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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紫禁城
与变化多端的表达
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紫禁城不仅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空间，更是人们精神世界中古老中国的代表。人们感兴趣于这座宫殿，更感兴趣于与这堂皇宫殿伴生、却在我们面前戛然而止的古旧史事。对所有想了解中国的人，无论从物质的、可视的空间建筑上，还是从无形的、深厚绵延的精神气质上，紫禁城就是这样一个原点，也是中国书籍永恒的选题之一。
关于紫禁城的书出版了很多，在《叹哉!紫禁城》中有意识地并置了摄影、绘画、文字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颖的了解紫禁城文化的视角。三种方式就是三个通往主旨的路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倚重于此或偏爱于彼，文、影、画，抽象的、具象的、想象的元素相互渗透，在互补中指向主旨。这种跨界的结合既具有同质的文化精神又具有混搭的现代气息，能够轻松地引导读者体味文、影、画，及其背后的深层意韵。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一本书采用单一的表达方式，因为这可以使读者在一个略带强制的单一语境中理解作者的表达，这种强制性转化成读者阅读时的自我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能帮助阅读者渐入佳境。而互联网时代多媒体、多元化阅读的高自主性、高选择性破坏了作者、编辑与读者之间这个由微弱的强制形成的平衡，对传统纸媒的阅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信息质量与数量的背离，使有价值的信息与适当的需要者之间形成了传达的障碍。
对于受众而言，搜索信息容易了，但甄别、挑选困难，很容易陷入信息过载的困境。海量的信息如果不经处理就形同于无，编辑的作用正是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地、巧妙地梳理，使芜杂的信息变身为有用的文本。可以说，虽然互联网对传统出版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就编辑工作来说，编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外重要又如鱼得水。如果说在遥远的古代编辑的作用是搜集和整理，那么现在编辑的工作仍然未变，只是古时的编辑要在搜寻信息上花更多的精力，而现在是在甄别上，但判断一个编辑是不是一个好编辑的标准并没有变，那就是眼光、思路和技巧。
不变的评判标准
与不断提高的素质要求
决定书籍质量或书籍对人产生吸引力的，从根本上讲，在于书籍的内容，也就是选题。选题的要义在于创新，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创新策划。编辑不是循样缝衣的裁缝，而是有着犀利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感知力的设计师；不是生产线上按部就班重复劳动的机械手，而是能用同样原料做出不同口味美酿佳肴的美食家。一个好的编辑，就是学会整合各种相关信息，编出适合不同读者特点的图书编辑设计师。
读图时代图片在体量上占了主角，但毫无疑问，文字绝对不可或缺，甚至它还是书的灵魂，正是文字的脉络使书稿呈现为一個形散而神不散的整体。读图时代对文字的要求更高了，文字必须言简意赅，必须惜墨如金。在《叹哉!紫禁城》中如是：文字说到紫禁城里的爱情，与之对应的照片就是帝后大婚的喜房、皇后盛装大婚的油画。这里考量的是编辑的文字理解、读图能力和对文字、照片和绘画三种表达方式间的互补关系、内在联系的把握。越是诸如此类纠缠而细微之处的编排，越是考验编辑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素质，这些细节的处理直接影响着图书的质量。
与作者深入沟通也是编辑的重要素质。编辑要发现和联系作者，要理解和服务于读者。作者、读者、编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而编辑是中介，是桥梁，在其中起着活跃、紧密、沟通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一名优秀编辑还应是位社会活动家，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联系，掌握尽可能多的作者资源，并发现培育新的作者。用好社会资源，整合利用好资源也是创新。在编辑《叹哉!紫禁城》的过程中，编者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可以这么说，故宫是摄影家李少白、画家姜国芳的资源，李少白、姜国芳这样的大师级作者同样是出版社的资源，能和这样的作者合作是编辑的荣幸。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发现和创新的能力源于编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日常工作经验的积累。传统的编辑“六艺”中最重要的是选题，现在也仍然没有变。不同的是在现今社会，编辑是一个更加开放的过程，不断地改进和互动，提升艺术修养，无论是在遥远的古代还是在出版体制改革的今天，都是编辑不变的追求。
不变的中国意蕴
与新颖的装帧设计
编辑既然是一种文化，也必然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出版既然是一种传播，那么书籍就是传播文化的使者。原味的或更接近原味文化也正是外国读者最想要的。在当今这个愈来愈趋于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民族的就是世界”是回归，也是醒悟。
