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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在人与环境互动视角下对地缘政治学概念的理解。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是人—境关系视角下两个主要的范式。要准确解决决定论和可能论的争论，必须深入到人与环境之间的文化、技术、组织的中介之中，把环境要素对决策的关系与环境要素对决策实施结果的关系区别开来。
[关键词] 地缘政治学； 人—境关系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20-0027-02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对其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视角。从自然地理对政治和国际政治影响和制约的角度来定义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成为人与环境互动关系这个永恒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从人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对地缘政治学的概念进行简要分析。
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视角下，地缘政治学概念关注的是自然地理和政治间的相互作用。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这是地缘政治学中一些人坚持的“关系”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地缘政治学的中心任务是确立国家性质和行为主要来源的自然环境的“支配力”。例如，法国1965年的罗贝尔（Robert）词典把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对地理的自然信息和国家的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法国1962年的拉鲁斯（Grand Larousse uinversel）词典把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对连接国家及其政治和自然规律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中自然规律决定前两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地缘政治意味着从地理角度对外交—战略关系进行图解，其借助的手段是对资源进行地理—经济分析，把外交态度解释成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定居的、游牧的、农业的、航海的）结果”。俄国的拉祖瓦耶夫在总结地缘政治学概念时认为，地缘政治学概念首先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奥图泰尔（Gearóid ó Tuathail）注意到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有多个含义。他归结了二战以来地缘政治学的三种主要用法。其中之一也是，地缘政治学关注地理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作用，它把永久的地理因素视为国家行为的驱动力。
人—境关系的视角是人类思维的重大主题之一。自从人产生了主体意识之后，他就很自然地关注自身周围的世界。对环境的思考构成了其哲学思维的第一步。在这一视角下，人文与自然的逻辑区分是基本的，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对人—境关系的阐释，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学者们对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关联性的思考。
在地缘政治学思想上，关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着激烈争论。其中，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有的学者亦称作或然论）是人—境关系思想中最具概括性的两大范式。
环境决定论是其中最古老，并且长期占据历史舞台的一种思想。环境决定论的核心在于人和社会的面貌及行为都应该到地理环境中去寻索其动因，人类体质、文化、社会的差异被认为是来源于地表的自然差异。让·博丹（Jean Bodin）、孟德斯鸠（Montesquieu）、黑格尔（Hegel）、巴克尔（Henry Thomas Barker）等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环境决定论者。
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开创的新政治地理学是环境决定论地缘政治学的第一个典型代表。拉采尔把环境决定论和当时时代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在社会有机体理论之上的“生存空间”理论。
挈伦（Rudolf Kjéllen）最早使用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术语。挈伦主张社会有机体理论，并且把生存空间看作国家成功的关键。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中心人物豪斯浩弗（Karl Hausllofer）及其门徒把地缘政治学视为围绕地理环境和领土进行的政治和争夺。他们吸取了拉采尔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并且被“地理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所吸引，相信一个国家的区位和领土特性是决定它的命运的主要条件”。豪斯浩弗的弟子奥托·毛尔（Otto Maul）在1936年概括地道出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地缘政治学将自身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不是作为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动态概念。地缘政治学研究国家与环境的初始关系—其空间—以及试图解决源于空间关系的所有问题……当政治地理学仅仅考证一个国家的空间条件时，地缘政治学则探讨一个国家的空间需求。” 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是，任何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是依靠了地理条件。正是这种极端的决定论，促使德国地缘政治学把“生存空间看”作国家最基本的需要。
与拉采尔、挈伦以及豪斯浩弗等地缘政治学者们不同，英美的地缘政治学家谨慎地与有机体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保持了距离，而把目光更多地投入到历史的地理解释之中，所以他们的决定论更多地来自对历史的地理动力的关注。麦金德（H. J. Mackinder）总结说：“我们首次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就是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去发现更广的地理归纳和更长的历史归纳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开始一种‘宇宙史中地理因果关系’的验证”。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把心脏地带看作世界政治的权力中心。马汉（A1fred Thayer Mahan）提出了“海权论”，认为海洋国家将会成为世界霸权的中心。斯皮克曼（Nicho1as Spykman）提出了“边缘地带论”，主张对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区。
