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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相信这个世界不缺传奇，也不缺神话，所以在大城小市的街道边总有揣着2元或更多钱的人们购买彩票。所谓意由心生，还在2006年年初的时候，曾盛传过一个关于金钱和美女的故事：上海的大一女生“林美眉”，因在深圳一家足彩投注网站投注了800元中了500万大奖“一夜暴富”，虽然事后证实这只是又一场拙劣的网站炒作，但是人们也愿意相信，这样的美事还是会随时随地发生的，可见中国人不缺少这个“意”。
所以，当北大开设中国第一个彩票硕士点，当北大公益彩票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提出，要为“7000万彩民这一庞大群体”开设国内博彩项目时，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善意的努力与对未来的期许。只是就国内目前的现状，是否真到了开发博彩业的时候，中国是否应该开放博彩业以防止博彩资金外流？我国未来是否也应该将博彩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这些都值得商榷。
博彩业的中国式发展
“中国博彩产业未来将达到4000亿-5000亿人民币的规模，拥有巨大发展空间。”王薛红在去年11月19日结束的“2006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研讨会”上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巨大的“黄金产业”。从1987年中国首次发行彩票至去年，人均购彩数量已经从0．02元增加到56元，2005年我国彩票发行总规模已高达656亿元。王薛红认为，目前发达国家的博彩业规模约占GDP的2%-3%，“中国未来也应该达到这个比例”。
拿我国澳门地区来做正面例子，开放博彩业显得很吸引人。根据澳门博彩业的发展经验，合理、适度、规范的博彩业可以有力推动经济发展。据预计，2006年澳门博彩业总收入将达532亿澳门元，取代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为全世界博彩业收入最高的旅游城市，博彩业及其带动的其他产业占澳门GDP比重将达到80%。
就中国大陆而言，且不说其他，彩票发行确实为中国的扶老、助养、救困和体育等公益事业提供了巨大支持。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根据北京大学公益彩票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国人每年在海外的博彩投注金额达6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公益彩票的10倍，几乎等于旅游业的年总收入。况且，海外赌博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官员腐败，也使外汇极大流失，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另一方面，海外赌博也刺激了地下钱庄等地下金融活动的发展，给中国的外汇和金融监管带来了冲击。
发挥博彩业的正面效应且适度开放博彩业以有效遏制外汇流失应该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毕竟现在中国彩票项目还很单调，立法缺失，监管不力和病态赌博等问题一直存在，且不容忽视，中国博彩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
在王薛红看来，从中国博彩业的发展事实和未来发展上归结出来的办法，就是开发合法有中国特色的博彩项目，用疏导的方法满足人们娱乐和消遣的需求，这也是把关注中国有7000万彩民的庞大群体这个事实提到相当的高度上来。
开放利弊谈
王薛红的办法其实就是开放中国的博彩业，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革现行中国“公彩”体制，进一步开放博彩业，才有可能遏止“私彩”的蔓延和中国赌资的外流。作为成功的例子，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定博彩业合法，并通过税收等政策对该产业进行引导和管理。而现在中国在发行“公彩”的同时，早已出现了地下足彩和“六合彩”等地下“私彩”。但是，公开开设“博彩娱乐场所”仍然违法。
其实开放博彩业的争论由来已久，地下“私彩”也早已经“先行一步”，进行得如火如荼。毕竟，博彩业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可以说，中国博彩合法化欲望已经蓄势待发。而以王薛红日前在“2006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研讨会”公开讲话为临界点，关于开放博彩业的讨论再次沸腾。
当然第一个受到争议的是：中国开放博彩业能否防止博彩资金外流？这个问题在缺乏实践的基础上恐怕难以得到有力的结论。况且在逻辑上恐怕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在境外赌博，一掷数千万而面不改色。这笔钱应当占有相当大的部分。相信无论开放博彩业与否他们还是会去境外赌，而不会把钱花在国内。所以，内地开放博彩业不可能阻止资金外流。其次，很难说开放博彩业以抢救流失的外汇不是妥协于现实的做法。更何况，这种妥协的后果是难以预计的。开放博彩业所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从长远来看，很难说它是促进内地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还要成为破坏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所以，开放博彩业的可行性也应该大打折扣。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博彩业一旦开放，尤其是向私人开放之后，将成为中国地下金融流通的主流。