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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雨林气候下的印尼雅加达，常年湿热。闲时，柯全寿喜欢带着他的荷兰籍妻子去游泳。有一次，柯全寿和妻子到一个新泳池，在门口被门卫拦了下来。
“先生，你不能进去！”
柯全寿感到莫名其妙，诧异问道：“为什么我不能进去？”
门卫说，华人不能进这个泳池，但是他的荷兰籍妻子可以进去。柯全寿当即暴怒，丢下妻子转身就走了。
这段经历，让柯全寿深刻感觉到遭受种族歧视的耻辱，多年之后仍难以释怀。后来，他跟妻子离了婚，据说这是导火索。
打碎“铁饭碗”，单干
柯全寿从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大学毕业归来时，已经28岁。
在印尼华人中，柯全寿算是上流人物。在雅加达，他为市中央医院工作，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
医院的工作让柯全寿经常接触许多下层穷苦患者。当时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下的雅加达，只有白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公民，许多华人和印尼人不得不在暗黑潮湿的边贫地带生活。许多病人因为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而选择用“土法”治疗，致使死亡率居高不下。特别是许多产妇去找巫婆接生，一尸两命的惨案常有发生，这让柯全寿痛心不已。
在中央医院，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显而易见，柯全寿经常看见华人和印尼人受到荷兰医护人员的歧视和粗暴对待。他自己也不例外，与那些荷兰医生相比，他总感觉自己的地位“低人一等”，这让他极不舒服。
1922年，柯全寿终于忍受不了这种“不平等”，毅然丢弃这份“铁饭碗”，开起了私人诊所。从此，他按自己的“制度”行医，他的诊治对象大多是贫苦的华人和印尼人。然而，坚持了两年后，由于资金缺乏，私人诊所的维持日益艰难。
这时，好友洪渊源、杨恒鉴送来了“及时雨”。他们建议柯全寿筹建一家养生院，专门为贫苦妇幼服务，由柯全寿担任院长。很快，以救苦扶贫为宗旨的养生院在雅加达成立。
次年春天，柯全寿的养生院设立了门诊所。除了他，还有洪英才、蒋文基等几名医生，外加护士，一共不到10人。在柯全寿的带领下，他们每天进行义诊，病人是否交费，全凭自愿。养生院成立一年，就诊治了2000多名病人。
1931年10月，养生院吸引了华人富豪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注意。他们找到柯全寿，又联合了许多华人，在雅加达芒加勿刹大街购置了一块地皮，成立养生院新院，建成了养生院第一座门诊大楼，后来又扩建了拥有500张病床的住院部大楼和可供500名护士学习及住宿的护士大楼。
养生院成立后，柯全寿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治病救人上。他喜欢研究一些疑难怪病的防治。有一段时间，许多婴儿染上惊风症，人心惶惶。经过研究，柯全寿发现是这些婴儿敷用了一种含铅量过高的爽身粉或服用了含有铅毒的朱砂所致。后来，政府全面禁止销售此类爽身粉和朱砂，挽救了许多婴儿的生命。他还摸索创立戒毒治疗法，治好了一大批吸食鸦片的毒瘾患者。
1940年，柯全寿又开设了一所养生院分院，取名“同善堂”，专门收治年老多病的贫民，收费极低，甚至免费。养生院，虽为医院，但更像一家慈善堂。
1963年，一位印尼名人在讲起养生院时说：“我母亲常讲，我哥哥姐姐都在生下后不久死去，而我是因为有了养生院才养大的。我以自己是‘养生院之子’而感到骄傲。”
到中国去，抗日
1937年7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消息传到雅加达。刚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柯全寿，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白色外袍，就匆匆跑出医院。在养生院附近的一间茶馆，他见到了刚刚从中国回来的洪渊源。
“快说说你都见到了什么？”柯全寿迫不及待想从洪渊源口中得到些信息。
“简直就是一群强盗！”洪渊源气愤地说道。他向柯全寿描述了中国抗日战场上的种种惨象，听得柯全寿义愤填膺，几次拍案而起。
“许多英雄从战场上伤退，因为缺少医生和药品，牺牲了。”洪渊源声音有些哽咽，两人陷入沉默。
