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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给宋朝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词坛。词人纷纷南渡，饱受流乱之苦，相应的词作内容与写作风格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张元幹、朱敦儒、李清照作为南渡词人中的代表，其生活经历与具体词作中使用的意象变化，可反映出该时期社会变化对作品风格产生的具体影响。词人经历南渡之苦，作品风格由婉约绮丽转而深沉悲凉，由抒写个人情怀上升到家国抱负。从而开扩了宋词的境界，拓展了宋词的表现能力，使词由抒情式的诗余文学上升到与诗等量齐观的重要位置。
关键词：宋词；南渡词人；命运观；风格转型
作者简介：李珂（1994-），女，山东济宁人，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3
北宋王朝行至中后期，社会矛盾迭出不穷，统治阶级腐朽没落，遂至1126年“靖康之变”。“靖康之变”犹如一场巨大的雪崩，给宋室臣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当时的文学领域明显地反映出来。词人随着宋室纷纷南渡，此时的词坛因时势而转型，形成了明显不同于北宋词坛的独特风格。
关于什么是“南渡词人”，怎样界定“南渡词人”，历来争议较大，各种解释不一而足。本文按照通行解释，即：凡是北宋出生，经历“靖康之变”（公元1126至1127年），由北宋渡江南下或南宋后始以词作著名的词人，皆可看作南渡词人。南渡词人的主要特征是：经历公元1126至1127年靖康之变，经受南渡颠沛流离之苦，词作风格产生显著变化。其变化既包括对北宋灭亡的哀吟，又包括抗金救国的决心；既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怀，又有对社会家国的悲叹。关于南渡词人的具体数量，现引今人薛瑞生《南渡词论略》文中解释：“《全宋词》共收词人1326家，北宋词人167家，南宋词人571家，南渡词人488家。”[1]
南渡词人的身份各异，既有文臣，也有武将；既有士大夫阶层，也有落魄文人；既有北宋时期已在词坛立名的元老级人物，也有在南渡之后大放异彩的新秀。南渡词人身份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此时词坛主题的多样性，词人的创作内容与风格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演进。时代变化作为催化剂加速了文体本身的发展，既造成了南渡词坛的复杂性特征，又对此时的词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为了把握这种影响的复杂性，本文选取三位代表词人的该时期代表作品进行分析，以词中意象为切入点，剖析南渡经历给他们带来的词作风格以至命运观上的重大变化。
一.张元幹——爱国词人的多样风格
张元幹是南渡词人群体中的重要代表，其词作风格以多变著称。唐圭璋先生为曹济平《张元幹词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认为《芦川词》“多伤时忧国之心，愤世嫉邪之气”，其风格“慷慨悲凉，开启陆游、辛弃疾一派”，是两宋词风转变的先导。同时，也有人认为，张元幹在北宋末期的词作风格以清丽婉转为主，而南渡以后的作品则“关心时事，发抒感慨……成为写作爱国词的先导。”[2]这两种看法都有其正确性，但也有失偏颇，张元幹前期词作确实以清丽婉转为主，而南渡之后除了慷慨悲凉之外，其词作应该是多种风格并存的。
以其南渡前期的一首作品为例：
黄莺啼破纱窗晓，兰缸一点窥人小。春浅锦屏寒，麝煤金博山。 梦回无处觅，细雨梨花湿。正是踏青时，眼前偏少伊。（《菩萨蛮·政和壬辰东都作》）[3]
词人此时的作品以清丽婉约为主，大量使用花卉意象，用词清浅，感情浓烈，感时伤事抑或抒情，皆饶有风味。
南渡后的词人将作品中个人情感的抒发上升到对国家民族与时事的感慨，因而表现出慷慨悲凉的特征。而同时词人由于传统的词学观念的影响，受周邦彦等人工于炼字遣词的熏染，在词中大量用典或化用前人成句，精于炼字，结构工巧，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呈现出婉约的风格。即便如此，对其以婉约、豪放的简单二分法也是不可取的，此处试以《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为例分析词人南渡后期写作风格的多样性。
雨急云飞，瞥然惊散，暮天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咽。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这首词作于南渡初年，词人经历了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仕途受挫的各种打击，将其表现于词作中，丰富了其写作风格，拓宽了词的意境。在词人笔下已鲜少那些婉丽如花鸟的轻松意象，转而通过描写“雨急云飞”“暮天凉月”同时加以长江、天河等壮美意象，描绘了战后的惨淡与凄凉，抒发了词人悲愤难发、慷慨激昂的感情，总体上表现出了慷慨悲凉的特征。这对于词人自身来说是一种突破，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辛弃疾等词人的风格形成。
