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三柳
认识张三柳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了，那年我二十岁，刚刚参加工作。
记得那是一个春运的末尾，正值大学的开学期，安庆到合肥的火车车厢里黑压压的一片，过道里都挤满了人。当时张三柳满头大汗地挤站在我的座位后边，身子费力地斜靠在我座位的靠背上。
车过庐江，我的肩膀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回过头，张三柳一脸憨厚地对我笑着，吴哥，你也是去合肥吧？我诧异地望着他，脑子里在努力想着，我是什么时候认识面前的这个个头不高、嘴巴上长着胡子、壮壮实实的小伙子的。
张三柳看出了我的疑惑，连忙解释道，我也是高河中学毕业的，去年刚刚考到合肥，你父亲带过我三年的班主任，我去过你家，所以我认识你。
他这样一说，我还真想起来好像是见过他的。父亲教数学，张三柳当时好像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我记起来他去我家送过几次作业本。
我连忙起身，对他说，我让你坐会儿吧，到合肥还有一个小时呢。张三柳脸上掠过一丝感动，憨憨地笑着，谦让了一下，便在我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路上我们谈了很多，张三柳小我两岁，在中医学院读大一，家里还有个弟弟，父母都是务农的，家境很是一般。
车到合肥站，我尽大哥和地主之宜，带着张三柳去了我租住的房间。把行李放下，我带他去附近的小饭馆点了个火锅。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中午张三柳吃了四碗米饭，饭后又把火锅里剩下的牛肉辣汤喝了个精光，张三柳的能吃着实把饭馆的老板娘吓得不轻。
饭后我送张三柳去公交车站，上车前他要了我的呼机号，我也客气地对他说，以后你有时间就过来玩玩。他说，吴哥，我一定来的。
果然，以后的每周张三柳都来我住处一次。他的嘴巴很甜，来我这第二次的时候就把我的姓直接抹去亲切地叫我哥了。虽然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三四百块钱，但每次他来我都带他去小饭馆吃饭，一是客气，二是我自己也顺便打打牙祭。也是啊，两个都是年轻小伙子，都是能吃的年纪。
张三柳读的是大专，大二下学期开始，他每次来我这里除了吃饭之外，开始找我要钱了。先是三十五十地要，我没有说啥就给了他，后来他要钱的频率越来越高数额也越来越大了，最多的一次找我要了三百，完全超出了我当时的承受能力。
终于有一天，在小饭馆吃饭的时候我拿出了我的工资条对张三柳说，你来我这玩儿哥欢迎，咱哥俩整几个菜，喝点啤酒，这都可以，但钱我是真的没有了。你看哥的工资条，哥每月也就四百块钱啊。
张三柳停住了手中的筷子，没有说啥，过了好一会儿，才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哦，呵呵，我知道了。
那天的饭吃得有点尴尬，我也看出了张三柳有些许的不快，回到房间我心里不是个滋味。
后来张三柳还是每周都过来吃饭，还是喊我哥，只是再也没有提要钱的事情了。
再后来张三柳毕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没有来合肥联系过我，我也没有关于他的一点音讯。
去年夏天，老家的同学约我回去喝酒。喝完酒从酒店出来，我去隔壁的一个小卖部买烟，我惊喜地发现从柜台里给我拿烟的竟然是张三柳。
张三柳也认出了我，愣了一下，之后憨憨地笑着招呼，是，是吴哥啊。
张三柳胖了不少，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估计是他的小女儿。我站着和他聊了一会儿，他说当年自己读的是自费大专，毕业后没有能分配工作，就在镇子里开了几年的黑诊所，后来被人举报了，于是就开了这家小卖部。他说，现在网店多，大超市也不少，小卖部的生意很不好做，再加上家里有两个小孩，压力有些大，如果有机会，他还是想开一家自己的诊所。
张三柳憨憨地笑着接过我的烟钱，顺手丢进柜台里的一个小木箱里。
没有说拿板凳给我坐会儿，也没有问我喝不喝水，更没有客气地为當年他在合肥读书时我给过他的帮助道一声谢谢，就这样什么都没有地，张三柳目送我出了小卖部的门。
回来的路上，我想了许多。我想起了当年我和张三柳认识的那列火车，想起了我俩经常去吃饭的那家小饭馆，想起了我和他的许多过往，乃至很多的细节。
昨天，不知怎的，我又突然想起了张三柳。就给妻子说起了我和他的故事，我说，一年过去了，这个张三柳的诊所也不知道开起来了没有。
姑奶奶
过年回老家，我看到了姑奶奶，一年未见，姑奶奶老了很多。