为了与书的内容和谐，《叹哉!紫禁城》的内页、封面、函套的设计上无一不在凸显中国意韵上做文章。在外国读者的眼中，重檐金顶的宫殿、朱扉金钉的宫门、雕云镂花的金水桥，都是有意味的色彩和符号，是中国的象征。《叹哉!紫禁城》运用了这些色彩和符号。在内页的版式中，文字页全部都是中国红的底色，仿佛紫禁城巍峨连绵的宫墙，端庄安静又不可逾越。每个章节引言的底纹，则配以硬质感的金黄色古铜器画面，和着边缘有漫漶感的白色文字，形、色呈现出抽象、斑驳、沧桑的意象，强化了中国特色的审美个性，令人产生“有意味的形式”联想。
书籍函套则采用深红色硬卡，从镂空的圆孔中露出黄的底色，仿佛面对的是朱扉金钉的宫门，使得“打开”这个小小的动作既是打开这本书，也是开启一扇宫门。函套还借用了中国文化中“包裹”的概念。红色宫门左右打开后是上下打开的黄色封套，它与宫门刚好形成一个十字，十字交叉的中心就是这本书。这种十字交叉的方法既是中国包裹的结法也是礼物的包装法之一。在中国文化中“包裹”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就是说它既可以是一个物品也可以是一个动作，沾着中华文化的厚重、沾着紫禁城的帝王气象，以包裹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一件珍贵的礼物。
不变的“悦”读理想
与全新的传播环境
书籍策划是创造性的劳动，这种有创造性的劳动就相当于一位高明的导游，对读者进行艺术性的引导。图书具有商品属性的同时，还肩负着对读者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好书在内容充分传递的同时，以其精美的封面、版式、文字、插图，陶冶着读者的心灵，营造出“悦”读的氛围。新的信息传播环境对书籍这一传统媒介产生了根本影响，它直接改变了书籍的媒介地位、功能以及大众对书籍的观念、需求，间接改变了书籍的内容和形式。互联网络的普及使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心理和习惯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不再以语言文字为信息的唯一中心，而是越来越乐于接受视觉化的、直观的信息。在书籍寻找读者比读者寻找书籍更为迫切的形势下，书籍必须挖掘自己的优势，主动增加吸引力。影、画、文联袂呈现的设计无疑是顺应这种信息图示化趋势的改变。
编辑通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排布关系，使重点突出、逻辑分明；通过章与节、正文与辅文之间的区分与连接，使结构、层次关系更一目了然。编辑，尤其是外文图书编辑，除了要考虑全新的传播环境导致的读者阅读行为的普遍改变，还要考虑外国读者与国内读者的不同特点。外国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了解，但又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充满好奇。
在实际编辑工作中，面对外国读者，需要交待更多背景知识。在《叹哉!紫禁城》中用插入的问答介绍背景，这些问答在不影响主体影画作品的前提下，被设置成互联网时代最常见的活泼的“小贴士”形式，并放在不起眼的角落。当读者需要时它就存在，不需要时则完全可以忽略。在外国读者眼中，摄影、油画这种“西式”的具象的展现让他们感到亲切，抽象的文字又满足了他们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作者来自外文出版社)
与变化多端的表达
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紫禁城不仅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空间，更是人们精神世界中古老中国的代表。人们感兴趣于这座宫殿，更感兴趣于与这堂皇宫殿伴生、却在我们面前戛然而止的古旧史事。对所有想了解中国的人，无论从物质的、可视的空间建筑上，还是从无形的、深厚绵延的精神气质上，紫禁城就是这样一个原点，也是中国书籍永恒的选题之一。
关于紫禁城的书出版了很多，在《叹哉!紫禁城》中有意识地并置了摄影、绘画、文字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颖的了解紫禁城文化的视角。三种方式就是三个通往主旨的路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倚重于此或偏爱于彼，文、影、画，抽象的、具象的、想象的元素相互渗透，在互补中指向主旨。这种跨界的结合既具有同质的文化精神又具有混搭的现代气息，能够轻松地引导读者体味文、影、画，及其背后的深层意韵。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一本书采用单一的表达方式，因为这可以使读者在一个略带强制的单一语境中理解作者的表达，这种强制性转化成读者阅读时的自我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能帮助阅读者渐入佳境。而互联网时代多媒体、多元化阅读的高自主性、高选择性破坏了作者、编辑与读者之间这个由微弱的强制形成的平衡，对传统纸媒的阅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信息质量与数量的背离，使有价值的信息与适当的需要者之间形成了传达的障碍。
对于受众而言，搜索信息容易了，但甄别、挑选困难，很容易陷入信息过载的困境。海量的信息如果不经处理就形同于无，编辑的作用正是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地、巧妙地梳理，使芜杂的信息变身为有用的文本。可以说，虽然互联网对传统出版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就编辑工作来说，编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外重要又如鱼得水。如果说在遥远的古代编辑的作用是搜集和整理，那么现在编辑的工作仍然未变，只是古时的编辑要在搜寻信息上花更多的精力，而现在是在甄别上，但判断一个编辑是不是一个好编辑的标准并没有变，那就是眼光、思路和技巧。
不变的评判标准
与不断提高的素质要求
决定书籍质量或书籍对人产生吸引力的，从根本上讲，在于书籍的内容，也就是选题。选题的要义在于创新，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创新策划。编辑不是循样缝衣的裁缝，而是有着犀利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感知力的设计师；不是生产线上按部就班重复劳动的机械手，而是能用同样原料做出不同口味美酿佳肴的美食家。一个好的编辑，就是学会整合各种相关信息，编出适合不同读者特点的图书编辑设计师。
