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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芳仿佛是一个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
这是台湾著名文化人詹宏志的断语。2007年10月，台湾知名乐评人、“五四三音乐”DJ马世芳的第一部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詹宏志在序言中对1971年出生的马世芳的这句评价，为两岸不少文艺青年津津乐道。
2011年2月，马世芳与人新译了《列侬回忆》，又新推散文集《昨日书》；植树节当日，他在杭州“从两首歌回望曲折的台湾乐史”，与台湾知名乐评人张铁志对谈“昨日之书与今日之噪音”；次日又飞到北京，与DJ张有待对谈。
出版方以“台湾首席文艺青年”的符号推介马世芳，但他1990年前后求学于台大中文系时，“其实很不喜欢‘文艺青年’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你不食人间烟火，反动，消极，昧于现实，充满小资情调”。
春日午后，笔者与马世芳在北京南锣鼓巷长谈，话题并未涉及他擅长的乐史，也没太涉及他的作家父亲亮轩（本名马国光）和母亲、资深广播人陶晓清，而主要围绕着他的祖父马廷英（1899年—1979年）。
1980年代中后期马世芳就读于台北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在一堂“地球科学”课上，头天晚上熬夜写日记的马世芳正打瞌睡，突然听到老师大讲特讲马廷英如何厉害。他本能地惊醒：“那是我爷爷”，引得全班瞩目，老师“马上对我鞠躬，直说不得了不得了”。
马廷英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也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对“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卓有贡献。作为日本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和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他1945年赴台参与接收日本台北帝国大学，创建台大地质系并长期担任系主任（1970年创立台湾文化大学地质系并任系主任），但他1979年病重时却被安排在台大附属医院的三等病房。直到“总统”蒋经国来探望，院方才临时将马廷英紧急转入头等病房，“后来各界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地来探病”。马廷英临终前进入弥留状态，其呓语和梦话中“说的都是地质学的名词”，“好像他在台大的课堂教书一样，手有的时候在那边凌空比画，画着洋流和板块”。
马廷英晚年再也没提起过同样留日的妻子孙彩苹，留在大陆的她后来改嫁，嫁给了“七君子”之一章乃器——马世芳的祖母1月25日刚满100岁。马世芳偶尔得空探望祖母，但她绝口不提“马廷英”三个字，只是说“当年是陈仪找去的”——“没有主词，但是当然讲的是马廷英”。
祖父马廷英与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齐邦媛之父齐世英是世交，所以马世芳在“齐姑姑”的回忆录《巨流河》中，还能看到一些关于祖父的片段。
而最近，马廷英在台北的故居即将开放。
德国、日本双料博士的来历
问：你母校台大的校史馆“口述历史”项目2008年1月28日曾请令尊回顾马廷英教授。
你的祖母后来改嫁，嫁给了“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因此你也管章立凡先生叫叔叔。祖父去世时，你应该是七八岁的样子吧？
马世芳：他是1979年去世的，我是8岁。
问：对他还是有蛮深的印象吗？
