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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推算，2006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率至少将达42％以上，继2005年之后再创历史新高，而且远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投资率。
2003年，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在对所谓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预测，中国从现在至2010年间，平均投资率仍将高达36％；在从2010年至2050年长达40年的期间内，平均投资率仍将保持在30％的水平。
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这样的高投资率是否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对我国现实的投资率变动态势，我们可以将其分解为长期一般态势与短期波动之和。所谓长期一般态势，主要体现为长时期内的平均水平，它反映着一个国家投资率的基本态势。短期波动，体现为围绕长期一般态势展开、对长期一般态势或高或低的短时期背离。长期一般态势是由各种长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因政策调整、经济波动等短期情况变化而变化的长期因素决定的，而短期波动则主要受各种短期因素变动影响。
投资率的形成总是在投资需求和要素供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因此，对投资率的长期态势，我们还可更进一步从投资率内在决定因素，即投资需求和要素供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在长期中，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由于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工业化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完成这一进程还需要巨额投资，时间上也许还需要几十年，这就决定了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企业部门都有着强大的投资需求。除认同度较高的公共部门的巨大投资需求外，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来还特别强调从我国企业部门的高投资回报率看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还远远没有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美、英、日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遥遥领先于我国几十年，但其人均投资水平按可比价计算仍然数倍于我国，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我们的投资总量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过剩”的地步。当然，某些局部过剩（包括政绩工程）确实存在，但那只能说明投资结构存在问题，而不能说明总量问题。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06”
仅仅有单方面的很高的投资需求显然并不能决定高投资率的形成，还需分析投资的要素供给态势，其中的核心是资金供给。从实证的角度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发展建设的投资需求在长期中都是十分巨大的，但各国现实的投资率水平却高低差异很大。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需求水平的差异，而在于储蓄水平不同。储蓄水平高的，投资率就较高，储蓄水平低的，一般投资率也就较低。换句话说，就决定投资总量水平而言，需求与供给相比，供给是“短板”，是决定性因素。就我国的情况来看，长期以来，在城市化、工业化高度旺盛投资需求的背景下，由于有着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异常充裕的要素供给，特别是储蓄－资金供给，最终决定了我国长时期中不同寻常的高投资率的形成。
决定我国长时期中储蓄水平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国际差异的解释至今仍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难解之谜。其实，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早已观察到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东方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并将文化因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归结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素。这与多恩布什教授所提到的“一些经济学家最后干脆认为这种差异仅仅是因为各国对待储蓄的态度不同”完全一致。美国人的生活哲学信条之一是“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因此所谓 “现在”一代选择更高的现在消费水平和更低的储蓄水平以“及时行乐”。这是美国低储蓄率的根本性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人崇尚简朴，信奉“居安思危”，强调要有忧患意识，更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誉为美德，这自然导致较高的储蓄倾向。就决定消费储蓄比例长期基本态势的因素而言，我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储蓄率之所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或许可以说是第一位的。
其二是人口结构，即被抚养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这是经济学家们在讨论消费储蓄比例形成规律时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长期因素，而且对其影响有相当共识：当只引起消费而不提供任何储蓄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上升时，由于在消费的压力加大的同时，提供储蓄的人口，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将产生向上的压力，对储蓄倾向产生向下的压力。反之，被抚养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向上推动全社会储蓄，对消费倾向则产生向下的压力。因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缓步上升态势，被抚养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所以人口结构可构成我国长期以来储蓄率持续上升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口统计学因素在短期内变化较小，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小，因而其长期影响也往往被低估。实际上，从长期看，这一因素对消费储蓄比例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该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居民储蓄率大大高于美国：因为日本的退休人口比重要低于美国。鉴于日本人口中老年人比重迅速上升，某些经济学家预计日本的储蓄率将在20世纪末开始下降，到2030年时日本的储蓄率将低于美国。又如据新加坡货币局的研究，该国1970年至1989年间的储蓄增长率从19％增加到46％，其绝大部分应归功于被抚养比例的下降。再如，在我国，人民银行1999年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完成了一份关于我国储蓄问题的研究报告，将居民抚养系数列为影响我国高储蓄率形成的两个最主要因素之一。
