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爱伦·坡短篇小说叙事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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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与其作品中突出的现代意识相对应,爱伦•坡短篇小说的文本叙述也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性,文章拟从叙事视角的开拓、叙事时空的变革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三个方面来解析其文本叙事的现代性。
  关键词:现代性 第一人称叙述 心理时间 象征手法
  
  回眸整个20世纪,爱伦•坡一直是西方文学评论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有人统计,西方评论界每年关于他的著作和论文达到数百种之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其作品中强烈的现代意识令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全颇具现代性的文本叙述方式也是其令人瞩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叙事技巧的自觉性和现代性。他首先采用第一人称的有限叙事视角,打破传统小说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为小说叙事的多样化开辟了道路;他还背离传统小说在叙事时间上的线性发展方式,由传统的历时性向现代的共时性和空间性上探索;改变传统小说较为单一的叙述方式,将象征、暗示等手法引入小说创作,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影响深远。
  
  叙事视角的开拓
  
  纵观他的七十余部短篇小说,从《失去呼吸》、《瓶中手稿》、《捧为名流》、《贝蕾妮丝》到《黑猫》、《丽姬娅》、《莫格街谋杀案》、《威廉•威尔逊》,除了极少数篇章之外,都是采用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进行叙述的。读他的小说,往往令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跟随他笔下的叙事主人公“我”的引导,我们仿佛进入一个个阴森恐怖、诡异凄凉的黑暗世界,目睹一幕幕爱与美的悲剧不断上演,主角有时是坡,有时则是我们自己。他扮演的不再是上帝,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故事叙述者。故事展开的时间,与我们阅读的时间同步,与第三人称叙事相比,这种叙事更趋客观、逼真,更容易激起我们心灵的共鸣。
  爱伦•坡的恐怖小说大部分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我”通常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或者是作为旁观者静观事态的发展,或者直接是故事主人公。如《人群中的人》、《被用光的人》、《丽姬娅》等故事中,“我”是作为旁观者来叙述的;《威廉•威尔逊》、《陷坑与钟摆》、《泄密的心》、《黑猫》、《反常之魔》等小说中,则是主人公“我”的内心独白。这些第一人称的叙述紧张刺激,随之展开的情节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
  
  叙事时空的变革
  
  任何读过爱伦•坡小说的人都会发现,除了少数几篇,他几乎从不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故事通常发生在无名的国度、遥远的山谷或阴森破败的宅第,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笼罩着虚无飘渺的气氛。故事中的人物也往往是个寓言式的角色,不属于任何具体的现实世界。因此,即使把他的小说放在任何一个时空背景下进行,都丝毫不会影响其故事的效果和表达的完整性,呈现出鲜明的共时性和空间性特点。
  时间不再是爱伦•坡构局谋篇的基础,相反,他还常常通过叙述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动来结构全篇,通过“我”的意识流动来完成故事的叙述。尤其是他那几篇被奉为现代心理小说开山之作的《黑猫》、《泄密的心》、《反常之魔》、《威廉•威尔逊》等作品,故事情节简单,却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关键就在于爱伦•坡对谋杀者杀人前后的种种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致入微,充满悬念。如《泄密的心》,故事简单之至,讲述了“我”谋杀同室的老人及罪行败露的过程。故事本身并无新颖之处,吸引读者的是爱伦•坡关于“我”杀人前后的潜意识流程的描写。神经过敏的“我”和老人无怨无仇,但因为老人那只“像是兀鹰的眼睛”——“每当那只眼睛落在我身上,我浑身血液都会变冷”,“我”终于萌发杀机,以摆脱那只眼睛。在杀死老人之前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半夜十二点整趁他熟睡时去偷看他。第八天晚上,“我”比往日更加小心地溜进老人的房间,为避免老人发觉,“整整一个小时我连眼皮都没眨动”;可怕的沉寂之中,“我”甚至能听到老人的心跳声。杀死老人之后,“我”精明地藏尸灭迹,并为此得意洋洋。面对前来调查的警察,“我”镇定自若,还愉快地同他们聊起家常。然而,正在此时,“我”开始耳鸣,并听到“一种微弱的、沉闷的、节奏很快的声音——就像是一只被棉花包着的表发出的声音”——那是老人的心跳声!幻觉中,“我”终于崩溃,歇斯底里地主动坦白了罪行。小说中,爱伦•坡花费大量篇幅来描写杀人者的心理活动,并以之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在《陷坑与钟摆》中,坡也是通过讲述人“我”的主观感觉和意识活动去揭示法庭行刑的过程,并遵循因果转化的必然逻辑来组织情节。这样的故事既可以发生在 19世纪的美国,也可以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因为心理时间完全取代了物理时间,从而使小说具有更广阔的时空范围。
  小说艺术发展到20世纪,叙事技巧愈趋丰富多样。有限视角基本上取代了全知视角,读者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越来越大。而随着柏格森的由感性直觉的“纯粹的时间”和像观察糖块在水中溶化那样在空间中判断时间的观念,以及爱因斯坦的时间相对性和时空四维坐标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接受,传统的历时性已被逐渐摒弃,作家们更追求作品的共时性与空间形式。此时,我们再回头看爱伦•坡的小说,不禁为他罕见的独创性和开拓性肃然起敬。这位一生坚持以“时刻不忘要有独创性”为创作准则的天才作家,的确在创作实践中贯彻了自己的原则。
  