马世芳：爷爷非常疼我，但是我小时候去爷爷家的次数不是太多，偶尔去，我来不及跟爷爷真正地认识。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搁假牙的那个杯子。他在（台北）青田街有一个日本（式）房子，是来台湾的时候台大给他的宿舍，有一个小院子，那个房子也很老了，我爷爷家一直穷，也没有什么钱去修缮。听说从前家里也養过鸡，花园里草长得很茂盛，有点乱。那个老房子里面暗暗的，因为我人小，进那个房子觉得很大。客厅有补了钉的老沙发椅，很多近代史记载过的学者都坐过那个沙发，杨家骆先生是我爷爷非常好的朋友。
（爷爷的书房里）有一个很大很大、铜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非常酷，五大洲的山、海是浮刻在上面的，浮雕的。小时候，（我）常常转那个地球仪玩。
后来才知道，我的名字“世芳”是我爷爷取的。“芳”是取“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我父亲和爷爷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很紧张，父亲是在青春期的时候被爷爷赶出家门的，后来变成了一个流浪在外自力更生的年轻人。他是一直到了要结婚了，带着未婚妻回去见我爷爷，我爷爷衷心喜欢这个媳妇，父子就算言归于好了，算是和解了。
问：你奶奶好像是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
马世芳：对，奶奶念的是早稻田，她是法政专科的，我爷爷是在东北仙台。
问：帝国大学。
马世芳：对，就是最近被海啸整个毁掉的地方。
我爷爷和我奶奶在日本就认识了。抗战爆发，（中、日）两国变敌国，我爷爷和奶奶觉得局势如此，就回中国了。我爷爷学位已经拿到了，而且他的博士学位是拿的日本和德国两个学位。
问：他是理学博士，论文是对珊瑚礁的研究。
马世芳：日本（当时）的理学博士从来没有给过外国人，我爷爷的指导教授矢部长克那个时候觉得马廷英这个中国学生太有才华了，当然要给博士学位。但是日本的教育当局不太愿意给，有很多的顾忌，给一个中国学生这么具有指标性的学位，他们觉得是有失面子，就千方百计要他入日本籍，用各种借口拖延。
他的指导教授很生气，就把我爷爷的论文寄到德国去，给柏林大学的学者评断。德国人一看这个论文太厉害了，马上给他一个博士学位。日本人看到德国人给了博士学位，再不给就显得自己更糟糕了，也只好给了。
我奶奶没有念完，打仗了就跟她老师辞行，老师就感慨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我们实在也是无能为力”，很舍不得她，也只好让她回去。回去的时候，因为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人数很多，不是每个人都买得到船票、配得上舱位。我爷爷在回去的船舱已经订好了位子，但是我奶奶没订到，后来他们决定用家眷的名义一起订舱位回中国了。
本来我奶奶到了上海就要下船回家，这样他们后来大概就不可能结婚了。但是那时候战事很激烈，船到上海靠不了岸，只好转往天津，在天津上的岸。
奶奶只是一个名字
问：你爷爷家里家境应该还不错。
马世芳：我的曾祖父家可能是地主，但是是穷乡僻壤的那种地主，爷爷肯定上过私塾，但只是为了学记账。我爷爷后来考留学，成绩非常好，他15岁就考上公费留日，全东北当时只有几个名额可以到日本留学。据我父亲说，我爷爷是离家出走考了公费去日本的，是不告而别，一去就是二十几年。
爷爷到了日本，曾祖父很担心。我爷爷到了日本拼命地念书，也不太跟家里联络，后来写家书，附了一张坐在打字机前面的照片，说日本有这样一种机器，坐在前面只要用想的，字就会出来。曾祖父看到了，说:“哦，到了有这样机器的地方，那就在那儿待着吧。”
回到中国，我的姑奶奶和姑爷当时正好住天津，一查旅客名单发现哥哥居然在日本成亲了，就给他们俩预备了新房。不过，据我父亲说，当时他们并没有成婚。两人后来又分开了，我奶奶之后是千里迢迢去大后方，在重庆找到我爷爷，才正式结的婚。
我爷爷后来当了东北中学的校长。后来又继续在抗战的时候全中国地研究地质学，带着他的学生上山下海，采集地质标本，有时候碰到土匪，有时候碰到内乱，碰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有一次到了乡下，因为这些研究队去采集地质标本，就会扛着一箱一箱的化石，很重，很大箱，当地一些土匪看到，就远远地观察，以为带着黄金或者宝贝，就会想要抢。
我爷爷那个时候知道这个状况，他们扎营过夜，把所有箱子全部打开，采集的锹、锄头，全部抬起来放着，表示这些东西不值钱。然后他叫学生用铁丝在营地外面围了一圈，找一张红纸写了四个字“小心电网”，挂在上面。土匪一看有一个红纸条，看不懂，回去问他们的师爷，师爷认识字，说是人会被吸住电死，赶快撤！
