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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6年至今，徐大鹏跳入“环教”圈子，已二十年有余。
当徐大鹏1986年从北湖小学调入江汉区教育局科技电教站开始着手环境教育时，身边的朋友见到他打趣道，“搞环保不是环卫工做的事吗?你现在当起环卫工时啦?”徐大鹏只是摇头笑了笑，并没有辩解，因为他知道最好的自我解嘲，是行动。
那时武汉市环境教育工作几乎如同空白，一些人甚至对环境教育有着误解和轻视。当众多环保者在残酷现实前愁眉难舒时，徐大鹏却扬言，“要让绿色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扎根。”1995年，徐大鹏牵头，组织武汉市十来名骨干教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小学学科渗透环境教育研究》的课题研究。“将知识和道理融入课堂体验中”是徐大鹏的主要理念。大兴路小学红领巾环境观测站、华中里小学爱鸟和保护湿地教育、万松同小学空中植物园依次建立起来。
1998年，徐大鹏加入发自然之友。2002年左右，他参加了自然之友的一个项目“绿色希望行动”。徐大鹏一行来到来风深山里一所希望小学，想做环保教育，“孩子们都出去了，这里没人听你们做宣传!”校长以为他们又是来“做宣传”的，极其粗暴地回绝了他们，甚至连一口水都没给他们喝。徐大鹏没有气馁，追随孩子们的脚步，在野外给孩子们讲了一堂别具一格的环保教育课。课后，还是那位校长，有一丝歉意， “要不，你们再给孩子们讲一堂吧?他们都爱听。”
如今，徐大鹏的武汉自然之友小组已由最初的四个人发展到60余人，很多人都是冲着徐老师来的。至今，武汉市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小学的学校仅有六所，其中_二所是在徐老师的帮助下一路走过来的。
30多次前往洪湖“破解迷魂阵”
谈到湖北省环境生态的变迁，徐大鹏认为洪湖是一个缩影。“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当初徐大鹏心中反复吟唱着这动人的歌谣来到了洪湖水边，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湖面被网栏分割得支离破碎，一副迷魂阵的架势，偌大的湖面竟望不到一只水鸟。他心中很不是滋味。为支持当地政府整治洪湖，徐大鹏牵头，组织当地教师编写关于保护洪湖湿地的环保教材《我爱母亲湖》，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他先后30多次前往洪湖，见证了洪湖的变迁。徐大鹏在洪湖拍摄过一张照片：清澈的湖面上，荷叶里一窝鸟蛋正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待孵化。
最令徐大鹏痛心疾首的一次是广西的一起野生动物走私案，广西林业局将野生动物保护所承包给覃静、覃慧姐妹，而她们却利用职权便利，将环保志愿者送来的野生动物屠杀卖给餐厅。开膛破肚、死不瞑目的小猕猴，因为受冻蜷成一团的穿山甲，甚至还有几副完整的鹿胎……满满一柜的残忍及血腥。徐大鹏咬紧牙关，随后的几日和伙伴们随广西电视台记者四处走访，相关报道终于见诸报端，责任人受到严惩。
谈到这些，徐大鹏还是忍不住义愤填膺。“致力于环保事业的人，像这样触及内心深处的经历太多太多了，估计你给我三天我也讲不完。”他无奈。
徐大鹏将环保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希望自己是个纯粹的“自然人”。
一半是热情 一半是理性
从原来的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徐大鹏逐渐由过去的对青少年的环保教育，转为带有社会性质的民间环保活动。
“现在的NGO处境艰难，肯定是有其根本原因的，而且，我看过太多环保人士的悲剧。”你要环保，多少会影响少部分人的相关利益。除此之外，许多环保工作者，过于狂热，甚至完全不顾自身，连生存都成问题。徐大鹏说，他非常敬佩这样的盟友，但对于民间环保志愿者而言，或许只有先解决了安身立命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将环保事业持续下去。
有人问：您二十年如一日从事环保教育工作，您的初衷和动力是什么?徐大鹏回答说：“我一向不喜欢干别人干过的事情，我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当初武汉市的环境教育几乎还是空白，我认定这个课题，并且坚持下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凭的就是创新、机遇和一股子韧劲儿。我的境界也不高，别人退休了去打麻将，我去搞环保，这两者是一个性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自称是麻将境界。”
目前，徐大鹏正逐步将环教工作扩展到大学校园里去，目前武汉的大学已经有二十多个环保社团。“环保首先要确保生存，只凭一时的热情难以持久。”他在一次环教讲座后这样告诉和他一样一心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年轻大学生。在他眼中，环境保护工作一半靠的是激情，一半还得靠理性。
徐大鹏现在准备将环境教育的对象由原来单纯的青少年校园教育，扩大到大学生群体，同时促成环教走向社区、政府和企业，他们的环境意识高低对这个社会的整体环境意识的高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目前，他还正在筹划一个题为“镜头下的环保故事”的课题，明年在洪湖召开一个全国性质的湿地环境保护教育教材研讨会，目前国内关于湿地保护的教材约有16种，国内对湿地保护的呼声已越来越高。
徐大鹏觉得NGO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两点：第一，代表民众的声音，反映民众愿望；第二，不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成为环境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力军。