寒水依痕，春意渐回，沙际烟阔。溪梅晴照生香，冷蕊数枝争发。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长亭门外山重叠。不尽眼中青，是愁来时节。 情切。画楼深闭，想见东风，暗消肌雪。辜负枕前云雨，尊前花月。心期切处，更有多少凄凉，殷勤留于归时说。到得却相逢，恰经年离别。（《石州慢》）
同样是张元幹的作品，这首词却不仅简单表达伤春怀人之情。词人使用“寒水”“冷蕊”“长亭”等凄凉意象，托惜春伤春之情，寓时局动荡、家国难回之意。国家前景难测，词人對个人命运也充满了迷茫，欲说还休，婉转诉诸笔下。词人对传统的伤春悲秋题材赋予了更深的内涵，虽然用词用句极尽婉约，所言之志却充满豪情，旨趣幽深。他将这种题材的境界加以提升，从而对后世词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在一定程度上和本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南渡后期的词人虽仕途受阻，可他却抱平静之心，投身田园山水，晚年词作言语飘逸，呈现出了清新旷达的新风格。 雨断翻惊浪，山暝拥归云。麦秋天气，聊泛征棹泊江村。不羡腰间金印，却爱吾庐高枕。无事闭柴门。搔首烟波上，老去任乾坤。 白纶巾，玉麈尾，一杯春。性灵陶冶，我辈犹要个中人。莫变姓名吴市，且向渔樵争席，与世共浮沉。目送飞鸿去，何用画麒麟。（《水调歌头》）
钓笠披云青障绕。橛头细雨春江渺。白鸟飞来风满棹。收纶了。渔童拍手樵青笑。 明月太虚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晓。醉眼冷看城市闹。烟波老。谁能惹得闲烦恼。（《渔家傲·题玄真子图》）
词人通过对山水田园风光的描写，使用“柴门”“纶巾”“钓笠”等特征化意象，塑造了一个超脱于世的渔樵老者形象。张元幹一生经历世事多变，目睹官场无常，体味世态炎凉，加之个人受佛道思想影响，晚年形成这种超脱自然、清新旷达的风格，是十分正常的。
张元幹在其《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中写到：“文章盖自造化窟中来，元气融结胸次，古今谓之活法。所以血脉贯穿，首尾俱应，如常山蛇势，又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又如优人作戏，出场要须留笑，退思有味。”此处便可体现词人以真性情入诗，因个人经历变化，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在不同的题材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二.朱敦儒——“頹废派”的命运沉浮
作为南渡词人中的“颓废派”，朱敦儒的人生经历数次沉浮，其创作风格也相应地发生变化，鲜明地体现了其各个阶段的境遇特征。
朱敦儒早年以“清高”自居，有词《鹧鸪天·西都作》云：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词人过的是插梅醉酒的名士风流生活，两次被举荐为官却“固辞还山”，寄情山水，不曾体会下层百姓的贫困疾苦，也未曾预感到社会即将而来的变化。靖康之变成为词人生命中的巨大转折，当达官显贵纷纷乘车骑马南下避难时，他因为没有一官半职，流落平民之间，目睹了妻离子散、饥寒交迫、饿殍满地的惨状时，他的词作开始产生了变化。词中不再写花草山水、诗酒风月，转而通过一些孤寂萧索的意象，表达自己逃离的苦痛与艰辛。此时的代表作是《卜算子》：
旅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 鸥鹭苦难亲，矰缴忧相逼。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
词中通过使用南飞失伴、独下寒汀的“旅雁”“鸥鹭”的孤鸟意象自喻，表达了自己南下逃难的流离之苦，体现了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悲。
而后此人经历重重困难，南渡长江，此时的他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词境又有了新的开阔。当他登上金陵城楼，写下了一首《相见欢》，百感交集，溢于言表。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词中使用“夕阳”“大江”这种壮美意象，体现了开阔的意境与宏大的气势，抒发了词人对故国的思念与抗金复国的决心。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评价此词曰：“慷慨激烈，发欲上指。”[4]词人在用小令这种短小的体裁描写壮美意象抒发爱国豪情方面，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随后词人四处流落，由金陵至江南，再至江西，终到岭南。沿途所作诗词皆体现了其零落之苦，多用冷调意象，营造凄清氛围。如江西之作《采桑子·彭浪矶》中，“旅雁孤云”“枫叶芦根”，意象堆砌成句，直言作者的飘零无依。又如岭南之作《雨中花·岭南作》中，上阕描写昔日“伊川雪夜，洛浦花朝”的狂游得意，下阕转而写“胡尘卷地，南走炎荒”的无奈与苍凉。词人开始了对前半生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重新定位，于是在靖康之变发生十年之后（公元1135年），重新入朝为官。
