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5周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本文是有感而作。
　　
　　55年轨迹：一个大马鞍型
　　
　　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55年，成绩辉煌，但出现过一个大的“马鞍形”，即两头高，中间低。
　　“两头高”，一头是从1949年至1957年。这时期仅用3年就使工农业总产值减产50％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1952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5％、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5％的高速度。另一头是从1978年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迄今20多年。这期间以可比价格计算的经济年均增长9．4％，是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的两倍、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发达国家平均增长速度的4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从1978年的1473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14000多亿美元。仅仅20多年人民生活质量就实现了从追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的“三大件”，到“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的“三大件”，到“电脑、小轿车、自购房”的“三大件”的三次大换代，商品琳琅满目任你挑选。胡耀邦同志当总书记时曾很羡慕地说过，什么时候中国人也能多吃水果少吃粮食就好了。现在水果满街都是，有的比蔬菜还便宜；过去旅游对中国人来说是奢谈，现在已是“家常便饭”，而且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令中国人民振奋和令世界瞩目的是四次宇宙飞船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能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国家，标志着我国掌握了克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新技术，打破了那种认为一方能攻能守、另一方则攻不成也守不了的不均衡预言，极大地提高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能力。世界银行一位专家惊叹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取得的成绩。”
　　“中间低”，是指1958年至1978年。这期间虽然也取得了“两弹一星”飞上天的伟大成绩，但由于经济发展总体上是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其中“文化大革命”的10年还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从1958至1978年干部和工人统算的月平均工资只从58元增至59．4元，扣除物价稍微上涨，实际工资还降了1元，只因家庭就业人口增加，生活稍微改善。物资短缺，许多东西都要凭证购买，以至有人把社会主义经济贬之为“短缺经济”。
　　1949年至1957年之所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快，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进城就宣布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接着执行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剥夺官僚资本的同时，尊重农民的个体经营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承认个体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我国生产力方面仍有它的历史作用。理由是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说的：“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及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要在“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的同时，“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
　　1978年至现在之所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快，综合国力增长也快，就是因为实行了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思路，尊重农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要求，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制定了包括正确对待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1958年至1978年的经济之所以处于停滞和半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主要原因是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我国生产力实际而取缔一切个体和私营经济，甚至连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也要割掉的极左路线，又搞了一个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的僵化体制。似乎在人民政权下，只要不停顿地改变生产关系就能解决我国的一切问题，这实际上是从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滑向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历史唯心主义；接着又从生产关系决定论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历史唯心主义，似乎这样就可以防止“和平演变”，并最终导致10年“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这种唯心主义因有“革命”外衣，错了还不易认错。比如有的同志当年赤诚地去农村帮助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一些本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搞到“山光、地瘦、人穷”，甚至不得不去要饭，却不仅不认错，还埋怨农民落后，这确是一场悲剧。
　　1949至1957和1978至今的“两头高”时期，人们的思想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基本方面是政治热情高、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信念坚定；而在1958至1978年的“一头低”时期，又正好浮现“亚洲四小龙”现象，于是出现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对此，邓小平同志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和总结过去指导未来的角度作了深刻简明的概括。他说：“我们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指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中国社会从1958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是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计划。”
　　
　　《南巡讲话》：
　　前进道路的一盏明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有了1949至1957年特别是1978年迄今的辉煌成绩，认识问题理应得到澄清和克服，对1978年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应再有什么质疑或抵触。但事实却不完全是这样。比如改革伊始，农村出现作为集体经济一种经营方式的包产到户(即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明明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有很大好处，却有人说“辛辛苦苦30年，一觉回到解放前”，眼睛盯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盯着是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我国生产力实际出发，调整搞过头的所有制结构，明明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有人却认为这是倒退；改革开放后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而有的同志却存在一种心态，即“看成绩喜人、看方向愁人”；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党的十四大前又有人质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认为应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实际上是拐弯抹角地认为应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掀起“姓社”、“姓资”的争论，于是改革迈不开步，经济增长速度也减缓下来了。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鲜明地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就是针对这种思潮说的。一位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第三次党建研讨班的同志，2003年1月3日在《北京日报》撰文说：“这个研究班当时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当时的论调尖锐到不是讨论中国会不会和平演变的问题，而是讨论谁是导致中国有可能和平演变的戈尔巴乔夫。之后，上报中央的会议纪要认为，提‘一个中心’是不对的，应该是‘两个中心’，只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把政治中心置于何处?政治中心就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党的十五大在肯定公有制为主体，对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把私营经济的地位从“补充”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对此，有的同志就很想不通或者有保留；有人看到国有经济比重适度地有所降低，就认为是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搞的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只不过不是像有的国家一下子变过去，而是采取稳妥的渐进式的变过去；后来写进十六大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一些重要观点，也有人对其中一些提法有质疑。可见，人民内部对一些重要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与我国原属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解放前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根本不成气候，所以人们没有看到，也不易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说过的，资本主义在100多年的时间内创造的生产力超过几千年来一切世代的总和，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看到的是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剥削和对中国生产力的破坏，而形成强烈的仇资、恐资心理有关；也与在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前，人类社会主要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私有制社会，而剥削阶级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更不会超前消灭代表自己利益的生产关系，而总是极力维护过时的生产关系，因而在理论上和人们的眼光容易只盯着生产关系滞后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情况，而忽略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由于长期受剥削压迫而对私有制深恶痛绝，革命激情高涨而可能出现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而超前处置生产关系，反而不利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情况，而且错了不易认错有关。
　　有鉴于此，在欢庆建国55周年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引述两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名言和重温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对曾走过曲折道路的我们来说，会感到格外亲切和豁然开朗。
　　两段经典著作的名言是：“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稳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如果没有这种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穷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前一段话可以说是对我们坚持的正确做法的理论概括；后一段话可以说是对我们搞过的“穷过渡”的入木三分的写照。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社會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
　　
　　历史告诉未来：两点重要启示
　　
　　有过曲折教训的我国人民对这些名言和讲话会很易理解的，也能使困惑的思想豁然开朗。它起码对我们有两点很有力度的启示：
　　其一，我们明白既然政权在我们手上，为什么曾经消灭了的有剥削因素的私有制，却又让它重新合法存在并与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共同发展，且把它升格为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不是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规律决定的。凭违背历史规律的美好愿望行事，想入非非，不过是一种当代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是欲速不达的。受到惩罚后，到头来还得老老实实按历史规律办，从生产力的实际出发制订方针政策。而破除那种离开社会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恰恰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
　　其二，有助于消除对社会主义的朴素但并不科学的认识，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即从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所谓“人类理性”出发，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的目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从这里升华的。过去，企图在连温饱还未解决的时候就一举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就源于这种朴素但并不科学的认识，结果既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是教训。若按错误的思路搞下去，才真会使社会主义最终垮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目前形势一片大好，但也不必讳言存在严峻的问题。诸如：腐败的现象严重；贫富悬殊差别已超过基尼系数0.3-0.4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并出现值得高度重视的弱势群体；道德沦丧、拜金主义、奢靡之风漫延；黄赌毒死灰复燃；假冒伪劣防不胜防；下岗失业虽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形势相当严峻；农业、农民、农村这个“三农问题”已成为牵动全局的大问题，农业剩余劳动力1．5亿，我国每年还新增劳动力1000万，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这些问题若不加紧治理，久拖就有翻船危险，这也不是危言耸听。
　　但只要全党全民遵循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及胡锦涛同志关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的“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及以人为本去做，四个现代化、强国富民的目标就定能按计划或提前实现，核心问题是全党全民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