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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曾被毛泽东以“能”字慰以赞赏。早在1934年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云便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在1945年6月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陈云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即在毛泽东与周恩来和王若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前，陈云与另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一同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侯补书记。从这时起，陈云再次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其名字紧随中央“五大书记”之后，成为“毛、刘、周、朱、任、陈、彭”中的六号人物。建国甫定后的1950 年10月，因任弼时逝世，陈云接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此时，陈云成为中央“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人称中央五号。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及总书记，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这样，中央形成了“毛、刘、周、朱、陈、邓”六人领导核心。即使是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尽管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但其名字仍位居陈云之后。从中央六号到中央五号的将近20年，陈云的领导才华得以充分施展，特别是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每遇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正因如此，一段时间内，陈云成为被毛泽东倚重的中央 “经济一号”。
一 、创建东北根据地，建树岂在决战中
提起三年东北解放战争，许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气吞山河、雷霆万钧的辽沈决战，想到决战中的首战攻锦、坚守塔山和辽西大追击三步曲。然而，在辽沈决战中，东北我军所以能够在战前对敌形成压倒性优势，这又与北满、南满根据地的创建不无关系。从1945年9月至1949年7月，陈云在东北历时近4年，身兼数职，多方运筹，功勋卓著。尤其在关系东北党政军存亡的根据地建设、坚持南满、东北财经等重大问题上，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纷纭变化的复杂形势下，推动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并对全国解放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在北满广大地区率先开展了发动群众并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四平保卫战之后，处于劣势的东北我军不得不退避于松花江以北的北满广大地区，仅留三纵和四纵于南满实施战略性牵制。当国民党军乘机占领长春、吉林后，东北解放区处于敌兵压境、土匪骚扰、经济紧张和南北满两块根据地被割裂的严重困境。1945年11月，身为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由沈阳赶至哈尔滨，出任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初到北满，陈云思考最多、最深入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动群众。在他看来，群众能否迅速发动起来，将是党在东北能否站稳脚跟的关键。他曾形象地指出：“我们现在是‘租房’，尚未造屋。群众不起来，干部恐怕要当‘华侨’，十万主力也要打完的。”由于东北长期处于沦陷状态，同时，东北局成立后的最初三个月主要在大城市开展工作，并未深入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因此陈云认为，如何发动包括农村在内的广大群众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1946年1月17日，陈云致电北满各省工委，指示将开拓地、满拓地“原则上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指出这只是分配敌产，并非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对地主的现有土地一律不动，只进行减租减息。这个政策一出台，北满各地迅速掀起一场分配敌伪土地的热潮。到1946年6月，北满地区的开拓地、满拓地基本分配完毕。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发出后，减租减息随即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在北满地区迅速开展了起来。北满根据地逐步建立并巩固起来，使我们党在东北极端复杂的情况下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东北党在敌我形势、和平与战争、城市与乡村、我军作战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没有统一认识。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6年7月3日至1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并在7月7日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深刻总结了东北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澄清了党内部分同志存在的各种错误观点，着重强调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建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并把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创建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作战原则定为“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决议”号召东北党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7月11日，毛泽东在对东北局《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所作的修改稿中，充分肯定了陈云的思想，指出：“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七七决议”的通过及毛泽东所作的指示，标志着东北全党的工作方针和战略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正确轨道，从而为解放战争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见，陈云是最早、最系统地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在东北党的战略重心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为巩固南满，关键时刻拍下决定性一板。国民党军在占领四平后，深感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力北进，但又无法增兵东北。为此，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并于1946年10月中旬集中8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重点进攻南满解放区，企图吃掉南满我军，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再转而全力进攻北满，独占整个东北。11月初，国民党军占领了南满大部分地区，并将南满我军主力压缩于临江、长白、抚松、濛江、辑安5县狭小地区。此时，南满根据地处于群众尚未真正发动，兵员不足，装备无着，给养奇缺，土匪作乱的险恶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能否坚持南满，军区领导人的认识很不一致，主力部队已准备开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根据敌我严重态势，东北局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该方针的关键是能否坚持南满。为了加强南满的领导力量，10月31日，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决定调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任辽东分局（亦称南满分局）书记，派肖劲光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 当时，陈云与萧劲光乘火车由哈尔滨东行经牡丹江，再南行经宁安，然后再由图们进入朝鲜，并将专列再改挂到朝鲜的列车上，沿半岛的东北海岸线绕行至平壤，全程兜了个大圈子，走了12天。11月15日抵达平壤，下榻于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俩人在办事处待了五六天，其间分别会晤了金日成和苏方经济负责人，成功商定了诸多重大事项。当月23日，他们离开平壤，于26日抵达朝鲜沿江口岸满浦，并下榻于我方满浦分办事处，即“平壤利民公司满浦分公司”，次日再北过鸭绿江，最终赶到辽东军区和辽东省委所在地临江。
