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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的解构主义诠释学，突出了翻译和翻译家的主体地位，极大调动了译者的能动意识，使翻译活动成为一种自由的、无限开放的创造性活动，但在同时也使作者和原语文本客体化，给翻译的评判标准带来极大困惑。艾柯对文本、作者与读者关系的平衡以及赫施对“意义”和“意味”的强调缝合了作者、原语文本与译者、译本之间的断裂，从而为翻译的标准指明了方向：既要看作者原意与诠释意义的叠加的创造性“意味”，也不应忽略作者原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