其三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特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我国社会经济运行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其中许多特征都是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而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例如，在这一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变化，特别是资本力量的影响的出现，使得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产出的增长速度。显然，由于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居民消费能力又受其收入态势的影响，由此决定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总产出中比例的下降对消费率的影响是负面的，即这一比例下降将促使消费率也随之下降。又如，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体制的逐步变革，市场经济原则越来越多地渗入了就业、收入分配、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这一历史性变革在带来更高运行效率的同时，还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和支出预期的增加，这无疑是又一个刺激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从长期看，虽然随着历史文化传统影响的逐步弱化、人口红利期逐渐消逝（人口学家预计被抚养人口比例将在2015年左右由降转升），以及社会变革逐步趋于平稳，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这三个导致高储蓄率形成的长期因素的影响将会有所弱化，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不会有本质性的改变，因而所谓低消费、高储蓄、进而高投资率的一般态势还将继续保持下去。换句话说，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过去和当前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虽然将逐步有所下降，但还将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很正常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对于我国高投资率的长期可持续性，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决策部门注意。
第一，目前，将我国高投资率的形成主要归结于负面体制性因素影响的观点很流行，但我们认为论据恐怕不足。不可否认的确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负面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如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等），但那不是主流。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说明为什么我国能在非同寻常的高投资率下不断迎来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局面，而不是像多少预言家所说的那样不得不面临“硬着陆”甚至危机和崩溃。
第二，我们的统计中是否存在投资高估问题？对2006年再创历史新高的投资率，从大势上看应可以肯定，但对其是否真正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则值得研究。据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反映，由于来自地方领导“抓投资”的压力很大，又与相关部门的业绩考核相联系，导致许多地方的投资统计明显高估。另外，国有建设项目中的“跑冒滴漏”也是一个老问题。之所以要提出投资高估或虚估问题，是因为对当前投资总量的主流判断似乎还是“偏高”。而如果投资总量真的被高估了不少，关于投资总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就要调整了。希望决策部门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重视。
（执笔：罗云毅）
2003年，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在对所谓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预测，中国从现在至2010年间，平均投资率仍将高达36％；在从2010年至2050年长达40年的期间内，平均投资率仍将保持在30％的水平。
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这样的高投资率是否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对我国现实的投资率变动态势，我们可以将其分解为长期一般态势与短期波动之和。所谓长期一般态势，主要体现为长时期内的平均水平，它反映着一个国家投资率的基本态势。短期波动，体现为围绕长期一般态势展开、对长期一般态势或高或低的短时期背离。长期一般态势是由各种长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因政策调整、经济波动等短期情况变化而变化的长期因素决定的，而短期波动则主要受各种短期因素变动影响。
投资率的形成总是在投资需求和要素供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因此，对投资率的长期态势，我们还可更进一步从投资率内在决定因素，即投资需求和要素供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在长期中，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由于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工业化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完成这一进程还需要巨额投资，时间上也许还需要几十年，这就决定了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企业部门都有着强大的投资需求。除认同度较高的公共部门的巨大投资需求外，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来还特别强调从我国企业部门的高投资回报率看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还远远没有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美、英、日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遥遥领先于我国几十年，但其人均投资水平按可比价计算仍然数倍于我国，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我们的投资总量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过剩”的地步。当然，某些局部过剩（包括政绩工程）确实存在，但那只能说明投资结构存在问题，而不能说明总量问题。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06”
仅仅有单方面的很高的投资需求显然并不能决定高投资率的形成，还需分析投资的要素供给态势，其中的核心是资金供给。从实证的角度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发展建设的投资需求在长期中都是十分巨大的，但各国现实的投资率水平却高低差异很大。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需求水平的差异，而在于储蓄水平不同。储蓄水平高的，投资率就较高，储蓄水平低的，一般投资率也就较低。换句话说，就决定投资总量水平而言，需求与供给相比，供给是“短板”，是决定性因素。就我国的情况来看，长期以来，在城市化、工业化高度旺盛投资需求的背景下，由于有着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异常充裕的要素供给，特别是储蓄－资金供给，最终决定了我国长时期中不同寻常的高投资率的形成。