近代政治地理学诞生以来，探求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成为地缘政治学者们的中心信条，国际政治斗争的结局突出地决定于地理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历史被强烈地解释为一种地理進程。在决定论地缘政治学家眼中，地理赋予国家以权力，领土和资源是力量的来源。环境决定论的逻辑，蕴含了一种把政治非政治化以及把国家战略的政治目标自然化的方法，其基础的辩白就是，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强国是出于地理原因，强国的野心乃是自然的召唤。
与决定论思想针锋相对，人—境关系的另外一种思想认为人在其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这就是可能论，或称为或然论。或然论是对环境决定论的否定。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否定，早在孟德斯鸠之后就已经存在了。伏尔泰（F．M．Voltaire）和霍尔巴赫（P．D．Holbach）是最早对孟德斯鸠的观点提出异议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法国新地理学发展的引路人维达尔·布拉什（Vidal de la B1ache）竭力反对环境决定论的思想。他提出了或然论（probability）来反对决定论。维达尔认为，“在自然的作用和人文现实之间，还存在着人类的自由主宰力量。自然往往提供多种可能性，人类可以从中进行选择”。可能论思想基于人对地理的积极能动性，意识到人对地理所提供各种可能性的选择，因而抵制“建立某种定律”的引诱，同时也反对由决定论演绎的沙文主义。
作为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可能论思想认为，人—境关系取决于机遇和人的选择。但是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中，机遇和人的选择又是不同的。每一类人对同一的自然条件会有不同的感应，并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因此，当人们在地理环境提供给人类利用的可能性范围内进行自由选择时，选择也是多样性的。所以，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文化、技术和组织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义，因而“环境和资源就成为技术能力和社会价值的文化名称。”
可见，在人与环境关系的链条上还有一个中介地带。这个中介地带就是文化、技术和组织形式的过滤过程。在这种中介下，“人类自然环境的物质与生物现象的意义是人类本身态度、目的和技术能力的一个函数”。同时，这个函数的值又不是固定的。面对同样的环境，人们的感受不同、反应不同。对地缘政治学来说，针对同样的环境，政治决策者的感受不同、反映不同，决策方式和决策水平都不会相同。所以，要真正解决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间的争论，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Margaret Sprout）夫妇认为混乱的根源在于没有有效地“把环境要素对决策的关系与环境要素对决策实施结果的关系区别开来”。这种区分是有价值的。一方面，从环境因素出发来寻找人类行为的规律，因为必须跨跃人—境因果长链中人类意志的中介区域而大打折扣，人的认识的差异使人对环境的适应与改造呈现差异。另一方面，环境要素确实对人的行为有客观的限制与影响，即环境要素对决策的实施结果的客观影响。这是自然规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必须在自然规律的框架内发挥其意志，而努力发现并研究这些客观规律乃是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的任务。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
[关键词] 地缘政治学； 人—境关系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20-0027-02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对其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视角。从自然地理对政治和国际政治影响和制约的角度来定义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成为人与环境互动关系这个永恒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从人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对地缘政治学的概念进行简要分析。
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视角下，地缘政治学概念关注的是自然地理和政治间的相互作用。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这是地缘政治学中一些人坚持的“关系”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地缘政治学的中心任务是确立国家性质和行为主要来源的自然环境的“支配力”。例如，法国1965年的罗贝尔（Robert）词典把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对地理的自然信息和国家的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法国1962年的拉鲁斯（Grand Larousse uinversel）词典把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对连接国家及其政治和自然规律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中自然规律决定前两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地缘政治意味着从地理角度对外交—战略关系进行图解，其借助的手段是对资源进行地理—经济分析，把外交态度解释成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定居的、游牧的、农业的、航海的）结果”。俄国的拉祖瓦耶夫在总结地缘政治学概念时认为，地缘政治学概念首先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奥图泰尔（Gearóid ó Tuathail）注意到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有多个含义。他归结了二战以来地缘政治学的三种主要用法。其中之一也是，地缘政治学关注地理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作用，它把永久的地理因素视为国家行为的驱动力。
人—境关系的视角是人类思维的重大主题之一。自从人产生了主体意识之后，他就很自然地关注自身周围的世界。对环境的思考构成了其哲学思维的第一步。在这一视角下，人文与自然的逻辑区分是基本的，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对人—境关系的阐释，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学者们对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关联性的思考。