  象征手法的运用
  
  作为一名诗人,爱伦•坡以其理论及创作直接影响和启迪了整个法国的象征主义,其中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成为后来象征主义者的基本创作手法。如在谈到《乌鸦》一诗的创作时,他曾提到他有意选择“乌鸦——凶兆之鸟”来配合全诗忧郁的基调,“乌鸦是哀伤和绵绵相思的象征”。全诗富于象征性和暗示性,如乌鸦的哀号象征忧郁、绝望与相思,乌鸦跳到雅典娜头上象征丑压制了美、非理性压制了理性。不仅诗歌创作如此,他还将这一手法广泛运用到其小说创作中。
  《黑猫》是被誉为开现代心理描写小说之先河的名作。黑猫这一形象在西方是女巫的化身,而黑猫的名字“普路托”是古希腊神话中地狱和冥国统治者之名。黑猫无所不在。它被吊死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我”的家产化为灰烬,而废墟的墙上出现一只硕大的、脖子上绕着一根绞索的猫的浮雕;之后,我收养了酷似普路托的另一只黑猫,它同普路托的唯一区别是胸口有个轮廓类似绞刑架的白毛斑记,令“我”无比恐惧、痛苦、沮丧和憎恨。主人公自述:“这下我实在是成了超越人类之不幸的最不幸的人”,“一只没有理性的动物……居然为我……带来了那么多不堪忍受的苦恼”,“在这种痛苦的压迫下,我心中仅存的一点善性也彻底泯灭。邪念成了我唯一的密友——最最丧心病狂的邪念。我原来喜怒无常的脾性发展成了对所有事和所有人的怨恨憎恶”,以至于我不顾一切地要杀死那只黑猫,最终杀死了企图阻拦我的妻子。“黑猫”这一意象暗示着一种深藏于潜意识中的本能冲动。
  荣格说过:“在意识的王国里,我们是自己的主人”,“但一旦跨过阴影的门槛,我们深感恐惧地发现自己原不过是看不见的因素的客体而已……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如果“防范无意识危险的堤坝”不够坚固以“阻挡灵魂的危险”,“水就涨了起来,无穷的灾难冲击着人类”。正如结局所示,被封在墓墙里的黑猫向警察告了密,它用诡计诱使“我”杀妻,又把“我”“交给刽子手”,“我”最终被淹没在“无意识的黑海”里。
  表示类似象征意义的动物意象还有《梅岑格施泰因》里的那匹火红烈马。当暗示着隐藏在潜意识中的非理性力量的红马载着年轻的梅岑格施泰因公爵冲进浓烟烈火中时,“精神的地下世界从它那黑暗洞穴中放出的凶禽猛兽”最终毁灭了主人公。全小说中的“凶禽猛兽”还有《斯芬克斯》中不时发出凄厉叫声、胸部覆盖着骷髅标志的怪物天蛾,以及嵌入《丽姬娅》中的诗歌《征服者爬虫》中的爬虫——一个蠕动的怪物,浑身血红,毒牙上浸染着淋淋人血……
  由此可见,动物意象在爱伦•坡笔下往往象征着本能与非理性,当这些“凶禽猛兽”释放出来主宰一切之时,人类只有走向毁灭。通过这这类意象的大量描写,爱伦•坡对人类的潜意识底层进行了形象入微的描绘。他的小说因而也充满了寓意、象征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解读的多种可能性。无论是现代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还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能从他的小说中找到自己所需。不仅如此,在爱伦•坡以前,还从没有任何一名作家在创作中尤其是小说中如此频繁地使用象征、意象,使小说充分发散着语言的魔力。爱伦•坡在叙述手法上的这一革新,启迪着后世作家在文学叙述上不断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小说艺术的重生与发展。
  综上所述,从叙述视角来看,爱伦•坡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并且发展了传统的第一人称叙事,在叙述者和作者、叙述者和读者的关系上实现了突破,分别与20世纪的作家隐退的文学观点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一脉相承。从叙述时空来看,爱伦•坡变革了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模式,用人物的意识活动结构全文,并结合象征人物意识领域的封闭空间,深入探讨了人物的潜意识领域,给20世纪的意识流小说带来诸多启示。从叙述手法上看,爱伦•坡大量采用了意象象征的艺术手法,直接影响了前期象征主义的出现,并通过对象征手法的实践,为20世纪以象征为主要艺术特色的现代派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爱伦坡著;曹明伦译.怪异故事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2]董衡巽.美国十九世纪文论选[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3]荣格著;冯川,苏克译.荣格文选[M].改革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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