洪渊源叙述的抗战情形，对柯全寿触动极大。他想起自己几次回中国的经历，那里的人和事令他分外怀念。有一年，湖北武汉发生水灾，柯全寿知道后，立即组织养生院的医生带上医疗药品前往救灾，当地朴实的人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次他到南京参加远东热带医学会议，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同行。后来，一群中国医生远渡南洋到养生院参观和培训，柯全寿将他们尊为贵宾，还将自创的戒毒治疗法和一些从国外引进的先进医疗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想起这些，柯全寿再也按捺不住，对洪渊源说：“我们到中国去吧，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他将医院的事情交代给医生，自己则整天在华人群体中奔走。他打听到已经有人在组建医疗队伍，准备奔赴中国抗日前线，万分激动，连连催促洪渊源放下手中的事情赶紧行动。
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柯全寿找到雅加达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庄西言让柯全寿负责拟定救助计划。为了召集人员，柯全寿连夜赶往报馆。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他招募医疗志愿者的启事。令他惊讶的是，前来应征的志愿者竟然有400多人，经过精心挑选，4名医生和15名看护人员入队。
一切准备就绪，救护医疗队从雅加达码头出发，坐上了驶向广州的轮船。到达广州后，医疗队又辗转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进行战地救伤工作。了解到新四军和八路军装备落后，医疗药品急缺，柯全寿找到宋庆龄，通过她把药品送到了伤员手中。
后来，柯全寿和洪渊源等人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募捐和购买急用药品与救护车，以支援救护队伍。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委员会共募捐到5000余万港元，连同各类物资，陆续分别寄给中国红十字会和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再转发给中国各地的抗战军民。
柯全寿先后4次组织医疗队到中国，一直持续到雅加达被日本控制。由于积极参与抗日，他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在恶劣的困境下，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医生的天职，为许多难友诊治看病。半年后，他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在狱中与洪渊源相逢。
不肯放弃的中国身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饱受折磨的柯全寿重获自由。战后的雅加达在慢慢恢复生机，整个城市陷入了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柯全寿也露出了微笑。
他回到养生院，仍然像从前一样穿上白大褂，只是嘴里时不时轻咳几声，那是在狱中落下的毛病。经历了狱中的艰难岁月，柯全寿的身体变得有些虚弱。
不久后的一天，一位常年在海边从事渔业的集中营难友来看望柯全寿，带来了新鲜海味，同时还带来了一则消息：他在出海的时候发现了几艘英荷船只的身影。
“最近雅加达可能会不太平。”柯全寿忧心忡忡。
很快，荷兰为了恢复对印尼的控制采取了行动。在驱逐日本之后，印尼民众又陷入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这次他们要面对的除了荷兰，还有英国。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共和国政府成立，承担起了领导独立战争的重担，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
作为华人群体中的知名人物，柯全寿受邀与苏加诺及其他政府成员见面。当着苏加诺的面，柯全寿痛斥了侵略者，极力赞成印尼政府采取出生地主义的国籍原则，赞成印尼华人选择印尼籍。
国籍问题，一直是柯全寿内心的一个结。按出生，柯全寿是荷兰属地的臣民；又因祖上在福建福清，他也具备中国国籍身份。他一直主张保留自己的中国籍，排斥荷兰籍身份，他认为在殖民地，这是一种强加在被奴役者身上的耻辱标签。
作为苏加诺领导的民族党机关报《印尼青年火炬报》的撰稿人，他曾数次在报纸上公开反对荷兰国籍法。他认为印尼华人应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籍身份。
独立战争爆发后，柯全寿及时响应。他在养生院成立了红十字会，并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临时代理机构，为印尼游击队和民众提供了许多药品和医疗支援。这期间，人们经常能看见柯全寿拉着一大堆物资奔赴前线。
1948年3月9日，天还没亮，柯全寿就赶到万丹，下午就匆匆赶回雅加达接待外国医生团。第二天早晨，他又到养生院查看病人情况。接连数日奔波，柯全寿身体再也吃不消，昏倒在地，于3月14日病逝。遗憾的是，当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还未签订双重国籍条约，如果选择印尼籍，中国籍就不能保留。柯全寿对中国国籍一直不肯放弃，因此最终也未能正式选择印尼籍。