姑奶奶今年八十六岁，是我们村子里的老树根子。从十八岁入党到六十岁，一直在村里担任村干部。责任田到户之前，生产队里的生产任务安排和每家每户工分的分配都是姑奶奶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辈分高，读过书，又是生产队长，那些年，在我们这个二百多户的吴姓生产队，身材瘦小一头齐耳短发的姑奶奶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威严。
记得我小的时候，村里只要哪家来客了或者杀猪了都会想尽办法把姑奶奶请到他们家里吃饭。请姑奶奶来自然不是让她陪客，而是替主人长脸。姑奶奶并不是谁家叫她就去谁家，十家喊了，她能去三四家就已经算多的。即便是去了，一般也都去得很迟，而且匆匆。经常是边进门边发脾气：某某家的老婆被男人打了，这个男人不是个东西，我刚才要是不过去，就要出人命了，看来啊，再不组织开会真的不行的。
等姑奶奶进了堂屋，主人就会恭敬且些许得意地把她介绍给家里的客人，然后请她到上席，递上烟，倒上酒，给她面前的碗里夹上满满的一堆飘着香味的红烧肉。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以能请到姑奶奶来家里吃饭而感到荣耀。
姑奶奶一直独身。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其实姑奶奶年轻的时候在别人的介绍下谈过一个男人，是安庆市区一家工厂的工人。婚后三个月，那个男人就从安庆调到合肥工作了。不知怎的，读过几年书且脾气倔强的姑奶奶在夫家过得并不如意，加之姑奶奶放不下村里的事情，最终她没有随新婚丈夫去合肥。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就慢慢淡了，一年之后他们离了婚。离婚后的姑奶奶回到了娘家，从此没有再嫁。 姑奶奶在做村干部的时候，平日里对村里的大人和小孩都很严厉，谁家出工偷懒了，谁家私自占了公家的稻床晒稻子了，谁家小孩偷挖地里的山芋了，姑奶奶得知后都会指着人家的鼻子破口大骂，丝毫不留情面。但对我家，姑奶奶却是网开一面的，这不光是因为姑奶奶家和我家是祠堂内的同一个分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的父亲是村里第一个读书出来的公家人。
那个时候父亲在镇上（当时叫公社）的中学教书，镇子离家二十几里地，父亲每到周日才能回去一趟。母亲一个人在家要带着三个孩子，又要在生产队做事拿工分，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姑奶奶舍不得母亲辛苦，在分配生产任务的时候，她常常让母亲干一些相对轻松点的事情。她经常告诉村里的人，你们哪个心里也不要不舒服，青美（我母亲的名字）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小孩在家不容易。再说，在我们吴冲生产队，不论谁家出了大学生出了公家的人，那都是吴冲村的光荣，村里以后都会同样照顾他的。
姑奶奶的话很管用，村里不仅没有一个人对母亲所享受的优待眼红，相反，他们还时常自觉地不图回报地帮着母亲做些事情。
后来，中央出了新的政策，责任田到户了。姑奶奶虽然还是村干部，但身上的担子已经轻了很多。
姑奶奶好像不习惯没有事情做。她时常头上搭着个毛巾，嘴里叼根香烟，手靠在屁股后面，一个人跑到田间地头看水稻的长势，帮着协调每户田地的用水，有时她还一个人跑到镇上的供销社，自己花钱买包香烟散给那里的人，拉下面子说些好话，目的就是为了帮村里人搞些紧俏的化肥和农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村里出去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一些路途较远的田地就没有了人耕种，荒废了。
一次，我随父亲回老家，看见姑奶奶指着一排排新盖的楼房，对着坐在屋门口的几个老人说，都有钱了，都盖房了，那又怎么样？圩里许多地都在那荒着，农人的根本都丢了！
早已不是村干部的姑奶奶说这些话的时候昂着头，香烟头在嘴里上下颤动。话说完，她叹口气，把头摇摇，手靠屁股后面一个人愤懑地走了。
从我们姐弟几个上班挣钱的那些年开始，我们每年春节回老家，都会在母亲的安排下买些香烟奶粉之类的东西去看看姑奶奶。母亲说，姑奶奶这一辈子不容易，对我们家有恩，我们做晚辈的不能忘了她。
今年正月初五，堂妹出嫁。在小叔家的喜宴上，八十六岁的姑奶奶被小叔请到了头一桌的头席落座。姑奶奶身体不佳，没有喝酒，吃了一点菜就下席了。