然而朱敦儒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宋史》记载，公元1146年，“会右谏议大夫汪勃劾敦儒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遂被罢免。《宋史》记载，公元1155年，“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熺亦好诗。”于是先立朱敦儒为删定官，后擢升其为鸿胪少卿。而秦桧死后，朱敦儒亦被废。投奔奸臣秦桧，晚节不终，成为朱敦儒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隐居后的朱敦儒开始寄情田园，有词作《感皇恩》留存：
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 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
在词中，词人似乎忘却了“中原乱，簪缨散”的流离之苦，转而向田园生活寻找精神寄托，这也是他被后人称为“颓废派”的主要原因。纵观他的一生，不能说是一段完全的悲剧，可通过作品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其间充满的消极与悲苦。相比于其他南渡词人，朱敦儒的软弱性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来，并贯穿他的整个人生，这也决定了他后期词作的消沉，难以称为一代名家。这其中既有他所处时代安于享乐的社会风气影响，更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性格及思想境界有关。
三.李清照——女性词人视角的演绎
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作为女性词人的代表，在当朝至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易安自幼聪颖，极具才情，少年时因为一首《如梦令》扬名。十八岁嫁赵明诚，二人共同研究金石文字，互相唱和，留下了诸多佳作。《碧鸡漫志》中对其有评价曰：“本朝妇女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对于她的作品，则评价曰“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5]清人王又华著《古今词论》中引沈去矜词论曰：“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比太白，故称词家三李。”足可见李清照在词坛的地位。
李清照早年词作清丽妍媚，多抒写小女儿情趣与自然风物美景，即使抒发愁绪，也多是“云中谁寄锦书来”的思妇之愁。如《怨王孙》：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 莲子已成荷叶老。青露洗、萍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
词人即景生情，讴歌自然，写暮秋却不悲秋，无论是“水光山色”“苹花汀草”，还是“眠沙鸥鹭”，都使人感到清新亲切，营造出一片宏阔俊朗的晚秋之景。 靖康之变给李清照带来的，不仅是山河破碎，更是切身体会的夫妻相离，家破人亡。在这国破家亡的深沉苦难中，李清照发出了痛苦的悲鸣。词风一改少女时期“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的闲适惬意，也摆脱了“眼波才动被人猜”的新婚娇羞，转而抒发个人的颠沛流离之苦与家国破碎之悲。如名篇《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此词作于靖康之变后，词人南下避难，经历丈夫去世、金石书册散佚等多重打击，悲从中来，抑郁而发。在她笔下，花儿早已不是“一支春欲放”，而是变成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而“梧桐”“细雨”更无一不显其愁苦之情。这一问犹如巨大的悲鸣，诉尽了孀居之苦，饱含了黍离之悲，成为字字泣血的一篇名作。
悲伤平静下来，李清照不免追忆故国旧事，有感而发。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永遇乐》，词人并非为了直写元宵节景，而是通过今夕与往日的不同情景对比感怀，昔日的“铺翠冠儿”，如今的“风鬟雾鬓”，对比抒发了胸中的悲痛与忧思，体现了词人的身世之悲与时节的盛衰之感。张端义《贵耳集》有云：“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6]而刘辰翁在他的《永遇乐·璧月初晴》小序中亦云：“余自辛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7]