(原载《长江商报》2007年11月29日，本刊略有删节)
当徐大鹏1986年从北湖小学调入江汉区教育局科技电教站开始着手环境教育时，身边的朋友见到他打趣道，“搞环保不是环卫工做的事吗?你现在当起环卫工时啦?”徐大鹏只是摇头笑了笑，并没有辩解，因为他知道最好的自我解嘲，是行动。
那时武汉市环境教育工作几乎如同空白，一些人甚至对环境教育有着误解和轻视。当众多环保者在残酷现实前愁眉难舒时，徐大鹏却扬言，“要让绿色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扎根。”1995年，徐大鹏牵头，组织武汉市十来名骨干教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小学学科渗透环境教育研究》的课题研究。“将知识和道理融入课堂体验中”是徐大鹏的主要理念。大兴路小学红领巾环境观测站、华中里小学爱鸟和保护湿地教育、万松同小学空中植物园依次建立起来。
1998年，徐大鹏加入发自然之友。2002年左右，他参加了自然之友的一个项目“绿色希望行动”。徐大鹏一行来到来风深山里一所希望小学，想做环保教育，“孩子们都出去了，这里没人听你们做宣传!”校长以为他们又是来“做宣传”的，极其粗暴地回绝了他们，甚至连一口水都没给他们喝。徐大鹏没有气馁，追随孩子们的脚步，在野外给孩子们讲了一堂别具一格的环保教育课。课后，还是那位校长，有一丝歉意， “要不，你们再给孩子们讲一堂吧?他们都爱听。”
如今，徐大鹏的武汉自然之友小组已由最初的四个人发展到60余人，很多人都是冲着徐老师来的。至今，武汉市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小学的学校仅有六所，其中_二所是在徐老师的帮助下一路走过来的。
30多次前往洪湖“破解迷魂阵”
谈到湖北省环境生态的变迁，徐大鹏认为洪湖是一个缩影。“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当初徐大鹏心中反复吟唱着这动人的歌谣来到了洪湖水边，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湖面被网栏分割得支离破碎，一副迷魂阵的架势，偌大的湖面竟望不到一只水鸟。他心中很不是滋味。为支持当地政府整治洪湖，徐大鹏牵头，组织当地教师编写关于保护洪湖湿地的环保教材《我爱母亲湖》，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他先后30多次前往洪湖，见证了洪湖的变迁。徐大鹏在洪湖拍摄过一张照片：清澈的湖面上，荷叶里一窝鸟蛋正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待孵化。
最令徐大鹏痛心疾首的一次是广西的一起野生动物走私案，广西林业局将野生动物保护所承包给覃静、覃慧姐妹，而她们却利用职权便利，将环保志愿者送来的野生动物屠杀卖给餐厅。开膛破肚、死不瞑目的小猕猴，因为受冻蜷成一团的穿山甲，甚至还有几副完整的鹿胎……满满一柜的残忍及血腥。徐大鹏咬紧牙关，随后的几日和伙伴们随广西电视台记者四处走访，相关报道终于见诸报端，责任人受到严惩。
谈到这些，徐大鹏还是忍不住义愤填膺。“致力于环保事业的人，像这样触及内心深处的经历太多太多了，估计你给我三天我也讲不完。”他无奈。
徐大鹏将环保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希望自己是个纯粹的“自然人”。
一半是热情 一半是理性
从原来的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徐大鹏逐渐由过去的对青少年的环保教育，转为带有社会性质的民间环保活动。
“现在的NGO处境艰难，肯定是有其根本原因的，而且，我看过太多环保人士的悲剧。”你要环保，多少会影响少部分人的相关利益。除此之外，许多环保工作者，过于狂热，甚至完全不顾自身，连生存都成问题。徐大鹏说，他非常敬佩这样的盟友，但对于民间环保志愿者而言，或许只有先解决了安身立命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将环保事业持续下去。
有人问：您二十年如一日从事环保教育工作，您的初衷和动力是什么?徐大鹏回答说：“我一向不喜欢干别人干过的事情，我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当初武汉市的环境教育几乎还是空白，我认定这个课题，并且坚持下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凭的就是创新、机遇和一股子韧劲儿。我的境界也不高，别人退休了去打麻将，我去搞环保，这两者是一个性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自称是麻将境界。”
目前，徐大鹏正逐步将环教工作扩展到大学校园里去，目前武汉的大学已经有二十多个环保社团。“环保首先要确保生存，只凭一时的热情难以持久。”他在一次环教讲座后这样告诉和他一样一心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年轻大学生。在他眼中，环境保护工作一半靠的是激情，一半还得靠理性。
徐大鹏现在准备将环境教育的对象由原来单纯的青少年校园教育，扩大到大学生群体，同时促成环教走向社区、政府和企业，他们的环境意识高低对这个社会的整体环境意识的高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目前，他还正在筹划一个题为“镜头下的环保故事”的课题，明年在洪湖召开一个全国性质的湿地环境保护教育教材研讨会，目前国内关于湿地保护的教材约有16种，国内对湿地保护的呼声已越来越高。
徐大鹏觉得NGO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两点：第一，代表民众的声音，反映民众愿望；第二，不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成为环境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力军。
(原载《长江商报》2007年11月29日，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