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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圣杜甫与成都的渊源颇深，杜甫眼中的成都音乐印象如何？成都的音乐给了杜甫怎样的体悟，是本文力所讲述的内容。
〔关键词〕杜甫；成都；音乐印象
一
唐肃宗亁元二年（759）十二月冬天，虚岁五十的诗圣杜甫来到成都。
此时，幸蜀的唐玄宗已离开成都两年多了。
成都给诗圣杜甫的第一印象，便已是音乐之城。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成都府》是杜甫在抵达成都后，写的第一首诗。
在这首诗中，杜甫对于成都的音乐印象便是“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在杜甫心里，“名都会”是与音乐文化紧密相连的，而且这音乐当然应为雅乐。
在秦岭崇山深谷里，艰难昏濛行走近一个月的杜甫，一进入成都城门洞后，居然听到丝竹管弦之声，分辨出那是以排箫与笙簧为主体的雅乐。睽违已久的重闻，让他的心扉忽然开启，特别敞亮。对于成都的音乐印象特佳，甚至认为自己的羁旅之苦，也没有什么值得伤心的。
二
在唐代，西域诸国音乐和舞蹈，沿着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潮水一样流入长安，流入中国，当时人们称为“胡乐”或“夷乐”。
西域胡乐进入中原后，受到普遍欢迎，让中原音乐发展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呈现出“四方之乐，大聚长安”“洛阳家家学胡乐”“其器大盛于闾闬”的音乐文化繁华盛世。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玄宗作为音乐皇帝，在即位后“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
唐玄宗在西域诸乐部中，又最爱《龟兹乐》。在他的影响下“达官臣慕之，皆喜谈音律”。
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里记述：“明皇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
《南部新书》也记述：“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其中，唐玄宗的惠文太子李范，最为突出。当年正是李范向玉真公主引荐音乐诗人王维的。
由于唐玄宗的大力倡导，以俗乐为主体的“二部伎”，即立部伎与坐部伎地位不断提升，占了宫廷音乐的主导。
对于唐开元、天宝年间，雅乐衰退，胡乐成为社会时尚现象，中唐的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诗里有准确而详细的记述：
吾闻黄帝鼓清角，弭伏熊罴舞玄鹤。
舜持干羽苗革心，尧用咸池凤巢阁。
大夏濩武皆象功，功多已讶玄功薄。
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
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沉著。
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
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
胡音胡騎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传统的庙堂雅乐的境况，已经落为“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了，在儒生眼里真有些大逆不道，礼崩乐坏了。
由于宫廷的倡导，民间的流行，在唐玄宗时代以龟兹乐为代表的“俗乐”占了上风，而传统的“雅乐”渐呈衰势。所谓“雅乐”就是专供帝王郊祭、朝贺大典等礼仪所用的御用音乐。
杜甫初进入成都，所听到的音乐便是“吹箫间笙簧”的雅乐之声，因此让他特别惊讶，这样的雅乐应当是长安京畿名都才会有的。一下子在成都听见了，这让杜甫特别醒耳，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感觉。
杜甫所听到的箫，应为排箫，是用参差不齐的多根小竹管依其长短顺序并排，用绳子、竹篾片或木架固定编镶起来的一种吹管乐器。箫在虞舜时期的乐舞《箫韶》就已有了。传说为远古先王舜所制造，《世本》载：“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
排箫，为典型的庙堂乐器。《诗经·周颂·有瞽》篇记述了箫的音色：“箫管备举，喤喤厥声。”笙的音色，具有簧与管的混合音色，高音清亮，低音柔润。
笙，也是典型的庙堂乐器。《诗经·小雅·鹿鸣》篇有句：“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笙，也是中国古老的簧管乐器，它以簧、管配合振动发音，簧片能在簧框中自由振动，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目前所见到笙的实物，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笙，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
因此，杜甫刚抵达成都时，所见的成都建筑是华屋，所闻的成都音乐为雅乐，一时间真的被震住了，感到在心理上有些“信美无与适”。
三
“安史之乱”后，成都是有资格成为唐朝音乐之城的。