在地缘政治学思想上，关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着激烈争论。其中，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有的学者亦称作或然论）是人—境关系思想中最具概括性的两大范式。
环境决定论是其中最古老，并且长期占据历史舞台的一种思想。环境决定论的核心在于人和社会的面貌及行为都应该到地理环境中去寻索其动因，人类体质、文化、社会的差异被认为是来源于地表的自然差异。让·博丹（Jean Bodin）、孟德斯鸠（Montesquieu）、黑格尔（Hegel）、巴克尔（Henry Thomas Barker）等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环境决定论者。
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开创的新政治地理学是环境决定论地缘政治学的第一个典型代表。拉采尔把环境决定论和当时时代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在社会有机体理论之上的“生存空间”理论。
挈伦（Rudolf Kjéllen）最早使用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术语。挈伦主张社会有机体理论，并且把生存空间看作国家成功的关键。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中心人物豪斯浩弗（Karl Hausllofer）及其门徒把地缘政治学视为围绕地理环境和领土进行的政治和争夺。他们吸取了拉采尔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并且被“地理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所吸引，相信一个国家的区位和领土特性是决定它的命运的主要条件”。豪斯浩弗的弟子奥托·毛尔（Otto Maul）在1936年概括地道出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地缘政治学将自身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不是作为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动态概念。地缘政治学研究国家与环境的初始关系—其空间—以及试图解决源于空间关系的所有问题……当政治地理学仅仅考证一个国家的空间条件时，地缘政治学则探讨一个国家的空间需求。” 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是，任何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是依靠了地理条件。正是这种极端的决定论，促使德国地缘政治学把“生存空间看”作国家最基本的需要。
与拉采尔、挈伦以及豪斯浩弗等地缘政治学者们不同，英美的地缘政治学家谨慎地与有机体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保持了距离，而把目光更多地投入到历史的地理解释之中，所以他们的决定论更多地来自对历史的地理动力的关注。麦金德（H. J. Mackinder）总结说：“我们首次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就是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去发现更广的地理归纳和更长的历史归纳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开始一种‘宇宙史中地理因果关系’的验证”。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把心脏地带看作世界政治的权力中心。马汉（A1fred Thayer Mahan）提出了“海权论”，认为海洋国家将会成为世界霸权的中心。斯皮克曼（Nicho1as Spykman）提出了“边缘地带论”，主张对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区。
近代政治地理学诞生以来，探求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成为地缘政治学者们的中心信条，国际政治斗争的结局突出地决定于地理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历史被强烈地解释为一种地理進程。在决定论地缘政治学家眼中，地理赋予国家以权力，领土和资源是力量的来源。环境决定论的逻辑，蕴含了一种把政治非政治化以及把国家战略的政治目标自然化的方法，其基础的辩白就是，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强国是出于地理原因，强国的野心乃是自然的召唤。
与决定论思想针锋相对，人—境关系的另外一种思想认为人在其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这就是可能论，或称为或然论。或然论是对环境决定论的否定。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否定，早在孟德斯鸠之后就已经存在了。伏尔泰（F．M．Voltaire）和霍尔巴赫（P．D．Holbach）是最早对孟德斯鸠的观点提出异议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法国新地理学发展的引路人维达尔·布拉什（Vidal de la B1ache）竭力反对环境决定论的思想。他提出了或然论（probability）来反对决定论。维达尔认为，“在自然的作用和人文现实之间，还存在着人类的自由主宰力量。自然往往提供多种可能性，人类可以从中进行选择”。可能论思想基于人对地理的积极能动性，意识到人对地理所提供各种可能性的选择，因而抵制“建立某种定律”的引诱，同时也反对由决定论演绎的沙文主义。
作为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可能论思想认为，人—境关系取决于机遇和人的选择。但是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中，机遇和人的选择又是不同的。每一类人对同一的自然条件会有不同的感应，并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因此，当人们在地理环境提供给人类利用的可能性范围内进行自由选择时，选择也是多样性的。所以，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文化、技术和组织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义，因而“环境和资源就成为技术能力和社会价值的文化名称。”
可见，在人与环境关系的链条上还有一个中介地带。这个中介地带就是文化、技术和组织形式的过滤过程。在这种中介下，“人类自然环境的物质与生物现象的意义是人类本身态度、目的和技术能力的一个函数”。同时，这个函数的值又不是固定的。面对同样的环境，人们的感受不同、反应不同。对地缘政治学来说，针对同样的环境，政治决策者的感受不同、反映不同，决策方式和决策水平都不会相同。所以，要真正解决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间的争论，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Margaret Sprout）夫妇认为混乱的根源在于没有有效地“把环境要素对决策的关系与环境要素对决策实施结果的关系区别开来”。这种区分是有价值的。一方面，从环境因素出发来寻找人类行为的规律，因为必须跨跃人—境因果长链中人类意志的中介区域而大打折扣，人的认识的差异使人对环境的适应与改造呈现差异。另一方面，环境要素确实对人的行为有客观的限制与影响，即环境要素对决策的实施结果的客观影响。这是自然规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必须在自然规律的框架内发挥其意志，而努力发现并研究这些客观规律乃是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的任务。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