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15日,在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位代表在北京相聚,会议历时11天。
　　我当时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出版管理科工作,只有22岁,参加工作还不到两年。我当然没有资格当代表,但幸运的是,我们的处长周游是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又是大会秘书处新闻编刊组的副组长(组长:沈静芷,副组长:周游,仲秋元,范用)。为了方便工作,他把我的同事沈予和我派到大会从事采访报道。这样,我们就成了大会的记者,经历了大会的全过程,并采访了许多与会代表。
　　这次会议,我认为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的,史无前例的。在旧中国没有开过,也不可能开这样的全国性出版会议。
　　第二,这是一个全国出版界大团圆、大团结的会。在旧中国,“人民五亿不团圆”,出版界当然也很分散。这次出席的代表,不但有出版业的,也有印刷业、发行业和杂志界的代表,包括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各个方面。正如时任副署长叶圣陶在《开幕词》中所说:“诸位代表的事业有的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有的还是新发于硎,最近才建立起来,有的具备全国的规模,有的只在一个地方摆个书摊子。书摊子也是发行业啊。”我对“书摊子也是发行业”这句话印象很深,至今难忘。的确,当时北京市就请了一位摆书摊子的吕晖当列席代表。这表明会议对代表的事业无分时间长短,规模大小,都一视同仁的平等的大团结精神。
　　第三,这是一个指明今后出版方向的会议。叶圣陶说:“讨论的问题虽然有种种,可是中心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样把全国的出版工作做好。”胡愈之署长在全体大会上的报告题目就是《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
　　沈予和我采访的稿子在“会刊”上刊登的有四篇。
　　第一篇:《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前夕出版总署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全体代表》。我年轻经历少,过去只听说“鸡尾酒会”,不知是什么样子。原来就是主人(署长、副署长)站在门口迎接客人进来,长条桌上摆满了酒、菜,没有座位,每个人端个酒杯,新朋旧友,碰杯叙谈。有点像现在的自助餐。不同的是,自助餐以进餐为主,鸡尾酒会则以庆贺和叙谈为主。我的报道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九时许,酒会在欢乐、和谐的气氛中尽欢而散。每位代表都抱着兴奋的心情而归,准备迎接明天开幕的历史性的大会。”据说列席代表楼适夷也写了一篇,编刊组的编辑就把两篇综合在一起。
　　第二篇:《新中国出版事业的成长与发展》,副题为《记出版事业展览会揭幕》。这个展览是大会筹委会主办的,于17日晨在北海公园举行揭幕式。胡愈之署长亲自主持了揭幕式。展览会分四个馆,第一馆陈列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各个历史阶段的书刊。第二馆陈列了我国印刷技术的进展和书刊出版的过程。第三馆为我国3000年来民族文化遗产的展览。第四馆是苏联出版物的展览室。这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创举,使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文化出版的成长与发展。
　　第三篇:《迎接全国出版会议,学习苏联发行经验,京市试办书亭》。除展览会四个馆外,又由北京市出版发行业二十五家共同筹办了十个书亭,分别设在北海和中山两个公园内。办书亭是学习苏联发行经验,展开读书运动。叶圣陶《开幕词》中说:“把发行工作重心放在读书运动上,想尽种种办法,让不读书的读书,少读书的多读书,读了书的善于读书。”
　　第四篇:《从几个范例看出版专业化》,副题为《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代表访问记》。这里专访了“科学技术出版社”和“龙门联合书局”。也是学习苏联经验,当时提倡出版、发行、印刷分工,出版专业化。
　　11天的会议,开得热烈、紧凑。中央也很重视,朱德总司令和政务院文教委秘书长胡乔木都到会讲话。最后胡愈之署长致了《闭幕词》。
　　代表们集中住在位于前门外大栅栏东边的“新华饭店”,进餐在“丰泽园饭庄”。还有一个花絮,当时筹委会准备闭幕时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欢送代表,后来听说南方灾情严重,拟把这笔款捐出,代表们一致鼓掌通过,闭幕宴会也就免了。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就要到来,中华民族经过了又一个“甲子”,我们出版界的这次史无前例的盛会也过去了59年,我从一个22岁的青年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看到祖国六十年来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看到我们出版事业的欣欣向荣,日新月异,不免心潮澎湃,爰笔把那次会议的盛况简志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