“扬一益二”，指唐代的成都和扬州，为天下最繁华的地区。
蜀锦、蜀酒，为最为大宗的贸易产品，而成为地方的经济支柱。
“此地两三家，城中十万户”。诗圣杜甫对于成都人口的说法，按这样说法换算，每户以四口人计算，成都在唐代，人口约在四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对于杜甫具体所处的“安史之乱”后的成都，学者严耕望在名文《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中指出：“为国家边防屏障者，惟朔方（灵武）、河东（太原）与剑南（成都），三节度耳。”而且，在灵武、太原与成都三处，唯有成都府最为富庶与稳定。
“安史之乱”时，玄宗幸蜀，大批文人国士跟随，加之天下汹汹再无宁日，而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却相对安定，吸引了众多唐代诗人入蜀。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诗仙李白当听说故乡西蜀益州成都府升格为南京时，便一气呵成了《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李白写这组诗的背景为，唐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因长安陷落唐玄宗逃往成都，讳称“西巡”。八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至德二年（757）唐玄宗作为太上皇被迎回长安。同时，以灵武为西京，长安为中京，以成都为南京，三京鼎立，让成都的行政地位空前荣耀。对此，清代研究李白的学者王琦解释道：“蜀地于天下近西，而谓之南京者，以其在长安之南故也。”
在这组诗中，李白以诗为奏，主张将成都作为唐朝的帝都，竟然大胆地进言道：“锦城长作帝王州。”
成都能成为长安之外的音乐之都，究其原因应为在“安史之乱”后，成都已经是唐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副中心，唐王朝的后花园。
四
杜甫从小便对音乐与舞蹈有深刻印象。
他六岁时曾在寄居的郾城，观看了舞蹈名家公孙大娘的表演。后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并序》里记云：“开元三年，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剑器》属于健舞曲，宫调曲。在唐代武则天时盛行中原。《剑器舞》是一种执具舞，舞蹈者执道具而舞动。
杜甫的好友岑参有记述“剑器舞”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
在青年时的杜甫，曾在洛阳的惠文太子岐王李范的宅院，又曾在殿中监崔滌的堂上，数度欣赏著名宫廷歌唱家李龟年的演唱。“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最恩宠的歌唱家兼作曲家李龟年，流落江南民间，每遇良辰胜景时，常为人放歌数首，座客听闻皆掩泣罢酒。
为此，杜甫怀念曾经聆听过的高雅音乐《江南逢李龟年》 ：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中年时的杜甫，因举进士落第，便改走“上赋颂求官爵”的路子以谋仕途。他开始上了《天狗赋》与《雕赋》，却完全没有着落，后又趁着唐玄宗在天宝十载（751）正月八日到十日，三天内要举行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和有事于南郊三大祭祀，赶紧写成了《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和《有事于南郊赋》，并撰写了一篇《进三大礼赋表》，说明自己年届四十，还在长安过着“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的漂泊生活，随后诚惶诚恐地一并投入朝廷专为民间所设的意见箱“延恩匦”。
想不到奇迹发生了，唐玄宗居然读到杜甫的“三大礼赋”，非常惊讶民间尚有如此文章高手，便要杜甫待制集贤院，命宰相测试他的文章。试成，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在《朝享太庙赋》里，显示出杜甫对于庙堂雅乐规制的熟悉并有所研究：
升降之际，见玉柱生芝；击拊之初，觉钧天合律。笋簴仡以碣磍，干戚宛而婆娑；鼗鼓埙篪为之主，钟磬竽瑟以之和；《云门》《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贵之多。八音修通，既比乎旭日昇而氛埃灭；万舞陵乱，又似乎春风壮而江海波。
“三大礼赋”中，实际上表明了杜甫对于庙堂雅乐的尊重与喜爱，对于当时长安流行胡夷俗乐，他虽说也是欣赏的，然而，缓慢而庄重的庙堂雅乐才更为符合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政治理想。
五
杜甫作为一位朝廷官员，又恪守儒教的文士，非常看重礼制规矩。
在成都草堂的安宁生活中，他在作詩、下棋之外，也喜欢唱歌。《屏迹三首》之三：
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
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
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
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
