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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将公平正义提到如此的高度，说明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其核心是随着生产力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多地对生存意义发出追问，对现实发展产生焦虑。在这里，我谈几点看法：
一、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应当多维度
公平正义，说到底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否合理的问题。所谓“是否合理”的基本含义就是是否符合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历史进步的过程。人类社会每向前一步，公平正义事业就随之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它涉及人类社会构成的各个领域，公平正义的含义理所当然是多维的。
作为经济关系的范畴，公平正义几乎贯穿于整个生产、分配、消费、流通等领域，但主要指体现生产关系的一种分配原则，决定一定的主体应当享有什么样的经济利益。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符合效率的就是公平的最高标准，“经济无正义，应当保持价值中立”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他们只讲事实判断，不讲价值判断的主张是不正确的。其实，在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看来，公平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每个人在市场中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但是需要以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他认为如果财富只被少数人占有，而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境地，社会就会产生不稳定。
作为社会关系范畴，公平正义指一种人际相处的平等地位和行为准则，防止个人利益的追求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社会是由不同利益的人们组成，他们既“共生”又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不是由“抽象的人”、“原子式的个人组成”；唯物史观认为，组成社会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某些人倡导极端个人主义的主张是错误的。因此正如罗尔斯所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件，只要他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
作为一种政治范畴，公平正义指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政府的主张，体现出公平合理地配置权利与义务，防止二者之间的失去平衡，保持和谐的社会秩序。现代政治运行的轴心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有权力的管理者要为公众的权利服务，不能谋私利。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平等的关切是政治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
作为伦理范畴，公平正义指一种社会道德规范，以达到“义”与“利”的统一，提供评价善与恶、是与非的标准。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它对于人类的福利要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重要。在资本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和多元化，它会造成某些人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共识、秩序和意义的失落，产生出诸如拜金、享乐、利己、冷漠、虚无等消极现象，公平正义就是一帖治病的良药。
总之，公平正义的多维性取决于人的需要和利益不是单一的，它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的，与文明的进步同步。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不仅要经济利益的导向，而且需要正确的政治和道德导向。思考和处理公平正义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分配领域，解决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方面，换言之，需要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细读中共十八大报告，可以发现上述这些精神。
二、离开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科学发展
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一种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离开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科学发展，越是想科学发展，越是要讲公平正义。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从一开始，是无限制的财富增长，不考虑人的问题。古典经济学的终结者西斯蒙第问：“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马克思称，这“不过是实现对人的彻底的否定”，主要表现为各种异化现象：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异化、人与环境的异化。这种情况到了现代更是造成各种社会痼疾积重难返。
于是，人们开始反思。一些专家指出，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代替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须知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物，即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核心是人，即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但是经济增长必须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我国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它包含着“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两个方面。邓小平强调：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要义就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最终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不坚持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就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将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将是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它是一个由多方面构成的整体，其中包含着在各方面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些追求的东西从根本上与人类的尊严、与开发人的潜力、与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与比积累财富更加美好的价值观、与激发人的发明创造力等有关。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离开公平正义就难谈科学发展。
三、对当前我国公平正义现状的分析 公平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公平正义的推进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都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肯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和向前发展。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公平正义的事业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公平正义要求承认和努力克服存在的三种“异化”现象：一是劳动的异化，资本过分统治了社会一切方面，人有可能沦为经济动物；二是权力异化，一部分人将“权力寻租”与“商业贿赂”相结合，形成“权钱腐败联盟”；三是政绩异化，不少干部追求唯GDP，社会的物态建设超前于社会民生事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低下。要告别长期存在的以财富为目的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很不容易。再次是公平正义的文化氛围还有待增强。为此：
第一，要看到公平事业的全面性和紧迫性。这涉及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和表述。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说，主体是“人民”，不是少数人；“日益增长”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包含质的变化。这对执政者就是一种挑战，要十分关注人民群众新的利益需要和利益增长。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物质文化，而且提出了诸如政治参与、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要遵循“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原则。其次“落后的社会生产”也应当赋予新的含义，应当包括精神生产在内。经济学家李斯特早就指出：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是精神工作者与物质工作者的划分。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精神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现在，中共中央确定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我们应当按照这种总布局来多领域地推进公平正义事业。
第二，以收入分配当作促进公平正义的突破口。这是老百姓的现实要求。恩格斯曾经指出：“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的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两极分化所导致的贫富悬殊，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平均主义不是公平正义，我们需要的是有差异的、结果相对符合公平正义的分配。要处理不同人群“先致因素”与“后致因素”的关系，平等地分配社会机会和资源。
第三，注意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公平正义。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坚持中共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健全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公平正义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要求，就是不允许搞特权，不允许搞权钱交易，不允许搞腐败。目前，我国腐败和反腐败正处于相持阶段。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追求财富要培养正确的财富观，不能扭曲自己的人格修养。市场经济具有双重的效应，党和政府的政策要配套，要有道德导向；要相互配合，不能彼此分离；要形成合力，不能相互断裂。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待遇）
