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信贷近日发表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中产人群数量达到1.09亿人，超过美国的9200万人，首次跃居全球第一。
　　中国中产人数跃居第一，是中国财富总量高速增长与社会结构良性演化共同引致的合理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中产阶层，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必然的战略选择与战略目标。
　　当然，如同其他总量指标一样，这个“第一”结合庞大的人口基数，反映出中国距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仍有较大追赶空间。譬如前述同一份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中产人群占全国成年人口的比重为11%，低于全球14%平均水平。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速度虽快，但起步时间不长的发展中国家。
　　除了相对数量不足，论及中国的中产可能更需要关注相关的结构性因素。因为相比之下，前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较为简单（高度正相关），而后者除了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往往还涉及到社会转型方方面面，有些时候，它们的走向趋势未必与经济发展同步。也就是说，改进这些因素的着力点，除了要不断做大蛋糕，还要处理好“如何切蛋糕”这一更复杂的命题。
　　瑞士信贷划分中产的标准是按本地购买力计算，拥有相当于美国当地5万至50万美元的财富。对照这个标准，中国1.09亿中产的总体具象下，起码还应该被关注到：
　　首先，中国的家庭财富中房屋资产占比畸高。此前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庭的房产估值占总资产的比重高达70%左右（美国仅为30%左右）。而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中产中存在很多仅仅因为房屋升值而“被中产”的家庭，这些家庭真正可支配的财富远远低于其所拥有的账面财富（尤其对仅有一套房的家庭而言）。同时更重要的是，这还反映出中国的财富积累、分配过程中，存在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知识、劳动的倾向。
　　其次，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不高，而且还具有非常显著的地域及行业差别。而这个事实除了同样不利于中产可支配财富增长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前述保障差距带有一定身份特征（譬如户籍），这就使得中产与否，或者不同中产实际生活质量高低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身份特征。譬如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大城市固然在整体上中产占比更高，但户籍作为优势职业机会与资源屏蔽机制的作用也更强。
　　最后，如果说上述两项因素还可以更多地被视为阶段性矛盾的话，那么当下初露端倪且更需警惕的现象是阶层固化有所抬头，家庭目前所处的阶层在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与结果中起到的作用有增强迹象。因此，理性看待中国的中产，不仅要关注中产的比重、中产的实际生活质量，还应该关注中产向上与向下的区隔，要通过改革让所有人爱拼才能赢、爱拼就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