坐在小叔家的院子里，老人家望着院门口停放的几辆小车，吸了一口烟，认真地对我们说，孩子们啊，姑奶奶老了，不行了，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过得都很好，我真的很高兴。当初我心疼圩里的地都荒了，心疼得睡不着觉，现在不是有外地人抢着过来承包种田了么？你们记住，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土地都是最实在最有用的。姑奶奶又说，对面的方老屋前两年出了个四十多岁的院士，你们在外也要给我好好干，啥时候都要给咱吴冲人长脸啊。
太阳光照进小叔的院子，照在姑奶奶瘦小的身上。没有风，暖暖的。
二舅哥
二舅哥是老婆娘家讀书最多的人，20世纪80年代从小学一直读到了高二，且在高二连读了三年，虽然最终没有考上大学，但在当时的六安农村，二舅哥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了。
大舅哥三十年前来合肥投靠岳父的一个朋友，后来经人介绍在合肥的郊区找了当地一个大姑娘成了家。考虑到二舅哥在家只顾念书很少做过农活，身体较差，大舅哥成家后的第二年就把二舅哥带到了合肥。
二舅哥读过书有文化，到了合肥后就在大舅哥的资助下在肉联厂附近开了家照相馆，据说当时生意不错。后来不知怎的二舅哥把开得好好的照相馆给关了，和一个所谓的哥们跑到自行车厂做工。进厂不久，那个所谓的哥们就带着二舅哥打起了厂里的废铁烂铜的主意，第二年他们就双双被自行车厂开除了。
二舅哥不成器，大舅哥拿他没有办法，怕在合肥再生意外，便让岳父把二舅哥带回了六安老家。
回到六安的二舅哥农活是干不了的，便跟村里人去无锡打工。听妻子说二舅哥在无锡时过得并不轻松，卖过盒饭，给码头写过通讯报道，还在地摊上卖过几个月的廉价服装。
我认识妻子的时候，二舅哥已经老老实实地从无锡回到六安，并在霍山成了家。那时他和二舅嫂一起在霍山县城摆摊卖羊肉串，生意出奇得好，一晚能纯赚二百多块钱，忙不过来，二舅哥还花钱雇了几个老奶奶坐在在家里帮忙穿肉串儿。
我和妻子结婚的第二年，二舅哥就离婚了。二舅哥的羊肉串生意做起来之后，二舅嫂就变了一个人，整天在麻将场打牌赌钱，后来吃喝都在麻将场，不管摊子上的生意不说，最后连自己小女儿也不管了。这样的女人不离了怎么过？至今二舅哥说起他们当年离婚的缘由还一脸的无奈。
二舅哥离婚时没有要求一分钱的家产，只要了女儿的抚养权。霍山县城是二舅嫂的娘家，离婚后的二舅哥没有继续呆在那里，他把小女儿送回了舒城的老家，托付给了年迈的父母，自己又跟着村里人去上海打工去了。
二舅哥频繁的变故，让我们这些做姊妹的有些心灰意冷，大家都懒得再管他的事情。再一次听到关于二舅哥的消息时，他已经是上海建筑工地上的一个主刀瓦工了。没有人知道他是啥时学会瓦工活的，他自己也一直没有给别人说起过他那几年在外打工的具体情况。但我可以想象，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身体瘦弱的二舅哥在事事不顺四处碰壁之后下定决心做一个建筑瓦工，这样的抉择对于读了十几年书的文化人二舅哥来说绝对是很艰难、很酸涩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大舅哥的张罗下，包括妻子在内的其他四个兄妹也相继在合肥成了家。如今，除了我家买的是八十多平米的小套住房外，其余三家因为市政府征地都得到了两套以上的住房，生活过得衣食无忧，相当滋润。每每在合肥的兄妹们一起坐下来谈心，大家都无不感慨地说，老二当年要是听话成器，也留在合肥，大家都在一块儿，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啊。
尽管兄妹几个都在合肥，二舅哥却很少得空过来玩玩。去年年初，二舅哥带着小女儿来了一趟合肥。在我家喝酒时，我问他快五十岁的人了怎么还想去工地做瓦工，他笑着说，现在的小伙子们在家都是娇生惯养的，长大后能舍得力气学做瓦工的不多，如今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所以瓦工是很好找活的，工作也相对稳定。主刀瓦工也叫大工，干的是技术活，比那些推土拉砖的小工挣钱多。 那你又是怎么学会瓦匠活的呢？我好奇。二舅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淡淡地说，主刀的大工都是从推土拉砖和泥的小工熬出来的，一个人真要决定做什么事情，只要用心，只要舍得力气，都能成的。再说苗苗也大了，我要给她准备大学的学费啊。
许是不胜酒力的缘故，二舅哥转过身来看了一眼一旁的女儿，眼圈红红的。岁月的历练和生活的变故，让二舅哥变得沧桑了很多。
二舅哥那次来合肥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借钱，因为老家的土砖屋实在太老了，他这些年在外面做瓦工也存了一些钱，他想自己给自己盖个新房。
我从银行取出了五万块钱，交给了他，说，二哥，家里就我一个人上班，也没有多的，你莫嫌少。这钱你也莫急，等你有了再给我。
