与梅齐尔所象征的男权群体存在着必然生理和伦理联系，而这种联系却一直被梅齐尔所压制，甚至被切断。父亲刻意的忽视和冷落完全表现了男权对女性的漠然和藐视，如过说这是男权所与生俱来的冷漠，那这个由于男权所主导社会也没有任何的感情可言。
父亲的缺失，正是对女性在压抑环境中自我奋斗、自我成长的歌颂。卡特笔下的女性角色都带有一种坚韧的品格。不论是其改写童话故事里的母性角色，还是创造出的女性形象，她们一直都在从依赖、被动中寻找自由和解放。父权的刻意回避也正给了女性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让被男权所定义的“她 Women”回归到自身所创造的“她women”。
2.女性的觉醒与成长。《明智的孩子》中的女性，都有一种近乎“凤凰涅磐”的成长过程。这种成长，一方面表现了卡特一如既往的主题：女性在男权压抑下的完好无损；另一方面，是进行一种建构性的探索，两性间的可能性和最终走向。
父亲的刻意躲避让姐妹俩体会到来自男权的忽视，意识到了“私生女”的意义—被雪藏，被歧视，被忽略。来自男权的打击让姐妹俩一度有过迷茫甚至放纵的日子。从十六岁开始的激情年少，至三十五岁的从容淡定，十五年的青春岁月中，俩姐妹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异性，对父亲也逐渐由狂热的迷恋到清醒地认识。经历了歌舞女郞的历练，成为父亲戏剧的龙套角色，跟着父亲一起闯荡好莱坞，最终在寻找自我定位的过程中，坚定地找到了自我救赎的回归之路：回到布理斯顿，在自己的地带枝繁叶茂。由此看来，卡特并不主张对抗和冲突，而是歌颂在被男权所限定的世界里女性的自足、乐观和积极向上，这是来自异性的压制的最好的嘲讽和报复。
不幸的欠思姐妹一直未被所谓的正统家族所承认，却有幸地在这个机构之外坚强、勇敢地保存了自己。这是卡特对女性在父权压制环境中保持独立的赞美，也是卡特所期望看到的女性的未来。
3.两性的对抗与妥协。卡特在三十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一直在寻找女性获得自由的自我救赎之路。从早期作品中对经典童话中纯洁、神圣的女性形象的颠覆和改写，至中后期卡特创造出的诸如《马戏团之夜》中长着翅膀的弗维斯（Fevvers），仿佛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的卡特的确有彻底解构再重新建构的信心：先消解那些被男权所定义的女人形象，再自建一个挣脱男权牢笼的“新夏娃”。可是在最后一部小说里，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了一种回归的气息：在小说结尾，一直未被认可的欠思姐妹在自己七十岁生日当天，也是梅齐尔百年诞辰这天被父亲所正式接纳。
这种“大团圆”结局，展现了卡特创作的“折衷主义”立场。不论是她在创作手法上一直刻意模糊现实与虚幻，还是她小说中一直在寻找的两性间的平衡，这种折衷都使得卡特坚持让结局更倾向于“大团圆”。首先，这种折衷主义不是女性主义对男权的妥协，这种折衷是相互的理解和透彻的领悟。正如小说的结局，两姐妹历经七十五年，终于名正言顺地钻进了他们一直想归属的家庭中心，卡特的“折衷女性主义”首先是充分理解和尊重女人天生对男性、对家庭的渴望，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女性解放的出路。其次，卡特的折衷主义是一种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男女建构。女性的乌托邦不是海市蜃楼，是更具现实意义的两性关系。小说中尽管双方相认，但最终，欠思姐妹仍然是独立自主的。
三、结论
总结来讲，《明智的孩子》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现了男权与女性的对立。一方面，男权的“不在场”充分证明了男性的冷漠、无为和无责任感。借以嘲讽和暗示男权在社会关系中的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在父亲缺失的情况下，朵拉、诺拉姐妹的健康成长正是对男权不在场的有力报复，也赞扬了女性在父权集中制的社会关系中独立、进取、乐观的生活态度。卡特的女性主义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折衷主义。女性的成长和崛起，并不是要以消解另一性为目标的，更不是以两败俱伤为代价的。卡特所期待的两性关系，是经过磨合后的相互理解却又相互独立的平等与和谐。
参考文献：
[1]Angela Carter，.Wise Children，Vintage[M].1991.
[2]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 Writing From the Front Lin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M].1997.
[3]刘凯芳.安吉拉·卡特作品论[J].外国文学评论.1997（3）.
[4]安吉拉·卡特著.王育平译.“镜与身体”[J].当代外国文学. 2003（4）.
[5]田翔斌.安吉拉·卡特现代童话的魅力[J].外国文学研究. 2004（6）.
[6]安吉拉·卡特著，严韵译.明智的孩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