李清照词坛地位的特殊性，不仅仅是因为其女性词人的身份，更是因为其经历的靖康之难，从其前期婉约抒情的闺阁题材，转而上升至融家国不幸于一体的深沉词风，既扩展了词的表现范围，又充实了词作风格，将个人风格与时代特性完美统一，遂成“易安体”，在宋词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词人的境遇及作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靖康之变不仅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同时对南渡词人和当时词坛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词人经历南渡之苦，作品风格由婉约绮丽转而深沉悲凉，由抒写个人情怀上升到家国抱负，开扩了宋词的境界，拓展了宋词的表现能力，词由抒情式的诗余文学上升到与诗等量齐观的重要位置。辛弃疾等后南渡词人群体沿着这条道路，将词艺进一步深化，把词推向了高峰。没有靖康之变这一挫折与打击，宋词很可能还停留在北宋歌浮华、伤流景的主旋律之下，难以突破囹圄，扩展境界。因此，宋词能够达到比肩唐诗、成为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与经历靖康之变、南渡之苦的浴火重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南宋词坛在打击中成长，经词人们的共同努力，为后世留下了诸多不朽的佳作，成为每个中国人心中一笔珍贵的财富，一段美好的情结。
注释：
[1]薛瑞生：《南渡词论略》，《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37页。
[3]本文所有词作皆引自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4]（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5]（宋）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卷2，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41页。
[6]（宋）张端义：《贵耳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2页。
[7]（宋）刘辰翁：《须溪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
参考文献：
[1]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陶尔夫，刘敬圻著.南宋词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3]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吕薇芬，张燕瑾编.宋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7]吴熊和著.唐宋词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杨海明著.唐宋词与人生[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9]王兆鹏著.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9.
[10]曹济平著.张元幹词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1993.
关键词：宋词；南渡词人；命运观；风格转型
作者简介：李珂（1994-），女，山东济宁人，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3
北宋王朝行至中后期，社会矛盾迭出不穷，统治阶级腐朽没落，遂至1126年“靖康之变”。“靖康之变”犹如一场巨大的雪崩，给宋室臣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当时的文学领域明显地反映出来。词人随着宋室纷纷南渡，此时的词坛因时势而转型，形成了明显不同于北宋词坛的独特风格。
关于什么是“南渡词人”，怎样界定“南渡词人”，历来争议较大，各种解释不一而足。本文按照通行解释，即：凡是北宋出生，经历“靖康之变”（公元1126至1127年），由北宋渡江南下或南宋后始以词作著名的词人，皆可看作南渡词人。南渡词人的主要特征是：经历公元1126至1127年靖康之变，经受南渡颠沛流离之苦，词作风格产生显著变化。其变化既包括对北宋灭亡的哀吟，又包括抗金救国的决心；既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怀，又有对社会家国的悲叹。关于南渡词人的具体数量，现引今人薛瑞生《南渡词论略》文中解释：“《全宋词》共收词人1326家，北宋词人167家，南宋词人571家，南渡词人488家。”[1]
南渡词人的身份各异，既有文臣，也有武将；既有士大夫阶层，也有落魄文人；既有北宋时期已在词坛立名的元老级人物，也有在南渡之后大放异彩的新秀。南渡词人身份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此时词坛主题的多样性，词人的创作内容与风格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演进。时代变化作为催化剂加速了文体本身的发展，既造成了南渡词坛的复杂性特征，又对此时的词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为了把握这种影响的复杂性，本文选取三位代表词人的该时期代表作品进行分析，以词中意象为切入点，剖析南渡经历给他们带来的词作风格以至命运观上的重大变化。
一.张元幹——爱国词人的多样风格