“先生，你不能进去！”
柯全寿感到莫名其妙，诧异问道：“为什么我不能进去？”
门卫说，华人不能进这个泳池，但是他的荷兰籍妻子可以进去。柯全寿当即暴怒，丢下妻子转身就走了。
这段经历，让柯全寿深刻感觉到遭受种族歧视的耻辱，多年之后仍难以释怀。后来，他跟妻子离了婚，据说这是导火索。
打碎“铁饭碗”，单干
柯全寿从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大学毕业归来时，已经28岁。
在印尼华人中，柯全寿算是上流人物。在雅加达，他为市中央医院工作，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
医院的工作让柯全寿经常接触许多下层穷苦患者。当时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下的雅加达，只有白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公民，许多华人和印尼人不得不在暗黑潮湿的边贫地带生活。许多病人因为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而选择用“土法”治疗，致使死亡率居高不下。特别是许多产妇去找巫婆接生，一尸两命的惨案常有发生，这让柯全寿痛心不已。
在中央医院，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显而易见，柯全寿经常看见华人和印尼人受到荷兰医护人员的歧视和粗暴对待。他自己也不例外，与那些荷兰医生相比，他总感觉自己的地位“低人一等”，这让他极不舒服。
1922年，柯全寿终于忍受不了这种“不平等”，毅然丢弃这份“铁饭碗”，开起了私人诊所。从此，他按自己的“制度”行医，他的诊治对象大多是贫苦的华人和印尼人。然而，坚持了两年后，由于资金缺乏，私人诊所的维持日益艰难。
这时，好友洪渊源、杨恒鉴送来了“及时雨”。他们建议柯全寿筹建一家养生院，专门为贫苦妇幼服务，由柯全寿担任院长。很快，以救苦扶贫为宗旨的养生院在雅加达成立。
次年春天，柯全寿的养生院设立了门诊所。除了他，还有洪英才、蒋文基等几名医生，外加护士，一共不到10人。在柯全寿的带领下，他们每天进行义诊，病人是否交费，全凭自愿。养生院成立一年，就诊治了2000多名病人。
1931年10月，养生院吸引了华人富豪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注意。他们找到柯全寿，又联合了许多华人，在雅加达芒加勿刹大街购置了一块地皮，成立养生院新院，建成了养生院第一座门诊大楼，后来又扩建了拥有500张病床的住院部大楼和可供500名护士学习及住宿的护士大楼。
养生院成立后，柯全寿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治病救人上。他喜欢研究一些疑难怪病的防治。有一段时间，许多婴儿染上惊风症，人心惶惶。经过研究，柯全寿发现是这些婴儿敷用了一种含铅量过高的爽身粉或服用了含有铅毒的朱砂所致。后来，政府全面禁止销售此类爽身粉和朱砂，挽救了许多婴儿的生命。他还摸索创立戒毒治疗法，治好了一大批吸食鸦片的毒瘾患者。
1940年，柯全寿又开设了一所养生院分院，取名“同善堂”，专门收治年老多病的贫民，收费极低，甚至免费。养生院，虽为医院，但更像一家慈善堂。
1963年，一位印尼名人在讲起养生院时说：“我母亲常讲，我哥哥姐姐都在生下后不久死去，而我是因为有了养生院才养大的。我以自己是‘养生院之子’而感到骄傲。”
到中国去，抗日
1937年7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消息传到雅加达。刚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柯全寿，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白色外袍，就匆匆跑出医院。在养生院附近的一间茶馆，他见到了刚刚从中国回来的洪渊源。
“快说说你都见到了什么？”柯全寿迫不及待想从洪渊源口中得到些信息。
“简直就是一群强盗！”洪渊源气愤地说道。他向柯全寿描述了中国抗日战场上的种种惨象，听得柯全寿义愤填膺，几次拍案而起。
“许多英雄从战场上伤退，因为缺少医生和药品，牺牲了。”洪渊源声音有些哽咽，两人陷入沉默。
洪渊源叙述的抗战情形，对柯全寿触动极大。他想起自己几次回中国的经历，那里的人和事令他分外怀念。有一年，湖北武汉发生水灾，柯全寿知道后，立即组织养生院的医生带上医疗药品前往救灾，当地朴实的人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次他到南京参加远东热带医学会议，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同行。后来，一群中国医生远渡南洋到养生院参观和培训，柯全寿将他们尊为贵宾，还将自创的戒毒治疗法和一些从国外引进的先进医疗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想起这些，柯全寿再也按捺不住，对洪渊源说：“我们到中国去吧，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他将医院的事情交代给医生，自己则整天在华人群体中奔走。他打听到已经有人在组建医疗队伍，准备奔赴中国抗日前线，万分激动，连连催促洪渊源放下手中的事情赶紧行动。
