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与政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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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舆论即民意,是一种能够在社会空间扩散并且有时间延伸性的公众之议论和意见。它代表了公众在一定的时空范围里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及国务政事等所表示的主观倾向性。在现代社会,舆论形成为公众的概念中心,便对社会民主化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人类有语言产生,即便有众人的舆论。但在现代人看来,古代社会之舆论,由于科技不发达,社会未有现代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舆论影响范围小。况且当时社会的民主程度低,公众的舆论观点,与其说是“得到了个人自主的、理性的承认,毋宁说是它在理论上反映了共同体秩序所支配的思想,是根据习惯和命令行事的”。(日本社会学家横川宁夫语)这在封建社会尤其是这样。近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社会舆论的发展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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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类经济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对于煤炭的能源需求也在快速地提升着,而且近年来
<正> 从哲学方法上来看,汉代强大的集权制政体虽然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但是同时却造成了思想上的贫乏,充满睿智的先秦学术的创造性被扼杀了,“经学”取代了百家争鸣的诸子学术,注经的时代取代了理论创造的时代。这种对经典进行诠释,并且遵循着“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规矩的学术方法,就成为汉代以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传统上一般认为有“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宋学”并没有超越“汉学”,“宋学”用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以章句、训诂为主干的“汉学”方法。只有陆九渊曾提出过“六经皆我注脚”的
<正> 建立适合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的银行体系,这是七五期间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专家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诸如双轨制银行体系,VA型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分层次调控等等。然而,我以为,这些论述都有一定程度的片面和不足,根据我的理解和思考,建立网络型银行体系具有客观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拟对银行体制改革的进程提出“弓箭式”推进战略的设想。一、现行银行体系的症结
<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马克思学说的影响开始传入中国。在民国初年的马克思主义介绍中,煮尘的活动尤其突出,他的贡献也难能可贵。从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可以略见中国先进分子寻找革命真理的一个历史侧面。1911年冬煮尘离开家乡绍兴赴上海,参加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创办并主编该党绍兴支部的机关刊《新世界》半月刊。这个刊物虽然是中国社会党地方组织的机关刊,但又是这一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它不仅分五次连载了施仁荣所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正> 在1981年10月9日《文汇报》的副刊上,我读到章太炎先生用篆文书写的对联的照片。句子是: 肩头伊尹谁能任; 脚底鸱夷未了心。上款为“得白沙诗,书以示梓琴同志。”下款“己巳仲夏章炳麟”。这副对联是写来赠送给田桐的。田桐,号梓琴,湖北人。同盟会老会员,曾经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他是前几年逝世的享年八十八高龄的田桓(寄韦)之兄。对联的句子不是章太炎先生自撰,而是采用朋友“白沙”诗里现成的二句。“白
<正> 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民主的含义似乎是绝对的自由,而自由则是完全的无拘无束。这至少是一种幼稚的误解,或者是一种思想混乱的表现。有些人提出的所谓“还我民主”、“我们要自由”等口号,即明显地表露了这种幼稚与混乱。实际上,民主至少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三方面意义,即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民主意味着平等,民主意味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其基本意义是“人民的政府,尤其是指多数人的统治”
<正>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改革与开放,理论学术界的空气十分活跃。大量的现代西方文化思潮被介绍进来,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对东西方文化及思想(主要是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估价和比较的讨论也热闹非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本身应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的一个可喜的结果。然而,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在各种各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估价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介绍以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学术讨论中,出现两种片面的倾向。一种是对西方文化过分肯定的“全盘西化”论和对中国传统文
<正> 近年来,我们发现许多青年朋友有十分强烈的反传统意识。过去似乎不堪回首,谈起祖先便觉脸上无光,为了现代化,不妨将传统彻底抛弃,从头干起。这其实是一种很天真的想法,从文化、心理的立场看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过去”和“现在”是互相渗透的,即使最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也不能脱离传统所造成的现实条件与基础。“五四”时期,评价“娜拉”为时代女性、有独立人格的胡适,他本人的婚姻却被他的母亲所安排。最敢批判的鲁迅,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学术观点有很多保守的地方,但他从来不去批判章师。在吸取西方思想文化上表
改革国营工业企业所有制,不能思路单一,笼而统之地谈论要以集体所有制或股份所有制来代替它,而必须立足于现实,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企业规模,产品性质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企业历年来的经营状况等。其总的原则应该是根据物质所有制丰富的内涵以及企业的不同类型,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多种组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