张元幹是南渡词人群体中的重要代表，其词作风格以多变著称。唐圭璋先生为曹济平《张元幹词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认为《芦川词》“多伤时忧国之心，愤世嫉邪之气”，其风格“慷慨悲凉，开启陆游、辛弃疾一派”，是两宋词风转变的先导。同时，也有人认为，张元幹在北宋末期的词作风格以清丽婉转为主，而南渡以后的作品则“关心时事，发抒感慨……成为写作爱国词的先导。”[2]这两种看法都有其正确性，但也有失偏颇，张元幹前期词作确实以清丽婉转为主，而南渡之后除了慷慨悲凉之外，其词作应该是多种风格并存的。
以其南渡前期的一首作品为例：
黄莺啼破纱窗晓，兰缸一点窥人小。春浅锦屏寒，麝煤金博山。 梦回无处觅，细雨梨花湿。正是踏青时，眼前偏少伊。（《菩萨蛮·政和壬辰东都作》）[3]
词人此时的作品以清丽婉约为主，大量使用花卉意象，用词清浅，感情浓烈，感时伤事抑或抒情，皆饶有风味。
南渡后的词人将作品中个人情感的抒发上升到对国家民族与时事的感慨，因而表现出慷慨悲凉的特征。而同时词人由于传统的词学观念的影响，受周邦彦等人工于炼字遣词的熏染，在词中大量用典或化用前人成句，精于炼字，结构工巧，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呈现出婉约的风格。即便如此，对其以婉约、豪放的简单二分法也是不可取的，此处试以《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为例分析词人南渡后期写作风格的多样性。
雨急云飞，瞥然惊散，暮天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咽。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这首词作于南渡初年，词人经历了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仕途受挫的各种打击，将其表现于词作中，丰富了其写作风格，拓宽了词的意境。在词人笔下已鲜少那些婉丽如花鸟的轻松意象，转而通过描写“雨急云飞”“暮天凉月”同时加以长江、天河等壮美意象，描绘了战后的惨淡与凄凉，抒发了词人悲愤难发、慷慨激昂的感情，总体上表现出了慷慨悲凉的特征。这对于词人自身来说是一种突破，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辛弃疾等词人的风格形成。
寒水依痕，春意渐回，沙际烟阔。溪梅晴照生香，冷蕊数枝争发。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长亭门外山重叠。不尽眼中青，是愁来时节。 情切。画楼深闭，想见东风，暗消肌雪。辜负枕前云雨，尊前花月。心期切处，更有多少凄凉，殷勤留于归时说。到得却相逢，恰经年离别。（《石州慢》）
同样是张元幹的作品，这首词却不仅简单表达伤春怀人之情。词人使用“寒水”“冷蕊”“长亭”等凄凉意象，托惜春伤春之情，寓时局动荡、家国难回之意。国家前景难测，词人對个人命运也充满了迷茫，欲说还休，婉转诉诸笔下。词人对传统的伤春悲秋题材赋予了更深的内涵，虽然用词用句极尽婉约，所言之志却充满豪情，旨趣幽深。他将这种题材的境界加以提升，从而对后世词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在一定程度上和本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南渡后期的词人虽仕途受阻，可他却抱平静之心，投身田园山水，晚年词作言语飘逸，呈现出了清新旷达的新风格。 雨断翻惊浪，山暝拥归云。麦秋天气，聊泛征棹泊江村。不羡腰间金印，却爱吾庐高枕。无事闭柴门。搔首烟波上，老去任乾坤。 白纶巾，玉麈尾，一杯春。性灵陶冶，我辈犹要个中人。莫变姓名吴市，且向渔樵争席，与世共浮沉。目送飞鸿去，何用画麒麟。（《水调歌头》）
钓笠披云青障绕。橛头细雨春江渺。白鸟飞来风满棹。收纶了。渔童拍手樵青笑。 明月太虚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晓。醉眼冷看城市闹。烟波老。谁能惹得闲烦恼。（《渔家傲·题玄真子图》）
词人通过对山水田园风光的描写，使用“柴门”“纶巾”“钓笠”等特征化意象，塑造了一个超脱于世的渔樵老者形象。张元幹一生经历世事多变，目睹官场无常，体味世态炎凉，加之个人受佛道思想影响，晚年形成这种超脱自然、清新旷达的风格，是十分正常的。
张元幹在其《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中写到：“文章盖自造化窟中来，元气融结胸次，古今谓之活法。所以血脉贯穿，首尾俱应，如常山蛇势，又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又如优人作戏，出场要须留笑，退思有味。”此处便可体现词人以真性情入诗，因个人经历变化，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在不同的题材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二.朱敦儒——“頹废派”的命运沉浮
作为南渡词人中的“颓废派”，朱敦儒的人生经历数次沉浮，其创作风格也相应地发生变化，鲜明地体现了其各个阶段的境遇特征。