1946年12月11日至14日，辽东军区在通化和临江之间的七道江召开了军事会议，主要讨论南满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今后作战方针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在是否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多数人认为南满只剩下5县，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坚持下去有困难，因而主张撤出南满；少数人主张坚持南满，做长期斗争打算。去留两种意见各有理由，相持不下，会议连开两天没有结果。12日晚，辽东军区首长获悉敌1个师已进至梅河口，一个师正进犯辑安（今集安），军情万分紧急。但由于会议对去留问题未达成统一，因而影响了具体作战方针的最终确定。在此危机关头，肖劲光将会议情况报给陈云，并请他参加会议，作最后决定。
13日晚12时，陈云冒着暴风雪从临江赶到七道江，14日主持了会议。在了解前几天会议情况经过后，陈云生动形象地讲述了敌我态势及坚持南满的重要意义。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尔后，陈云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害得失算了一笔细帐，作了反复比较，用以说明留在南满对全东北战局有利。最后，陈云加重语气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陈云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果断干脆的决定，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赞成。40多年后，肖劲光高度评价道：“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这是陈云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
（三）统一东北财经，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东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后对铁路、工矿的严重破坏和苏军占领期间大规模的拆迁，从而使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重重。在财政方面，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在金融方面，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在物资方面，军需民用物资供不应求，极为缺乏。因此，解决根据地的财经困难成为东北党的又一重要任务。在这方面，陈云作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生财理财之道，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统一东北财经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2月22日，陈云领导的北满分局给所属各省工委发出《关于目前解决财政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指示，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即征收救国公粮，妥为保管，以便将来进行对外贸易，解决财政困难；清算和搜集敌伪资产，恢复和发展工矿业，征收必要的税收；暂时不宜大量发行纸币，以免通货膨胀。3月13日，陈云在通河干部座谈会上，着重指出：“财政经济即收与支的问题，亦即生财之道与理财之道。”在生财之道方面，他提出了财政收入的6个来源：没收敌产，搞好税收，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发行钞票，开展贸易。据此，1946年各省、市、县均成立了“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清理的主要物资是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吉林市一地在这期间所清理的物资，总价值即达百亿元（东北币）以上。合江省没收敌伪财产的收入，占该省1946年财政总收入的36.7%。为了发展生产和减轻人民负担，各省重新调整税收，减少税目。如1946年合江省省级税收为700万元（东北币），仅占财政收入的2.6%，而东北一级财政收入中，税收只占0.99%。在陈云等人积极建议和支持下，1946年末，东北解放区打开了对苏贸易渠道，到1947年12月止，出口各种粮食76.5万吨，换回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
在理财之道方面，陈云提出了紧缩开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搞好生产等办法。这些办法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哈尔滨市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底，实行精兵简政，每月节省开支400万元（东北币）以上。吉林省规定，自1946年9月1日起，各级政府所属机关一律实行菜金自给。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积极领导广大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47年共扩大耕地面积800万垧。上述措施，对于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保证战争需要，解决解放区经济困难起了重大作用。
（四）创造沈阳经验，树立我党接收城市的样板。从1948年起，随着东北我军转入战略攻势，作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开始将注意力由“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11月2日沈阳解放后，陈云开始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接管沈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做好这项工作，对全国有着示范作用。在总结接管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计划，陈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接收沈阳的工作顺利完成，工厂、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器材、仓库物资没有遭到破坏。进入沈阳的第二天就恢复了供电，第三天电话接通，第四天与外地的邮政通信恢复正常，第六天各系统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商店开始营业，工厂纷纷开工。
11月28日，陈云初步总结了接收沈阳的经验，上报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陈云在报告中写道：为了快速而完整地接收大城市，必须遵循“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针，各按系统就是按军、政、市、财、经、公安、铁路、后勤八大系统分头接收；自上而下，按系统找原有各级负责人，正式具报清册；原封不动，原有职工一律上班，重要部门派军事代表；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接收，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这些做法既能防止乱又能保证快，否则，就会乱接一通，损失很大，影响很坏。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做到比较稳当而无大波动，必须解决好五个关键问题，一是恢复电力供应；二是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三是收缴旧警察枪支，让其徒手服务；四是利用报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五是妥善解决工资问题；同时，还要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管理和建设城市，必须依靠群众，保护工厂，首先应该重视沈阳八大战略性工厂的恢复和发展；其次是做好外事工作，慎重对待外国使领馆和外国新闻记者。在陈云的努力下，沈阳解放后二十三天，绝大部分工厂已经开始恢复了生产。 