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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当代作家中评选武汉文化的代言人,方方和池莉都当之无愧。她们之于武汉,就好比王安亿之于上海,刘恒、王朔之于北京。
方方和池莉在武汉生,武汉长,武汉的大江大河、大起大落、半枯半荣、半梦半醒、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也因此映照在了她们的笔下。这是她们的幸运,生逢其会,在这个如鞭下陀螺一般急剧变迁的转型时代,她们以文人的眼光和格局,作家的细腻和敏感,以虚虚实实之笔,既记录也创造了一个正逝去也正新生的大城;这也是武汉的幸运,长江汉水千流百转,终于汇聚于此,让一代代生民休养生息、起落聚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无数武汉人民的喜怨哀乐、金刚怒目、低回婉转,像江岸边的飞鸟一般,怎么偏偏落在了她们的笔间。
这两位只是武汉当代文化洪流中的代表。教育界“永远的大学校长”——武大前校长刘道玉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先生,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李培根院士,掌祭酒之尊,他们主导下的大学校政,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留下了令后人仰视的酣畅淋漓的一页;画家王广义、曾梵志从武汉起身,旋即声名流播全国。
就是在作家这个行当,同时代的胡发云、邓一光、刘醒龙等,也都写出过难忘的武汉人物形象。所谓“文学汉军”,文学北伐,这确实是武汉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精神的具象体现。
如果说确有国民性这回事,武汉人的性格是怎样的,他们的性格中埋藏着怎样的时代气息和生命密码?这样的疑问,只要你读过所谓的“汉派小说”,或者身边恰好有那么一两位武汉朋友,你自会得到活生生的鲜明答案。成都作家王怡形容“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套用这个比方,武汉人有点像“天下的味精”,无论男女,个个高声大嗓,敢爱敢恨,好起来恨不得把心肝都掏出来,但一言不合,轻则掉头就走,重则兄弟阋墙。生活中只要有武汉人出现,就好比味精掉进汤里,马上就鲜活跳动起来。
武汉人性格里,确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舍我其谁、有了快感你就喊的野性生命力。武汉是京沪之外高校最多、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但凡1980、90年代在武汉生活过的外地学生,大多会终生记得这么一个场景:炎热的武汉街头,但见一位驾着双节加长公交车的女司机,一袭红裙,司机座旁的车门也拆掉了,就这么在大街上风驰电掣,一路狂奔,长裙随之飘飘欲飞。据说有略通人事的江浙同学暗地嘀咕:要跟这样的女人过日子,那确实要有股不怕死的精神吧。
据学者易中天研究,武汉人的汹涌彪悍、浩然正气、胸有乾坤其来有自。武汉话中有一句口头禅“不服周”,假如两个冤家对头狭路相逢了,一人发问:么样,服不服周?(怎样,服不服,认不认输?)只要对手回答:老子不服周。你就要小心了,绕开走,搞不好那是要血溅当场的。据他考证,“不服周”语出两三千年前,当时的楚国地处南蛮之地,不受周朝王室、北方的统治阶级尊重和重视,由此埋下了发奋图强、另开一片新天地的伏笔。不要以为这是易先生杜撰,但凡听过这个说法的武汉人乃至湖北湖南人其实大都认可,古代两湖不分家,都是楚国地盘,要没有“不服周”的流芳余韵,后世“楚虽三户可亡秦”、“惟楚有才”的豪言壮语,可就没了源头和大本营。
所以,湖北出文化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出军人武将、军事家,如黎元洪林彪;也出企业家和商人,比如雷军和陈东升;但不易出政治家。1949年之后,政界就没出过重量级人物。这是因为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政治人物往好里说,要折冲樽俎,博弈谈判,往不好里说,要密室政治,虚于委蛇。这哪里是心高气傲的武汉人屑于为之的,见惯了大江大河纵横奔流、寒来暑往大冷大热,武汉人打心眼就瞧不上这个。好不容易出了个政治家吴仪,还是位女士。
但武汉人并非赳赳武夫,也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蛮牛,武汉人灵活,懂机巧,识大局,有分寸。这里毕竟是百舸争流、万方会聚之地,华中首府,中国政治、地理、经济、文化版图的最中心,两江三镇只提供了一个舞台、一个码头,要想在这个舞台上唱戏、码头上生存,没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聪明脑瓜,哪里呆得下去啊。
有学者研究,武汉文化的核心是源远流长的楚文化和近代码头文化的杂交:楚文化是内核,是魂魄;码头文化是皮相,是血肉。
我却有另一个浅见,武汉文化或者湖北文化还有另一个隐秘的精神源头——水。湖北是千湖之省,大江大河大湖汇聚之地(这里的湖,都是浩浩荡荡的云梦大泽,小湖小河根本不在话下),江河湖水与整个地域的深切关联,在中国各大省份中无出其右。水与武汉、与湖北、与武汉人湖北人的性格塑造,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在血脉联系。
老子是世界上研究水文化的第一人、水哲学的老祖宗,“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对水本质的探知登峰造极。所谓“弱者之德”,是对水的最高赞美。试问今日滔滔世界,有几人会对弱者表示同情,甚至举手对“弱者之德”致以最高敬意呢!
武汉人或者湖北人性格中有水的影子,不爱出风头(讲话声音大、有主见、有性格,跟好显摆、爱出名不是一回事),善于观察形势,行动力强,但也懂得变通、行事迂回,这都是楚乡楚土的江河湖水数千年来默默行“不言之教”的结果。水是生命之母。湖水更是湖北人、武汉人的母亲。
俱往矣。张之洞新政,辛亥首义结束帝制,1949年后建设新中国重要工业基地,建成万里长江第一桥、武钢、武重、武锅,这都是武汉近现代史上的光辉篇章。进入到21世纪,这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则迎来了巨变的华彩重章:承担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建设“两型社会”试验区、打造“中国光谷”国家自主创新区……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武汉又拉开了建设中央文化区的新大幕。一批以汉秀剧场为代表的地标建筑正在落成。过去,武汉的标志是黄鹤楼和长江大桥,未来,或许应改为东湖高新和汉秀。
二十多年前,中国文化界曾有过所谓“黄色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大讨论。以今天的视野来看,其实各有益处。广袤的疆土,固然可以大兴黄色农业,同样可以让蓝色工商文明来个畅快的野马奔腾。改革开放的中国终于融入了世界,这个有13亿人口、数千年文明史、疆域相当于整个欧洲非洲的古老大国,正在掀开令人眩目的一页。
在这一宏大背景下,战略地位等同于北美的芝加哥、欧洲大陆的法兰克福的武汉,也在迎来春天。汉阳沌口开发区的汽车工业,武昌东湖高新技术园区的光电、通讯行业,是向南向东,参与国内国际的市场竞争,是产品和硬实力的拼打;位于湖北政治文化中心腹地、水果湖畔的中央文化区,则是向北向内,唤醒国民人文诉求,是文化和软实力的较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崛起,离不开这种软硬兼施的一体两翼。大城武汉,正在崛起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