“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所唱的歌曲，虽说慷慨高亢，击节拍时甚至将酒樽都敲缺了，有些不知今夕何夕了，但却是没有僭越礼制，无非是如他曾在《进三大礼赋表》里所表明的音乐立场：“臣之愚顽，静无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已。”
然而，杜甫对于成都作为音乐之城，当时所发生的一桩音乐规制僭越的事件，非常气愤，印象非常之糟，便写下了《赠花卿》：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事件发生的原由为，上元二年（761）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袭东川节度使李奂于绵州，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黄龙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远率将花惊定拔绵州，斩杀段子璋。可是，西川牙将花惊定恃勇，在诛杀段子璋后，竟然放纵将士大掠东蜀，妇女有金银钏者，多断腕以取之，蜀人深受其害。后来长安天子迁怒于崔光远不能节制军队，将其罢官。为此，杜甫还专门写了《戏作花卿歌》：
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
用如快鹘风火生，见贼唯多身始轻。
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
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
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
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
杜甫在诗中议论：既然上元二年（761）三月，藩乱仍旧。史朝义杀其父史思明而自立，时据东都洛阳。因此建议召命成都悍将花惊定出马讨伐，则惊定既不疑惧，而蜀中可免其患。对此，诗话家朱鹤龄说：花卿恃勇剽掠，不过成都一猛将耳，使移守东都，安能扫大寇？
花将军返回成都后，大奏宗庙雅颂竹丝管弦，以示庆贺。
杜甫闻听之后，印象太坏。于是作《赠花卿》诗，讥讽花惊定在军旅中，私享宗庙雅乐，是为僭越。
八百年后，明代诗话家杨升庵评此诗曰：
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讥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当时锦城妓女，独以此诗入歌，亦有见哉。
在今天读杜甫《赠花卿》诗时，多少有些“误读”。
不过，杜甫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就称赞了唐时成都的音乐水平相当高超的。
〔关键词〕杜甫；成都；音乐印象
一
唐肃宗亁元二年（759）十二月冬天，虚岁五十的诗圣杜甫来到成都。
此时，幸蜀的唐玄宗已离开成都两年多了。
成都给诗圣杜甫的第一印象，便已是音乐之城。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成都府》是杜甫在抵达成都后，写的第一首诗。
在这首诗中，杜甫对于成都的音乐印象便是“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在杜甫心里，“名都会”是与音乐文化紧密相连的，而且这音乐当然应为雅乐。
在秦岭崇山深谷里，艰难昏濛行走近一个月的杜甫，一进入成都城门洞后，居然听到丝竹管弦之声，分辨出那是以排箫与笙簧为主体的雅乐。睽违已久的重闻，让他的心扉忽然开启，特别敞亮。对于成都的音乐印象特佳，甚至认为自己的羁旅之苦，也没有什么值得伤心的。
二
在唐代，西域诸国音乐和舞蹈，沿着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潮水一样流入长安，流入中国，当时人们称为“胡乐”或“夷乐”。
西域胡乐进入中原后，受到普遍欢迎，让中原音乐发展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呈现出“四方之乐，大聚长安”“洛阳家家学胡乐”“其器大盛于闾闬”的音乐文化繁华盛世。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玄宗作为音乐皇帝，在即位后“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
唐玄宗在西域诸乐部中，又最爱《龟兹乐》。在他的影响下“达官臣慕之，皆喜谈音律”。
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里记述：“明皇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
《南部新书》也记述：“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其中，唐玄宗的惠文太子李范，最为突出。当年正是李范向玉真公主引荐音乐诗人王维的。
由于唐玄宗的大力倡导，以俗乐为主体的“二部伎”，即立部伎与坐部伎地位不断提升，占了宫廷音乐的主导。
对于唐开元、天宝年间，雅乐衰退，胡乐成为社会时尚现象，中唐的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诗里有准确而详细的记述：
吾闻黄帝鼓清角，弭伏熊罴舞玄鹤。
舜持干羽苗革心，尧用咸池凤巢阁。
大夏濩武皆象功，功多已讶玄功薄。