二、建国甫定，中央六号指挥打胜了一场被毛泽东夸勉为其意义 “不下于淮海战役”的经济战役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接收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存在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极其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新生政权的巩固。趁着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投机资本家从中谋取暴利，他们抢购两白（大米、棉纱）一黑（煤），导致全国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物价上涨风。有的评论人士预言“共产党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当时，作为中央主管全国财经工作且有“开国财头”之称的陈云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确指出：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人不饿死人，这是对我们的考验。停止通货膨胀，使金融物价稳定下来，这是人民的希望和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是人民政府的责任，它不仅关系到4.75亿人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影响。当时，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稳住了上海，也就稳住了全国。时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陈云决定从打击投机，稳定物价，抑制恶性通货膨胀入手。用陈云自己的话说，他在上海打了三大仗，给国民党和投机资本家摔了三只手榴弹，最后大获全胜”。
第一仗是控制银元风波。上海解放初期，投机商就大肆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由于投机资本家的操纵，一开始人民币与银元的比值是10：1，后来猛涨到20：1、30：1，人民币几乎站不住脚。
当时，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的证券大楼，他们利用几千部电话与分布于全市各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上涨将近两倍。银元的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飞涨。在上海解放后的十三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面临严重威胁。
关键时刻，陈云采取强硬手段，动用军事力量查封了投机分子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首要投机分子238 名，沉重打击了破坏经济秩序的投机商。与此同时，他棋高一筹地准备了一系列经济措施。6月8日，他在致华东局、华中局的电报中提出了五条措施：（1）命令铁路交通事业和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2）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3）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公债；（4）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5）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区占领货币阵地。这样，政治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一个月，一度疯狂肆虐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人民币逐步占领了上海市场，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仗是控制纱布涨价风。上海是全国的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和交易中心。继银元战失利后，一时不服输的上海资本家又把目光转向了纱布。经他们大量地买进并囤积，上海市场上一时纱布脱销，纱布的黑市价格一日数涨。对于纱布涨价的风生水起，陈云命令全国统一采取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这样一来，上海等地的投机势力争相购入，甚至不惜以借高利贷来囤积。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之为“日拆”，这在上海和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投机家们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鉴于纱布价格一日数涨，他们满以为信马由缰地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而且还可以坐收落囊横财。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一次投机家打错了算盘，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跌，投机商眼看大势不妙，也开始将手中的纱布出手，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内跌去一半，投机商们叫苦不迭。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还多管齐下，乘势而为。一是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贷款，进而控制市场流动性，压低投机商的卖出空间；二是规定私营工厂不得关闭，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以控制闲资入市；三是加强征税，以促使市场上的游资向实体经济回流。
第三仗是控制粮食抢购风。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资本家兴风作浪，呼风唤雨地搞了一次粮食抢购潮。一时间，上海的存粮仅有八九千万斤，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对此，陈云通过扩大粮源防线来化解上海的市场风险。1949年12月12日，陈云主持中财委召开了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讲话。对在全国范围内调度粮食的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会后不久，四川即征集到4亿斤大米待发上海。为此，陈云于1950年1月11日致电华东局的饶漱石和曾山时指出：“四川的4亿斤大米2月初即可启运，务请抽调大批干部赴川运粮。”同日，他又致电华中局的邓子恢和东北财委，要求华中和东北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国家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粮源防线布置：第一道为浙江的杭嘉湖和江苏的苏锡常一线；第二道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第三道为东北、华中和四川。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使得国家掌控的周转粮达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在此同时，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有效补充。
1950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到了，上海的粮食市场以“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开出。然而，这一次“红盘”市场没有沿袭节后看涨的老规律，反而跌盘连现。在此同时，政府广泛开设国营粮店，趁势抛售了两亿斤大米，由此逼得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本想待涨而售的囤积之米全部吐出。资本家和投机分子搞不懂，共产党是如何让米从天降的。但有一点他们算是认清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是有回天之力的。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再也难以大规模地在市场上兴囤积之风，作推涨之浪。加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在上海持续了十几年的如野马脱缰之势的通货膨胀终于被新生的国家政权用经济规律加以驯服。
到1950年，全国的物价基本稳定了下来，新中国的国计民生在除旧布新后安然使入正轨。对于这场经济领域内的服妖降魔，密切关注新国家经济命运的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它的胜利“不下于淮海战役”。毛泽东还极力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称陈云的这种理财能力为“能”。 三、当政治颠峰与政见分歧交并出现时，他不为讲面子而讲话，却为医治经济伤痛而“有话要讲”
