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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高寿，今年八十有八。
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袁老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共和国从新生、动荡到改革开放的历程，也经历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杂志半个多世纪风雨兼程的时光。
袁老离开工作岗位至今将近1/4世纪。
1939年袁老就开始在上海的照相馆当学徒，随后成为摄影师；1949年加入革命队伍，在《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任摄影记者；1958年进入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1960年进入《中国摄影》杂志，“文革”开始后协会工作停顿，杂志停刊，全体人员下放劳动；1972年他从干校调回北京参加展览办公室的工作，1974年主持《中国摄影》杂志复刊；改革开放后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摄影》杂志主编直至离休，他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和我们杂志的风风雨雨。
我隐隐约约知道袁毅平这个名字是因为《东方红》这幅照片，最初看到它是文革前在王府井大街南端高台阶上摄影用品商店的橱窗里，后来印制成招贴画在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改革开发之初，我参加一些摄影活动，知道他是摄影界的领导。1986年我进入《中国摄影》编辑部工作时，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称呼他“袁老师”。在我们一拨年轻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亲切长者，总是和颜细语讲他的想法，和我们讨论稿件，从未板起脸来展示领导之威。
改革开发之初到整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化界思想最为活跃，在“文革”十年政治高压的反作用力下，人们有一种井喷式释放的感觉，“四月影会”的“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是当年文化界第一个引发巨大反响的艺术活动，在社会上说人们奔走相告绝不为过，那个时代这样的信息也只能口口相传。在摄影圈这个展览更是一个重磅炸弹，一伙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官方单位组织领导，自己举办一个颇有离经叛道意味的展览。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整个展览无非是不突出政治，背离红光亮的形式，表达些个人自我情趣，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对正统观念的挑战，来自官方和各种各样指责甚至批判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袁老师作为协会领导班子成员观看了展览。这是一段非常值得情景再现的历史，袁老师内心渴望思想解放，但又被桎梏多年，身居正统机构且肩负中国摄影家协会领导小组成员之身份，详细的历史背景和袁老师的内心想法，在朱炯所做的袁老师口述历史中一定会有更多更详尽的内容，期待着它尽早面世。
袁老师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是摄影理论的建设。大概是历史遗留的因素，那时人们常说摄影界是一支没有文化的队伍，为弥补这个缺陷，袁老师一直辛勤耕耘。1980年代中国摄影家协会召开几次理论研讨会都是袁老师策划主持，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他不断思考中国摄影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历史就是这样吊诡，今天看来平常的文字，当年居然引来非议。1987年《中国摄影》第一期刊发一篇题为《在多元探索中共进》的文章，这是袁老师以 “本刊记者”名义写的关于第三届全国摄影创作会议的报道，其中综述了各方观点，提炼出这个标题。后来“多元共进”受到责难，给袁老师带来不小压力。1989年动荡的结果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旗下广受读者喜爱的《国际摄影》杂志以并入《中国摄影》的名义撤销，袁老师也随着机构变化而拿到离休证。我当时的感觉他是黯然离去，但袁老师淡然处之，极少谈到这些。虽然退休，他以自己的人品和修为，依然活跃在摄影圈。
袁老师的摄影作品《东方红》广为人知，不须赘言。除此以外，他摄影实践并不为人所熟知。2009年我们杂志曾经协助整理出1964年参加“四清运动” 时袁老师拍摄的照片并刊发在当年第十二期，运动中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和北方农村生动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近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开始有计划深度整理老摄影人的资料，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朱炯老师带领她的团队开始了这项工作，今年六月份在北京中国摄影展览馆举办的“往事散记——袁毅平摄影回顾展”和本期专题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初期成果。此次展览更全面展示了袁老师作品的方方面面。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中，袁老具有多重身份：摄影师、编辑、摄影理论研究者、中国摄协的领导者、摄影活动组织者。这多重身份使他的影像如多棱镜一般折射出了摄影题材、风格与时代的关系，主流影像与突破影像规训的可能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将会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摄影演进的线索。
袁老在《试谈摄影意境》一文中曾写道：“不能仅仅把再现客观景物作为创作的终点，而是要进一步入乎其内，融情于景，使作品中的形象，超越原生态的自然物象，蕴含富有深度的艺术内涵。”如果把这里的“情”理解为包含内心对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作为上个世纪重要的摄影理论研究者，我们在袁老作品中看到了袁老对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文艺理论的自觉规约。然而，当袁老那些不曾发表、曾经不能被发表，甚至曾经不被看作成功之作的作品与袁老的那些重要作品一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作品中被拍摄物象与历史情景的关联正在倔强地刺破影像的表面，甚至超越了袁老对那些影像的判断。而这些作品重新获得的价值其实正与像朱炯与她的学生、当下《中国摄影》的编辑等等这些年轻的影像工作者对摄影理解相关。于是，影像在摄影者和观看者在不同的时代情景下的反复选择、淬炼中形成了当下的影像景观。