二舅哥从我家出来，又从其他兄妹那里借了一些，回到老家后，他又做大工又做小工地忙活了三个月，终于在去年夏天竖起了一座两上两下的漂亮的小洋楼。
昨晚我从南京出差回来，刚进家门就听妻子说二舅哥上午来过我家了，还带来了三万块钱。我问，他这么快就有钱了？
妻说，老二讲过了，我们能借钱给他就是信得过他，他就是拼了命也要早点把钱还了，他还说我们都看得起他，他不能自己都看不起他自己。
张先生
张先生住我父亲家的楼上，算是我们的邻居。
张先生五十多岁，一米六不到的个子，头大，眼大，双眼皮，钩鼻，嘴巴棱角分明。张先生的头发经常梳理得光滑光滑的，从我记事开始，他一年四季穿的都是西服，冬天深色的，夏天浅色的，始终给人一种干净认真外加一点固执的感觉。
张先生教的是物理，在30多年前他也曾是这所中学的学生。我父亲当年带过他班主任，所以几十年来，他也一直谦恭地称呼我父亲为先生。
张先生初来这所中学任教的时候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他的文凭并不高，初中专毕业，学校安排他教初中物理。
1989年我读初二，父亲带我的班主任，张先生教我们物理。张先生教课很认真，嗓门大，声如洪钟，说到兴致时，头微向右偏，目似圆铃，脖子青筋突出，手脚一道比划，但脸上依然有笑容。
因为我对物理这个科目有一种天生的叛逆和抵触，所以物理成绩一直不好，那时的我只要老远见到张先生走过来就偷偷地绕道，生怕碰到他，生怕他笑着望着我说，小黑皮，吃过饭拿物理书来我房间，我给你说说题目。
等我上了高中，张先生已经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了。那时的他在省内中学物理界已经小有名气，书店里许多初中学生讀物上经常可以看见他的大名，我听父亲说，他经常被邀请去桂林、西安等地参加全国性的物理教师会议。
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校安排张先生教高中物理，听到这个消息时，母亲很是吃惊。可以理解母亲的惊愕——一个初中专毕业的老师敢教高中，包括高三的物理，那要私下地提前下多大的功夫吃多大的苦头啊。父亲却不奇怪，父亲说，张先生当年读书时就肯钻研肯吃苦，有一次为了做一个课外思考题，他一直在寝室里一个人比划，星期天连家都没有回，下一周的咸菜和饭票还是他老父亲送到学校来的。父亲对母亲说，高中的物理教材，估计他早就自学过了，早就摸透了。
张先生果然厉害，后来听说他带的高中物理连续几年都是全市第一名。张先生的名气也越来越大，21世纪初，他晋级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也成了这所中学的一名副校长。
张先生很幽默，也很有人缘。每年的春节，学校都在大年初一的上午在小礼堂举行团拜会，每每那时，在校的教职工和家属们都欢聚一堂，拜年，叙旧，当然，更少不了的是一些爱好热闹的大人小孩们上台去表演节目。
为了活跃气氛，张先生每年都是自告奋勇地第一个上台。每每没等他在台上站稳，台下已是笑声一片。因为张先生名叫北春，大家都在底下喊，张校长，我们要听《北国之春》！等台下安静下来，张先生低头拍拍话筒，见有响声，这才不急不慢地用高河当地方言说，大家新年好，我给大家拜年了。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北国之春》。话音未落，台下又一次掀起如潮的笑声。
张先生的歌唱得自然没有他教书的水平高，调子始终在原有的旋律之外不说，偶尔唱着唱着还忘了词。但是即便这样，大家还都是喜欢听张先生上台唱歌。他在台上唱，大家都在台下开心地为他鼓掌，帮他打着很不好找的节奏。每次唱毕，张先生总是走到台下，习惯性地跑到我母亲身旁弯下腰，笑着说，师母，这次我没有跑调吧？
这么多年，张先生的《北国之春》早已成为了学校每年团拜会的保留曲目和学校教职工的视听享受，比赵本山春晚的小品都更受欢迎。
去年除夕因为在单位值班，我没有赶上大年初一父亲学校的团拜会。和老姐通电话，老姐说，因为学校去年刚刚升级为省示范，所以今年的团拜会也更加热闹了。我问，楼上的张先生唱了《北国之春》么？老姐在电话那头儿兴奋地说，张先生今年开始换了曲目了，唱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唱得很不错呢。
挂完电话，我轻轻一笑，耳边仿佛听见了张先生在台上依依呀呀的哼唱声。
作者简介：吴平，男，作品散见《读者》《新民周刊》《人民代表报》《新安晚报》《散文》《中国铁路文艺》《杂文月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月刊》等报刊杂志，现供职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机务段。