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柯全寿找到雅加达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庄西言让柯全寿负责拟定救助计划。为了召集人员，柯全寿连夜赶往报馆。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他招募医疗志愿者的启事。令他惊讶的是，前来应征的志愿者竟然有400多人，经过精心挑选，4名医生和15名看护人员入队。
一切准备就绪，救护医疗队从雅加达码头出发，坐上了驶向广州的轮船。到达广州后，医疗队又辗转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进行战地救伤工作。了解到新四军和八路军装备落后，医疗药品急缺，柯全寿找到宋庆龄，通过她把药品送到了伤员手中。
后来，柯全寿和洪渊源等人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募捐和购买急用药品与救护车，以支援救护队伍。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委员会共募捐到5000余万港元，连同各类物资，陆续分别寄给中国红十字会和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再转发给中国各地的抗战军民。
柯全寿先后4次组织医疗队到中国，一直持续到雅加达被日本控制。由于积极参与抗日，他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在恶劣的困境下，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医生的天职，为许多难友诊治看病。半年后，他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在狱中与洪渊源相逢。
不肯放弃的中国身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饱受折磨的柯全寿重获自由。战后的雅加达在慢慢恢复生机，整个城市陷入了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柯全寿也露出了微笑。
他回到养生院，仍然像从前一样穿上白大褂，只是嘴里时不时轻咳几声，那是在狱中落下的毛病。经历了狱中的艰难岁月，柯全寿的身体变得有些虚弱。
不久后的一天，一位常年在海边从事渔业的集中营难友来看望柯全寿，带来了新鲜海味，同时还带来了一则消息：他在出海的时候发现了几艘英荷船只的身影。
“最近雅加达可能会不太平。”柯全寿忧心忡忡。
很快，荷兰为了恢复对印尼的控制采取了行动。在驱逐日本之后，印尼民众又陷入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这次他们要面对的除了荷兰，还有英国。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共和国政府成立，承担起了领导独立战争的重担，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
作为华人群体中的知名人物，柯全寿受邀与苏加诺及其他政府成员见面。当着苏加诺的面，柯全寿痛斥了侵略者，极力赞成印尼政府采取出生地主义的国籍原则，赞成印尼华人选择印尼籍。
国籍问题，一直是柯全寿内心的一个结。按出生，柯全寿是荷兰属地的臣民；又因祖上在福建福清，他也具备中国国籍身份。他一直主张保留自己的中国籍，排斥荷兰籍身份，他认为在殖民地，这是一种强加在被奴役者身上的耻辱标签。
作为苏加诺领导的民族党机关报《印尼青年火炬报》的撰稿人，他曾数次在报纸上公开反对荷兰国籍法。他认为印尼华人应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籍身份。
独立战争爆发后，柯全寿及时响应。他在养生院成立了红十字会，并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临时代理机构，为印尼游击队和民众提供了许多药品和医疗支援。这期间，人们经常能看见柯全寿拉着一大堆物资奔赴前线。
1948年3月9日，天还没亮，柯全寿就赶到万丹，下午就匆匆赶回雅加达接待外国医生团。第二天早晨，他又到养生院查看病人情况。接连数日奔波，柯全寿身体再也吃不消，昏倒在地，于3月14日病逝。遗憾的是，当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还未签订双重国籍条约，如果选择印尼籍，中国籍就不能保留。柯全寿对中国国籍一直不肯放弃，因此最终也未能正式选择印尼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