朱敦儒早年以“清高”自居，有词《鹧鸪天·西都作》云：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词人过的是插梅醉酒的名士风流生活，两次被举荐为官却“固辞还山”，寄情山水，不曾体会下层百姓的贫困疾苦，也未曾预感到社会即将而来的变化。靖康之变成为词人生命中的巨大转折，当达官显贵纷纷乘车骑马南下避难时，他因为没有一官半职，流落平民之间，目睹了妻离子散、饥寒交迫、饿殍满地的惨状时，他的词作开始产生了变化。词中不再写花草山水、诗酒风月，转而通过一些孤寂萧索的意象，表达自己逃离的苦痛与艰辛。此时的代表作是《卜算子》：
旅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 鸥鹭苦难亲，矰缴忧相逼。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
词中通过使用南飞失伴、独下寒汀的“旅雁”“鸥鹭”的孤鸟意象自喻，表达了自己南下逃难的流离之苦，体现了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悲。
而后此人经历重重困难，南渡长江，此时的他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词境又有了新的开阔。当他登上金陵城楼，写下了一首《相见欢》，百感交集，溢于言表。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词中使用“夕阳”“大江”这种壮美意象，体现了开阔的意境与宏大的气势，抒发了词人对故国的思念与抗金复国的决心。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评价此词曰：“慷慨激烈，发欲上指。”[4]词人在用小令这种短小的体裁描写壮美意象抒发爱国豪情方面，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随后词人四处流落，由金陵至江南，再至江西，终到岭南。沿途所作诗词皆体现了其零落之苦，多用冷调意象，营造凄清氛围。如江西之作《采桑子·彭浪矶》中，“旅雁孤云”“枫叶芦根”，意象堆砌成句，直言作者的飘零无依。又如岭南之作《雨中花·岭南作》中，上阕描写昔日“伊川雪夜，洛浦花朝”的狂游得意，下阕转而写“胡尘卷地，南走炎荒”的无奈与苍凉。词人开始了对前半生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重新定位，于是在靖康之变发生十年之后（公元1135年），重新入朝为官。
然而朱敦儒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宋史》记载，公元1146年，“会右谏议大夫汪勃劾敦儒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遂被罢免。《宋史》记载，公元1155年，“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熺亦好诗。”于是先立朱敦儒为删定官，后擢升其为鸿胪少卿。而秦桧死后，朱敦儒亦被废。投奔奸臣秦桧，晚节不终，成为朱敦儒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隐居后的朱敦儒开始寄情田园，有词作《感皇恩》留存：
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 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
在词中，词人似乎忘却了“中原乱，簪缨散”的流离之苦，转而向田园生活寻找精神寄托，这也是他被后人称为“颓废派”的主要原因。纵观他的一生，不能说是一段完全的悲剧，可通过作品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其间充满的消极与悲苦。相比于其他南渡词人，朱敦儒的软弱性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来，并贯穿他的整个人生，这也决定了他后期词作的消沉，难以称为一代名家。这其中既有他所处时代安于享乐的社会风气影响，更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性格及思想境界有关。
三.李清照——女性词人视角的演绎
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作为女性词人的代表，在当朝至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易安自幼聪颖，极具才情，少年时因为一首《如梦令》扬名。十八岁嫁赵明诚，二人共同研究金石文字，互相唱和，留下了诸多佳作。《碧鸡漫志》中对其有评价曰：“本朝妇女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对于她的作品，则评价曰“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5]清人王又华著《古今词论》中引沈去矜词论曰：“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比太白，故称词家三李。”足可见李清照在词坛的地位。
李清照早年词作清丽妍媚，多抒写小女儿情趣与自然风物美景，即使抒发愁绪，也多是“云中谁寄锦书来”的思妇之愁。如《怨王孙》：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 莲子已成荷叶老。青露洗、萍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