1956年8月22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为党的“八大”做准备的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随后，党的“八大”于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党在夺取政权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一次推进国家经济建设的总动员。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八届一中全会召开，全会选举产生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央副主席。同时，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这样，中央形成了毛、刘、周、朱、陈、邓六人领导核心，人称中央六大常委。此时的陈云，开始步入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然而，正是在此时期，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因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央一号与中央五号间开始出现分歧。
（一）因“反冒进”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6年初，受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的影响，国内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顾国力条件而急躁冒进的倾向。为了纠正经济建设上的过猛势头，防止欲速则不达，周恩来和陈云着手进行经济纠偏，即反冒进。这年3月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即主持将基建拨款削减了7个亿，由原来的125亿减至118亿。针对此次削减问题，他说：“根据中国的情况，每年总要有些节余才行。”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而撰写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称之为“反冒进”。12月27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警告说：“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到了1957年1月，中央成立了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的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在中央政治局之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然而，到了同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即批判右倾保守。当时陈云因病没有到会。会上，毛泽东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时说：“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同志的。”1958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次，出席会议的陈云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的人是右倾，跟右派们相距不远，只差50米了。这次会议上，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二）当“大跃进”苦果迭现时，毛泽东将陈云比作“良将”。1957年底开始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从1958年全面展开。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邓小平在后来的拨乱反正时期讲过：“大跃进时，毛主席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没有反对”与“没有讲话”是有区别的。“没有反对”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同意或支持的成分，而“没有说话”则带有“弃权票”性质。在大家的头脑都跟领袖人物一样发热时，作为“经济一号”的陈云保持着清醒，说明其在不跟风中有自己的政治定力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事实上，当“大跃进”的苦果接连出现时，陈云通过实施三大努力，即抓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降低1959年钢铁指标、缓和市场紧张状态，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发展中的贪多图快而不顾质量和效果的危害。陈云所实施的三大努力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
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财经工作比较好。”
（三）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没有请动“良将”。在党内高层，可以说没有毛泽东请不动的人。然而，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却没有请动陈云在大会上作讲话。这次大会之前，毛泽东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曾亲自请陈云讲话，而陈云却以“正在做工作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委婉地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半年以后。“七千人大会”是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对于经济工作，毛泽东最佩服的人便是陈云。所以在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会议上，怎能缺少陈云的声音呢？然而，偏偏就是陈云这位中央五号和“经济一号”，在毛、刘、周、朱、林、邓六位常委都在会上讲了话时，唯独他不肯讲话。对此，毛泽东事后曾说过：“陈云不讲话，不等于没有话。”其言外之意为，对于经济工作最有发言权的陈云当然一定是有话要说的，但其要说的话并非毛泽东自己所希望听到的。对此，陈云在事隔26年后的回忆中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从讲面子的角度看，陈云的缄默其口，的确驳了毛泽东的面子。为了不讲“和稀泥”式的违心话，即便是毛泽东的面子，这个面子也要驳。这种坚持真理，不讲面子的态度，彰显了陈云的唯实主义精神。
（四）仅十四天后陈云便有话要讲。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即去南方。会后的第十四天，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和决策进行了大胆修正，特别是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他的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全场长时间鼓掌，大家认为这一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接连不断的掌声让陈云也很兴奋，脸色通红。他感到这一次自己算是把话讲透了，可谓一吐为快。然而，对于陈云的这次讲话，毛泽东在得知后甚为不快，尤其是对陈云所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对国民经济须进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等意见更为不满。到了同年六七月间，陈云所提出的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更为毛泽东所不容。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相继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而其中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都是与陈云有关的。这次会议之前，陈云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自己无疑将是被冲击的对象之一，加上自身患有心脏病，便决定请假养病，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请求。此后，陈云养病闲居，基本上离开了中央最高决策层。尽管这样，毛泽东对陈云做财经工作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和调查研究的方法等，一直是肯定的。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有人同陈云争论是否要提三大平衡的问题，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中共中央没有作出任何正式决定，但是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再也不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这实际上等于撤销了他们的副主席职务，可却从无正式的决定。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离开了中央政治局。
