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醴陵是中国著名八大陶瓷产地之一，清光绪三十年（1904）冬，湖南西路师范学堂监督、大名鼎鼎的翰林院编修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湘西凤凰人，受湖南巡抚赵尔巽派遣赴日本考察实业与教育。他发现日本制瓷工业发达，实现了机械化制瓷，产品质量标准划一、做工精良，已超越中国并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古老的制瓷业构成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從日本考察回国后，经同科举人、好友、醴陵大学士文俊铎相约，到文的家乡醴陵进行实地考察。
　　醴陵境内有丰富的瓷土、石英、硅土、方解石、莹石等制瓷原料。为了迅速振兴湘瓷，熊希龄将考察得来的情况与日本瓷业生产加以比较，找出了醴陵瓷业生产落后的原因和振兴醴陵瓷业的有利条件，先后两次上书湖南巡抚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清正白旗人，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振兴醴陵陶瓷业的措施，得到端方的支持和批准。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由熊希龄任校长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正式开办，湖南省府拨库银18000两作开办费。学堂设址于城北姜湾之神农殿，文俊铎任监督并兼教授历史、国文，常先任教务长兼理化教员，沈明熙任庶务长兼算术教员。聘请了名师张晓耕（又名张逢年）、彭筱琴、陈直生、粟谷生、黎立生、徐德生、徐南庭、苏龙、黄俊、李鄂云、郑家明任教员，面对制瓷技术专业课程缺乏一流教师的现状，熊希龄大胆地提出“延请外国技师”的主张。他从日本聘请到安田乙吉任图画卫生科教员，图画工大凡里吉、模型工八里安太郎、辘轳工松井弥三郎、窑务工松布兵七任实习教员。
　　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熊希龄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瓷业学堂前姜岭下筹建“湖南瓷业公司”，建立生产性窑场，实行机械制瓷并于当年生产出细瓷。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以及后来的湖南模范窑业工场（湖南瓷业公司的继任者）为醴陵培养了大批制瓷高手，使醴陵总体制瓷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瓷业学堂首届毕业生傅道会、陈涉生、杨恩笏、熊敬元、吴寿祺、游先理、廖煜康等人在名师的指导下，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实验，运用唐代长沙窑烧造的铜、铁金属氧化物在瓷胎釉中显出绿、褐的发色原理，逐步掌握了这些金属氧化物在高温中的变化，创造性地以钴、铬、铁配制高温黑色；钛、锌配制黄色；钴、铬配制蓝色、绿色；用赤金配制玛瑙红色，呈现出釉下五彩缤纷的效果，首创了当时独步全国的釉下五彩装饰技术，釉下五彩瓷名声大震，先后在国内外一系列博览会中获得大奖。清宣统元年（1909）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上，湖南瓷业公司送展的釉下五彩瓷器经湖广总督部堂审定，获第一等金质奖牌。宣统二年（1910）南洋劝业会在江宁（今南京）举行，湖南瓷业公司送展的釉下五彩瓷器又获一等金奖。1919年在意大利都朗国际博览会上获二等最优奖（大会分七等奖，一等为卓绝奖、二等为最优奖、三等为优等奖、四等为金牌奖、五等为银牌奖、六等为铜牌奖、七等为纪念奖）。1915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耗巨资1700万美元，历时十个月，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商品1500多吨，获奖1200多枚，湖南省瓷业学堂首届毕业生游先理、廖煜康绘制的60厘米釉下五彩百雀图花瓶受到展会评委的一致推崇，并与湖南省瓷业学堂毕业生吴寿祺绘制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道获优奖金牌，成为中国获此届博览会最高殊荣的二种展品（另一种为贵州茅台酒）之一。湖南瓷业公司所在地醴陵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二瓷都，享有“瓷城”的美誉。
　　1927年，湖南瓷业公司继任者模范窑业工场因天灾、兵事及管理不当而彻底倒闭。釉下五彩人才散失，釉下五彩瓷生产停滞，釉下五彩技艺濒于失传。1930年以后，醴陵一些本地商人又陆续集资办厂生产釉下五彩细瓷，但由于日本入侵，加之以后内战的影响，到新中国成立以前，釉下五彩瓷的生产也未完全恢复。醴陵虽有不少厂家生产出釉下彩瓷器，但都是釉下单色或最多四色，且不论花色品种还是胎质颜色都远远达不到瓷业公司鼎盛时期的釉下五彩瓷器水平。1949年醴陵获得解放，釉下五彩的恢复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成为可能。人民政府通过发放贷款和救济粮，以及包销产品等方式使醴陵制瓷业有了较快的恢复发展。1955年醴陵陶瓷研究所成立，饱经沧桑的、唯一幸存的釉下五彩老人吴寿祺应瓷画家林家湖力邀被正式招聘到所里从事釉下五彩恢复的工作和传授技艺，同年釉下五彩重放光辉。人民政府为了将这一旷世绝技迅速推广全省、全国，于1956年举办了第一期釉下五彩恢复传艺学习班。学习班里不仅有湖南省彩绘工人， 也吸收包括王希怀、汪桂英等景徳镇选送的学员参加（图1）。