形成这一观点的论据是博彩业本身的基本属性。博彩业与现代银行业显著区别于以下两点：其一，银行业在社会再生产中承担了融资功能。宏观来说，银行收益来源于再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而博彩业本身并未创造价值，所进行的只是资金的转移，纯属“零和博弈”。其二，不论是现代的银行业还是古代的钱庄业，都受到政府经济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资金的流动均有案可稽、有据可循，而博彩业则从不过问资金的来龙去脉。这便为地下金融的流动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如果博彩业一旦向私人开放，则问题可能更为严重。私人企业对利益的追求可能会导致其共同参与地下金融的活动，借助博彩之名，行地下钱庄之实。借助博彩业资金流动无从记录的特征，非法从事地下资金借贷活动，甚至可以操纵博彩中奖过程来实现资金的非法转移。这样的案例古今中外并非鲜见。
况且对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私人博彩业主来说，单纯的推销彩票，通过娱乐的方式来吸引顾客，获得的收益恐怕远不如从事地下非法资金借贷的收益高。毕竟单一的博彩娱乐不仅要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同时也要支付相应的高额税收，而从事地下钱庄不仅收益高，而且不需要纳税。
如上所说的，私人博彩业不仅具备了从事地下金融活动的先天条件，同时也具有参与地下金融的内在冲动。国家在考虑开放博彩业的问题上，除了博彩过度带来的社会问题外，还应充分关注到博彩业潜在的经济冲击，尤其是地下金融问题。
下一个经济增长点？
自1987年发行第一张彩票(当时称有奖募捐)起，我国的博彩业已经走过19年的探索之路。博彩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遮蔽不了它的另一个面像。博彩也即赌博，和欲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造成的罪恶相信不必细数。所以博彩也是部分人所深恶痛绝的一颗社会毒瘤。
但在王薛红等学者看来，博彩业是一个“朝阳”。那么，我国未来是否也应该达到博彩业规模约占GDP2%-3%的比例，将博彩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
但显然，开放博彩业还有一段长路要走。首先相对于证券、金融等行业，国内博彩行业整体人员素质都偏低，大量临时工作者流动在彩票投注站，彩票舞弊案也是“前赴后继”。从陕西农民刘亮“宝马”彩票案到贵州首例彩票舞弊案就可见一斑。
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目前的彩票发行体制导致了政府的监管难度很大，而且关于彩票的法律法规也很不健全。财政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中国彩票更需要市场管理的基层人才。”他说，“由于各个彩票中心缺乏专业人士，造成对市场判断的误差，所以在彩种、玩法上都有欠缺。”
因此，培养相关的高素质人才，借鉴和开发出多重适合的玩法以及健全法规制度成为当务之急。由北京大学公益彩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主办开设的中国第一个彩票硕士点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可想而知，以培养专业人才作为推出MPA教育项目的初衷，多少开了风气之先，也理所当然受到不少了争议。
另外，作为彩票研究所负责人，王薛红是看到了博彩业的两面性的。在她看来，影响中国彩票业健康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彩票是什么的问题。王薛红认为，“彩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商品，彩票的‘买’和‘卖’都应该遵循作为一般商品的市场化原则；而中国目前实行的却是由有关部门直接管理彩票的形式。而彩票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表现在其负面作用上，即容易产生病态赌博，因此，对于彩票的这一‘特殊’性，政府在考虑开放彩票时，需要做好完善的法规与制度建设，以保证‘责任博彩’的健康发展。”
所以，“中国的博彩业自从1987年就已经推出，如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等。我国政府在不断批准新游戏上市的同时，博彩业也在不断地开放。而国家如果没有明确的产业发展政策，会滞后和扭曲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乐观地估计，一方面看来，博彩业具有强烈的娱乐性、集资性和公益性，它能够给国家带来大量财富。博彩业是国际第四大支柱产业；在美国这样GDP年增长约3%的国家，博彩业每年仍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
就目前内地发行的彩票而言，每两元钱中就有35%(即七角钱)被作为国家公益金筹集起来，剩下50%作为返奖回馈彩民，15%作为发行成本。从经济规模上看，彩票年销量已达650亿元；从就业人数上看，包括管理、销售、服务等人员在内的从业人员约四五十万；如果不是还缺乏完整的法律制度政策，这无疑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地位的产业。
但另一方面，面对博彩业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我们好像还拿不出相应的对策去应付，骤然放开博彩业，对社会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冲击可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归结起来，博彩业就像坐在一个火山口上，销量的升温背后问题也在累积，哪天爆发出来就不是小事。寄希望于整个行业的更加规范，把博彩业的销量提上如某些学者预期的1000亿甚至更多，国家之手在背后的调控是否有力，是这个“火山”为经济增温添热还是引发经济爆炸的关键。而开放博彩业，更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国家大事。