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
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沉著。
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
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
胡音胡騎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传统的庙堂雅乐的境况，已经落为“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了，在儒生眼里真有些大逆不道，礼崩乐坏了。
由于宫廷的倡导，民间的流行，在唐玄宗时代以龟兹乐为代表的“俗乐”占了上风，而传统的“雅乐”渐呈衰势。所谓“雅乐”就是专供帝王郊祭、朝贺大典等礼仪所用的御用音乐。
杜甫初进入成都，所听到的音乐便是“吹箫间笙簧”的雅乐之声，因此让他特别惊讶，这样的雅乐应当是长安京畿名都才会有的。一下子在成都听见了，这让杜甫特别醒耳，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感觉。
杜甫所听到的箫，应为排箫，是用参差不齐的多根小竹管依其长短顺序并排，用绳子、竹篾片或木架固定编镶起来的一种吹管乐器。箫在虞舜时期的乐舞《箫韶》就已有了。传说为远古先王舜所制造，《世本》载：“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
排箫，为典型的庙堂乐器。《诗经·周颂·有瞽》篇记述了箫的音色：“箫管备举，喤喤厥声。”笙的音色，具有簧与管的混合音色，高音清亮，低音柔润。
笙，也是典型的庙堂乐器。《诗经·小雅·鹿鸣》篇有句：“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笙，也是中国古老的簧管乐器，它以簧、管配合振动发音，簧片能在簧框中自由振动，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目前所见到笙的实物，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笙，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
因此，杜甫刚抵达成都时，所见的成都建筑是华屋，所闻的成都音乐为雅乐，一时间真的被震住了，感到在心理上有些“信美无与适”。
三
“安史之乱”后，成都是有资格成为唐朝音乐之城的。
“扬一益二”，指唐代的成都和扬州，为天下最繁华的地区。
蜀锦、蜀酒，为最为大宗的贸易产品，而成为地方的经济支柱。
“此地两三家，城中十万户”。诗圣杜甫对于成都人口的说法，按这样说法换算，每户以四口人计算，成都在唐代，人口约在四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对于杜甫具体所处的“安史之乱”后的成都，学者严耕望在名文《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中指出：“为国家边防屏障者，惟朔方（灵武）、河东（太原）与剑南（成都），三节度耳。”而且，在灵武、太原与成都三处，唯有成都府最为富庶与稳定。
“安史之乱”时，玄宗幸蜀，大批文人国士跟随，加之天下汹汹再无宁日，而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却相对安定，吸引了众多唐代诗人入蜀。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诗仙李白当听说故乡西蜀益州成都府升格为南京时，便一气呵成了《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李白写这组诗的背景为，唐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因长安陷落唐玄宗逃往成都，讳称“西巡”。八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至德二年（757）唐玄宗作为太上皇被迎回长安。同时，以灵武为西京，长安为中京，以成都为南京，三京鼎立，让成都的行政地位空前荣耀。对此，清代研究李白的学者王琦解释道：“蜀地于天下近西，而谓之南京者，以其在长安之南故也。”
在这组诗中，李白以诗为奏，主张将成都作为唐朝的帝都，竟然大胆地进言道：“锦城长作帝王州。”
成都能成为长安之外的音乐之都，究其原因应为在“安史之乱”后，成都已经是唐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副中心，唐王朝的后花园。
四
杜甫从小便对音乐与舞蹈有深刻印象。
他六岁时曾在寄居的郾城，观看了舞蹈名家公孙大娘的表演。后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并序》里记云：“开元三年，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剑器》属于健舞曲，宫调曲。在唐代武则天时盛行中原。《剑器舞》是一种执具舞，舞蹈者执道具而舞动。
杜甫的好友岑参有记述“剑器舞”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
在青年时的杜甫，曾在洛阳的惠文太子岐王李范的宅院，又曾在殿中监崔滌的堂上，数度欣赏著名宫廷歌唱家李龟年的演唱。“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最恩宠的歌唱家兼作曲家李龟年，流落江南民间，每遇良辰胜景时，常为人放歌数首，座客听闻皆掩泣罢酒。