从中央六号到中央五号是陈云的政治巅峰时期，这反映出陈云的卓越才智被全党高度认同和推崇。从中央五号到后来离开中央政治局这十年间，陈云所经历的曲折也是在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时出现的，其人生曲线与党的历史曲线近似重合。1978年12月，当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业已开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陈云不但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这标志着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核心领导者。
一 、创建东北根据地，建树岂在决战中
提起三年东北解放战争，许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气吞山河、雷霆万钧的辽沈决战，想到决战中的首战攻锦、坚守塔山和辽西大追击三步曲。然而，在辽沈决战中，东北我军所以能够在战前对敌形成压倒性优势，这又与北满、南满根据地的创建不无关系。从1945年9月至1949年7月，陈云在东北历时近4年，身兼数职，多方运筹，功勋卓著。尤其在关系东北党政军存亡的根据地建设、坚持南满、东北财经等重大问题上，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纷纭变化的复杂形势下，推动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并对全国解放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在北满广大地区率先开展了发动群众并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四平保卫战之后，处于劣势的东北我军不得不退避于松花江以北的北满广大地区，仅留三纵和四纵于南满实施战略性牵制。当国民党军乘机占领长春、吉林后，东北解放区处于敌兵压境、土匪骚扰、经济紧张和南北满两块根据地被割裂的严重困境。1945年11月，身为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由沈阳赶至哈尔滨，出任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初到北满，陈云思考最多、最深入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动群众。在他看来，群众能否迅速发动起来，将是党在东北能否站稳脚跟的关键。他曾形象地指出：“我们现在是‘租房’，尚未造屋。群众不起来，干部恐怕要当‘华侨’，十万主力也要打完的。”由于东北长期处于沦陷状态，同时，东北局成立后的最初三个月主要在大城市开展工作，并未深入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因此陈云认为，如何发动包括农村在内的广大群众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1946年1月17日，陈云致电北满各省工委，指示将开拓地、满拓地“原则上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指出这只是分配敌产，并非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对地主的现有土地一律不动，只进行减租减息。这个政策一出台，北满各地迅速掀起一场分配敌伪土地的热潮。到1946年6月，北满地区的开拓地、满拓地基本分配完毕。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发出后，减租减息随即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在北满地区迅速开展了起来。北满根据地逐步建立并巩固起来，使我们党在东北极端复杂的情况下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东北党在敌我形势、和平与战争、城市与乡村、我军作战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没有统一认识。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6年7月3日至1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并在7月7日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深刻总结了东北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澄清了党内部分同志存在的各种错误观点，着重强调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建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并把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创建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作战原则定为“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决议”号召东北党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7月11日，毛泽东在对东北局《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所作的修改稿中，充分肯定了陈云的思想，指出：“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七七决议”的通过及毛泽东所作的指示，标志着东北全党的工作方针和战略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正确轨道，从而为解放战争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见，陈云是最早、最系统地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在东北党的战略重心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为巩固南满，关键时刻拍下决定性一板。国民党军在占领四平后，深感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力北进，但又无法增兵东北。为此，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并于1946年10月中旬集中8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重点进攻南满解放区，企图吃掉南满我军，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再转而全力进攻北满，独占整个东北。11月初，国民党军占领了南满大部分地区，并将南满我军主力压缩于临江、长白、抚松、濛江、辑安5县狭小地区。此时，南满根据地处于群众尚未真正发动，兵员不足，装备无着，给养奇缺，土匪作乱的险恶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能否坚持南满，军区领导人的认识很不一致，主力部队已准备开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根据敌我严重态势，东北局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该方针的关键是能否坚持南满。为了加强南满的领导力量，10月31日，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决定调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任辽东分局（亦称南满分局）书记，派肖劲光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 当时，陈云与萧劲光乘火车由哈尔滨东行经牡丹江，再南行经宁安，然后再由图们进入朝鲜，并将专列再改挂到朝鲜的列车上，沿半岛的东北海岸线绕行至平壤，全程兜了个大圈子，走了12天。11月15日抵达平壤，下榻于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俩人在办事处待了五六天，其间分别会晤了金日成和苏方经济负责人，成功商定了诸多重大事项。当月23日，他们离开平壤，于26日抵达朝鲜沿江口岸满浦，并下榻于我方满浦分办事处，即“平壤利民公司满浦分公司”，次日再北过鸭绿江，最终赶到辽东军区和辽东省委所在地临江。
1946年12月11日至14日，辽东军区在通化和临江之间的七道江召开了军事会议，主要讨论南满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今后作战方针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在是否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多数人认为南满只剩下5县，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坚持下去有困难，因而主张撤出南满；少数人主张坚持南满，做长期斗争打算。去留两种意见各有理由，相持不下，会议连开两天没有结果。12日晚，辽东军区首长获悉敌1个师已进至梅河口，一个师正进犯辑安（今集安），军情万分紧急。但由于会议对去留问题未达成统一，因而影响了具体作战方针的最终确定。在此危机关头，肖劲光将会议情况报给陈云，并请他参加会议，作最后决定。