所以，当北大开设中国第一个彩票硕士点，当北大公益彩票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提出，要为“7000万彩民这一庞大群体”开设国内博彩项目时，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善意的努力与对未来的期许。只是就国内目前的现状，是否真到了开发博彩业的时候，中国是否应该开放博彩业以防止博彩资金外流？我国未来是否也应该将博彩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这些都值得商榷。
博彩业的中国式发展
“中国博彩产业未来将达到4000亿-5000亿人民币的规模，拥有巨大发展空间。”王薛红在去年11月19日结束的“2006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研讨会”上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巨大的“黄金产业”。从1987年中国首次发行彩票至去年，人均购彩数量已经从0．02元增加到56元，2005年我国彩票发行总规模已高达656亿元。王薛红认为，目前发达国家的博彩业规模约占GDP的2%-3%，“中国未来也应该达到这个比例”。
拿我国澳门地区来做正面例子，开放博彩业显得很吸引人。根据澳门博彩业的发展经验，合理、适度、规范的博彩业可以有力推动经济发展。据预计，2006年澳门博彩业总收入将达532亿澳门元，取代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为全世界博彩业收入最高的旅游城市，博彩业及其带动的其他产业占澳门GDP比重将达到80%。
就中国大陆而言，且不说其他，彩票发行确实为中国的扶老、助养、救困和体育等公益事业提供了巨大支持。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根据北京大学公益彩票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国人每年在海外的博彩投注金额达6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公益彩票的10倍，几乎等于旅游业的年总收入。况且，海外赌博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官员腐败，也使外汇极大流失，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另一方面，海外赌博也刺激了地下钱庄等地下金融活动的发展，给中国的外汇和金融监管带来了冲击。
发挥博彩业的正面效应且适度开放博彩业以有效遏制外汇流失应该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毕竟现在中国彩票项目还很单调，立法缺失，监管不力和病态赌博等问题一直存在，且不容忽视，中国博彩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
在王薛红看来，从中国博彩业的发展事实和未来发展上归结出来的办法，就是开发合法有中国特色的博彩项目，用疏导的方法满足人们娱乐和消遣的需求，这也是把关注中国有7000万彩民的庞大群体这个事实提到相当的高度上来。
开放利弊谈
王薛红的办法其实就是开放中国的博彩业，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革现行中国“公彩”体制，进一步开放博彩业，才有可能遏止“私彩”的蔓延和中国赌资的外流。作为成功的例子，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定博彩业合法，并通过税收等政策对该产业进行引导和管理。而现在中国在发行“公彩”的同时，早已出现了地下足彩和“六合彩”等地下“私彩”。但是，公开开设“博彩娱乐场所”仍然违法。
其实开放博彩业的争论由来已久，地下“私彩”也早已经“先行一步”，进行得如火如荼。毕竟，博彩业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可以说，中国博彩合法化欲望已经蓄势待发。而以王薛红日前在“2006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研讨会”公开讲话为临界点，关于开放博彩业的讨论再次沸腾。
当然第一个受到争议的是：中国开放博彩业能否防止博彩资金外流？这个问题在缺乏实践的基础上恐怕难以得到有力的结论。况且在逻辑上恐怕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在境外赌博，一掷数千万而面不改色。这笔钱应当占有相当大的部分。相信无论开放博彩业与否他们还是会去境外赌，而不会把钱花在国内。所以，内地开放博彩业不可能阻止资金外流。其次，很难说开放博彩业以抢救流失的外汇不是妥协于现实的做法。更何况，这种妥协的后果是难以预计的。开放博彩业所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从长远来看，很难说它是促进内地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还要成为破坏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所以，开放博彩业的可行性也应该大打折扣。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博彩业一旦开放，尤其是向私人开放之后，将成为中国地下金融流通的主流。形成这一观点的论据是博彩业本身的基本属性。博彩业与现代银行业显著区别于以下两点：其一，银行业在社会再生产中承担了融资功能。宏观来说，银行收益来源于再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而博彩业本身并未创造价值，所进行的只是资金的转移，纯属“零和博弈”。其二，不论是现代的银行业还是古代的钱庄业，都受到政府经济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资金的流动均有案可稽、有据可循，而博彩业则从不过问资金的来龙去脉。这便为地下金融的流动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如果博彩业一旦向私人开放，则问题可能更为严重。私人企业对利益的追求可能会导致其共同参与地下金融的活动，借助博彩之名，行地下钱庄之实。借助博彩业资金流动无从记录的特征，非法从事地下资金借贷活动，甚至可以操纵博彩中奖过程来实现资金的非法转移。这样的案例古今中外并非鲜见。