为此，杜甫怀念曾经聆听过的高雅音乐《江南逢李龟年》 ：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中年时的杜甫，因举进士落第，便改走“上赋颂求官爵”的路子以谋仕途。他开始上了《天狗赋》与《雕赋》，却完全没有着落，后又趁着唐玄宗在天宝十载（751）正月八日到十日，三天内要举行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和有事于南郊三大祭祀，赶紧写成了《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和《有事于南郊赋》，并撰写了一篇《进三大礼赋表》，说明自己年届四十，还在长安过着“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的漂泊生活，随后诚惶诚恐地一并投入朝廷专为民间所设的意见箱“延恩匦”。
想不到奇迹发生了，唐玄宗居然读到杜甫的“三大礼赋”，非常惊讶民间尚有如此文章高手，便要杜甫待制集贤院，命宰相测试他的文章。试成，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在《朝享太庙赋》里，显示出杜甫对于庙堂雅乐规制的熟悉并有所研究：
升降之际，见玉柱生芝；击拊之初，觉钧天合律。笋簴仡以碣磍，干戚宛而婆娑；鼗鼓埙篪为之主，钟磬竽瑟以之和；《云门》《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贵之多。八音修通，既比乎旭日昇而氛埃灭；万舞陵乱，又似乎春风壮而江海波。
“三大礼赋”中，实际上表明了杜甫对于庙堂雅乐的尊重与喜爱，对于当时长安流行胡夷俗乐，他虽说也是欣赏的，然而，缓慢而庄重的庙堂雅乐才更为符合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政治理想。
五
杜甫作为一位朝廷官员，又恪守儒教的文士，非常看重礼制规矩。
在成都草堂的安宁生活中，他在作詩、下棋之外，也喜欢唱歌。《屏迹三首》之三：
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
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
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
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
“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所唱的歌曲，虽说慷慨高亢，击节拍时甚至将酒樽都敲缺了，有些不知今夕何夕了，但却是没有僭越礼制，无非是如他曾在《进三大礼赋表》里所表明的音乐立场：“臣之愚顽，静无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已。”
然而，杜甫对于成都作为音乐之城，当时所发生的一桩音乐规制僭越的事件，非常气愤，印象非常之糟，便写下了《赠花卿》：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事件发生的原由为，上元二年（761）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袭东川节度使李奂于绵州，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黄龙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远率将花惊定拔绵州，斩杀段子璋。可是，西川牙将花惊定恃勇，在诛杀段子璋后，竟然放纵将士大掠东蜀，妇女有金银钏者，多断腕以取之，蜀人深受其害。后来长安天子迁怒于崔光远不能节制军队，将其罢官。为此，杜甫还专门写了《戏作花卿歌》：
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
用如快鹘风火生，见贼唯多身始轻。
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
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
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
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
杜甫在诗中议论：既然上元二年（761）三月，藩乱仍旧。史朝义杀其父史思明而自立，时据东都洛阳。因此建议召命成都悍将花惊定出马讨伐，则惊定既不疑惧，而蜀中可免其患。对此，诗话家朱鹤龄说：花卿恃勇剽掠，不过成都一猛将耳，使移守东都，安能扫大寇？
花将军返回成都后，大奏宗庙雅颂竹丝管弦，以示庆贺。
杜甫闻听之后，印象太坏。于是作《赠花卿》诗，讥讽花惊定在军旅中，私享宗庙雅乐，是为僭越。
八百年后，明代诗话家杨升庵评此诗曰：
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讥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当时锦城妓女，独以此诗入歌，亦有见哉。
在今天读杜甫《赠花卿》诗时，多少有些“误读”。
不过，杜甫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就称赞了唐时成都的音乐水平相当高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