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袁老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共和国从新生、动荡到改革开放的历程，也经历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杂志半个多世纪风雨兼程的时光。
袁老离开工作岗位至今将近1/4世纪。
1939年袁老就开始在上海的照相馆当学徒，随后成为摄影师；1949年加入革命队伍，在《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任摄影记者；1958年进入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1960年进入《中国摄影》杂志，“文革”开始后协会工作停顿，杂志停刊，全体人员下放劳动；1972年他从干校调回北京参加展览办公室的工作，1974年主持《中国摄影》杂志复刊；改革开放后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摄影》杂志主编直至离休，他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和我们杂志的风风雨雨。
我隐隐约约知道袁毅平这个名字是因为《东方红》这幅照片，最初看到它是文革前在王府井大街南端高台阶上摄影用品商店的橱窗里，后来印制成招贴画在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改革开发之初，我参加一些摄影活动，知道他是摄影界的领导。1986年我进入《中国摄影》编辑部工作时，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称呼他“袁老师”。在我们一拨年轻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亲切长者，总是和颜细语讲他的想法，和我们讨论稿件，从未板起脸来展示领导之威。
改革开发之初到整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化界思想最为活跃，在“文革”十年政治高压的反作用力下，人们有一种井喷式释放的感觉，“四月影会”的“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是当年文化界第一个引发巨大反响的艺术活动，在社会上说人们奔走相告绝不为过，那个时代这样的信息也只能口口相传。在摄影圈这个展览更是一个重磅炸弹，一伙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官方单位组织领导，自己举办一个颇有离经叛道意味的展览。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整个展览无非是不突出政治，背离红光亮的形式，表达些个人自我情趣，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对正统观念的挑战，来自官方和各种各样指责甚至批判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袁老师作为协会领导班子成员观看了展览。这是一段非常值得情景再现的历史，袁老师内心渴望思想解放，但又被桎梏多年，身居正统机构且肩负中国摄影家协会领导小组成员之身份，详细的历史背景和袁老师的内心想法，在朱炯所做的袁老师口述历史中一定会有更多更详尽的内容，期待着它尽早面世。
袁老师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是摄影理论的建设。大概是历史遗留的因素，那时人们常说摄影界是一支没有文化的队伍，为弥补这个缺陷，袁老师一直辛勤耕耘。1980年代中国摄影家协会召开几次理论研讨会都是袁老师策划主持，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他不断思考中国摄影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历史就是这样吊诡，今天看来平常的文字，当年居然引来非议。1987年《中国摄影》第一期刊发一篇题为《在多元探索中共进》的文章，这是袁老师以 “本刊记者”名义写的关于第三届全国摄影创作会议的报道，其中综述了各方观点，提炼出这个标题。后来“多元共进”受到责难，给袁老师带来不小压力。1989年动荡的结果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旗下广受读者喜爱的《国际摄影》杂志以并入《中国摄影》的名义撤销，袁老师也随着机构变化而拿到离休证。我当时的感觉他是黯然离去，但袁老师淡然处之，极少谈到这些。虽然退休，他以自己的人品和修为，依然活跃在摄影圈。
袁老师的摄影作品《东方红》广为人知，不须赘言。除此以外，他摄影实践并不为人所熟知。2009年我们杂志曾经协助整理出1964年参加“四清运动” 时袁老师拍摄的照片并刊发在当年第十二期，运动中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和北方农村生动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近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开始有计划深度整理老摄影人的资料，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朱炯老师带领她的团队开始了这项工作，今年六月份在北京中国摄影展览馆举办的“往事散记——袁毅平摄影回顾展”和本期专题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初期成果。此次展览更全面展示了袁老师作品的方方面面。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中，袁老具有多重身份：摄影师、编辑、摄影理论研究者、中国摄协的领导者、摄影活动组织者。这多重身份使他的影像如多棱镜一般折射出了摄影题材、风格与时代的关系，主流影像与突破影像规训的可能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将会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摄影演进的线索。
袁老在《试谈摄影意境》一文中曾写道：“不能仅仅把再现客观景物作为创作的终点，而是要进一步入乎其内，融情于景，使作品中的形象，超越原生态的自然物象，蕴含富有深度的艺术内涵。”如果把这里的“情”理解为包含内心对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作为上个世纪重要的摄影理论研究者，我们在袁老作品中看到了袁老对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文艺理论的自觉规约。然而，当袁老那些不曾发表、曾经不能被发表，甚至曾经不被看作成功之作的作品与袁老的那些重要作品一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作品中被拍摄物象与历史情景的关联正在倔强地刺破影像的表面，甚至超越了袁老对那些影像的判断。而这些作品重新获得的价值其实正与像朱炯与她的学生、当下《中国摄影》的编辑等等这些年轻的影像工作者对摄影理解相关。于是，影像在摄影者和观看者在不同的时代情景下的反复选择、淬炼中形成了当下的影像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