认识张三柳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了，那年我二十岁，刚刚参加工作。
记得那是一个春运的末尾，正值大学的开学期，安庆到合肥的火车车厢里黑压压的一片，过道里都挤满了人。当时张三柳满头大汗地挤站在我的座位后边，身子费力地斜靠在我座位的靠背上。
车过庐江，我的肩膀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回过头，张三柳一脸憨厚地对我笑着，吴哥，你也是去合肥吧？我诧异地望着他，脑子里在努力想着，我是什么时候认识面前的这个个头不高、嘴巴上长着胡子、壮壮实实的小伙子的。
张三柳看出了我的疑惑，连忙解释道，我也是高河中学毕业的，去年刚刚考到合肥，你父亲带过我三年的班主任，我去过你家，所以我认识你。
他这样一说，我还真想起来好像是见过他的。父亲教数学，张三柳当时好像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我记起来他去我家送过几次作业本。
我连忙起身，对他说，我让你坐会儿吧，到合肥还有一个小时呢。张三柳脸上掠过一丝感动，憨憨地笑着，谦让了一下，便在我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路上我们谈了很多，张三柳小我两岁，在中医学院读大一，家里还有个弟弟，父母都是务农的，家境很是一般。
车到合肥站，我尽大哥和地主之宜，带着张三柳去了我租住的房间。把行李放下，我带他去附近的小饭馆点了个火锅。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中午张三柳吃了四碗米饭，饭后又把火锅里剩下的牛肉辣汤喝了个精光，张三柳的能吃着实把饭馆的老板娘吓得不轻。
饭后我送张三柳去公交车站，上车前他要了我的呼机号，我也客气地对他说，以后你有时间就过来玩玩。他说，吴哥，我一定来的。
果然，以后的每周张三柳都来我住处一次。他的嘴巴很甜，来我这第二次的时候就把我的姓直接抹去亲切地叫我哥了。虽然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三四百块钱，但每次他来我都带他去小饭馆吃饭，一是客气，二是我自己也顺便打打牙祭。也是啊，两个都是年轻小伙子，都是能吃的年纪。
张三柳读的是大专，大二下学期开始，他每次来我这里除了吃饭之外，开始找我要钱了。先是三十五十地要，我没有说啥就给了他，后来他要钱的频率越来越高数额也越来越大了，最多的一次找我要了三百，完全超出了我当时的承受能力。
终于有一天，在小饭馆吃饭的时候我拿出了我的工资条对张三柳说，你来我这玩儿哥欢迎，咱哥俩整几个菜，喝点啤酒，这都可以，但钱我是真的没有了。你看哥的工资条，哥每月也就四百块钱啊。
张三柳停住了手中的筷子，没有说啥，过了好一会儿，才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哦，呵呵，我知道了。
那天的饭吃得有点尴尬，我也看出了张三柳有些许的不快，回到房间我心里不是个滋味。
后来张三柳还是每周都过来吃饭，还是喊我哥，只是再也没有提要钱的事情了。
再后来张三柳毕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没有来合肥联系过我，我也没有关于他的一点音讯。
去年夏天，老家的同学约我回去喝酒。喝完酒从酒店出来，我去隔壁的一个小卖部买烟，我惊喜地发现从柜台里给我拿烟的竟然是张三柳。
张三柳也认出了我，愣了一下，之后憨憨地笑着招呼，是，是吴哥啊。
张三柳胖了不少，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估计是他的小女儿。我站着和他聊了一会儿，他说当年自己读的是自费大专，毕业后没有能分配工作，就在镇子里开了几年的黑诊所，后来被人举报了，于是就开了这家小卖部。他说，现在网店多，大超市也不少，小卖部的生意很不好做，再加上家里有两个小孩，压力有些大，如果有机会，他还是想开一家自己的诊所。
张三柳憨憨地笑着接过我的烟钱，顺手丢进柜台里的一个小木箱里。
没有说拿板凳给我坐会儿，也没有问我喝不喝水，更没有客气地为當年他在合肥读书时我给过他的帮助道一声谢谢，就这样什么都没有地，张三柳目送我出了小卖部的门。
回来的路上，我想了许多。我想起了当年我和张三柳认识的那列火车，想起了我俩经常去吃饭的那家小饭馆，想起了我和他的许多过往，乃至很多的细节。
昨天，不知怎的，我又突然想起了张三柳。就给妻子说起了我和他的故事，我说，一年过去了，这个张三柳的诊所也不知道开起来了没有。
姑奶奶
过年回老家，我看到了姑奶奶，一年未见，姑奶奶老了很多。