一、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应当多维度
公平正义，说到底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否合理的问题。所谓“是否合理”的基本含义就是是否符合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历史进步的过程。人类社会每向前一步，公平正义事业就随之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它涉及人类社会构成的各个领域，公平正义的含义理所当然是多维的。
作为经济关系的范畴，公平正义几乎贯穿于整个生产、分配、消费、流通等领域，但主要指体现生产关系的一种分配原则，决定一定的主体应当享有什么样的经济利益。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符合效率的就是公平的最高标准，“经济无正义，应当保持价值中立”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他们只讲事实判断，不讲价值判断的主张是不正确的。其实，在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看来，公平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每个人在市场中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但是需要以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他认为如果财富只被少数人占有，而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境地，社会就会产生不稳定。
作为社会关系范畴，公平正义指一种人际相处的平等地位和行为准则，防止个人利益的追求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社会是由不同利益的人们组成，他们既“共生”又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不是由“抽象的人”、“原子式的个人组成”；唯物史观认为，组成社会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某些人倡导极端个人主义的主张是错误的。因此正如罗尔斯所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件，只要他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
作为一种政治范畴，公平正义指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政府的主张，体现出公平合理地配置权利与义务，防止二者之间的失去平衡，保持和谐的社会秩序。现代政治运行的轴心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有权力的管理者要为公众的权利服务，不能谋私利。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平等的关切是政治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
作为伦理范畴，公平正义指一种社会道德规范，以达到“义”与“利”的统一，提供评价善与恶、是与非的标准。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它对于人类的福利要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重要。在资本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和多元化，它会造成某些人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共识、秩序和意义的失落，产生出诸如拜金、享乐、利己、冷漠、虚无等消极现象，公平正义就是一帖治病的良药。
总之，公平正义的多维性取决于人的需要和利益不是单一的，它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的，与文明的进步同步。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不仅要经济利益的导向，而且需要正确的政治和道德导向。思考和处理公平正义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分配领域，解决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方面，换言之，需要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细读中共十八大报告，可以发现上述这些精神。
二、离开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科学发展
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一种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离开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科学发展，越是想科学发展，越是要讲公平正义。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从一开始，是无限制的财富增长，不考虑人的问题。古典经济学的终结者西斯蒙第问：“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马克思称，这“不过是实现对人的彻底的否定”，主要表现为各种异化现象：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异化、人与环境的异化。这种情况到了现代更是造成各种社会痼疾积重难返。
于是，人们开始反思。一些专家指出，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代替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须知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物，即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核心是人，即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但是经济增长必须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我国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它包含着“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两个方面。邓小平强调：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要义就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最终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不坚持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就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将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将是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它是一个由多方面构成的整体，其中包含着在各方面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些追求的东西从根本上与人类的尊严、与开发人的潜力、与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与比积累财富更加美好的价值观、与激发人的发明创造力等有关。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离开公平正义就难谈科学发展。
三、对当前我国公平正义现状的分析 公平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公平正义的推进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都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肯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和向前发展。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公平正义的事业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公平正义要求承认和努力克服存在的三种“异化”现象：一是劳动的异化，资本过分统治了社会一切方面，人有可能沦为经济动物；二是权力异化，一部分人将“权力寻租”与“商业贿赂”相结合，形成“权钱腐败联盟”；三是政绩异化，不少干部追求唯GDP，社会的物态建设超前于社会民生事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低下。要告别长期存在的以财富为目的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很不容易。再次是公平正义的文化氛围还有待增强。为此：
第一，要看到公平事业的全面性和紧迫性。这涉及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和表述。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说，主体是“人民”，不是少数人；“日益增长”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包含质的变化。这对执政者就是一种挑战，要十分关注人民群众新的利益需要和利益增长。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物质文化，而且提出了诸如政治参与、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要遵循“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原则。其次“落后的社会生产”也应当赋予新的含义，应当包括精神生产在内。经济学家李斯特早就指出：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是精神工作者与物质工作者的划分。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精神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现在，中共中央确定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我们应当按照这种总布局来多领域地推进公平正义事业。
第二，以收入分配当作促进公平正义的突破口。这是老百姓的现实要求。恩格斯曾经指出：“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的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两极分化所导致的贫富悬殊，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平均主义不是公平正义，我们需要的是有差异的、结果相对符合公平正义的分配。要处理不同人群“先致因素”与“后致因素”的关系，平等地分配社会机会和资源。
第三，注意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公平正义。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坚持中共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健全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公平正义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要求，就是不允许搞特权，不允许搞权钱交易，不允许搞腐败。目前，我国腐败和反腐败正处于相持阶段。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追求财富要培养正确的财富观，不能扭曲自己的人格修养。市场经济具有双重的效应，党和政府的政策要配套，要有道德导向；要相互配合，不能彼此分离；要形成合力，不能相互断裂。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