这是台湾著名文化人詹宏志的断语。2007年10月，台湾知名乐评人、“五四三音乐”DJ马世芳的第一部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詹宏志在序言中对1971年出生的马世芳的这句评价，为两岸不少文艺青年津津乐道。
2011年2月，马世芳与人新译了《列侬回忆》，又新推散文集《昨日书》；植树节当日，他在杭州“从两首歌回望曲折的台湾乐史”，与台湾知名乐评人张铁志对谈“昨日之书与今日之噪音”；次日又飞到北京，与DJ张有待对谈。
出版方以“台湾首席文艺青年”的符号推介马世芳，但他1990年前后求学于台大中文系时，“其实很不喜欢‘文艺青年’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你不食人间烟火，反动，消极，昧于现实，充满小资情调”。
春日午后，笔者与马世芳在北京南锣鼓巷长谈，话题并未涉及他擅长的乐史，也没太涉及他的作家父亲亮轩（本名马国光）和母亲、资深广播人陶晓清，而主要围绕着他的祖父马廷英（1899年—1979年）。
1980年代中后期马世芳就读于台北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在一堂“地球科学”课上，头天晚上熬夜写日记的马世芳正打瞌睡，突然听到老师大讲特讲马廷英如何厉害。他本能地惊醒：“那是我爷爷”，引得全班瞩目，老师“马上对我鞠躬，直说不得了不得了”。
马廷英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也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对“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卓有贡献。作为日本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和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他1945年赴台参与接收日本台北帝国大学，创建台大地质系并长期担任系主任（1970年创立台湾文化大学地质系并任系主任），但他1979年病重时却被安排在台大附属医院的三等病房。直到“总统”蒋经国来探望，院方才临时将马廷英紧急转入头等病房，“后来各界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地来探病”。马廷英临终前进入弥留状态，其呓语和梦话中“说的都是地质学的名词”，“好像他在台大的课堂教书一样，手有的时候在那边凌空比画，画着洋流和板块”。
马廷英晚年再也没提起过同样留日的妻子孙彩苹，留在大陆的她后来改嫁，嫁给了“七君子”之一章乃器——马世芳的祖母1月25日刚满100岁。马世芳偶尔得空探望祖母，但她绝口不提“马廷英”三个字，只是说“当年是陈仪找去的”——“没有主词，但是当然讲的是马廷英”。
祖父马廷英与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齐邦媛之父齐世英是世交，所以马世芳在“齐姑姑”的回忆录《巨流河》中，还能看到一些关于祖父的片段。
而最近，马廷英在台北的故居即将开放。
德国、日本双料博士的来历
问：你母校台大的校史馆“口述历史”项目2008年1月28日曾请令尊回顾马廷英教授。
你的祖母后来改嫁，嫁给了“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因此你也管章立凡先生叫叔叔。祖父去世时，你应该是七八岁的样子吧？
马世芳：他是1979年去世的，我是8岁。
问：对他还是有蛮深的印象吗？
马世芳：爷爷非常疼我，但是我小时候去爷爷家的次数不是太多，偶尔去，我来不及跟爷爷真正地认识。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搁假牙的那个杯子。他在（台北）青田街有一个日本（式）房子，是来台湾的时候台大给他的宿舍，有一个小院子，那个房子也很老了，我爷爷家一直穷，也没有什么钱去修缮。听说从前家里也養过鸡，花园里草长得很茂盛，有点乱。那个老房子里面暗暗的，因为我人小，进那个房子觉得很大。客厅有补了钉的老沙发椅，很多近代史记载过的学者都坐过那个沙发，杨家骆先生是我爷爷非常好的朋友。