姑奶奶今年八十六岁，是我们村子里的老树根子。从十八岁入党到六十岁，一直在村里担任村干部。责任田到户之前，生产队里的生产任务安排和每家每户工分的分配都是姑奶奶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辈分高，读过书，又是生产队长，那些年，在我们这个二百多户的吴姓生产队，身材瘦小一头齐耳短发的姑奶奶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威严。
记得我小的时候，村里只要哪家来客了或者杀猪了都会想尽办法把姑奶奶请到他们家里吃饭。请姑奶奶来自然不是让她陪客，而是替主人长脸。姑奶奶并不是谁家叫她就去谁家，十家喊了，她能去三四家就已经算多的。即便是去了，一般也都去得很迟，而且匆匆。经常是边进门边发脾气：某某家的老婆被男人打了，这个男人不是个东西，我刚才要是不过去，就要出人命了，看来啊，再不组织开会真的不行的。
等姑奶奶进了堂屋，主人就会恭敬且些许得意地把她介绍给家里的客人，然后请她到上席，递上烟，倒上酒，给她面前的碗里夹上满满的一堆飘着香味的红烧肉。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以能请到姑奶奶来家里吃饭而感到荣耀。
姑奶奶一直独身。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其实姑奶奶年轻的时候在别人的介绍下谈过一个男人，是安庆市区一家工厂的工人。婚后三个月，那个男人就从安庆调到合肥工作了。不知怎的，读过几年书且脾气倔强的姑奶奶在夫家过得并不如意，加之姑奶奶放不下村里的事情，最终她没有随新婚丈夫去合肥。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就慢慢淡了，一年之后他们离了婚。离婚后的姑奶奶回到了娘家，从此没有再嫁。 姑奶奶在做村干部的时候，平日里对村里的大人和小孩都很严厉，谁家出工偷懒了，谁家私自占了公家的稻床晒稻子了，谁家小孩偷挖地里的山芋了，姑奶奶得知后都会指着人家的鼻子破口大骂，丝毫不留情面。但对我家，姑奶奶却是网开一面的，这不光是因为姑奶奶家和我家是祠堂内的同一个分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的父亲是村里第一个读书出来的公家人。
那个时候父亲在镇上（当时叫公社）的中学教书，镇子离家二十几里地，父亲每到周日才能回去一趟。母亲一个人在家要带着三个孩子，又要在生产队做事拿工分，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姑奶奶舍不得母亲辛苦，在分配生产任务的时候，她常常让母亲干一些相对轻松点的事情。她经常告诉村里的人，你们哪个心里也不要不舒服，青美（我母亲的名字）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小孩在家不容易。再说，在我们吴冲生产队，不论谁家出了大学生出了公家的人，那都是吴冲村的光荣，村里以后都会同样照顾他的。
姑奶奶的话很管用，村里不仅没有一个人对母亲所享受的优待眼红，相反，他们还时常自觉地不图回报地帮着母亲做些事情。
后来，中央出了新的政策，责任田到户了。姑奶奶虽然还是村干部，但身上的担子已经轻了很多。
姑奶奶好像不习惯没有事情做。她时常头上搭着个毛巾，嘴里叼根香烟，手靠在屁股后面，一个人跑到田间地头看水稻的长势，帮着协调每户田地的用水，有时她还一个人跑到镇上的供销社，自己花钱买包香烟散给那里的人，拉下面子说些好话，目的就是为了帮村里人搞些紧俏的化肥和农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村里出去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一些路途较远的田地就没有了人耕种，荒废了。
一次，我随父亲回老家，看见姑奶奶指着一排排新盖的楼房，对着坐在屋门口的几个老人说，都有钱了，都盖房了，那又怎么样？圩里许多地都在那荒着，农人的根本都丢了！
早已不是村干部的姑奶奶说这些话的时候昂着头，香烟头在嘴里上下颤动。话说完，她叹口气，把头摇摇，手靠屁股后面一个人愤懑地走了。
从我们姐弟几个上班挣钱的那些年开始，我们每年春节回老家，都会在母亲的安排下买些香烟奶粉之类的东西去看看姑奶奶。母亲说，姑奶奶这一辈子不容易，对我们家有恩，我们做晚辈的不能忘了她。
今年正月初五，堂妹出嫁。在小叔家的喜宴上，八十六岁的姑奶奶被小叔请到了头一桌的头席落座。姑奶奶身体不佳，没有喝酒，吃了一点菜就下席了。
坐在小叔家的院子里，老人家望着院门口停放的几辆小车，吸了一口烟，认真地对我们说，孩子们啊，姑奶奶老了，不行了，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过得都很好，我真的很高兴。当初我心疼圩里的地都荒了，心疼得睡不着觉，现在不是有外地人抢着过来承包种田了么？你们记住，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土地都是最实在最有用的。姑奶奶又说，对面的方老屋前两年出了个四十多岁的院士，你们在外也要给我好好干，啥时候都要给咱吴冲人长脸啊。
