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作“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我们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并非常有用的知识。

“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炼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地接受，而“好學”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和“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源于好奇。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我希望在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人”比“才”更根本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但“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采在中国走向了极端。改革开放以采，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是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我们强调价值的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知识获取，并且在实施中更加侧重长期有用的，以及有助于“育人”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