况且对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私人博彩业主来说，单纯的推销彩票，通过娱乐的方式来吸引顾客，获得的收益恐怕远不如从事地下非法资金借贷的收益高。毕竟单一的博彩娱乐不仅要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同时也要支付相应的高额税收，而从事地下钱庄不仅收益高，而且不需要纳税。
如上所说的，私人博彩业不仅具备了从事地下金融活动的先天条件，同时也具有参与地下金融的内在冲动。国家在考虑开放博彩业的问题上，除了博彩过度带来的社会问题外，还应充分关注到博彩业潜在的经济冲击，尤其是地下金融问题。
下一个经济增长点？
自1987年发行第一张彩票(当时称有奖募捐)起，我国的博彩业已经走过19年的探索之路。博彩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遮蔽不了它的另一个面像。博彩也即赌博，和欲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造成的罪恶相信不必细数。所以博彩也是部分人所深恶痛绝的一颗社会毒瘤。
但在王薛红等学者看来，博彩业是一个“朝阳”。那么，我国未来是否也应该达到博彩业规模约占GDP2%-3%的比例，将博彩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
但显然，开放博彩业还有一段长路要走。首先相对于证券、金融等行业，国内博彩行业整体人员素质都偏低，大量临时工作者流动在彩票投注站，彩票舞弊案也是“前赴后继”。从陕西农民刘亮“宝马”彩票案到贵州首例彩票舞弊案就可见一斑。
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目前的彩票发行体制导致了政府的监管难度很大，而且关于彩票的法律法规也很不健全。财政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中国彩票更需要市场管理的基层人才。”他说，“由于各个彩票中心缺乏专业人士，造成对市场判断的误差，所以在彩种、玩法上都有欠缺。”
因此，培养相关的高素质人才，借鉴和开发出多重适合的玩法以及健全法规制度成为当务之急。由北京大学公益彩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主办开设的中国第一个彩票硕士点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可想而知，以培养专业人才作为推出MPA教育项目的初衷，多少开了风气之先，也理所当然受到不少了争议。
另外，作为彩票研究所负责人，王薛红是看到了博彩业的两面性的。在她看来，影响中国彩票业健康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彩票是什么的问题。王薛红认为，“彩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商品，彩票的‘买’和‘卖’都应该遵循作为一般商品的市场化原则；而中国目前实行的却是由有关部门直接管理彩票的形式。而彩票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表现在其负面作用上，即容易产生病态赌博，因此，对于彩票的这一‘特殊’性，政府在考虑开放彩票时，需要做好完善的法规与制度建设，以保证‘责任博彩’的健康发展。”
所以，“中国的博彩业自从1987年就已经推出，如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等。我国政府在不断批准新游戏上市的同时，博彩业也在不断地开放。而国家如果没有明确的产业发展政策，会滞后和扭曲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乐观地估计，一方面看来，博彩业具有强烈的娱乐性、集资性和公益性，它能够给国家带来大量财富。博彩业是国际第四大支柱产业；在美国这样GDP年增长约3%的国家，博彩业每年仍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
就目前内地发行的彩票而言，每两元钱中就有35%(即七角钱)被作为国家公益金筹集起来，剩下50%作为返奖回馈彩民，15%作为发行成本。从经济规模上看，彩票年销量已达650亿元；从就业人数上看，包括管理、销售、服务等人员在内的从业人员约四五十万；如果不是还缺乏完整的法律制度政策，这无疑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地位的产业。
但另一方面，面对博彩业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我们好像还拿不出相应的对策去应付，骤然放开博彩业，对社会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冲击可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归结起来，博彩业就像坐在一个火山口上，销量的升温背后问题也在累积，哪天爆发出来就不是小事。寄希望于整个行业的更加规范，把博彩业的销量提上如某些学者预期的1000亿甚至更多，国家之手在背后的调控是否有力，是这个“火山”为经济增温添热还是引发经济爆炸的关键。而开放博彩业，更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