太阳光照进小叔的院子，照在姑奶奶瘦小的身上。没有风，暖暖的。
二舅哥
二舅哥是老婆娘家讀书最多的人，20世纪80年代从小学一直读到了高二，且在高二连读了三年，虽然最终没有考上大学，但在当时的六安农村，二舅哥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了。
大舅哥三十年前来合肥投靠岳父的一个朋友，后来经人介绍在合肥的郊区找了当地一个大姑娘成了家。考虑到二舅哥在家只顾念书很少做过农活，身体较差，大舅哥成家后的第二年就把二舅哥带到了合肥。
二舅哥读过书有文化，到了合肥后就在大舅哥的资助下在肉联厂附近开了家照相馆，据说当时生意不错。后来不知怎的二舅哥把开得好好的照相馆给关了，和一个所谓的哥们跑到自行车厂做工。进厂不久，那个所谓的哥们就带着二舅哥打起了厂里的废铁烂铜的主意，第二年他们就双双被自行车厂开除了。
二舅哥不成器，大舅哥拿他没有办法，怕在合肥再生意外，便让岳父把二舅哥带回了六安老家。
回到六安的二舅哥农活是干不了的，便跟村里人去无锡打工。听妻子说二舅哥在无锡时过得并不轻松，卖过盒饭，给码头写过通讯报道，还在地摊上卖过几个月的廉价服装。
我认识妻子的时候，二舅哥已经老老实实地从无锡回到六安，并在霍山成了家。那时他和二舅嫂一起在霍山县城摆摊卖羊肉串，生意出奇得好，一晚能纯赚二百多块钱，忙不过来，二舅哥还花钱雇了几个老奶奶坐在在家里帮忙穿肉串儿。
我和妻子结婚的第二年，二舅哥就离婚了。二舅哥的羊肉串生意做起来之后，二舅嫂就变了一个人，整天在麻将场打牌赌钱，后来吃喝都在麻将场，不管摊子上的生意不说，最后连自己小女儿也不管了。这样的女人不离了怎么过？至今二舅哥说起他们当年离婚的缘由还一脸的无奈。
二舅哥离婚时没有要求一分钱的家产，只要了女儿的抚养权。霍山县城是二舅嫂的娘家，离婚后的二舅哥没有继续呆在那里，他把小女儿送回了舒城的老家，托付给了年迈的父母，自己又跟着村里人去上海打工去了。
二舅哥频繁的变故，让我们这些做姊妹的有些心灰意冷，大家都懒得再管他的事情。再一次听到关于二舅哥的消息时，他已经是上海建筑工地上的一个主刀瓦工了。没有人知道他是啥时学会瓦工活的，他自己也一直没有给别人说起过他那几年在外打工的具体情况。但我可以想象，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身体瘦弱的二舅哥在事事不顺四处碰壁之后下定决心做一个建筑瓦工，这样的抉择对于读了十几年书的文化人二舅哥来说绝对是很艰难、很酸涩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大舅哥的张罗下，包括妻子在内的其他四个兄妹也相继在合肥成了家。如今，除了我家买的是八十多平米的小套住房外，其余三家因为市政府征地都得到了两套以上的住房，生活过得衣食无忧，相当滋润。每每在合肥的兄妹们一起坐下来谈心，大家都无不感慨地说，老二当年要是听话成器，也留在合肥，大家都在一块儿，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啊。
尽管兄妹几个都在合肥，二舅哥却很少得空过来玩玩。去年年初，二舅哥带着小女儿来了一趟合肥。在我家喝酒时，我问他快五十岁的人了怎么还想去工地做瓦工，他笑着说，现在的小伙子们在家都是娇生惯养的，长大后能舍得力气学做瓦工的不多，如今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所以瓦工是很好找活的，工作也相对稳定。主刀瓦工也叫大工，干的是技术活，比那些推土拉砖的小工挣钱多。 那你又是怎么学会瓦匠活的呢？我好奇。二舅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淡淡地说，主刀的大工都是从推土拉砖和泥的小工熬出来的，一个人真要决定做什么事情，只要用心，只要舍得力气，都能成的。再说苗苗也大了，我要给她准备大学的学费啊。
许是不胜酒力的缘故，二舅哥转过身来看了一眼一旁的女儿，眼圈红红的。岁月的历练和生活的变故，让二舅哥变得沧桑了很多。
二舅哥那次来合肥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借钱，因为老家的土砖屋实在太老了，他这些年在外面做瓦工也存了一些钱，他想自己给自己盖个新房。
我从银行取出了五万块钱，交给了他，说，二哥，家里就我一个人上班，也没有多的，你莫嫌少。这钱你也莫急，等你有了再给我。
二舅哥从我家出来，又从其他兄妹那里借了一些，回到老家后，他又做大工又做小工地忙活了三个月，终于在去年夏天竖起了一座两上两下的漂亮的小洋楼。