13日晚12时，陈云冒着暴风雪从临江赶到七道江，14日主持了会议。在了解前几天会议情况经过后，陈云生动形象地讲述了敌我态势及坚持南满的重要意义。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尔后，陈云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害得失算了一笔细帐，作了反复比较，用以说明留在南满对全东北战局有利。最后，陈云加重语气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陈云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果断干脆的决定，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赞成。40多年后，肖劲光高度评价道：“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这是陈云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
（三）统一东北财经，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东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后对铁路、工矿的严重破坏和苏军占领期间大规模的拆迁，从而使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重重。在财政方面，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在金融方面，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在物资方面，军需民用物资供不应求，极为缺乏。因此，解决根据地的财经困难成为东北党的又一重要任务。在这方面，陈云作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生财理财之道，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统一东北财经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2月22日，陈云领导的北满分局给所属各省工委发出《关于目前解决财政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指示，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即征收救国公粮，妥为保管，以便将来进行对外贸易，解决财政困难；清算和搜集敌伪资产，恢复和发展工矿业，征收必要的税收；暂时不宜大量发行纸币，以免通货膨胀。3月13日，陈云在通河干部座谈会上，着重指出：“财政经济即收与支的问题，亦即生财之道与理财之道。”在生财之道方面，他提出了财政收入的6个来源：没收敌产，搞好税收，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发行钞票，开展贸易。据此，1946年各省、市、县均成立了“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清理的主要物资是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吉林市一地在这期间所清理的物资，总价值即达百亿元（东北币）以上。合江省没收敌伪财产的收入，占该省1946年财政总收入的36.7%。为了发展生产和减轻人民负担，各省重新调整税收，减少税目。如1946年合江省省级税收为700万元（东北币），仅占财政收入的2.6%，而东北一级财政收入中，税收只占0.99%。在陈云等人积极建议和支持下，1946年末，东北解放区打开了对苏贸易渠道，到1947年12月止，出口各种粮食76.5万吨，换回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
在理财之道方面，陈云提出了紧缩开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搞好生产等办法。这些办法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哈尔滨市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底，实行精兵简政，每月节省开支400万元（东北币）以上。吉林省规定，自1946年9月1日起，各级政府所属机关一律实行菜金自给。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积极领导广大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47年共扩大耕地面积800万垧。上述措施，对于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保证战争需要，解决解放区经济困难起了重大作用。
（四）创造沈阳经验，树立我党接收城市的样板。从1948年起，随着东北我军转入战略攻势，作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开始将注意力由“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11月2日沈阳解放后，陈云开始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接管沈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做好这项工作，对全国有着示范作用。在总结接管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计划，陈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接收沈阳的工作顺利完成，工厂、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器材、仓库物资没有遭到破坏。进入沈阳的第二天就恢复了供电，第三天电话接通，第四天与外地的邮政通信恢复正常，第六天各系统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商店开始营业，工厂纷纷开工。
11月28日，陈云初步总结了接收沈阳的经验，上报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陈云在报告中写道：为了快速而完整地接收大城市，必须遵循“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针，各按系统就是按军、政、市、财、经、公安、铁路、后勤八大系统分头接收；自上而下，按系统找原有各级负责人，正式具报清册；原封不动，原有职工一律上班，重要部门派军事代表；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接收，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这些做法既能防止乱又能保证快，否则，就会乱接一通，损失很大，影响很坏。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做到比较稳当而无大波动，必须解决好五个关键问题，一是恢复电力供应；二是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三是收缴旧警察枪支，让其徒手服务；四是利用报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五是妥善解决工资问题；同时，还要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管理和建设城市，必须依靠群众，保护工厂，首先应该重视沈阳八大战略性工厂的恢复和发展；其次是做好外事工作，慎重对待外国使领馆和外国新闻记者。在陈云的努力下，沈阳解放后二十三天，绝大部分工厂已经开始恢复了生产。 二、建国甫定，中央六号指挥打胜了一场被毛泽东夸勉为其意义 “不下于淮海战役”的经济战役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接收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存在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极其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新生政权的巩固。趁着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投机资本家从中谋取暴利，他们抢购两白（大米、棉纱）一黑（煤），导致全国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物价上涨风。有的评论人士预言“共产党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当时，作为中央主管全国财经工作且有“开国财头”之称的陈云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确指出：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人不饿死人，这是对我们的考验。停止通货膨胀，使金融物价稳定下来，这是人民的希望和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是人民政府的责任，它不仅关系到4.75亿人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影响。当时，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稳住了上海，也就稳住了全国。时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陈云决定从打击投机，稳定物价，抑制恶性通货膨胀入手。用陈云自己的话说，他在上海打了三大仗，给国民党和投机资本家摔了三只手榴弹，最后大获全胜”。