　　1958年国内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家在首都北京兴建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十座规模宏大的新兴建筑，史称“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或称“国庆十大工程”。同时全面改造和拓宽了东西长安大街，扩建了天安门广场，并要求在1959年国庆节前全部完工投入使用。随着十大建筑的完工日期临近，十大建筑用瓷提上了议事日程。1959年元月中旬，醴陵瓷器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王林卿和陶研所所长李维善接上级通知一道去北京，到了北京后，由轻工部安排住进前门的惠中宾馆。元月十九日晚六点钟，轻工部分管瓷器的金明昭同志用吉普车把他俩接到中南海开会。会议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主持，轻工部、建工部、文化部、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以及北京十大建筑有关各方面代表参加。主要是研究正在兴建的十大建筑的内部装饰和物资供应等问题，包括玻璃、灯饰、家具、地毯以及日用瓷器等。当参加会议的代表谈完家具、地毯、灯饰等项目的安排后，在谈到瓷器的需要时，十大建筑的代表几乎普遍要求瓷器由景德镇生产提供。由于任务重、品种多、时间紧（一律要求当年7月以前交货），景德镇代表明确表示承受不了。那时醴陵瓷器在首都北京还鲜为人知，而齐副秘书长对醴陵瓷器早已有所了解。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十大建筑所用家具、瓷器要多种多样，不能千篇一律。他说，中国这么大，要把各地有特色的东西拿来。他指着旁边临时摆的一个台子的瓷器展品说：“那里有部分瓷器，是湖南醴陵的，我看就有独特风格。使用单位是外行，毛主席现在用的还是醴陵生产的茶杯呀！”齐副秘书长这么一说，醴陵立即受到了重视，会后就有各大建筑的代表纷纷找湖南代表洽谈。后来十大建筑中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三大建筑所需的全部瓷器由醴陵生产提供。历史上简称“三馆瓷”。该项任务由醴陵陶瓷研究所和新成立的专门生产釉下彩的艺术瓷厂（即后来的群力瓷厂）共同承担，并要求当年七月全部完成运抵北京。
　　这是醴陵继1958年为毛主席首次制作生活用瓷——胜利杯120件以后，第一次承担大规模国家用瓷设计生产任务。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醴陵瓷器公司组织全系统技术骨干与陶研所和艺术瓷厂协作，开展了“三馆瓷”的生产会战。在整个设计试制生产中，共设计不同器型159种，其中餐具碗类7种，盘类15种，中羮4种，成套茶具13种，文具6种，单杯与托3种，雕塑类10种，缸、罐、瓶类41种，既有高级日用瓷又有艺术陈设瓷，大到高1.4米的屈原塑像，小到5厘米的人物雕塑，还有既可陈设又可做台灯座的人物雕像和花瓶，共设计装饰花面402种，其中釉下彩餐具花面136种，釉下彩茶具花面98种，釉上新彩花面72种，釉上粉彩花面96种。军事博物馆用瓷花面由该馆提供样品经丁华汉翻稿放样，采用色调淡雅的釉下青花，庄重大方，清秀典雅（图2为大小号汤碗，口径23厘米和16厘米；图3为中号汤碗，口径19厘米；图4为鱼盘和奶杯），均为釉下彩装饰。北京工人体育场用瓷花面由彩绘老艺人唐汉初设计的勾子莲釆用釉下五彩装饰，花纹色彩秀丽，柔和舒畅（图5为釉下五彩勾子莲大小号汤碗，图6为釉下五彩勾子莲点心盘）。民族文化宫用瓷花面也由唐汉初设计，用釉下深绿、浅绿和玛瑙红描绘三色茎装饰折边形中餐具，色彩绚丽清晰明快。一些釉下彩花面设计也独具特色（图7为釉下五彩菊花汤钵，图8为釉下五彩葡萄茶壶）。
　　为保证“三馆瓷”的质量，技术人员研制成功98号坯料和与之相适应的高温长石釉，确保瓷质明洁光鲜，手感口感舒适。为了使餐具花面一致，技术人员又发明皮印印线汾水新工艺，不但使同一花面基本一致，还大大提高工效。到1959年7月底，圆满完成总计50852件“三馆瓷”生产任务，其中军事博物馆17780件，北京工人体育场22807件，民族文化宫10265件。在“三馆瓷”生产的同时，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用瓷也同时由湖南省轻工厅统筹解决，醴陵艺术瓷厂老艺人唐汉初设计的釉下五彩蝴蝶兰罗汉茶具被选中，这套蝴蝶兰罗汉茶具因花叶粗犷、生动活泼、神形并茂而深受毛泽东主席的喜爱，也成为他家经常使用的茶具。图9、图10、图11为这套茶具及罗汉壶和托碟，现藏于韶山毛泽东遗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