昨晚我从南京出差回来，刚进家门就听妻子说二舅哥上午来过我家了，还带来了三万块钱。我问，他这么快就有钱了？
妻说，老二讲过了，我们能借钱给他就是信得过他，他就是拼了命也要早点把钱还了，他还说我们都看得起他，他不能自己都看不起他自己。
张先生
张先生住我父亲家的楼上，算是我们的邻居。
张先生五十多岁，一米六不到的个子，头大，眼大，双眼皮，钩鼻，嘴巴棱角分明。张先生的头发经常梳理得光滑光滑的，从我记事开始，他一年四季穿的都是西服，冬天深色的，夏天浅色的，始终给人一种干净认真外加一点固执的感觉。
张先生教的是物理，在30多年前他也曾是这所中学的学生。我父亲当年带过他班主任，所以几十年来，他也一直谦恭地称呼我父亲为先生。
张先生初来这所中学任教的时候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他的文凭并不高，初中专毕业，学校安排他教初中物理。
1989年我读初二，父亲带我的班主任，张先生教我们物理。张先生教课很认真，嗓门大，声如洪钟，说到兴致时，头微向右偏，目似圆铃，脖子青筋突出，手脚一道比划，但脸上依然有笑容。
因为我对物理这个科目有一种天生的叛逆和抵触，所以物理成绩一直不好，那时的我只要老远见到张先生走过来就偷偷地绕道，生怕碰到他，生怕他笑着望着我说，小黑皮，吃过饭拿物理书来我房间，我给你说说题目。
等我上了高中，张先生已经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了。那时的他在省内中学物理界已经小有名气，书店里许多初中学生讀物上经常可以看见他的大名，我听父亲说，他经常被邀请去桂林、西安等地参加全国性的物理教师会议。
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校安排张先生教高中物理，听到这个消息时，母亲很是吃惊。可以理解母亲的惊愕——一个初中专毕业的老师敢教高中，包括高三的物理，那要私下地提前下多大的功夫吃多大的苦头啊。父亲却不奇怪，父亲说，张先生当年读书时就肯钻研肯吃苦，有一次为了做一个课外思考题，他一直在寝室里一个人比划，星期天连家都没有回，下一周的咸菜和饭票还是他老父亲送到学校来的。父亲对母亲说，高中的物理教材，估计他早就自学过了，早就摸透了。
张先生果然厉害，后来听说他带的高中物理连续几年都是全市第一名。张先生的名气也越来越大，21世纪初，他晋级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也成了这所中学的一名副校长。
张先生很幽默，也很有人缘。每年的春节，学校都在大年初一的上午在小礼堂举行团拜会，每每那时，在校的教职工和家属们都欢聚一堂，拜年，叙旧，当然，更少不了的是一些爱好热闹的大人小孩们上台去表演节目。
为了活跃气氛，张先生每年都是自告奋勇地第一个上台。每每没等他在台上站稳，台下已是笑声一片。因为张先生名叫北春，大家都在底下喊，张校长，我们要听《北国之春》！等台下安静下来，张先生低头拍拍话筒，见有响声，这才不急不慢地用高河当地方言说，大家新年好，我给大家拜年了。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北国之春》。话音未落，台下又一次掀起如潮的笑声。
张先生的歌唱得自然没有他教书的水平高，调子始终在原有的旋律之外不说，偶尔唱着唱着还忘了词。但是即便这样，大家还都是喜欢听张先生上台唱歌。他在台上唱，大家都在台下开心地为他鼓掌，帮他打着很不好找的节奏。每次唱毕，张先生总是走到台下，习惯性地跑到我母亲身旁弯下腰，笑着说，师母，这次我没有跑调吧？
这么多年，张先生的《北国之春》早已成为了学校每年团拜会的保留曲目和学校教职工的视听享受，比赵本山春晚的小品都更受欢迎。
去年除夕因为在单位值班，我没有赶上大年初一父亲学校的团拜会。和老姐通电话，老姐说，因为学校去年刚刚升级为省示范，所以今年的团拜会也更加热闹了。我问，楼上的张先生唱了《北国之春》么？老姐在电话那头儿兴奋地说，张先生今年开始换了曲目了，唱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唱得很不错呢。
挂完电话，我轻轻一笑，耳边仿佛听见了张先生在台上依依呀呀的哼唱声。
作者简介：吴平，男，作品散见《读者》《新民周刊》《人民代表报》《新安晚报》《散文》《中国铁路文艺》《杂文月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月刊》等报刊杂志，现供职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机务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