第一仗是控制银元风波。上海解放初期，投机商就大肆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由于投机资本家的操纵，一开始人民币与银元的比值是10：1，后来猛涨到20：1、30：1，人民币几乎站不住脚。
当时，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的证券大楼，他们利用几千部电话与分布于全市各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上涨将近两倍。银元的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飞涨。在上海解放后的十三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面临严重威胁。
关键时刻，陈云采取强硬手段，动用军事力量查封了投机分子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首要投机分子238 名，沉重打击了破坏经济秩序的投机商。与此同时，他棋高一筹地准备了一系列经济措施。6月8日，他在致华东局、华中局的电报中提出了五条措施：（1）命令铁路交通事业和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2）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3）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公债；（4）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5）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区占领货币阵地。这样，政治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一个月，一度疯狂肆虐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人民币逐步占领了上海市场，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仗是控制纱布涨价风。上海是全国的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和交易中心。继银元战失利后，一时不服输的上海资本家又把目光转向了纱布。经他们大量地买进并囤积，上海市场上一时纱布脱销，纱布的黑市价格一日数涨。对于纱布涨价的风生水起，陈云命令全国统一采取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这样一来，上海等地的投机势力争相购入，甚至不惜以借高利贷来囤积。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之为“日拆”，这在上海和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投机家们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鉴于纱布价格一日数涨，他们满以为信马由缰地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而且还可以坐收落囊横财。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一次投机家打错了算盘，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跌，投机商眼看大势不妙，也开始将手中的纱布出手，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内跌去一半，投机商们叫苦不迭。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还多管齐下，乘势而为。一是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贷款，进而控制市场流动性，压低投机商的卖出空间；二是规定私营工厂不得关闭，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以控制闲资入市；三是加强征税，以促使市场上的游资向实体经济回流。
第三仗是控制粮食抢购风。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资本家兴风作浪，呼风唤雨地搞了一次粮食抢购潮。一时间，上海的存粮仅有八九千万斤，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对此，陈云通过扩大粮源防线来化解上海的市场风险。1949年12月12日，陈云主持中财委召开了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讲话。对在全国范围内调度粮食的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会后不久，四川即征集到4亿斤大米待发上海。为此，陈云于1950年1月11日致电华东局的饶漱石和曾山时指出：“四川的4亿斤大米2月初即可启运，务请抽调大批干部赴川运粮。”同日，他又致电华中局的邓子恢和东北财委，要求华中和东北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国家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粮源防线布置：第一道为浙江的杭嘉湖和江苏的苏锡常一线；第二道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第三道为东北、华中和四川。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使得国家掌控的周转粮达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在此同时，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有效补充。
1950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到了，上海的粮食市场以“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开出。然而，这一次“红盘”市场没有沿袭节后看涨的老规律，反而跌盘连现。在此同时，政府广泛开设国营粮店，趁势抛售了两亿斤大米，由此逼得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本想待涨而售的囤积之米全部吐出。资本家和投机分子搞不懂，共产党是如何让米从天降的。但有一点他们算是认清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是有回天之力的。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再也难以大规模地在市场上兴囤积之风，作推涨之浪。加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在上海持续了十几年的如野马脱缰之势的通货膨胀终于被新生的国家政权用经济规律加以驯服。
到1950年，全国的物价基本稳定了下来，新中国的国计民生在除旧布新后安然使入正轨。对于这场经济领域内的服妖降魔，密切关注新国家经济命运的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它的胜利“不下于淮海战役”。毛泽东还极力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称陈云的这种理财能力为“能”。 三、当政治颠峰与政见分歧交并出现时，他不为讲面子而讲话，却为医治经济伤痛而“有话要讲”
1956年8月22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为党的“八大”做准备的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随后，党的“八大”于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党在夺取政权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一次推进国家经济建设的总动员。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八届一中全会召开，全会选举产生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央副主席。同时，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这样，中央形成了毛、刘、周、朱、陈、邓六人领导核心，人称中央六大常委。此时的陈云，开始步入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然而，正是在此时期，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因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央一号与中央五号间开始出现分歧。