（爷爷的书房里）有一个很大很大、铜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非常酷，五大洲的山、海是浮刻在上面的，浮雕的。小时候，（我）常常转那个地球仪玩。
后来才知道，我的名字“世芳”是我爷爷取的。“芳”是取“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我父亲和爷爷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很紧张，父亲是在青春期的时候被爷爷赶出家门的，后来变成了一个流浪在外自力更生的年轻人。他是一直到了要结婚了，带着未婚妻回去见我爷爷，我爷爷衷心喜欢这个媳妇，父子就算言归于好了，算是和解了。
问：你奶奶好像是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
马世芳：对，奶奶念的是早稻田，她是法政专科的，我爷爷是在东北仙台。
问：帝国大学。
马世芳：对，就是最近被海啸整个毁掉的地方。
我爷爷和我奶奶在日本就认识了。抗战爆发，（中、日）两国变敌国，我爷爷和奶奶觉得局势如此，就回中国了。我爷爷学位已经拿到了，而且他的博士学位是拿的日本和德国两个学位。
问：他是理学博士，论文是对珊瑚礁的研究。
马世芳：日本（当时）的理学博士从来没有给过外国人，我爷爷的指导教授矢部长克那个时候觉得马廷英这个中国学生太有才华了，当然要给博士学位。但是日本的教育当局不太愿意给，有很多的顾忌，给一个中国学生这么具有指标性的学位，他们觉得是有失面子，就千方百计要他入日本籍，用各种借口拖延。
他的指导教授很生气，就把我爷爷的论文寄到德国去，给柏林大学的学者评断。德国人一看这个论文太厉害了，马上给他一个博士学位。日本人看到德国人给了博士学位，再不给就显得自己更糟糕了，也只好给了。
我奶奶没有念完，打仗了就跟她老师辞行，老师就感慨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我们实在也是无能为力”，很舍不得她，也只好让她回去。回去的时候，因为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人数很多，不是每个人都买得到船票、配得上舱位。我爷爷在回去的船舱已经订好了位子，但是我奶奶没订到，后来他们决定用家眷的名义一起订舱位回中国了。
本来我奶奶到了上海就要下船回家，这样他们后来大概就不可能结婚了。但是那时候战事很激烈，船到上海靠不了岸，只好转往天津，在天津上的岸。
奶奶只是一个名字
问：你爷爷家里家境应该还不错。
马世芳：我的曾祖父家可能是地主，但是是穷乡僻壤的那种地主，爷爷肯定上过私塾，但只是为了学记账。我爷爷后来考留学，成绩非常好，他15岁就考上公费留日，全东北当时只有几个名额可以到日本留学。据我父亲说，我爷爷是离家出走考了公费去日本的，是不告而别，一去就是二十几年。
爷爷到了日本，曾祖父很担心。我爷爷到了日本拼命地念书，也不太跟家里联络，后来写家书，附了一张坐在打字机前面的照片，说日本有这样一种机器，坐在前面只要用想的，字就会出来。曾祖父看到了，说:“哦，到了有这样机器的地方，那就在那儿待着吧。”
回到中国，我的姑奶奶和姑爷当时正好住天津，一查旅客名单发现哥哥居然在日本成亲了，就给他们俩预备了新房。不过，据我父亲说，当时他们并没有成婚。两人后来又分开了，我奶奶之后是千里迢迢去大后方，在重庆找到我爷爷，才正式结的婚。
我爷爷后来当了东北中学的校长。后来又继续在抗战的时候全中国地研究地质学，带着他的学生上山下海，采集地质标本，有时候碰到土匪，有时候碰到内乱，碰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有一次到了乡下，因为这些研究队去采集地质标本，就会扛着一箱一箱的化石，很重，很大箱，当地一些土匪看到，就远远地观察，以为带着黄金或者宝贝，就会想要抢。
我爷爷那个时候知道这个状况，他们扎营过夜，把所有箱子全部打开，采集的锹、锄头，全部抬起来放着，表示这些东西不值钱。然后他叫学生用铁丝在营地外面围了一圈，找一张红纸写了四个字“小心电网”，挂在上面。土匪一看有一个红纸条，看不懂，回去问他们的师爷，师爷认识字，说是人会被吸住电死，赶快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