读图时代图片在体量上占了主角，但毫无疑问，文字绝对不可或缺，甚至它还是书的灵魂，正是文字的脉络使书稿呈现为一個形散而神不散的整体。读图时代对文字的要求更高了，文字必须言简意赅，必须惜墨如金。在《叹哉!紫禁城》中如是：文字说到紫禁城里的爱情，与之对应的照片就是帝后大婚的喜房、皇后盛装大婚的油画。这里考量的是编辑的文字理解、读图能力和对文字、照片和绘画三种表达方式间的互补关系、内在联系的把握。越是诸如此类纠缠而细微之处的编排，越是考验编辑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素质，这些细节的处理直接影响着图书的质量。
与作者深入沟通也是编辑的重要素质。编辑要发现和联系作者，要理解和服务于读者。作者、读者、编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而编辑是中介，是桥梁，在其中起着活跃、紧密、沟通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一名优秀编辑还应是位社会活动家，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联系，掌握尽可能多的作者资源，并发现培育新的作者。用好社会资源，整合利用好资源也是创新。在编辑《叹哉!紫禁城》的过程中，编者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可以这么说，故宫是摄影家李少白、画家姜国芳的资源，李少白、姜国芳这样的大师级作者同样是出版社的资源，能和这样的作者合作是编辑的荣幸。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发现和创新的能力源于编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日常工作经验的积累。传统的编辑“六艺”中最重要的是选题，现在也仍然没有变。不同的是在现今社会，编辑是一个更加开放的过程，不断地改进和互动，提升艺术修养，无论是在遥远的古代还是在出版体制改革的今天，都是编辑不变的追求。
不变的中国意蕴
与新颖的装帧设计
编辑既然是一种文化，也必然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出版既然是一种传播，那么书籍就是传播文化的使者。原味的或更接近原味文化也正是外国读者最想要的。在当今这个愈来愈趋于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民族的就是世界”是回归，也是醒悟。
为了与书的内容和谐，《叹哉!紫禁城》的内页、封面、函套的设计上无一不在凸显中国意韵上做文章。在外国读者的眼中，重檐金顶的宫殿、朱扉金钉的宫门、雕云镂花的金水桥，都是有意味的色彩和符号，是中国的象征。《叹哉!紫禁城》运用了这些色彩和符号。在内页的版式中，文字页全部都是中国红的底色，仿佛紫禁城巍峨连绵的宫墙，端庄安静又不可逾越。每个章节引言的底纹，则配以硬质感的金黄色古铜器画面，和着边缘有漫漶感的白色文字，形、色呈现出抽象、斑驳、沧桑的意象，强化了中国特色的审美个性，令人产生“有意味的形式”联想。
书籍函套则采用深红色硬卡，从镂空的圆孔中露出黄的底色，仿佛面对的是朱扉金钉的宫门，使得“打开”这个小小的动作既是打开这本书，也是开启一扇宫门。函套还借用了中国文化中“包裹”的概念。红色宫门左右打开后是上下打开的黄色封套，它与宫门刚好形成一个十字，十字交叉的中心就是这本书。这种十字交叉的方法既是中国包裹的结法也是礼物的包装法之一。在中国文化中“包裹”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就是说它既可以是一个物品也可以是一个动作，沾着中华文化的厚重、沾着紫禁城的帝王气象，以包裹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一件珍贵的礼物。
不变的“悦”读理想
与全新的传播环境
书籍策划是创造性的劳动，这种有创造性的劳动就相当于一位高明的导游，对读者进行艺术性的引导。图书具有商品属性的同时，还肩负着对读者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好书在内容充分传递的同时，以其精美的封面、版式、文字、插图，陶冶着读者的心灵，营造出“悦”读的氛围。新的信息传播环境对书籍这一传统媒介产生了根本影响，它直接改变了书籍的媒介地位、功能以及大众对书籍的观念、需求，间接改变了书籍的内容和形式。互联网络的普及使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心理和习惯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不再以语言文字为信息的唯一中心，而是越来越乐于接受视觉化的、直观的信息。在书籍寻找读者比读者寻找书籍更为迫切的形势下，书籍必须挖掘自己的优势，主动增加吸引力。影、画、文联袂呈现的设计无疑是顺应这种信息图示化趋势的改变。
编辑通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排布关系，使重点突出、逻辑分明；通过章与节、正文与辅文之间的区分与连接，使结构、层次关系更一目了然。编辑，尤其是外文图书编辑，除了要考虑全新的传播环境导致的读者阅读行为的普遍改变，还要考虑外国读者与国内读者的不同特点。外国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了解，但又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充满好奇。
在实际编辑工作中，面对外国读者，需要交待更多背景知识。在《叹哉!紫禁城》中用插入的问答介绍背景，这些问答在不影响主体影画作品的前提下，被设置成互联网时代最常见的活泼的“小贴士”形式，并放在不起眼的角落。当读者需要时它就存在，不需要时则完全可以忽略。在外国读者眼中，摄影、油画这种“西式”的具象的展现让他们感到亲切，抽象的文字又满足了他们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作者来自外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