（一）因“反冒进”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6年初，受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的影响，国内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顾国力条件而急躁冒进的倾向。为了纠正经济建设上的过猛势头，防止欲速则不达，周恩来和陈云着手进行经济纠偏，即反冒进。这年3月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即主持将基建拨款削减了7个亿，由原来的125亿减至118亿。针对此次削减问题，他说：“根据中国的情况，每年总要有些节余才行。”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而撰写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称之为“反冒进”。12月27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警告说：“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到了1957年1月，中央成立了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的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在中央政治局之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然而，到了同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即批判右倾保守。当时陈云因病没有到会。会上，毛泽东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时说：“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同志的。”1958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次，出席会议的陈云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的人是右倾，跟右派们相距不远，只差50米了。这次会议上，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二）当“大跃进”苦果迭现时，毛泽东将陈云比作“良将”。1957年底开始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从1958年全面展开。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邓小平在后来的拨乱反正时期讲过：“大跃进时，毛主席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没有反对”与“没有讲话”是有区别的。“没有反对”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同意或支持的成分，而“没有说话”则带有“弃权票”性质。在大家的头脑都跟领袖人物一样发热时，作为“经济一号”的陈云保持着清醒，说明其在不跟风中有自己的政治定力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事实上，当“大跃进”的苦果接连出现时，陈云通过实施三大努力，即抓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降低1959年钢铁指标、缓和市场紧张状态，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发展中的贪多图快而不顾质量和效果的危害。陈云所实施的三大努力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
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财经工作比较好。”
（三）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没有请动“良将”。在党内高层，可以说没有毛泽东请不动的人。然而，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却没有请动陈云在大会上作讲话。这次大会之前，毛泽东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曾亲自请陈云讲话，而陈云却以“正在做工作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委婉地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半年以后。“七千人大会”是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对于经济工作，毛泽东最佩服的人便是陈云。所以在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会议上，怎能缺少陈云的声音呢？然而，偏偏就是陈云这位中央五号和“经济一号”，在毛、刘、周、朱、林、邓六位常委都在会上讲了话时，唯独他不肯讲话。对此，毛泽东事后曾说过：“陈云不讲话，不等于没有话。”其言外之意为，对于经济工作最有发言权的陈云当然一定是有话要说的，但其要说的话并非毛泽东自己所希望听到的。对此，陈云在事隔26年后的回忆中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从讲面子的角度看，陈云的缄默其口，的确驳了毛泽东的面子。为了不讲“和稀泥”式的违心话，即便是毛泽东的面子，这个面子也要驳。这种坚持真理，不讲面子的态度，彰显了陈云的唯实主义精神。
（四）仅十四天后陈云便有话要讲。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即去南方。会后的第十四天，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和决策进行了大胆修正，特别是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他的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全场长时间鼓掌，大家认为这一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接连不断的掌声让陈云也很兴奋，脸色通红。他感到这一次自己算是把话讲透了，可谓一吐为快。然而，对于陈云的这次讲话，毛泽东在得知后甚为不快，尤其是对陈云所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对国民经济须进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等意见更为不满。到了同年六七月间，陈云所提出的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更为毛泽东所不容。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相继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而其中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都是与陈云有关的。这次会议之前，陈云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自己无疑将是被冲击的对象之一，加上自身患有心脏病，便决定请假养病，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请求。此后，陈云养病闲居，基本上离开了中央最高决策层。尽管这样，毛泽东对陈云做财经工作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和调查研究的方法等，一直是肯定的。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有人同陈云争论是否要提三大平衡的问题，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中共中央没有作出任何正式决定，但是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再也不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这实际上等于撤销了他们的副主席职务，可却从无正式的决定。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离开了中央政治局。
从中央六号到中央五号是陈云的政治巅峰时期，这反映出陈云的卓越才智被全党高度认同和推崇。从中央五号到后来离开中央政治局这十年间，陈云所经历的曲折也是在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时出现的，其人生曲线与党的历史曲线近似重合。1978年12月，当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业已开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陈云不但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这标志着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核心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