决定我国长时期中储蓄水平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国际差异的解释至今仍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难解之谜。其实，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早已观察到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东方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并将文化因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归结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素。这与多恩布什教授所提到的“一些经济学家最后干脆认为这种差异仅仅是因为各国对待储蓄的态度不同”完全一致。美国人的生活哲学信条之一是“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因此所谓 “现在”一代选择更高的现在消费水平和更低的储蓄水平以“及时行乐”。这是美国低储蓄率的根本性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人崇尚简朴，信奉“居安思危”，强调要有忧患意识，更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誉为美德，这自然导致较高的储蓄倾向。就决定消费储蓄比例长期基本态势的因素而言，我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储蓄率之所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或许可以说是第一位的。
其二是人口结构，即被抚养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这是经济学家们在讨论消费储蓄比例形成规律时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长期因素，而且对其影响有相当共识：当只引起消费而不提供任何储蓄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上升时，由于在消费的压力加大的同时，提供储蓄的人口，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将产生向上的压力，对储蓄倾向产生向下的压力。反之，被抚养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向上推动全社会储蓄，对消费倾向则产生向下的压力。因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缓步上升态势，被抚养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所以人口结构可构成我国长期以来储蓄率持续上升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口统计学因素在短期内变化较小，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小，因而其长期影响也往往被低估。实际上，从长期看，这一因素对消费储蓄比例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该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居民储蓄率大大高于美国：因为日本的退休人口比重要低于美国。鉴于日本人口中老年人比重迅速上升，某些经济学家预计日本的储蓄率将在20世纪末开始下降，到2030年时日本的储蓄率将低于美国。又如据新加坡货币局的研究，该国1970年至1989年间的储蓄增长率从19％增加到46％，其绝大部分应归功于被抚养比例的下降。再如，在我国，人民银行1999年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完成了一份关于我国储蓄问题的研究报告，将居民抚养系数列为影响我国高储蓄率形成的两个最主要因素之一。
其三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特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我国社会经济运行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其中许多特征都是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而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例如，在这一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变化，特别是资本力量的影响的出现，使得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产出的增长速度。显然，由于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居民消费能力又受其收入态势的影响，由此决定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总产出中比例的下降对消费率的影响是负面的，即这一比例下降将促使消费率也随之下降。又如，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体制的逐步变革，市场经济原则越来越多地渗入了就业、收入分配、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这一历史性变革在带来更高运行效率的同时，还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和支出预期的增加，这无疑是又一个刺激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从长期看，虽然随着历史文化传统影响的逐步弱化、人口红利期逐渐消逝（人口学家预计被抚养人口比例将在2015年左右由降转升），以及社会变革逐步趋于平稳，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这三个导致高储蓄率形成的长期因素的影响将会有所弱化，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不会有本质性的改变，因而所谓低消费、高储蓄、进而高投资率的一般态势还将继续保持下去。换句话说，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过去和当前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虽然将逐步有所下降，但还将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很正常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对于我国高投资率的长期可持续性，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决策部门注意。
第一，目前，将我国高投资率的形成主要归结于负面体制性因素影响的观点很流行，但我们认为论据恐怕不足。不可否认的确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负面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如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等），但那不是主流。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说明为什么我国能在非同寻常的高投资率下不断迎来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局面，而不是像多少预言家所说的那样不得不面临“硬着陆”甚至危机和崩溃。
第二，我们的统计中是否存在投资高估问题？对2006年再创历史新高的投资率，从大势上看应可以肯定，但对其是否真正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则值得研究。据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反映，由于来自地方领导“抓投资”的压力很大，又与相关部门的业绩考核相联系，导致许多地方的投资统计明显高估。另外，国有建设项目中的“跑冒滴漏”也是一个老问题。之所以要提出投资高估或虚估问题，是因为对当前投资总量的主流判断似乎还是“偏高”。而如果投资总量真的被高估了不少，关于投资总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就要调整了。希望决策部门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重视。
（执笔：罗云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