词人即景生情，讴歌自然，写暮秋却不悲秋，无论是“水光山色”“苹花汀草”，还是“眠沙鸥鹭”，都使人感到清新亲切，营造出一片宏阔俊朗的晚秋之景。 靖康之变给李清照带来的，不仅是山河破碎，更是切身体会的夫妻相离，家破人亡。在这国破家亡的深沉苦难中，李清照发出了痛苦的悲鸣。词风一改少女时期“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的闲适惬意，也摆脱了“眼波才动被人猜”的新婚娇羞，转而抒发个人的颠沛流离之苦与家国破碎之悲。如名篇《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此词作于靖康之变后，词人南下避难，经历丈夫去世、金石书册散佚等多重打击，悲从中来，抑郁而发。在她笔下，花儿早已不是“一支春欲放”，而是变成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而“梧桐”“细雨”更无一不显其愁苦之情。这一问犹如巨大的悲鸣，诉尽了孀居之苦，饱含了黍离之悲，成为字字泣血的一篇名作。
悲伤平静下来，李清照不免追忆故国旧事，有感而发。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永遇乐》，词人并非为了直写元宵节景，而是通过今夕与往日的不同情景对比感怀，昔日的“铺翠冠儿”，如今的“风鬟雾鬓”，对比抒发了胸中的悲痛与忧思，体现了词人的身世之悲与时节的盛衰之感。张端义《贵耳集》有云：“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6]而刘辰翁在他的《永遇乐·璧月初晴》小序中亦云：“余自辛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7]
李清照词坛地位的特殊性，不仅仅是因为其女性词人的身份，更是因为其经历的靖康之难，从其前期婉约抒情的闺阁题材，转而上升至融家国不幸于一体的深沉词风，既扩展了词的表现范围，又充实了词作风格，将个人风格与时代特性完美统一，遂成“易安体”，在宋词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词人的境遇及作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靖康之变不仅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同时对南渡词人和当时词坛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词人经历南渡之苦，作品风格由婉约绮丽转而深沉悲凉，由抒写个人情怀上升到家国抱负，开扩了宋词的境界，拓展了宋词的表现能力，词由抒情式的诗余文学上升到与诗等量齐观的重要位置。辛弃疾等后南渡词人群体沿着这条道路，将词艺进一步深化，把词推向了高峰。没有靖康之变这一挫折与打击，宋词很可能还停留在北宋歌浮华、伤流景的主旋律之下，难以突破囹圄，扩展境界。因此，宋词能够达到比肩唐诗、成为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与经历靖康之变、南渡之苦的浴火重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南宋词坛在打击中成长，经词人们的共同努力，为后世留下了诸多不朽的佳作，成为每个中国人心中一笔珍贵的财富，一段美好的情结。
注释：
[1]薛瑞生：《南渡词论略》，《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37页。
[3]本文所有词作皆引自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4]（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5]（宋）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卷2，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41页。
[6]（宋）张端义：《贵耳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2页。
[7]（宋）刘辰翁：《须溪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
参考文献：
[1]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陶尔夫，刘敬圻著.南宋词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3]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吕薇芬，张燕瑾编.宋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7]吴熊和著.唐宋词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杨海明著.唐宋词与人生[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9]王兆鹏著.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9.
[10]曹济平著.张元幹词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