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馆工作。北宋沿唐制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也赞成改革，却是温和的“改革派”，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是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相当和善，“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并险些丧命。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30多位亲友，涉及他100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直、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宜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忌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被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两人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忌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